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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筑材料工业部和所属水泥设计院
召开职工代表会议推动了整风运动
领导和群众紧密结合起来 解决问题有了稳固的基础
本报讯 建筑材料工业部和所属水泥设计院采取职工代表会议形式进行集中鸣放和整改，使领导和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整风运动。
建筑材料工业部和水泥设计院召开的职工代表会议集中地对部和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次深透的鸣放。建筑材料工业部转入整风第三阶段以来，虽然基本问题都已鸣放出来，但对重大问题鸣放还不够，且质量不高。部领导上为了直接地系统地听取群众在主要问题方面的意见（也就是领导工作方面的意见），决定举行职工代表会议，使代表从各个不同角度对重大问题系统地进行鸣放。
部的职工代表会议从11月14日到16日连续举行三天。参加会议的九十二名代表绝大部分发了言，对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八十八条意见（其中包括勤俭建国、设计工作、科学研究、技术政策等）；机构、人事方面的意见有九十三条；生活福利方面的意见有八十二条。由于代表在会前曾在本单位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作过研究准备，因此，代表们所提出的意见都较系统、具体、充实，不仅有批评，而且有建议。如有的代表对目前水泥工业地区分布不合理、水泥运输距离逐年增加和浪费现象提出了批评，同时提出三项改进建议。有的代表对改变目前水泥设备分散设计问题，也提出了具体的统一安排的意见。这些系统性的批评和建议对部领导上检查和改进工作都有很大帮助。
职工代表会议还统一了上下之间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部和院的职工代表会议，都有部和院的领导人对组织机构、方针政策、工作方向以及工资福利等问题作了专门发言，这对沟通上下之间的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鸣放期间，很多人对部的发展方向提出意见，要求在整改阶段加以解决。因为这一问题牵涉较广，部领导虽曾多次作过研究，但没有向全体职工进行传达。在职工代表会议上，领导干部对部的发展方向作了专题报告，代表们也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会后，代表又分头向群众进行传达，使大家对部的发展方向有了正确认识。
在鸣放期间，群众对建筑材料工业部所属的两个设计院和两个研究院的合并或分设问题，也提出各种不同意见。部领导经过研究，制定了初步方案，但因为对各院的情况和意见还没有完全摸透，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在部召开的职工代表会议上，领导上详细地分析了分合的利弊，代表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使这个方案经过修改之后大体确定下来。会后，代表们把确定这个方案的经过向群众作了传达，使分歧的意见达到统一。
会议在对领导提出意见的同时，也使各单位之间交换了意见。如在部的职工代表会议上，有的代表就勘探工作和劳动保护方面的问题批评了部领导的官僚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地质局、安全技术处在这些方面应负的责任，交换了意见。这样，从各方面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就便于今后的整改工作。
建筑材料工业部特别是水泥设计院还运用职工代表会议大力进行整改。水泥设计院整改专业小组曾在会上就生产业务、政治工作、生活福利等方面的第一批整改情况，向代表作了报告，说明了整改的情况和理由。代表们对整改报告作了讨论，会后向群众作了传达，并且征求了群众意见。这样反复讨论研究，使整改工作既满足群众要求，又符合原则。如群众在鸣放中提出俱乐部电影票价较高，要求降低。整改小组接受了群众意见，决定对票价进行调整，但一部分群众仍有意见，要求实行免费。整改小组在职工代表会议上向代表报告了电影票价收费核算情况，代表经过讨论，认为目前票价合理，实行免费对国家不利，是不应该的。会后代表们再向群众传达解释，也得到了同意。会上，有的代表在发言中，还对群众中某些人的平均主义思想提出了批评。
水泥设计院的职工代表会议已经在11月27日、12月3日和5日举行三次，并准备继续举行，通过这种会议形式大力进行整改。
（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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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庄举行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
集中全力消灭“自由王国”混乱现象
新华社管庄14日电 中共建筑材料工业部驻管庄设计管理局党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了一千二百多人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动员党团员带头深入鸣放，继续大力整改，为彻底消灭“自由王国”——管庄的混乱现象而奋斗。
设计管理局党委书记苏继光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自由王国”是不好的，这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但是“自由王国”被揭发出来，这是好的。我们不但有勇气来正视这个缺点，而且有决心、有信心来克服这个缺点。在国务院派来的五人工作组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的信心更高，我们要集中全力以革命的精神为消灭“自由王国”而奋斗。
苏继光说，部的领导也很重视管庄的问题，不久前，曾派人来管庄成立了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设计管理局，成立了临时党委会，目前正在加强党和行政领导的工作。
苏继光讲到前一阶段鸣放和一般整改的情况时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还有不深不透之处，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鸣放，继续大力整改。他说当前的工作是：第一，要检查一下前一阶段鸣放和整改的工作，究竟改了多少，还存在什么问题；第二，要深入鸣放。抓住忽视政治的倾向和各单位存在的严重的本位主义两大重点，进行彻底的鸣放，关于劳动纪律松弛、违法乱纪和生产业务等方面凡是鸣放不透的也要继续鸣放；第三，关于治安问题，先从户口登记入手，在最近期内全管庄进行一次户口登记；第四，关于物资供应问题，要摸清物资供应情况，建立统一的供应关系；第五，开展全管庄的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使管庄的环境面貌为之一新。
国务院副秘书长、五人工作组组长曾一凡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大家对工作组表示热烈欢迎的大字报，是对党和政府高度的信任和拥护的表现。曾一凡说，国务院对于管庄的问题很重视。因为管庄问题不单纯是管庄的问题，它对于全国来说有着相当普遍的意义。国务院决定派了五人工作组，决心解决管庄的问题，从解决管庄的问题中吸取经验教训。
曾一凡说，我们工作组在国务院和建筑材料工业部的领导下，协助管庄党委，紧紧地依靠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够把“自由王国”——管庄的问题彻底解决。
最后，建筑材料工业部党委副书记徐耀三号召每个党团员带头立刻行动起来，发动广大群众，深入鸣放，勇敢揭发，一定要把管庄整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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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举行“五好”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广泛交流勤俭持家经验
新华社武汉电 9日到11日武汉市举行了第一次“五好”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动员全市妇女积极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深入开展“五好”活动。
会议期间，代表们广泛地交流了勤俭持家的经验。“五好”集体单位代表皮艳群在会上报告了武昌第一纸厂民主九里家属小组开展“五好”活动的收获。她说：这个小组有十六户，在推行“五好”以前，几乎家家用钱都没有计划，欠债和借高利贷的现象很严重，夫妻、婆媳和母女之间也经常因此吵架。推行“五好”以后，全组的人都开始学会了有计划地安排生活，量入为出。两年多来，已完全消除了欠债的现象，大部分人还养成了节约储蓄的习惯。在节约粮、煤、水、电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仅今年6月到8月的统计，全组就节约了一百三十七斤粮食和三百五十斤煤，生活却比以前过的好。家庭之间、邻里之间关系也变好了，保证了职工生产不缺勤、回家也能休息好。中共武汉市委交通部干部处处长张信介绍了他和爱人周莲芬（市妇联干部）共同搞好家务的情况。
两年多来，他一直和爱人一起订生活计划，共同管理家务、教育子女。他们不仅工作得好，家庭生活也过得俭朴、愉快。勤俭持家能手李春培也介绍了她如何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勤俭持家的情况。她的丈夫在近年来工资有了不少增长，她根据工资增加的情况，适当地改善了生活，增加了一定的文娱费和伙食费，但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尽量地节省粮、棉布、煤、水和电，粮和棉布票经常都有节余上缴，做到了不乱花一个钱，不浪费一点东西。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到会作了报告，他号召大家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深入、广泛地推行“五好”，建立更多的社会主义家庭。武汉市妇联主任李冬青也在会上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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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桥乡妇女勤俭持家成绩大
副业收入大有增加 节约粮食十万多斤
新华社讯 贵州省瓮安县花桥乡妇女贯彻勤俭持家的方针后，收入比过去大大增加，并且节约了许多粮食和棉布。
花桥乡的妇女近一年来积极参加农业社的集体劳动，并且利用空余时间开展副业生产，现在每户已喂了一头生猪和十多只鸡鸭，还在自留地里收获十六万斤蔬菜，做到了食粮、蔬菜、饲料和零用钱完全自给。这样，今年全乡九百五十七户社员，仅以上几项副业收入，平均每户就分得五十六元，比去年增加71％多；还节约了二十多万斤粮食卖给国家。社员们向国家的贷款比过去减少了，而存入信用社的钱则比去年增加了21％。
花桥乡去年粮食获得增产，社员生活中普遍出现了铺张浪费现象。大家只吃细粮，不吃粗粮，用粮食喂猪、鸡等，结婚、嫁女儿也很铺张，共浪费粮食七万多斤。今春，中共花桥乡支部领导家庭主妇展开了节约粮食、节省开支、反对铺张浪费的工作，勤俭的风气才开始树立起来。她们在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家家户户自动订出发展家庭副业、节约棉粮、减少开支的全面计划。如按照农事季节安排用粮，一般地规定冬季吃粗粮、夏季吃杂粮，春秋两季吃大米；提倡吃糙米，改进煮饭技术等。节约的粮食已有十万多斤。在节约用布方面，提出了“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连连穿三年”的口号，也少用了棉布四百多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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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巴瑞、吴觉迎副总理到上海
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设宴欢迎
据新华社上海15日电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夫人、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代表团、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全体团员，今天上午由杭州乘专机到达上海。
周恩来总理陪同贵宾们前来上海访问。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也陪同贵宾来上海。
吴巴瑞副总理、吴觉迎副总理在机场上受到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和夫人，副市长牛树才、宋日昌、荣毅仁、赵祖康、盛丕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首长王必成中将、苏启胜海军少将、蔡永空军少将的热烈欢迎，在机场上欢迎贵宾的还有各国驻上海外交人员和办理侨务人员。
新华社上海15日电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夫人、吴觉迎和夫人，15日上午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游览了上海市区，并登上上海大厦俯瞰了上海全景。周恩来总理还向贵宾们介绍了上海的过去。
上海市少年宫的五百多名少年儿童今天下午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吴巴瑞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吴巴瑞副总理在一片“中缅友好万岁”声中，接受了上海儿童敬献的红领巾和孩子们自己做的刺绣靠垫等礼品。
从少年宫出来，贵宾们又参观了江南电影制片厂。今天这里正在拍摄“林冲”一片的最后一场——林冲杀死陆谦、被逼上梁山。周恩来总理边看边同吴巴瑞副总理说：我们中缅两国人民都是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被迫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道路的，这也是一种“逼上梁山”。最后，吴巴瑞副总理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同演员们一起在摄影场中布置成一片雪景的山神庙前合影留念。
据新华社上海15日电 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15日晚上设宴欢迎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夫人、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的全体团员。
陪同贵宾们来上海的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宴会。
吴巴瑞副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说：上海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城市，过去对中国来说是最痛苦的地方之一。这个帝国主义占据最早的地方之一过去充满了各种罪恶。但是，现在上海已经清除了罪恶，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城市。对此我不能不喜欢，在这里做客不能不感到荣幸，不能不钦佩建设社会主义的上海人民。吴巴瑞副总理还宣布不久他将再次来上海考察这个城市的建设。
曹荻秋副市长在吴巴瑞副总理讲话前，代表上海人民致词向贵宾表示欢迎。
今晚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各国驻上海外交人员和办理侨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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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母亲 勤俭模范
田青 焕新
11月5日，江西省吉安县白沙乡曾家农业社里，有一位八十岁的白发老太太，作为勤俭持家的模范，被邀请出席了省职工家属代表大会。这位老太太就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山同志的母亲康秀玉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现在虽然已是八十岁的高龄了，在农业社里，每天还忙着浇菜蔬、拣绿豆、缝补旧衣。说起来，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事。早在1949年11月，全国解放之初，当曾山同志还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山同志就曾想办法来接老太太到上海去团聚，但是，老太太在到上海才与儿子共度了一个元旦和春节，就又记挂起农村来了。她说：“大家都很忙，就是我一个人闲着，不行！”曾山同志便劝他多住几天，但她说：“你老大嫂和老三嫂就要忙春耕、养蚕了，我回去还可以帮个忙哩！”她坚持着又回到了农村。老太太过日子克勤克俭，已非一朝一日。早在红军长征前后，老太太家里已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她的婆婆、丈夫、大儿子、三儿子和二媳妇都是因革命被反动派杀害、逼死或伤重致命的，住的房子也被烧了一栋，当时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家庭的境遇是非常困难的。老太太在掩护曾山同志脱险以后，先后坐了五次监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敲榨了近两千元银洋的“罚款”，真是弄得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一家人（除了她和两个媳妇外，还有五个孙儿孙女）就靠大媳妇做长工、砍柴，三媳妇做针线、养蚕来维持。每人每天只能吃上六、七两米，餐餐只见菜叶不见饭；没有被盖，同志们给他们送来两床旧棉絮，还被国民党军队抢走一床。当时，她和两个媳妇几乎是相依为命地撑持着度过了这个艰难的岁月。有一年过春节，全家杀了一只鸡，三媳妇把两个鸡腿留下来送给老太太吃，老太太想到大媳妇打了很久疟疾，身体不好，便又让给大媳妇吃，大媳妇看到老三嫂也病瘦了，便又让给老三嫂吃，老三嫂那里吃得下，传了一个圈圈，最后，还是全家大小一齐围在灶边吃掉了这只鸡。就是靠这样克勤克俭地过日子，她们度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艰苦岁月。
在胜利的岁月里，老太太仍不稍减她那勤俭的本性。在社里，她对发展农副业生产（特别是家庭副业生产）想了很多办法。到去年，她们家里养猪已由两头增加到四头，鸡也由二十只增加到三十多只；屋前屋后的园子里，也都种满了蔬菜、瓜果；桑蚕更是她们搞了多年而一直坚持着的副业。现在，她家里除大媳妇和一个养孙女（她的五个孙儿、孙女都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先后死去）参加社里劳动，收入一百六十三元（包括烈属补助工在内）外，副业是很大一项收入，每年仅卖出猪肉、鸡蛋、小菜、蚕丝就可收入二百四十六元。加上今年买了一头母猪、一只母兔来繁殖小猪、小兔，收入就更多了，仅仅到10月，收入就已超过去年一百元。
去年6月间，老大嫂听说养兔的出息大，便和老太太商量了买一对兔来养。可是不几天就被狗咬死一只，配上一只，过几天，又被狗咬死了。这时，大家养兔的心肠都冷了半截，可是，老太太一点也不灰心。在家庭会上，她给大家算账，说养兔有几大好处：第一、不吃粮食；第二、省功夫；第三、每年可生四、五窝，每窝至少有四、五只，发展前途大；第四、兔毛也可以卖钱。这样，大家养兔的劲头又被鼓动起来。
除此之外，老太太还是节约粮食、节约棉布的能手。对改善生活，她从不忘记过去艰苦岁月的水平。在今年的粮食问题大辩论中，有人叫喊粮食不够吃，老太太便用自己经过的事情同那些人展开辩论。老太太常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格言来教育两个媳妇，在她的督促和鼓励下，她们想出很多掺合杂粮和菜类做饭的方法。
去年她们全家的一百二十六尺布票，却只用了六十三尺，主要是给两个媳妇和养孙女做衣服。今年的布票一发下来，小养孙女明风又吵着要老三嫂给做花衣服，老三嫂说：“你去问婆婆吧！”当小明风找到老太太时，老太太抚着小明风的头边笑边说：“明年做吧，我们大家都不做，把钱积起来修理房子，你住不住？”明风说：“住，可是我的衣服破了。”老太太连忙说：“这还不容易，我来给你补”。这不是说着玩的，老太太的眼力好，不用戴眼镜可以穿花针，她确实常给养孙女缝缝补补的，有时还帮着媳妇料理一些针线，让她们去忙社里的事。至于她自己的鞋、袜、衣服更是经常补得整整齐齐的。前几年，曾山同志送给她两双袜子，她只是在节日里拿出一双来穿一穿，平时都穿旧的。穿了几年，只穿旧了一双，现在，她那另一双新袜子，还仍然在那里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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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员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生产
本报记者 锺林
前几年，天津市曾经两次动员过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生产；但是，农民流入的现象仍在继续增加。据天津市公安局的调查，从1956年到1957年10月，流入天津市的农业人口共有二十万五千多人。其中，有十万多人是农村妇女，她们中大多数原来是参加农业生产的，流入城市后却主要是依靠干部、职工和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养活，变成为消费人口；只有一千七百多人是当了保姆。有七万四千多人是投亲靠友或无处投靠的老弱或十八岁以下的幼少年人。其余的近三万人中，有一万二千多是作临时工，有八千多当了固定工人，有四千多是无执照的摊商小贩，有三千多没正当事干，被称为“打八岔”的。
为什么有这样多人流入城市呢？原因很多。因为受灾逃难来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羡慕城市生活而来的。从城市方面的工作上来看，普通工、勤杂工和学徒的工资和福利偏高，过去对家在农村的职工没有回家探亲的假期，工商企业、农场和手工业擅自到农村招雇工人。对户口管理不严，对无照摊商小贩管理不严，粮食供应偏宽，等等，都影响了农业人口流入城市。
这么多的农业人口流入城市，不仅对农业生产不利，而且增加了城市工作的许多困难，使得城市的粮食、副食品和其他若干物资的供应更加紧张，城市的房屋、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更加拥挤，而那些作无照摊商和小贩的，以及“打八岔”的，更影响了城市的公共秩序。这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
现在，党中央提出了下乡上山的号召，城市里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许多军官家属也纷纷还乡生产，农村里正在讨论发展农业的四十条纲要和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划，一个巨大农业生产高潮就要到来了，国家也提出了职工回家探亲的假期的规定，普通工勤杂工和学徒的工资待遇也有了合理的标准，……。这些，不仅对于制止农民继续大量流入城市将发生巨大的作用，而且也是动员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生产的有利条件。同时，城市的机关、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街道，以及农村里，都正在或将要毫无例外地进行整风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果在运动中，有领导地经过辩论，对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民的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的错误思想，对支持农民流入城市的人的错误思想，给予批评教育，使他们认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远景和当前的任务，帮助他们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思想和大力支援农业生产的思想，是会大大便利于动员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生产的。而城市中有关的干部、职工、手工业社社员和其他居民们，在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也会乐意把他们的从农村来的家属或亲友动员还乡生产的。
当然，要动员这样大量的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生产，是还需要进行许多具体的组织和教育工作的。这些工作需要党委的统一领导，也需要各机关、企业、合作社和街道的有机配合，尤其需要农村的党、政组织和农业社的配合，才能进行得好。而这些工作是应该立即着手进行的。
现在，天津市的领导机关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准备把流入天津市的可以还乡生产的农民都动员回去。希望其他的城市，也不要错过当前的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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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国工会代表陆续离北京回国
部分代表将在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据新华社14日讯 参加中国工会“八大”的各国工会代表开始陆续离北京回国，部分代表将在归国途中在中国各地进行参观访问。
苏联工会代表团、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团长和保加利亚、波兰等国的工会代表在14日乘飞机离北京回国。澳大利亚、锡兰、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毛里求斯、越南等国的工会代表在14日分批乘火车离开北京，其中部分外国工会代表将在回国途中在各地进行参观访问。在14日以前离京回国的有锡兰的部分工会代表和印度、摩洛哥和南斯拉夫的工会代表。其他各国工会代表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短期的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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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全其美
——访问河北省勤俭持家的积极分子
本报记者 金凤
勤劳的双手
深夜三点钟，肃宁县六十八岁、儿孙满堂的沈士才大娘已经睡醒一觉、悄悄起床。她轻手轻脚下了炕，开了大门，把门虚掩上，直往村头大坑边走去。这些日子村里正在积肥，给明年的生产大跃进打下基础。现在，大娘正在把坑泥挖到筐里，一筐筐背到地里去。
这时候，满天星斗。唐山市郊区六个孩子的母亲朱玉荣也起来做饭了。她把山药切成片，把萝卜洗干净切成丝，和棒子面一起放在锅里。二岁的孩子醒了要吃奶，五岁的孩子闹着要起床，她把大女儿叫醒看着弟弟妹妹。自己慌忙把早饭给上煤矿做工的丈夫打点好，给孩子喂饱了乳，就和女儿一起下地生产去。
这时候，东方刚亮。在那直奔田间的大道上走着的，还有那沙河县五十六岁的党支部书记赵巧的、河间县三十九岁的生产队长边清香，新乐县四个孩子的母亲李英信和任丘县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杜大改。……
到歇晌的时候了，她们又各各赶回家去，做饭、喂孩子、喂猪、喂牲口、喂兔子、打扫院子、收拾屋子……自己急忙忙塞下一碗饭，带着块玉米饼子又赶回地里。
天色已经全黑下来。赵巧的大娘新盖的砖房里点起了油灯，支部委员们在这里开会研究村中明年生产规划的问题。沈士才大娘忙着去参加村里的辩论会，边清香和李英信，在召集队员们布置明天的生产任务。
夜深了，热烈的争辩已经结束，人们带着一天的疲劳愉快地躺在炕上休息。而农村小屋中勤劳主妇们的一盏盏油灯还在亮着。这里，沈士才大娘戴着老花眼镜，在一针针缝那带狮子头的小帽；这是她的副业生产，今年冬天准备卖二十多元。那边，朱玉荣在赶一家大小九口人的鞋底。边清香在纺线织布，李英信在趁着月光推碾子。这时候，在华北的山区、平原、海滨和低洼地区，有多少妇女在灯下纺棉、织布、掐草帽辫、织草席、编蒲包、织渔网和纺石棉！她们勤劳的双手，做出了多么出色的成绩！五十六岁的赵巧的大娘除了领导全村工作，自己养猪积肥、割花柴皮、打榨豆、割草，一年还做了一百三十个劳动日。朱玉荣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农闲时作了大小鞋十四双，拆洗棉衣十九件。今夏挂锄时又做了九双鞋，缝好冬季棉衣十四件。自己还参加农业生产，从今年3月到9月出工一百九十五天，做了一百一十五个劳动日。边清香今年挣了一百六十五个劳动日，还喂了二个大母猪，九个小猪，十一只鸡，一只羊和伙喂一头驴。而二十多岁的姑娘杜大改和她妹子一起一年竟做了四百二十个劳动日，顶得上村里最棒的小伙子了。
而当忙了一天的沈士才大娘总算躺下来休息时，急促的敲门声又把她从热被窝里叫了起来。有人在门外焦急地催着她快去迎接一个新生命的降生。原来她还是新式接生站的站长。
节约一两米和一寸布
国家供应河北省农民的口粮不算富裕，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一心只为自己打算的富裕中农大叫大嚷起来了。少数不会过日子的农民也真地会拉下点饥荒。看看沈士才大娘怎么吃粮食的吧。她一家五口，按活作饭、按人下米，按季节按天将粗细粮、代食品调剂着吃。春天农活刚开始，她采集榆叶、柳叶掺着吃（她多么会爬树采叶啊，人送她“净树王”的外号）。夏天天热活儿重，她家吃麦子配上北瓜、豆角和粗粮。秋后天凉活儿少，她家一天吃二顿。为了全家吃的好，口味新鲜，她那双能干的手会做出多少样饭食来啊。早上刚吃了山药菜饭，下午吃山药面条，或者放上一半菜一半面做菜饼子，再熬点米汤当稀的。今天吃了萝?干饭，明天用萝?馅玉米面蒸皮薄馅大的菜团子，后天又炒萝?条饭，包山药面饺子，把山药切成片烙黄烙烙吃。就这样她一家吃得又省又好，一年节约下五百斤粮食，今年麦收分四百五十斤麦子，到眼下还有二百多斤留着过年过节吃咧。
“一斤玉米一千四百五十五粒，一个人浪费一口饽饽，十粒玉米做得出不？”河间县的合作社主任周玉香在和社员们算着这笔账：“一个人省下十粒，全社一千零五十六人，一天就省七斤四两，八个月就省一千七百四十斤，够五口人吃一年的”。账不可细算，这一来社员们明白自家浪费的漏洞还多得很，全村二百一十户订出节约计划，打算半年节约一万一千斤，作为各家的储备粮。
今年国家供应的棉布量比去年少一些，又有人在叫起来了：布票不够哪，穿衣怎么办？让这些叫喊的人来看一看抚宁县潘荣坤大娘的鞋吧，这原是人家扔了的布帮胶底鞋，她拣来改造一下，一双鞋帮前后左右接了十六块布头，纳着一行行整齐的针线，看起来又结实又好看。她一家五口的鞋都是这样利用废物，去年光鞋面布就省下五尺。蓟县冯大娘一家六口去年一年只用布四十九尺，省下八十三尺布票。她家孩子很少做新衣服，都是用大人的旧衣改做。大人的衣服棉改夹、夹改单。一家人还穿的很整齐，有新有旧，有棉有单。下地干活穿旧的，过年过节走亲戚赶集穿新的。
年轻姑娘总喜欢穿一些新衣服的吧，尤其是在自己劳动有了收入的时候。任丘县的杜大改却不是这样。尽管她挣的工分很多，她1951年做的一件蓝褂子穿到现在，一共染了六回。姊妹二人夏天只有一件新洋布衫，冬天只有一件新花棉袄，都是谁出门谁穿。今年她妹子出嫁，她娘要把存在合作社的钱拿出来给她妹子置办嫁妆，大约要花八十七元。她家力量本来办得到，她也愿意给妹子买些东西，但是她想到社里正需要用这笔款，她说服了她娘和妹子，只花了八元钱买些零星东西，节约了七十五元。
赵玉兰的两年
“会打会算、钱粮不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石家庄市华新纺织厂工人家属赵玉兰，如今可体会到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家务的重要了。
她小时因家里穷，十三岁就结了婚、婆家也很穷，娶到第二天，她婆婆就出门要饭去。后来她一家都给地主家当牛马。解放后分了房又分了地，她丈夫又上工厂当工人。1956年她随着丈夫来到石家庄，丈夫工资又由六十元增加到七十五元。这时她就想，过去那么苦，现在有钱了，可该享受享受了。所以她就见什么买什么，孩子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光孩子们的零花钱一天就得两三毛。她买鱼一买就是五、六斤，买肉一买就是四、五斤，牛肉一次就买一竹篮。就这样，每半月的开支，只花六、七天就光了。没有钱就东借三元，西借两元，共借了一百八十元的外债。她吃粮食也不打算，好吃烙饼，打卤面，不吃稀粥菜饭，一个月粮食就亏空十三天。没有粮食一家人就下饭馆，一人吃碗饺子又吃不饱，要吃好的钱不够，就买大米饭泡酱油吃。穿衣服呢，去年一冬她没有穿上棉衣，上身穿件夹袄套上两件单衣，下身穿条破绒裤和条单裤。她丈夫为她过着这种富三天穷半月的日子也很有气，夫妻俩经常闹气。
今年1月石家庄市妇联号召妇女开展勤俭持家，工厂家属委员会举办过好日子的经验交流会，动员她去旁听；使她受到很大教育。尤其是她本街孙福海的事打动了她的心。她想：“人家孙福海每月收入六十一元，也是五六口人，日子过的挺好，还月月有富裕。自己家里收入比他多，人口一样，怎么老拉饥荒？”她下定决心要学人家的样。她丈夫见她转变过来，十分欢喜，便帮她算细帐，订出每月开支的计划。
从此，她把上半月发的工资先买下一月的粮食。下半月的工资还账二十到二十五元（账还清后便存入银行），给吃乳的孩子买乳粉、白糖用七、八元，剩下的留着零花。在日常生活中她首先注意节约粮食，粗细粮搭配吃，干的稀的搭配着吃，饭里多掺菜，有时她还到地里拔野菜包馅吃。这样一来不仅粮食够吃了，还省下七、八元的菜钱。孩子也不花零钱了，每月又节约六、七元。她又拾了好多柴草树叶，今年一夏天没有买煤，这又省下三元。穿破了的袜子也不再扔掉，她把它拆开缠线，也能省一、二元。就这样处处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家庭用途，不到一年，一百八十元的债款还清了，银行还存了一百元。又买了新被子、褥子，一家大小都穿上了棉衣。这是怎样巨大的变化啊！
三全其美的好事
“傻闺女”，有人看到杜大改把今年决算分红的一百三十元又打算向社投资、支持社里水利建设的时候，“好心好意”地劝着她：“你苦干了这么些年，找婆家也不带一点走呀！钱投到社里也不过给你记笔账，还不如买点衣服穿，买点心爱的东西哩”。大改却不这样想。她说：“社就是我的家。刚刚建起二年，家底还很薄。我投下资，社办好了，我家生活也会改善。再说我家只有姊妹二人，父母年纪都大了，我们都出嫁了，父母要成了五保户，不是给社增加负担？我们现在向社投资，可以作为父母将来的生活费”。就这样，大改年年向社投资，已投了三百二十元。
许多积极分子认识到勤俭持家，不仅仅对自己家好，对国家、对合作社也好，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她们说：“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国家富强了，合作社富裕了，我们各家也会过富裕的生活。”她们自觉地把自己家庭的命运和国家、合作社的命运扭结在一起。不是解放，赵玉兰不还在侍候着地主的大烟鬼老婆，被她用条帚抽打吗？不是有新中国，杜大改就得送给人当童养媳，她年老的父母哭干了眼泪也讨求不到衣食。没有合作社，赵巧的大娘能住上她的新砖房吗？没有合作社，潘荣坤大娘也修理不起她那破漏了十多年的房屋啊。因此，献县的冯新芝一家四口辛勤劳动，全年收入六百三十二元，她节省开支，只用三百一十七元，富余三百一十五元，她在银行存了一百元，余下的都投入合作社。邯郸县的周庆云一家八口收入一千二百六十元，除去开支五百元，六百元存信用社，一百元投资合作社。
在这些勤俭过日子的新家庭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勤劳俭朴的下一代也正在成长起来。河间县边清香的二个孩子，放学后不用妈妈嘱咐，就背起筐去打柴拾草。新乐县李英信的十岁小闺女，跟着她妈妈学会了量米做饭，还学会做饭时抓出一把米存起来。她说：“我要当个节约模范，也上省里开会去”。石家庄市铁路职工家属张佩珍平日注意储蓄，她大点的孩子也都将过年过节或平日姥姥舅舅给的钱一分两分地攒着，凑够一角就交爸爸存起来。今年买公债时，爸爸在站上买了一百五十元，妈妈将自己从生活费中攒的钱买了二十元，四个孩子也都拿出平日的积蓄每人买了一元公债。孩子们说：“多买公债，国家多办学校，多开工厂，我们大了，好像爸爸一样上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