第7版()
专栏：
党能领导音乐事业吗？
——驳黄源洛的反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
李焕之
自从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右派作曲家黄源洛就利用各种会议来宣扬他一系列的反社会主义的音乐言论，尤其是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肆意攻击，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断章取义的歪曲，对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所获得的成就一笔抹煞……等等。他在否定党能领导音乐工作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音乐工作纲领。
今年4月，在“人民音乐”编辑部召开的“在京音乐家座谈会”上，黄源洛对目前音乐工作的状况，就作了如下的估价：“在音乐界要贯彻‘百花齐放’这一政策，首先还是要提高园丁的技术，要懂得花。目前的花并不是都已经含苞待放，而是有许多花还只是种子（或者，有些甚至连种子都还要设法搜罗），种子深深埋在作曲家们心里，如何为这些种子安排园地，给他一些条件让他枝繁叶茂，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还要进行许多具体措施，单单叫‘放’是不够的。”（发言全文见“人民音乐”1957年5月号）
这就是说：音乐之花还没有开放，因为园地还没有安排好，有的连种子都还没有呢！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还只是在口头上叫喊而已。
音乐界既是如此“荒芜”，那么，请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何在呢？黄源洛的结论是：“这原因是有历史的，音乐的命运不掌握在音乐工作者手里，而掌握在‘行外’（不敢叫他们“外行”）人士手里的结果，……音乐需要有相对的独立主张，要维护音乐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不能由人摆布，更不能唯命是从。”（同上）
事情不就很明显了吗：音乐事业不能由党和政府（即所谓“行外”者）来“摆布”，音乐需要有和社会主义思想“相对的独立主张”，“更”不能“唯”党和政府之“命”是从。
虽然黄源洛在口头上是“承认党能领导文化艺术”的，是拥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而且认为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是“五四运动的文艺方针的进一步确定”。可是，我们听听黄源洛对于“五四运动”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是怎样理解的呢？他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没有五四运动，恐怕就没有在座的首先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没有新音乐工作者，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社会进步，还不知要推迟若干年。在文化方面，五四运动敞开了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严厉批判了封建落后文化。这时候，文化方面还只能推动到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方面，1942年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经过革命实践，把五四运动的文艺方针进一步确定，推动到基层群众，就是工农兵方向。”（在总政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于五四运动的估价，是黄源洛的反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他以为抓住了“敞开了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和“严厉批判了封建落后文化”，就可以证明他和毛主席的“一手伸向西洋”是一致的，他也就可以用来反对“我们有些文化部门领导”“过分强调人民习惯”，“否认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因此是“忘记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
其实黄源洛的所谓“五四精神”，除了“敞开了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之外，就是“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所以黄源洛是企图否认五四运动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历史事实，他只说因为有了五四运动才有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概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诞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缘故吧。）这样说来，五四运动似乎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了。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得很明确：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为什么黄源洛不愿意承认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呢？不愿意承认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所起的领导作用与组织作用呢？不愿意承认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中国工人阶级在1919年6月3日发动了第一次有政治目的的罢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呢？很显然的，黄源洛不过想歪曲历史，来否认党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事业上的领导作用而已。
黄源洛总以为自己是最懂得什么叫“先进”和什么叫“落后”的，然而他所认识的“五四精神”，恰恰是把先进和落后倒置了。所谓“敞开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并不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的主要特点，而是五四以前，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以至康、梁的“变法维新”，这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已经是向西洋资本主义文化伸开了双手了。在音乐方面，西洋音乐也通过了教会学校中的琴科而输入中国。这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和黄源洛的所谓“五四精神”是毫无共同之点的。毛主席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叫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三个特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的具体表现。
我们不妨根据这三个特征来衡量一下黄源洛的“五四精神”吧。
黄源洛曾经用一个公式来说明他的“五四精神”，他说：“先进的音乐艺术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民族形式→经过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创造加工→民族形式（相当于团结、改造、团结的公式）”，这就是黄源洛对待民族遗产的基本态度。所谓“现代音乐理论技术”不过是“西洋音乐技术”的异名同音。任何民族的音乐遗产，在黄源洛看来都是“原始的”、“落后”的材料，都必须经过“西洋音乐”的熔炉去“创造加工”，才能成功“黄源洛式”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对于继承民族遗产这个问题，黄源洛是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譬如他说：
“有人觉得加强了民族民间学习有好处，我觉得好处是有的，但抵不上损失之大，……”
“新的音乐是可以刺激人类智慧，使对新事物敏感有帮助的，相反的，旧曲调是使生活保守的。”
“我认为固定曲调的牌子也好，板子也好，都只会阻碍音乐文化的发展。……死守着牌子板子不放松，并且把它当作民族优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新歌剧座谈会上的发言）
“要服从群众的传统习惯，就不能急忙的采用平均律；不能采用平均律，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就不能解决，而使我国音乐停滞于自然形态，不能向前发展；……一个说要服从科学，一个说要服从群众习惯。”（音乐上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
这一系列的论点，无非是把民族音乐传统和所谓“新的音乐”对立起来，认为民族音乐遗产根本谈不上什么“优点”，并且把“群众的传统习惯”和“科学”对立起来，似乎尊重民族传统都是反“科学”的，都会“使我国音乐停滞于自然形态”。
既然根本否定民族音乐传统的优点，而又一味强调西洋音乐技术的决定性的作用，其结果还会“创造”出什么“民族形式”来呢？所以黄源洛说：“这朵花现在还在最初的培养阶段”，是“今日最弱的一朵花”。这不就是一概抹煞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音乐创作在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吗！
按照黄源洛的意图，应该是用西洋音乐技术来改造中国民族音乐，这样开出来的花，才是“未来会开得顶灿烂的一朵花”。这还有什么音乐的“民族化”呢，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用西洋来“化民族”吗！
那么，我们再看黄源洛的“科学”吧？
在黄源洛的一切发言和文章里，到处充满了：“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先进的艺术”、“现代艺术水平”、“科学理论基础”等动听的词汇，还有什么“时代精神”、“向前发展”、“创造新声”、“新事物的敏感”等“先进”的概念。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帽子掩盖下的“精神实质”又是什么呢？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西洋音乐技术”。西洋音乐技术在黄源洛的眼里是“万灵金丹”，有了它，“落后”的民族音乐才能变成“先进的艺术”，有了它，“群众的传统习惯”才能按照“科学理论基础”而“向前发展”，有了它，才能“钻出”“迷信”民族音乐的圈套而“创新声”、而具有“时代精神”，总之，有了它，“才是我们起死回生的唯一法门”（黄源洛在1957年整风中的言论）。如果谁不吃他这颗“万灵金丹”，那么，“一切，白费工夫”，“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前途”，“一天到晚捆在一起，成了一个巨大的造粪机”（同上）。
黄源洛的“科学”的一切含义就在这里。
黄源洛的“先进艺术的公式”，是违反历史的。毛主席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黄源洛却否定民族音乐遗产的艺术价值，不给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认为旧文化是“落后”的，“不科学”的。所以，作曲家不必太多地学习民族音乐，因为“有一点也就是一点，一点也可以创作”。只要有西洋的音乐技术就足够来改造和代替自己民族的艺术了。这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作法，难道是科学的历史观点吗？
黄源洛的“先进艺术的公式”，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他所要创造的“新民族形式”，不过是旧形式经过西洋技术的“改造”就可以成功了的，现实生活、时代精神在他的公式中没有任何地位。而且按照黄源洛的说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曲家，可以不必学习马列主义，可以不必思想改造，因为：“学习音乐理论创作的人，是多少受过五四思想指导的，同毛主席文艺方针并不是有多少距离的”。所以，只要有西洋的音乐技术，就可以“创造新声”。这种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里里外外都渗透了没落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这种思想体系，是上上下下都充满着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难道这里面还有半点先进的唯物主义者的气味，还有一丝一毫的科学思想和客观真理的地盘吗！
像黄源洛这种崇拜西洋音乐技术到了迷信的程度，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的吗！
那么，在黄源洛的“五四精神”中，“大众的”特征又表现在哪里呢？
黄源洛认为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把五四运动的文艺方针进一步确定，推动到基层群众，就是工农兵方向”。如果按照黄源洛所解释的“五四精神”来看，那么，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就是把“敞开了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作“进一步确定”，并且把它“推动到基层群众”，这就是“大众化”。无怪乎黄源洛要说“先进的艺术品是经过相当长的教育才为群众理解接受的”，因为“专业学院和群众团体之间是有距离的，有矛盾的；这矛盾应如何解决呢？”“群众不是专家，专家研究出来的东西，是应该在群众中逐步推广的……”但“这常被强调‘习惯’而加深了他们的矛盾”。不过，“为了群众习惯，也可以迁就一下群众，是一个从事党的宣传员应做的工作，这就不是可以解决吗？”
论点十分清楚：“群众习惯”不应该强调，“专家”合乎黄源洛“五四精神”的“专家”——的作品“应该在群众中推广”，并且“经过相当长的教育才为群众理解接受”，如果，“为了群众习惯”而必须“迁就一下群众”时，那么，这不是“专家”的工作，而是所谓“从事党的宣传员”的工作了。
黄源洛处处都批评我们“文化部门领导”是“过分强调人民习惯”，你看他是多么“愤慨”地在反对“习惯”啊：“庸俗社会学观点和教条主义结合起来，音乐空间在他们脑子里已经定型，
‘习惯’可以代替一切，新的生活和习惯对立，创作新声和习惯对立，世界知识宝库中的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和习惯对立，……”因为领导“仅从一个角度去看（是不是目前群众最熟悉的，最习惯的）来批评审定任何音乐创作”，“这就把音乐事业，当成一般商品看待”，而“认为这就叫‘现实’——现实就是‘兑现’”。（引自黄源洛在总政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
什么叫“习惯”？黄源洛叫嚣着反对的“人民习惯”，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习惯”是指我们的民族音乐传统，“习惯”是指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事物，“习惯”是指群众的艺术趣味，“习惯”是指人民的感情与思想，甚至劳动人民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在黄源洛眼里也都是“习惯”。总之，“习惯”代表着人民群众的一切，黄源洛就是借反对“习惯”之名来攻击党在文艺政策上的群众路线。
黄源洛为什么要反对周扬同志“硬搬柏林斯基的话，就是：‘要改变人民的习惯，等于把他捆起来用鞭子抽他，赶着他走’”呢？不正是因为黄源洛仇视“人民的习惯”吗！黄源洛还梦想着回到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里，可以蛮横地骑在人民的头上，用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五四精神”，来“把人民捆起来，用鞭子抽他，赶着他走”呢！
这是什么“大众化”啊？这是彻头彻尾的“化大众”！
黄源洛的整个“五四精神”的思想体系就是如此。他企图用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笔来改写新音乐运动的历史，来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来抹煞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一切成就。
因此，黄源洛对党所领导的音乐事业的估计是：“庸俗社会学笼罩着音乐的领空，音乐家的思维被禁锢着”，“在这一种思想支配之下，‘反洋教条’和‘复古主义’者的思想汇流，‘游击战术’和‘庸俗社会学’汇流，产生了一套领导文艺工作的公式”。所以，“领导，真正对业务来说，他是空的没有真正结合实际的思想武器，他只有一枝红樱枪，而且生了锈，这支武器越到上面，就锈的越厉害。一层两层，越是上层，越是跟在后面”。（在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整风小组会上的发言）
黄源洛是多么仇视“游击战术”和“红樱枪”啊！然而这两个东西却是那么亲切地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红樱枪”本身固然是一件比较原始的武器，但当它是在最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战略思想领导下、掌握在广大工农群众手里的时候，这支武器却是不可战胜的。黄源洛不过是假借反对落后的“红樱枪”之名，来攻击党的革命传统，攻击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是假借反对“庸俗社会学”之名，来攻击马列主义、攻击共产主义思想。
历史是不能改写的，新音乐运动的历史证明：只有当音乐家、作曲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领导以后，中国的音乐事业才走上了最彻底的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道路。我们说聂耳是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曲家，从他之后，在党的思想领导下组成了一支越来越强大的音乐的生力军，为中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开辟了道路。在这里，我们丝毫不低估五四以来的、中国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作曲家，如萧友梅、黄自、赵元任等人对中国新音乐事业的贡献，他们的劳绩是五四以来新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他们虽然写了不少爱国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作品，却也写了像“青天白日满地红”（黄自）、像“新生活运动歌”（赵元任）这类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维护反动的社会秩序的歌曲。他们的创作道路还不是最彻底的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
党所领导的音乐事业，一开始就是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密切联系着的。党是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关怀着音乐事业的成长，因此，党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所提出的方针政策，都使音乐工作有力地向前推进。特别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了音乐工作者更坚定地为工农兵服务，更深入地、认真地向民间学习、向群众学习、努力改造思想，因此，在音乐工作上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
全国解放以来，党提出了发展科学与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为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号召。但黄源洛却有意歪曲和否定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意义，说什么“音乐艺术的花还没有开”，党的政策只是为“未来的盛开准备了先决条件”。黄源洛还异想天开地以为党的政策将会为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花”“准备先决条件”呢！“百花齐放”的方针决不会为资产阶级的艺术准备任何条件和“安排园地”的。而社会主义音乐的花朵，从聂耳以后就已经萌芽、包苞、开花、结果了。党的政策鼓舞我们更积极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开拓更宽广的园地。历史上没有任何的社会制度能比得上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彻底地解决艺术和人民的关系，这样正确地继承前人智慧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这样尊重自己民族的艺术而又同样尊重其它民族的艺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社会主义文化更进一步繁荣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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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放映队帮助农民辨明是非
许崇义
农村电影放映队配合农村中开展的大辩论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挑选了许多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影片四出巡回放映，运用了多种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帮助农民辨明是非，促使农民增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浙江省平湖县第一放映队在配合当地农村反瞒产运动中，选映了“智取华山”、“沙家店粮栈”和“苏联的一个集体农庄”等影片。在映出中，他们根据“智取华山”、“沙家店粮栈”等影片内容，着重宣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的战斗精神，以及老区人民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忍饥挨饿把粮食缴给国家的重要意义，有力地批判了当地某些人瞒产积粮的错误想法。许多人看了影片后都很感动地说：“老解放区人民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还踊跃交公粮，今天国家根据三定政策，并且订出了合理价格来收购粮食，如果我们还要积粮不卖，那实在太不对了！”在放映“苏联的一个集体农庄”时，放映队员们又着重阐述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道理，给农民群众指出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远景和奋斗的道路。
农村电影放映员们在和群众接触中或通过会议了解到情况后，经常应用这些资料编写成宣传材料或绘制成幻灯片，配合影片进行宣传。如平湖县第一放映队访问了翻身农民褚正荣以后，就自画了一套幻灯片将褚正荣的新旧生活作了一番对比，并且配上通俗的顺口溜解说，使得农民通过褚正荣的情况明确地认识到合作化的好处。又如江苏省句容县的放映队了解到当地有些农民认为粮食吃的太少，生活太苦等思想情况后，就利用幻灯片帮农民算了三笔账，又放映了“口粮标准是否低”的幻灯片，指明不要浪费粮食，应该有计划地用粮。因为这些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和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得很紧，很能打动人心，对农民的启发帮助很大。
除了通过影片、幻灯等进行宣传外，农村电影放映队还利用巡回放映的特点，在交通运输工具如大车、船只等周围布置带有政治鼓动性的标语，或者在放映点举办图片展览会等。江苏省高邮县第一放映队在农村中举办的一套图片展览：“想想过去苦连天，看看现在心里甜”，因为内容丰富生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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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师生辩论中发现
“十分勤俭”的学校中却有大量浪费
新华社天津20日电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师生员工最近对勤俭办学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
这个学校在天津六所高等学校中被认为是条件最差的，房屋拥挤，设备也比较简陋。图书馆虽有藏书二十七万册，但只有两个小阅报室。学校没有暖气，大部分厕所没有抽水马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师生认为“我们学校勤俭到家了”、“不存在节约问题”，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学校不像个高等学校，主张并到别的高等学校去。
但是根据鸣放中的揭露，这所被认为已经“十分勤俭”的学校却到处有大量的浪费。很多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中文系学生杨辉等人提出：“我院教职员工有四百零八人，但是非教学人员就有二百一十八人，这种现象不合理。”外文系俄文专业二年级全体学生在大字报中写道：“请看外文系，师生比例二比一；学生少，先生多，不少人闲着没事做”。图书馆藏书二十七万册，但流动的只有五万册，有的书买了一年多还编不出书目来，有的书甚至不翼而飞。价值一千二百元的绝版书“南画大成”在一年前竟然“失踪”，最近才从书库的零散书堆里找出来。图书馆原有一部价值四千多元的“四库备要”，但是采购人员竟然不知，又买了一部；历史系教师也买了一部。体育教研室只有八个教师，订阅的杂志画报竟达五十六种之多，其中有二十二种外文画报杂志。水、电等的浪费也是惊人的，全院平均每人每天消耗一百五十磅水。学校的公共浴室，不但本院师生能免费洗澡，连亲戚朋友都可以在那里享受免费待遇。至于不爱惜公物造成的浪费更多到无法统计。
在辩论中，很多人认为，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物质上的损失，而且在师生中滋长了个人主义、不爱惜公共财产等坏思想。例如美术系有一次到北京买石膏像，只要一个人就够了，结果去了八个人，光是报销车费、补贴费就一百多元。有的学生拿助学金买高级化妆品，看电影，大吃大喝。大多数人认为，学校条件差是事实，但是并不影响学习质量。美术系教授穆家麒说：“过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用树枝代替画架，没有炭条，大家去烧。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过去不知好多少倍。”这种生动的对比，更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许多师生联系到勤俭办学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认为“勤俭建国、勤俭办学”是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缺少的一条。
经过辩论，这个学校勤俭办学的风气开始树立起来。教育系教师决定合并办公室，把腾出来的三间房子交给学校。美术系经过全体教师讨论，决定合并三间办公室，节省两个炉子，今冬就能节省三吨煤；并且由专人研究和起草学生绘画材料供应办法、模特儿使用办法、图书资料购买计划，以杜绝经费开支上的浪费和漏洞。全体教师还从仓库里清理出积压的制图仪器、绘画用具、颜料等，价值近万元，他们还从破烂堆里找出了一件珍贵的宋瓷。由于各系都草拟了节约办法，这个学校明年的书报杂志经费将从今年的一万七千多元减少到六千多元。不少经济情况较好而领取助学金的学生，也自动提出要求退减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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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干净净过新年
北京市将开展卫生突击宣传
本报讯 北京市将开展冬季“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突击周。
北京市冬季“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起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运动发展还不够平衡，特别是没有抓紧消灭过冬的残存蚊蝇。为了把运动推向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全市性的高潮，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从22日到29日（郊区是24日到31日）在全市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周。
通过突击周的宣传，要求一方面进一步阐明“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意义，给广大群众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运动的情况，运用典型事例，深入宣传，动员群众大力消灭过冬蚊蝇，同时积极灭鼠，灭雀，搞好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干干净净过新年，在全市造成人人动手除四害、讲卫生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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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农民报喜
农村通俗丛书出版
通俗读物出版社陆续出版八套“农村通俗丛书”。
这八套丛书比较有系统，是从全国已有出版物中挑选出质量比较好的五十多种通俗读物编成的。内容有向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向农村党员进行共产党基本知识教育的；有介绍农村模范人物事迹的；有介绍我国历史上一些有名人物和有名事迹的；有自然科学常识；有农业技术知识；有小说、曲艺和民间故事；有文娱活动材料。这些书，凡是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阅读。
丛书已有四套出版，其余四套12月下旬可以全部出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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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要求在七年内消灭疟疾
今年疟疾病人已经减少40％以上
本报讯 湖南省今年防治疟疾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全省1至10月份的疟疾发病人数，比1956年同时期降低了43.24％。
湖南省在今年正式公布的七年消灭疟疾的规划中，提出了今年展开防治、迅速降低发病率和控制暴发流行的任务以后，各级党政领导加强了对防治疟疾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县成立了抗疟办公室和防疟领导小组，部分县里的乡、社也成立了疟疾防治委员会，具体领导防疟工作。大部分地区还充实和调整了县卫生防疫站的技术力量和物资配备，加强了县卫生防疫站对防疟工作的业务领导。各级领导还召开了专业会议，对防疟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训练了专业干部。大部分地区还组织和训练了广大的社会医疗力量，发动了联合诊所医师和农业社的卫生员参加了防疟斗争。从今年春季开始，湖南全省普遍地展开了抗疟疾复发治疗、系统治疗和预防性服药等工作，大量地消灭了传染源，减少了复发率，控制了流行。有些地区还充分发挥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广泛地运用了中药和民间有效的防治方法，对降低疟疾发病率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今年湖南省四十个县的疟疾发病人数比去年下降了50％以上，其中有十五个县下降了60％至69％，有六个县下降了70％以上。
最近，湖南省又召开了疟疾防治会议，总结了今年防治疟疾的工作经验，并提出了1958年要把全省疟疾发病人数下降50％的要求。
为了战胜疟疾，保证农业大丰收，这次会议还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防治疟疾的领导；继续充实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保证抗疟药品的及时供应；充分发挥社会医疗力量，建立从县到乡到社的防疟组织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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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然滑冰场日内开放
本报讯 北京市各个天然滑冰场都已冰冻，日内即将开放。几天来气温骤降，首都五个滑冰场——什刹海、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和陶然亭冰场目前冰层已厚达六寸多，场地已收拾得光滑如镜，灯光、存衣、卖票等设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等冰层厚到七寸，即可开放。
北京市体委今年在西郊增辟的紫竹院滑冰场已于20日开放。
为了满足首都成千上万的滑冰爱好者的需要，今年各冰场都将延长开放时间，夜间的灯光照明将比往年加强，场内出租的冰鞋也将比去年增多。各冰场还将聘请专人为初学滑冰者讲授滑冰基本技术。
今年各冰场还将增辟儿童滑冰区，目前已准备了大批的儿童冰鞋、冰车，供少年儿童使用。
北京市的六个滑冰场，总面积共有九万多平方公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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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师生迎接冬季锻炼
本报讯 为了积极开展冬季体育锻炼，清华大学学生会最近召开了全校学生体育干部大会。蒋南翔校长和马约翰教授都在会上讲了话。
蒋南翔在会上说，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青年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业务的人材，同时还必须是体魄健全的、能劳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蒋南翔鼓励大家踊跃参加锻炼。他说，每个同学都要争取在毕业后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老年是丰收的季节，年纪越大，知识、经验也就越丰富，但要想在老年丰收，就必须在青年时代播种，所以，大家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清华大学有很有经验的体育指导，有比较悠久和良好的体育传统，设备也不差，因此清华大学完全有条件把体育锻炼开展起来。
马约翰教授在会上，以他自己的亲身体会，向同学指出了开展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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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人民冒着寒风练长跑
本报讯 冬季体育锻炼活动在江苏省已广泛开展起来。
为了把今冬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更好，南京、徐州、扬州、金坛、泰县等地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先后发出了展开冬季长跑运动的联合通知。南京市已经开展了冬季长跑和第三套广播体操活动。目前，南京市的主要街道和公共汽车上都悬挂着号召人们参加冬季锻炼的横幅标语，街道上的许多橱窗都陈列着体育照片，电影院也放映体育幻灯片。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练长跑和做广播操。各机关、工厂、学校的领导上都很重视冬季锻炼活动，带头参加活动。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在全校长跑起跑大会上作了动员，并带头跑完了第一段路程。
扬州市和徐州市也都广泛地开展了长跑运动。徐州市还准备在长跑锻炼的基础上召开农民运动会。金坛、六合等县除开展长跑等活动外，还在农村中开展农村固有的石担、石锁等运动。 （李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