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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在职干部文化水平
一百多万人参加业余文化学习
本报讯 在职干部的文化学习已经有了广泛开展，全国县一级以上机关普遍开办了干部业余文化学校，部分地区区、乡干部（脱产）的文化学习也已经组织起来。到1956学年度第一学期止，全国约有一百三十万机关干部和四十万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从1952年到1956学年度第一学期，已经有二十三万多人摆脱了文盲状态，有四十五万多人提高到相当于高小毕业水平，有八万多人提高到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有六百多人提高到了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机关干部的文化面貌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例如成都市公安局在1953年参加文化学习的干部中，文盲、半文盲占38％，高小程度的占48％，初中程度的只占14％，但是，到1956年秋季，初中程度的干部人数上升到73％，高小程度的干部人数下降到26％，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已经基本上扫除。广大工农干部由于学得了文化，他们的工作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党和政府还分批抽调文化程度较低的区长、区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等主要负责干部离职学习。因为他们工作任务繁重，流动性大，在业余时间坚持系统的文化学习困难较多。目前，各个省市都开办有干部离职文化学校。1956学年度第一学期，在干部离职文化学校学习的就有七万三千多人。从1954年到1956学年度第一学期，通过离职学习有二万四千余人摆脱了文盲状态，有三万人提高到相当于高小毕业的水平，有九千九百余人提高到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水平。
有的地方在组织干部参加业余文化学习时，贯彻了中央指出的“着重吸收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工农干部参加学习”的精神。浙江省杭县专门组织了领导干部学习班，吸收区级以上干部入学，并且根据他们的工作特点，采取了“集中上课，分散自学，专人辅导”的学习方式。有的地方还开设了老干部特别班（组），授予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文化知识。
干部的学习情绪都很高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在学习文化中勤学尊师，不迟到，不缺课，带动和影响了广大干部的学习。中共浙江省杭县县委书记孔宪连和江西省保险公司副经理耿新，由于学习积极，成绩优良，都曾被评选为学习模范。
目前，不少地区在整风期间都坚持了干部的业余文化学习。陕西省鄠县经过全面安排，县、区都开办了业余文化学校，县级机关应当学文化的干部94.5％已经入学，区、乡干部参加文化学习的也已达到应当学习文化人数的87.4％。但是，当前干部文化教育工作教学质量不高，业余学校的领导干部薄弱，干部文化教育的方针、目的、教材、教学计划等，还有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教育部将结合整改加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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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正积极编制
建立卡片中心 开展馆际互借
本报讯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正在积极编制。经过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调查，全国二百四十四个比较大的图书馆共藏书六千四百五十万册，其中没有整理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六万册。北京藏书占第一位，有一千七百万册，上海第二位，有五百四十万册，南京第三位，有四百五十万册。
据调查，目前全国已经编出的联合目录有：四十七所高等院校西文期刊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全院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化学化工外文期刊联合目录、武汉地区期刊联合目录、南京二十六馆外文科学技术期刊联合目录、大连生物制品所等三个单位的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和俄文期刊联合目录、重庆市医学联合目录、北京五个图书馆的中医书目录等。
目前正在或计划编辑的专题联合目录有：中国近代革命史联合目录、中国医药书联合目录、中文政法图书联合目录、水产海洋图书联合目录、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全国方志联合目录，这六种联合目录计划在1958年内完成，个别目录估计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计划编制的联合目录还有：航空工程图书联合目录、济南中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山东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
此外，目前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还正在编辑西文、中文和日本三种期刊联合目录；同时，计划在1959年前同有关单位合作完成西文数学、力学、物理、化学、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地质学等联合目录。
为了便利今后开展馆际互借，发挥各图书馆藏书的潜力，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并且使联合目录的编制工作经常化，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在最近向全国二百多个图书馆发出建立卡片目录中心，征集西文卡片的办法（草案）。从明年1月开始，将由三十三个西文书比较多的中心图书馆和重点图书馆定期把新编西文书卡片寄给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由这个编辑组按时编制“全国西文新书通报”和书本式联合目录。据了解，建立卡片目录中心，在新中国图书馆目录界还是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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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出现三千多“四无”村镇和居民点
山东阳谷县广大群众向四害宣战
新华社南京17日电 江苏省出现三千八百六十多个无鼠、无蝇、无蚊、无雀的村镇和居民点。
江苏省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在城镇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在农村也普遍开展。全省两年来共捕鼠八百八十二万多只，捕雀一千一百九十八万多只，掏雀蛋二百四十八万多个，挖蛹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多斤。去年结合卫生运动还积聚垃圾肥料八亿五千三百万担，支援了农业生产。
由于蚊蝇大大减少，江苏省季节性发病率已显著下降。以1956年同1955年比，伤寒、副伤寒发病率下降35％，斑疹伤寒发病率下降52.7％。1957年1—9月份同1956年同期比，痢疾发病率下降29.9％，伤寒、副伤寒发病率下降36.5％。
江苏省不少市县和乡村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出现了讲究清洁卫生的新风气。赣榆县汪于村是一个山沟中的小集镇，在卫生工作开展前，有过这样一句民谚：“填不尽的水沟，挑不尽的石头。”到处污水沟塘，猪不归圈，臭气冲天。经过两年的卫生工作，肮脏的街道变成了清洁平滑的街道，居民订立了五天一次大扫除的清洁卫生制度，两年来一直坚持。南京市五老村几年来努力除四害，改善环境卫生，从1952年到现在一直保持卫生模范的光荣称号。
为了将爱国卫生运动推向新高潮，江苏全省已有不少地区掀起了冬季卫生运动，全省冬季除四害运动将在明年元旦前全面展开。
新华社济南17日电 山东省阳谷县的一百零四个农业社结合冬季生产，掀起了群众性消灭四害运动。
这些农业社的社员们从12月初向四害宣战后的十天内，已捕捉老鼠、麻雀一万一千多只，消灭了大量过冬残蝇。山东省阳谷师范学校的五百多名师生利用课余时间，采取白天侦察、晚上捕捉的办法，六天内就捕老鼠、麻雀二千多只和大量残蝇。姜庙区卫生工作者协会的许多医生也积极带头捕鼠捕雀，传播消灭四害的经验。消灭四害较好的仓子区和姜庙区，最近又捕捉老鼠、麻雀三千多只，这两个区的王园、崔庄、三教寺、韩寨等十多个村已基本达到无鼠无雀。
许多农业社还结合冬季积肥运动开展了屋内洁、院内洁和村庄周围洁的三洁大扫除。有不少的乡和农业社还用药粉或锯末熏房屋，普遍挖了厕所、猪圈和臭水沟，消灭蚊蝇的孳生地。阳谷县的大布、焦海、小迷魂阵和沙土集等十二个村庄，除了捕鼠捕雀以外，还确定了专人打扫街道，清理厕所、猪圈，争取1958年基本上达到无蚊、无蝇、无雀、无鼠的四无模范村。
阳谷县的许多农业社近两年来都很重视消灭四害的工作，从今年1月份到12月上旬，全县已消灭老鼠、麻雀十七万零六百多只，挖蝇蛹一千三百多斤，结合卫生大扫除积粪十四万九千八百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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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山区
农民文化丰收
太行山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随着农业大丰收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丰收。
今年，全区开办了民校七千六百四十所，占村数（包括自然小山庄）的88％，参加扫盲学习的农民共有五十四万多人，到10月底统计，已毕业二万三千多人。从1954年开始到现在共有二十六万多人摆脱了文盲状态，并出现了平顺县西沟等二十八个无盲村，从而程度不同地改变了农村文盲多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平顺西沟是全区条件最差的一个小山庄，解放前只有三个农民识字，到现在成了无盲村。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从小就没有念过一天书，现在不仅能看报纸，并且能写出非常通顺的总结报告。该村扫盲毕业的学员中当了乡、社干部的六人，记工员、读报员十五人。由于广大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 （赵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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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举行四城市滑冰对抗赛
九名运动员打破九项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讯 1957年黑龙江省四市（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速度滑冰对抗赛，经过两天比赛，已在15日晚结束。共有九名男女运动员打破了九项全国纪录。
15日上午，在男子一千五百公尺比赛中，李太权创造了二分二十八秒一的新成绩（全国纪录是二分三十秒八）。李太权在这次对抗赛中还创造了五百、一千五百、五千和一万公尺四项全能总分二零五·三七六分的全国最高成绩。这个成绩不但打破了林振坤保持的二零八·七八三分的全国纪录，而且还超过了郑弘道今年2月间创造的二零七·六三八分的全国新成绩。
在15日上午的比赛中，哈尔滨选手杨云香和齐齐哈尔选手卢成玉分别以一分五十四秒二和一分五十四秒六的成绩，打破了女子一千公尺一分五十五秒四的全国纪录。
在15日晚举行的女子三千公尺比赛中，卢成玉还创造了六分九秒一的新成绩，这个成绩也比一星期前她在1957年速度滑冰测验比赛中创造的六分十七秒三的成绩有了提高（全国纪录是六分二十六秒五）。卢成玉在这次对抗赛中，五百、一千、一千五、三千公尺等四项全能的总分是二三二·六一六分，也超过了她一星期前创造的二三七·八一六分的成绩（全国纪录是二四二·六四九分）。
女子四项全能总分第二名是哈尔滨的杨云香，她在这次对抗赛中获得了五百、一千公尺两项第一名，并且也打破了四项全能总分的全国纪录。
在14日的比赛中，男女运动员们还分别打破了女子五百公尺、一千五百公尺和男子五百公尺、五千公尺四项全国纪录。其中齐齐哈尔选手李太权创造了五千公尺八分五十九秒三的全国最高成绩（全国纪录是九分三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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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的冰上运动开始了
一场大雪降后，把祖国北方美丽的城市——哈尔滨带入了严寒的季节，群众性的冰上运动开始活跃。市区南岗滑冰场已经开放，每天都接待上千的滑冰爱好者。
图为星期天的南岗滑冰场。 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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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卫生村”
被称为“卫生村”的浙江省金华县邢八染村，四年来没有发生过传染病，一般疾病也很少发生。
这个村的卫生工作经验，曾在最近举行的中共浙江省代表会议上介绍。湖南和浙江全省还组织了参观团到这个村去参观。
邢八染村现在已经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做到基本无蚊、无雀、无鼠，苍蝇也大为减少。村子里处处清洁、户户干净、人人卫生。屋前屋后都看不见垃圾堆和臭污水，大人小孩衣服勤换勤洗，厨房、厕所、猪栏、牛栏都很清洁整齐。夏夜乘凉不用扇子赶蚊子，收下粮食也没有老鼠咬。全村农民个个身体健康，从1954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任何传染病。当这个村子周围的几个村都流行白喉、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时，由于全村农民做好预防工作，没有一个感染生病。
邢八染村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制度。几年来一直坚持一星期一次大扫除。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翻缸倒钵，铲除杂草，疏通阳沟，填平洼地，连门缝板壁都洗刷干净。全村又实行粪便管理，粪池全部加盖。同时新开了吃水井、用水池，做到吃水用水池塘分开使用。
目前这个村正在开展人畜分居，分塘用水，消灭越冬蚊蝇等工作，争取1958年做到无蚊、无蝇、无鼠、无雀、无疾病的村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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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第一呢还是艺术第一？
——记北京京剧团艺人们的一场争论
本报记者 吴大钧
近一个月来，北京京剧团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极其不平凡的日子里。究竟是政治第一呢，还是艺术第一？这个多年来在不少艺人的思想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已成了大家日常谈论的中心。
大家对政治能领导一切，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当具体联系到作为一个演员，究竟是应该政治第一呢，还是艺术第一的时候，意见就有分歧了。艺人们把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尽情地在小组会上自由发言，张贴大字报说理，于是，一场热烈的争论展开了。
北京京剧团主要演员的艺术是全国著名的。他们的物质待遇要比一般演员优厚得多。有人就是从这种比较提出了：“艺术第一，政治第二。”因为“有了艺术就有了一切。”这种看法最初有相当多的人同意，但也有些人不同意。不同意这说法的人说，我们团的几位团长受到大家的爱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演得好，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得好，这当然会受到观众的欢迎。为人民服务得好的人，待遇自然也应该高些。像李万春虽然有些艺术，但是个右派分子，他如不彻底改变反动的立场，还有谁要看他的戏呢？他的艺术再高也是白搭了。
提出艺术第一的人又说，政治是要的，但没有艺术一掀台帘就完了。有艺术就能卖满堂，没有艺术就卖不了满堂，政治只要跟上去好了。有的人则认为，在后台政治第一，在台毯上是艺术第一。反对这种意见的人说，没有艺术当然不成，但卖满堂有真有假。像演“将相和”“打渔杀家”等戏，观众看了不仅欣赏了艺术，还得到了教育，所以这些戏经常卖满堂，这是受到观众真正的欢迎的；假的像剧目开放的时候，有的剧团最初演出几场“马思远”“杀子报”等戏也卖了满堂，后来卖座就越来越差，很多观众看了戏就批评剧团，有的还写信提出抗议。我们演这种宣扬凶杀、色情的戏是毒害观众，观众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我们在台毯上演戏先要考虑这戏的思想内容好不好，艺术第一行吗？接着，又有人认为，光政治好，艺术不好，再好的戏也没有什么人看，也就达不到教育观众的目的，那又有什么用呢？主张政治第一的人说，演戏既要政治内容好，又要艺术好，演戏就是舞台上的政治，观众看了就要受影响。我们是文艺工作者，人们称我们是灵魂工程师，难道我们能去毒害观众的灵魂吗？艺术高，演的是坏戏，那么毒害观众也深；演好戏，越能感动观众，观众受的教育也越大。政治通过戏来表达正反人物，有了政治才能很好分析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情感。如“打渔杀家”中的萧恩，我们如果没有仇恨地主阶级的劳动人民情感，萧恩准是演不好的。
经过了这些争辩，大多数艺人渐渐认识到政治第一的重要，少数坚持艺术第一的人对自己的主张也开始怀疑了。但他们又从剧团里今年曾有部分演员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较好的才能出国，没有艺术不能出国和练工、排戏、演戏的业务时间比听报告、政治学习的时间多得多来说明艺术第一。孙元喜、郝庆海、何振兴等都反对他们说，先有世界青年联欢节，才需各国派青年代表团去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首先是中国青年的代表，然后才是演员。我们的节目都是介绍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也代表了中国的古典艺术，社会主义文化，来促进国际间青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这决不是单纯去演戏而是一个政治任务。练工、排戏的目的就是为了演好戏来更好的为观众演出，这还算是艺术第一吗？政治决不是单指一些听报告和政治学习。还有些人把剧团里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也看作艺术第一。如剧团里过去没有建立起借钱的审核、批准办法，有时主要演员借大笔的钱很方便，一般演员家中有病人借几十元钱也很麻烦。有的主要演员没有很好遵守制度带人去后台，工作人员劝阻还挨了骂等等，经过了解释，大家才认识到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正是剧团这次整风运动中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来改进的地方，如果没有党的政治领导，是决不会改进的。
很多老艺人用亲身的经历来说明无论什么时代都是政治第一。在军阀时期，“捉放曹”“击鼓骂曹”二出戏因曹和曹锟的姓字讳忌而被禁演，敌伪时期“文天祥”等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戏也是被禁演的，国民党统治时，则有很多进步的戏被停演、禁演。我们人民自己当家的时代当然也不能演出毒害自己的戏。
用新旧社会的对比，更进一步使大家同意并心服了政治第一的说法。姚品一说，过去我们晚上演戏，白天摆香烟摊，这样还维持不了生活，在社会上被称为戏子，艺人三辈子进不了考场，受到各种歧视和侮辱，还谈什么艺术？现在我们被称为文艺工作者，人类灵魂工程师，很多艺人当上了人民代表，政府还常派我们出国，这些难道还是艺术第一吗？裘盛戎说，我过去收入虽然不少，但物价天天上涨，生活一直是不安定的，只有在解放后，我才完全安心于艺术创造。还有些人举出昆曲作为例子说，在反动统治时期，昆曲已快消失了，但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下，昆曲受到政府大力的扶植，已恢复了它的青春，很多老艺人都受到妥善的安排和救济，这些都说明了政治第一。谭富英认为，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他和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合作根本是不可能的，过去不要说合作，就是登报名字前后次序也是争个不休。北京京剧团存在的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政治第一。
这一场大争辩澄清了艺人们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中很多模糊和错误的观点，大家的思想认识都显著的提高了，艺人们已切身感到只有把政治放在艺术之上，艺术才能很好的提高、发展，艺术脱离了政治的领导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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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学校里
在学校里
修建校园
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两千多师生员工修建校园。院长、党委书记、教授和学生们一起搬砖石和泥灰，有的人手上磨出了泡还坚持在工地上。有些学生在劳动过后贴出一张大字报，上面说，“我们希望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向工农学习。”目前，这个学院已作出规定，每周星期五抽出一定时间，给师生参加体力劳动。（余）
半夜扫街
北京市二中学生踊跃参加体力劳动。高二（三）班学生有一次帮助清洁队扫大街，半夜一点半钟就去扫。虽然那天很冷，但是大家干得很起劲。他们扫完了王府井大街，还去扫东华门和南河沿的街道，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任务。高三（一）班的学生到新华书店做售货员，到电车公司洗刷电车。初一和初二的学生，还到儿童电影院和红星电影院服务。初三（八）班和高一几个班的学生还参加了修建东单区青年靶场的劳动。
这个学校学生的体力劳动，是由学生会的劳动部组织和指导的。还在9月中旬，二中全体师生就利用假日帮助星火农业社收割玉米。在那次劳动中，他们普遍要求能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来锻炼自己。学生会劳动部就在大家的要求下成立了。（张觉民）
帮助农民
安徽省全椒中学和全椒师范学校九百多师生员工，到曙光、南屏、青春等农业社去帮助农民生产。经过五天的劳动，他们车水浇田一百六十多亩，打土块八十多亩。全体师生员工在劳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和责任心。全椒师范学校订出了四项劳动纪律，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农业社的各项纪律，爱护生产工具，服从生产队指挥，按时按质按数完成生产队交给的任务。他们这样做了，不但给社员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大大鼓舞了社员们的生产情绪。大家在抗旱抢种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劳动教育，加强了劳动观点。
（邵毓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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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
罗常培
各族人民期待已久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了。这个草案是经过长期的研究讨论，发挥了集体的智慧，逐渐修改而成的。右派分子章伯钧之流造谣惑众，说这个草案是少数人包办的，这完全与事实违反。关于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人士中多次讨论的详细经过，因为已经另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只想简单说明汉语拼音方案演进的略史，以见“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历史渊源。
（一）
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许多抱有爱国思想的人士认为国势孱弱，由于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由于汉字繁难。于是群起提倡汉字改革。有的主张仿照西洋传教士所创的拉丁拼音字制造字母，来代替汉字，或辅助汉字读音。有的主张仿照日本假名制造拼音简字，以改良反切，辅助读音。由后一种主张演进，成功了过去四十年曾经对于辅助汉字读音起过相当作用的注音字母。由前一种主张演进，就成功了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如果推溯这个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它胚胎于三百五十二年以前（1605），到近六十年以来才逐渐发育滋长，其间不知经过多少次挫折，耗费了多少人的心血，一直到现在才能完成。这完全是历史推演的结果，绝不是少数人一朝一夕所能突然促成的。
用拉丁字母标注汉文，最初还是由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为学习汉语汉文而引起的。明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Matteo Ricci）偕罗明坚入端州。“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他对于汉语汉文所以能学习得很快，除了看图识字以外，主要是靠拉丁字母注音来帮助。根据现存的文献，“程氏墨苑”收有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窦用拉丁字母标注的汉文四篇：1．“信而步海疑而即沈”，2．“二徒闻实即舍空虚”，3．“媱色秽气自速天火”，4．“述文赠幼博程子”。这四篇都是徽墨的拓本，汉文和拉丁文对照，陈垣先生曾据通县王氏鸣晦庐藏本影印行世，题名“明季之欧化美术与罗马字注音”（现有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本，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这四篇注音文件一共有三百八十七个不同音的汉字。归纳它们拼音的系统，分析出二十六个“字父”（即声母），四十四个“字母”（即韵母），五个声调符号。在他以后还有清朝康熙十年（1671）耶稣会教士何大化（R．P．AntoniusdeGouvea）用汉文和拉丁文对照在广州刊布的“昭雪汤若望文件”，拉丁原名叫做“Innocentia Victrix”。汉字旁边都附着拉丁字对音，各文件的字体也都照原来的式样摹印。原件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这份文件计有十二种，共存二千六百六十六字，另外还有夹在拉丁文里的二十六字；两项共计有二千六百九十二个对音材料。若除去重复的汉字不算，还有六百六十六个对音。比起“程氏墨苑”里所收利玛窦的拉丁字对音几乎多了一倍。两种拼音系统虽然有个“大致不离”的规模，却不限制“大同小异”的出入。这也是初期拉丁字拼音应有的现象。
在利玛窦开始用拉丁字标注汉音（1605）后二十年，在何大化“昭雪汤若望文件”刊布前四十六年，耶稣会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又应用拉丁字标注汉音的原理作了一部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汉文的书，叫做“西儒耳目资”（1625）。这部书是经过中国学者的指示，根据中国音韵的原理，加过一番整齐划一的功夫的，自然比利玛窦和何大化顺手拼写的注音更为系统化了。“西儒耳目资”里共有五个“自鸣字母”（即元音），二十个“同鸣字父”（即辅音），四个“不鸣”的音（即他国用中国不用的辅音），五个声调符号：——“清（?）、浊（?）、上（?）、去（?）、入（?）”。应用这个拼音系统的方法，就可以“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第举二十五字，才一因重摩荡，而中国文字之源，毕尽于此。”比起中国用汉字所作的“反切”和缴绕纠缠的等韵“门”法自然进步得多了。三百年以前的外国传教士学习汉语汉文的动机固然别有用心，我们应该另作别论，但是他们应用拉丁字拼音学习汉语汉文的进度和成就是不可磨灭的显著事实。我们现在用汉语拼音方案帮助学习汉字，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并且便利国际友人和兄弟民族学习汉语汉文，方案的系统和教学的方法既然都比从前好多了，难道将来学习的成绩还会不比三百年前的外国教士更好更快么？除了存心歪曲，是不可理解的。
（二）
清朝自雍正元年（1723）因为耶稣会教士党允礽，于是下令：除去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人外，其余都驱逐到澳门看管，不许阑入内地。此后百余年间，闭关自守，汉语译音的需要反不及从前。到了鸦片战争（1842）以后，海禁大开，帝国主义的先遣部队到中国来通商传教的一天比一天多，凡是税关、邮局、公文、报纸上所用的人名、地名必须经过西译。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为学习汉语，传播宗教，也都研究拼音方式。于是用外国字母拼写的汉音字典、土白圣经盛极一时，而拼法互异，系统不一。大致可以归纳成英、法、德、俄各式。十九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先进人士受了爱国主义的激发和拉丁字拼音运动的启示，也都闻风而起，有所著作，就现有资料约略分析，可以有以下各种：
1、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1892）
2、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906）
3、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1908）
4、黄虚白“拉丁文臆解”（1909）
5、邢岛“拼音字母”（1913）
6、刘继善“新华字”（1914）
7、钟雄“新字母发明书”（1918）其中有纯用二十六字母的，如：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有把拉丁字母倒用或横用的，如：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也有创造大批拉丁字母的变体的，如：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有以拼切北京音为主的，如：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有以拼切方音为主的，如：“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拼切厦门音），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拼切吴音，后来也想增加ㄓㄔㄕㄖ四音、ㄩㄣ又ㄞ四韵代替注音字母），钟雄的“新字母”（拼切广东音）；有用字母标写声调的，如：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刘继善的“新华字”；有另加义符的，如刘继善的“新华字”。他们各人所订的字母数目和预期的功用虽然不一致，但是想用拉丁字母帮助汉字读音或作为通俗文字，则是共同的努力方向。他们的拼音方法和另加义符的幻想虽然还有很多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在拼音字母的启蒙运动时期，我们现在对于他们“笔路蓝缕”的功劳还是不可埋没的。
在拼音字母启蒙运动时期，已经有人提出“联字成辞”和用字母标调两种意见。到了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对于“联字成辞”和用字母标调两种意见也比以前更加明确。就文献所载，有：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虽然对于选母、审音、标调各法互有不同，而拼字时必用“语词联写”则已趋于一致。赵元任式经过钱玄同、刘复、黎锦熙等人组织“数人会”参加意见和本人修改，计从1925年9月26日到1926年9月6日，历时一年，开会二十二次，才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一种。这种方案的特点主要在于纯用拉丁字母，避免附加符号，语词联写和“字各有调，以字母注”各点。当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提高大众文化的事业不愿推行，一再迁延，直到1928年9月26日才由当时的“大学院”公布。
另外一方面，瞿秋白同志在苏联时也曾积极地为创立汉语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而工作。他的方案当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中国革命同志和苏联汉学家中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帮助这一方案最后定型的有吴玉章、萧三等同志和龙果夫、郭路特等苏联科学家。这个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字母表只有二十八个符号，并且没有采用专门标记声调的符号。1931年在伯力召开的一次汉学专门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后来在旅苏华侨的学校里和出版物上也曾经有效地使用了若干年。在国内它也受到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鲁迅、陶行知、张一麟、许地山等人）的热烈欢迎，并经许多语文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下孜孜不倦地热心推行，在群众中打下了基础。
总括上文所叙述关于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我们可以说，从1605年到现在，三百五十二年间虽然经过一段低潮（1723—1892），其余的时间都在逐步演进着的。其间的推动者虽有外国教士、爱国人士、语文学者、革命先进的不同，他们所抱的目的也很分歧，但是都想创造一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帮助学习汉字或改革汉字，这却是一个共同点。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正是近三百多年来拉丁字母拼音运动的结晶。
（三）
这个草案同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基本形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其中如用bdg代表ㄅㄉㄍ，用ptk代表攵ㄊㄎ一点是这三个方案的共同特色。从前德国人雷兴（F．Lessing）所作的拼音方案已经采取了这种形式，因为南德方言对于bdg的读音本来是介乎清浊之间的半浊音（bdg），是和北方话ㄅㄉㄍ的发音相近的。现在用bdg代表ㄅㄉㄍ，用ptk代表攵ㄊㄎ，是我们对于原有拉丁字母的一种新用法，和清浊音的分别并没有关系。草案和其他两种方案出入较大的地方首先是国语罗马字用字母标调，拉丁化新文字基本上不标调，而现在的草案增加了ɑń????四个调号。此外还有国语罗马字用jchsh的变读作ㄐㄑㄒ，拉丁化新文字用gkx的变读作ㄐㄑㄒ；现在完全取消了变读的方法，另用jqx代表ㄐㄑㄒ。这也是一种借用拉丁字母形式改变读音的例子。韵母中用ü代表ㄩ，和国语罗马字的īū、拉丁化新文字的y都不同。但是因为ㄐㄑㄒ不跟ㄨ相并，所以ㄐㄩ、ㄑㄩ、ㄒㄩ可以写作ju、qu、xu。只有lü，nü仍旧要写两点，而这些音节是极少用的。用ü表ㄩ，在国际习惯上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上都有充分的根据。过去西洋人艾约瑟（J．Edkins）、威妥玛（T．F．Wade）、马提尔（C．W．Mateer）、阿伦德（C．Arendt）、雷兴（F．Lessing）和中国人刘孟扬等的方案都曾经用ü代表过汉语中的ㄩ。于此可见，现在公布的方案是经过许多人的集体智慧提炼加工，而不是从任何方案硬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