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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台山上也能亩产四百斤
山西五台县河北村劳动农业社主任 王新年
也许有人以为这是奇谈，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背靠石头大山，面临清水河滩；耕地很难扩大，经常遭受水患”的五台县河北村劳动农业社，今年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四百零一斤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个山庄住着三百零四户人家，共一千一百六十九口人，土地一千五百八十亩，每人平均只有一亩三分多土地。1955年，全村办起了四个初级农业社，根据土地少、人力多和有水利资源的条件，大力进行水利基本建设。到1956年，四个初级社合并转成一个高级社。可是，这一年，遇到了一个百年来未有的大洪灾，不仅把三百五十一亩好水地冲没，而且把水地渠道几乎全部冲毁。当年严冬，党支部和社管理委员会便发动全体社员展开了以恢复水利和修筑护村坝为中心的基本建设运动。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劳动，投工五千余个，修成一条护村大石坝，恢复了四条大渠，新开了二十四条支渠，保证了一千多亩水地能适时灌溉，使六百亩清浇地变成了清、洪两浇地，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今年，虽然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仍然大大增产。
合作化前，山药、玉米的种植面积，占总耕地的一半左右，但都是当地劣种，即使水地玉米，每亩也只产三百斤上下。从1955年，合作社开始推广金皇后玉米和优种山药，到1956年，这两项优种作物播种面积，即占到总耕地的68.7％，基本上实现了高产作物化。今年，专门培植的二十亩高额丰产玉米，亩产达到五百八十斤。此外，去年还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试验了在旱地小麦和山药地内间种豆子，今年即间种了一百七十八亩，使每亩平均增产了一百五十斤。不过在这方面，还仅仅是开始。
俗话说：“精耕细种，还得上粪”。因此，在扩大水利和推广优良品种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了增施肥料。开展积肥的主要办法是：一、实行按季规定积肥数量、质量和劳动报酬以及超奖、少扣的三定奖励制度。二、对社员的厕所肥，采取垫土由社供给，肥价折归社员。三、实行肥价款预支办法，也鼓舞了社员积肥的积极性。因此，肥料逐年增加，1955年，每亩地平均施肥三十六担，今年即增加为五十八担。社内还购买了化肥、饼肥三万八千斤，扩大了追肥。
历年经验证明，“两化”（水利化、高产作物化）“一多”（多施肥）是增产的关键。今后，只要抓住这三项措施，再对现有坡地实行平整，采取提水、引洪办法，把现有的五百余亩旱地都变成洪浇水地，可以肯定，到1962年，实现亩产五百斤的指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原载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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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随笔
启示
这里是山西五台县河北村劳动农业社主任王新年告诉我们的消息：五台山上也能亩产四百斤。这是一平平常常的消息，因为类似这样的消息别的地区也有过；但这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奇迹，因为这样的产量纪录在这个地方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这个“背靠石头大山，面临清水河滩”经常遭受水旱灾害威胁的苦寒山区，在实现了合作化以后，人们只是在这里推行了“两化”、“一多”，今年平均亩产就达到了四百零一斤半。而这，正如王新年同志说的，这不过“仅仅是开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里的山区，生产的潜力——人的潜力和自然的潜力，还是无穷无尽的呢！
在这不平常的日子里，奇迹正在不断出现。有多少过去根本办不到的事，今天却办到了，劳动人民千百年的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当前，人们的脑子如果只是按老规矩去思想，认为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今天便也不可能有。那他一定不能指导运动前进，甚至成为前进的障碍。
那些惯于向后看的同志，从五台山这个平常的消息里，也许会得到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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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
甘肃省由缺粮到余粮的经过
张鸣
大跃进
甘肃原来是一个缺粮的省份，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余粮省。
今年春秋间，甘肃地区遭受了相当程度的旱灾，但甘肃的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仍然取得了一个小丰年。据统计，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是一百零三亿斤，按城乡人口一千四百多万计算平均每人可以有七百三十五斤粮食；如果扣除二十亿斤籽种和饲料，平均每人还有五百九十二斤。这就是说，今年收获的粮食足够全省人民吃一年零四个月的。
对比解放前甘肃人民的贫困生活，这真是一个大跃进。那时全省人口没有现在多，但每年总有百多万灾民。1949年算得上最大的丰收，而粮食总产量只有四十六亿多斤，按人口平均每人不过四百一十六斤，即使把籽种和饲料都吃掉，仍然达不到现在的口粮标准，何况那时的粮食多半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丰收年如此，歉收年给农民带来的贫困和痛苦，就更加深重了。
解放后的八年间，甘肃地区粮食年产量几乎是直线上升的。以1950年的总产量为基数，在经济恢复时期，每年上升的速度平均是12％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每年增长的速度平均达到23％以上。
甘肃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共生产粮食四百三十一亿斤，超过原计划的14％多，每亩产量由一百零七斤提高到一百七十六斤。五年中收成情况是：一丰、三平（或偏丰）、一歉。但这种丰歉年景和解放前的丰歉年景是根本不同的。那时丰收年粮食产量并不高，而歉收年却意味着饥饿和死亡。现在的丰收年才真正是“粮食满囤”，而大灾年可以化为小灾年，小灾年能够变成平收年。1953年甘肃是个大灾年，但却收获了六十亿斤以上的粮食，比大丰收的1949年还多收十四亿斤。甘肃农民们“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合作化带来的好处
甘肃原来是个穷省，农民的家底非常薄。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分到了土地，但生产资料仍然很缺乏。甘肃地多人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大约每个劳动力要负担十四亩耕地，因此耕作粗放，单位面积产量很低。甘肃70％以上的地区是山区，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必须花很大的力量。这就是从封建剥削下解放了的农民积极要求组织起来的原因。
合作化后的第一年，1956年，甘肃人民就赢得了一个大丰收。这一年共生产粮食一百零九亿斤，比上年度增产31.8％。全省一万九千多个农业社，90％以上增产，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有些人企图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说什么“1956年的大丰收是由于天时关系”。事实胜于雄辩。1949年是“天时”最利的一年，可是那一年比这一年却相差六十三亿斤粮食。今年的“天时”并不利，而粮食产量依然达到一百零三亿斤。
生动的领导
农业合作化以后，甘肃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向大自然展开了斗争。1955年夏天召开的甘肃省党代表会议上，曾经肯定了甘肃党领导农业生产的正确方向，这就是：抓住各地特点和主要增产关键，掌握各种变化规律，作出总体的、各地和各项的规划，及时深入地检查计划的执行，克服困难，努力争取超额完成增产任务。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将全省分为大型水利区、干旱缺雨区、高山多雨区、高原丘陵区、民族杂居区、牧业区、林业区和城市郊区等八类地区，要求每类地区要因地制宜地掌握不同的增产关键。
甘肃境内地形复杂，各地气候悬殊很大。岷县等地年雨量达六百多公厘，而敦煌等地却只有四十五公厘。当北部和西部地区还处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南部地区已经春暖花开了。自然情况复杂，对农业的影响既有好处，也有困难。比如全省农作物品种繁多，麦、稻、谷、薯样样俱全，能种棉麻，也能养蚕，这就是它的好处。但是，甘肃的自然灾害比较多，严重的有旱、雹、洪、虫、风沙、霜冻等天灾，尤其是旱灾威胁最大。在北部引黄灌溉区和河西走廊雪水灌溉区，基本上都不靠天雨，那里是“无水即无农业”；至于中部二十七个县、市范围内，则是有名的干旱山区，那里年雨量只有七十到三百公厘，而且大都是集中在秋季。水土流失现象也很严重。据历史上记载，自1645年到1906年的二百六十一年中，共发生旱灾一百一十四次，平均每二年有一次。而道地的说法却是“十年九旱”。这种情况给甘肃农业生产改革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不过当人们认识了客观实际，掌握了它的特点，并采取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斗争措施以后，农业生产上就会挖掘出巨大的潜力。中共甘肃省委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采取了分区领导的方法，使各类地区都能增产。
甘肃农业生产改革上的中心环节是向干旱作斗争。在这方面甘肃人民有着许多优良的传统。秦汉时代，银川和河西地区就兴修了不少渠道；陇东陇南山区老早就有了梯田；黄河边上转动着的几丈高的木轮水车是明朝人发明的；中部干旱地区的铺砂田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甘肃人民继承了这些固有的良好经验进行生产。他们的口号是：让高山让路，河水上塬，把天上、地面和地下的水都利用起来，为人民造福！
甘肃人民在兴修水利与干旱作斗争方面，表现了极大的革命精神。由于全省农民和干部的努力，解放后全省共增加水地近九百万亩，如以每亩增产一百五十斤粮食计算，共可增产粮食约十二亿斤，再加上水土保持一项，就可增产粮食二十多亿斤。以干旱的皋兰县阳窊窑农业社为例，四年时间，这个一直没有水地的农业社发展到一千一百多亩水田，平均每人有水田一亩二分多。今年这一带遇到小旱灾，全社还收入了四十八万多斤粮食，其中水地占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而收获却占一半。今年全社平均每人可有五百六十多斤粮食。假若没有这一千多亩水地，每人占有的粮食只能达到三百来斤。
解放后甘肃还扩大耕地面积八百六十八万亩，在农业生产技术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也都是变成余粮省的重要原因。
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甘肃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从思想指导上来说，主要是由于同党内外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1955年秋天甘肃省普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甘肃地区出现了大变革大跃进的局面，农业合作化由入社农户的9.6％达到90％以上。
甘肃地区当时的右倾保守思想的主要表现是“甘肃落后论”，有这种观点的人，主张一切都要“慢慢来”，惟恐“冒进”出乱子。曾有一个时期，有些干旱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对于改变干旱面貌缺乏信心，在高山多雨地区，也流露过“山大沟深”的悲观情绪。但当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受到批判以后，和大自然作斗争的劲头就来了。
在中部地区有五百五十个干旱乡，几年时间就有一百五十个改变了干旱面貌。在高山多雨地区，从前是“天旱收山，天涝收川，不旱不涝收半山”，但现在他们提出的口号却是“争取山川一齐收”。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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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兴修水利 保持水土 战胜干旱
甘肃由缺粮省变成余粮省
本报讯 甘肃人民连年积极兴修水利，改变干旱面貌，保证粮食增产，已取得巨大的成就，历史上的缺粮省已经变成了余粮省。
甘肃全省有半数以上的县（五十多县）受到程度不同的干旱威胁，其中二十九个县，更是“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也很严重，仅境内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面积即达二百一十万平方公里。过去人民的生活极为贫困。
解放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就着手领导群众整修原有的水利设备，改进管理制度和灌溉方法，并兴修了一部分水利。1954年，省委提出“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变甘肃干旱面貌”的号召，获得各族劳动人民热烈拥护。特别在实现农业合作化，和贯彻执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在群众中就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的热潮。
甘肃各级党组织依靠群众以小型水利为主，和工作中注意走群众路线，更充分发挥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创造性。群众以坚毅的劳动精神，想尽一切办法，把天上落下的水蓄起来，把地下的水挖出来，把河里的水引上来，创造许多惊人的事迹。例如武山县柏家山的群众，在高山大岭中，靠自己的力量，劈山填沟，修了一条六十华里长的东梁渠，把河水引上拔海一千九百一十二公尺的高山。工程十分艰巨。
甘肃群众经过几年与干旱的斗争，现在全省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六百八十九万亩，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万亩，超过了历史上二千多年来兴修水利面积的总和，农业人口每人平均有一亩多水地和水浇地。因为干旱威胁减少，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因旱地变为水地或水浇地，一般产量都提高三、四倍，有的高达七、八倍。很多地方出现了“千斤亩”。全省粮食总产量从1952年到1956年，增长了一倍。今年虽然遭了干旱，有的地方甚至几个月未落雨，但是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一百零三亿斤，足够全省人民吃一年四个月。全省人口，平均占有粮由1952年的五百零七斤，增长到七百三十五斤（包括饲料、种子在内）。至此，一个历史上缺粮省变成了余粮省。同时每个农民平均年收入由1952年的七十七元，到1957年增加到一百一十元。省委在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时，要求各地认真完成灌溉面积三百五十万亩和水土保持二万平方公里的任务。要求干旱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争取每人有一亩半水浇地，或一亩水浇地加二亩洪水地或铺砂地，以保证在正常年景每人有一千斤粮食产量，旱年不少于五百斤。
现在，甘肃省兴修水利的运动正在迅速开展。平凉、华亭、隆德、镇原、天水、清水、秦安、张家川、礼县、两当、武山、永昌、金塔、庄浪、通渭、会川和夏河十七个县、市兴建的水利工程达到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五十多天时间内，共新修了水地九十四万亩，除补足1957年未完成的水利建设任务外，还提前超额完成了1958年任务，许多县超额完成1958年任务的一半到一倍。这次所修的水地虽然有许多在高山和戈壁滩上，但是质量一般都很好，做到了边修边灌溉。
在将近两个月里，甘肃全省新修水地二百四十六万亩，除完成1957年的尾欠工程外，并完成1958年任务二百一十四万亩，占1958年任务的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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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张来自绍兴的大字报
农业部接受各地意见 创办“农业社会计”月刊
据新华社讯 农业部12日贴出了一张来自浙江省绍兴县的大报字，对农业部在整风运动中接受各地农业社会计工作人员的要求，决定立即创办一个名叫“农业社会计”的月刊，表示极大的欢迎。
这个月刊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各地农业社有关财务管理、会计工作、收益分配和会计辅导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和情况。
这张大字报是从正在举行的绍兴县铁清区第十六次全体农业社财务会计大会上寄来的，有一百二十一个人在上面签了名。大字报说，当他们看到要创办这个刊物的传单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并且深信这对提高他们的财务会计工作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他们还表示，今后一定要积极写稿，来支持这个刊物。
目前，全国农业社的会计员有一百多万、会计辅导员有两万多，各个农业社生产队的记工员的人数则更多。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有创办一个交流农业社会计业务工作经验刊物的要求。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社财务会计工作会议和今年7月间举行的十一省农业社财务工作座谈会上，各地的代表都提出过要办这样一个刊物的意见，几年来农业部收到各地的来信中，反映这种意见的也很多。现在，“农业社会计”的创刊号已经编排好，1958年元旦就可和读者见面。登在创刊号上的文章共有二十篇，其中“认真做好农业社的财务管理工作”的发刊词，是由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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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水上山丰收万年
——记甘肃武山县东梁渠的修建
顾雷
甘肃省武山县东梁山的农民，用自己的财力、物力，利用农闲时间，修成一条长六十华里的东梁渠，引聂河的水穿山越涧，浇灌拔海一千九百多公尺高的山上的土地。如果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看，拿这条渠同大江大河比，不过是条小溪，每秒钟流量只有零点七立方公尺，微不足道。然而作为人和自然斗争的现象看，它却是农民追求幸福生活、大胆进行创造、变古老幻想为现实的大涛大浪！同时也是一面旗帜，是号召人们向干旱进军的旗帜。这面旗帜，应该被所有干旱地区的人民高高举起！
大胆的想像
干旱，是武山人民过去最大的不幸。全县90％的面积是高山、大岭、丘壑、沟涧。每年落雨量不到五百公厘，并不比农民流出的汗水多。
东梁山在武山县中部，同许多山区一样，多少年来雨水的多寡，一直左右着农民的欢乐与痛苦。农民辛勤劳动的一年就是盼雨的一年。农民时刻从空中飘过的每朵云块里寻找丰收的希望，但常常垂下了头。干旱，使人们流离失所。地处东梁山顶的柏家山，解放前七十多户人家，有二十四户靠讨饭过日子，另有几户流落异乡了！干旱，使人们从事沉重、痛苦的劳动。柏家山的农民，吃水、饮牲口，都要跑到二三里路的山下去担，山陡坡滑，吃力而又危险。全村每年用在担水等方面的劳动日至少一万个。干旱，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暗淡了。有一首歌这样唱道：
穷北山富南山呀，苦楚较不过东梁山；
担水磨面要下山呀，有女不嫁柏家山！
这支歌流传许多年了。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曾遥望南面的云雾山，思念那云锁雾衮地方的一口清泉。这里有个传说又流露了农民们绝望的情绪：老君爷看到了农民的苦处，在山腰里修了一座水磨，把水引上了山。这天，老君爷到山上走走，遇见个放羊娃。老君爷兴致勃勃地问：“孩子，看见水上山了没有？”放羊娃是不相信水会上山的，也确实没有看见上了山的水，以为老头和自己开玩笑呢，便调皮地说：“刚上来，又下去了！”老君爷很生气，以为放羊娃不知道自己的辛苦，便扬长而去。从此，水再也没有上山，只在山腰里留下了水磨的痕迹。农民们想：老君爷没有把水引上山，还有谁比他有本事呢！
解放以后，东梁山五个乡、九个农业社的农民，改变了贫困的生活。但是，当他们向往更美好生活的时候，又想到了水。没有水，不能彻底赶走贫困。
这些年来，中共武山县委一直在领导农民进行抗旱。为了永远摆脱干旱的威胁，提出了“消灭旱川，水田上山”的口号。东梁山的农民，又拾起丢掉了多年的幻想，眼睛重新看到了云雾山。这个山是聂河的发源地，水源比东梁山高。东梁山由北到南，绵延四十余里，南端同云雾山相接。如果在东梁山上开一条大渠，从水源处把聂河的水分出一股，由南向北流，可以使东梁山上的三万多亩土地变成水田。
这是个十分大胆的想像，也是个充满困难的理想。把云雾山的水引到东梁山，渠道要曲折蜿蜒六十里，越过四十条山涧，穿过四座森林，通过一百多公尺长的悬崖峭壁，经过熏儿崖、阎王匾、鬼门关、烂泥滩等险要地段，要修六十座跌水，打暗渠一百多公尺，建筑渡洪桥和涵洞十八座。依照正常的施工方法，建筑这样大的渠，需要有很多条件。例如，精确的地形测量，重点地质钻探资料，完整的设计，周密的计划，强大的施工队伍，大量的建筑材料。当时，到东梁渠参观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还认为即使具备了上面那些条件，想建成这条渠仍然是困难的。他们甚至怀疑，在坡度很大的山地上，能不能把水控制住，顺利地进行浇灌。他们耽心地说：“水是一条龙，从高往低行，一个不小心，冲个大窟窿。”
交给一件法宝
那末，摆在武山县面前的施工条件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群众的愿望，两个没有学过水利技术的水利科长，一台水平仪，高大的云雾山。这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修，一是不修。中共武山县委，选择了头一条路，下决心领导农民把渠修好。这是一个充满革命气魄的决心。这决心，来自领导对群众疾苦的高度同情，来自党组织对人民生活的责任感，来自对群众力量和智慧的信任，来自看到身后千万个农民有了理想后喜悦的面孔。这就是修建东梁渠的全部财富。接着，县委把领导修建东梁渠的任务交给了两位水利科长，没有给他们钱，也没有给他们材料，只交给他们一件法宝：“去吧，遇见困难去同群众商量！”
水利科长汪鉴和副科长李华都没有学过水利。在梁山的农民看见李华说：“是他呀，和我们一起割过麦子。学会本事啦！”其实，李华没有什么大本事，只是会用水平仪进行简单的地形测量。
他们进行的头一件事是选线。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李华领着几个人，扛着一台水平仪，跑遍东梁山，这里量量，那里看看。有很多时候，李华将水平仪架在东梁山对面的山坡上，留几个人在渠道线上，双方又摇红旗，又吹哨子，打个信号就插上了桩号。两天，把六十里渠道线全部测量完毕。可是，有些农民不相信水可以上山。有人说：“这么远的路，这么大的山，想水上山除非辘辘长蔓、马长角、乌鸦长出红耳朵！”农民不相信是件大事情，不解决这个思想问题，农民是不会好好劳动的。怎么办呢！汪鉴和李华想起了“同群众商量”这句话。于是组织许多老农民，沿测量好的线路察看，让大家发表意见。农民很高兴，有的用铁锨把子量来量去，有的在山坡上跑上跑下用眼端详，有的扎上三角架伏身在上面比划，全用的“土”办法。从东梁山北头，跑到云雾山，大家都说水可以上山。说声干，一千五百多人在第一段九公里的线路上动工了。连选线加训练骨干，不过五天时间。
东梁渠的开工，实际上是向各种困难斗争的开始。以后，每一步都在技术上遇到似乎不易解决的难题。然而，这些难题在农民面前，却像挖土一样，被扔出渠道之外了。每解决一个难题就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贯穿了修渠的全部过程。
要砌入水口的坝，只有石块，没有洋灰，也没有钱买。汪鉴问农民怎么办，答应说，有的是办法。结果，砌一块大石头，上铺一层草皮。水进入石缝，浸湿了草皮，草从石缝里长出来，像绿色的丝绒，紧紧地把石块抱住。到砌涵洞、暗渠、跌水的时候，农民索性连草皮都不用了，全用石块砌筑。农民称前者是“草皮石头”，后者是“干砌块石”，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枪毙洋灰”。
群众办法很多
渠道突然被一个山涧截断了。山涧宽四十二公尺，深二十二公尺。想填平，找不到土，工作量也太大。想修大桥，没有钢筋混凝土，也没有人会设计。汪鉴请了二十三个木工在一起讨论。研究来，研究去，没有多少好的办法。“嗨！反正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大伙了，水能不能上山就看你们了，一定要想出办法。”汪鉴说完这句话，又到别处去了。这可难坏了老木工林满绪。他想着想着，不知为什么竟跑到几十里以外的铁路上去了。他站在一座钢梁桥旁边，仔细打量，灵机一动，突然跑回工地。晚上，他同大伙商量，准备用木头当钢梁，学着架桥的办法搭一座木桥。“人家那是一层，咱们有那样长的木头吗？”有人问。林满绪说：“那就架三层。”林满绪划了草图，同其他木工一起，一边商量，一边干，终于搭起了一座大木桥，上面安上用木板做成的槽，把水引过了山涧。修这个渡槽，连工带料花了不到两千元，能用三十年，如果用钢筋混凝土，二十万元也是不够的。
农民们一边创造，一边前进。没有办法爬上悬崖，农民用根绳子，从山上把自己吊在半空里干！两尺多长的镐头，磨得剩下四五寸长，工具没有了，回家去拿。为了赶工，点上火把带夜干。渠道像繁华的夜市。有人提出，单靠一道干渠，浇不了零星的土地，农民就想办法开支渠。山地有坡度，支渠大都向下倾斜。农民说：“这叫白马分鬃法”，又有人提出，渠道长六十里，许多村子用水，如果大家一起浇地，上游水量足，下游水量小，怎么办呢？如果渠道发生了故障，渠里的水没有退路，会把地冲坏，怎么办呢？必须解决蓄水、退水的问题。农民们一商量，说在渠两旁打塘最好，又能蓄水，又能退水。结果，打了二百个塘。农民说：“这也有讲究，叫做长藤结瓜法”。农民就这样支付了十余万个劳动工作日，挖了近三十万立方公尺的土，创造了几十种新技术，没有要国家的钱，把东梁渠修成了。
东梁山上的喜悦
放水的日子里，东梁山上一片欢腾。水，由云雾山到渠梢，流十一个小时。清澈的水，流到那个村子，那个村子的农民就高呼：“老君爷都没有把水引上山，共产党领导我们把水引上山了！”顽皮的孩子跳进水里不出来，年青的妇女偷着在一旁洗脚，老年人找人扶着走到渠边，说这一辈子没有白过。水进了柏家山不久，有八个川地的姑娘在鼓乐声中嫁给了柏家山的青年，还有几对正盼着结婚的日子。柏家山新修了一座水磨，门上贴上了新对联。上联是：修新磨永固千秋；下联是：水上山丰收万年。这副对联，说出了东梁山人民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去年，渠道没有全部竣工，浇灌了几百亩土地，出现了一片丰收的气象。柏家山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种大麻，亩产一百五十斤，等于一千斤小麦。农民汪树，往年种南瓜最大的一
个三十五斤，灌了水以后，最大的一个七十五斤。东梁山的农民，计划1958年浇三万亩地，以每亩最低增产五十斤粮计算，可增产一百五十万斤。同时，他们还有更美好的计划：利用渠道上的跌水，建设小型水电站，供给照明和动力用电；渠边、塘边大量种植芦苇，既可护渠和塘，又可用来编席；池塘内大量养鸭、养鱼，增加收入。这个计划，已着手进行。这样，干旱的、光秃秃的东梁山，就会变成有水有草、有树有塘、绿荫满山的“东梁川”了！
东梁渠建成的消息，迅速传到甘肃省各地。许多县的干部，带领农民去参观。领导机关，派人去总结经验。水利技术人员，到渠上学习。东梁渠变成了一分生动的教材。它教育干部增加了领导群众战胜干旱的信心和决心！它教育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不再在大自然面前畏缩、犹豫！它教育那些死记公式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使他们知道兴修水利，应当依靠谁？
现在，只是天水专区，就有十三条类似东梁渠的工程开工了。由武山县和甘谷县农民合开的北梁渠，长达一百公里，有一个山涧深一百二十公尺、宽一百公尺。整个工程，需要几百万个工日。农民没有向国家伸手要钱、要人。担任测量的仍是李华，引水过大山涧的还是林满绪，出钱出力的仍是农民自己。今年冬天，两个县要集中七万人，冒严寒施工。在甘肃省其他县里，也大都撒下了东梁渠的种子，三十多条大渠已经开工了！东梁渠，给山区水利化打出了一条道路。东梁渠的名字，将永远载在中国的水利史上，光辉永远不息！（附图片）
往年从山下买菜的东梁山农民，今年向山下供应蔬菜。何家湾老农汪树种的南瓜最大的一个有七十多斤重。 新华社记者 郝常耕摄
这是两山之间的一座木制水槽。这座木制引水槽，距地面二十二公尺，长四十二公尺，是当地群众自己创造的。
新华社记者 郝常耕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