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粉碎徐懋庸企图混淆阶级界线的阴谋
吴传启
徐懋庸是党内的右派分子，他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实行了内应外合。在这个期间，他用二十多万字的杂文，作为向党进攻的“匕首”和“投枪”，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了全面的污蔑和攻击。由于他入党以来，长期不接受思想改造，屡教不改，所以他终于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由于他自己的这种反动立场，所以他公开宣扬叛徒思想，对动摇叛党的分子寄与同情，说他们虽然叛变也还是可以“尊重”的，叛变是“幸福”和“光荣”等等。
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浪潮中，作为内应的徐懋庸，他所采取的手法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为幌子，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把个别的片面现象夸大，以攻击革命本身等等。徐懋庸在一封密信中，对他的小集团分子写道：“环境黑暗，现状困难，不知真理在那里？追求！”徐懋庸所反对的，当然是他所认为的“困难”的现状和“黑暗”的环境，那末他所“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消灭阶级，必须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列宁并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和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而徐懋庸在他所散播的大量毒素中，就在这个最根本之点上，表现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他的目标是：用混淆阶级界线的办法来取消阶级斗争，直到反对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这也就是徐懋庸的“追求”。
一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混淆阶级界线，以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右派进攻的共同方式之一。许多右派分子公开直接地宣称：“阶级分析的方法过时了”。徐懋庸的特点之一，就是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用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方法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恩格斯远在1845年就曾经写道：“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是后来恩格斯对他从前的论点作了更正，并声明说，这个论断在实践上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因为“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恩格斯并进一步提出警告说，“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以一种似乎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同上）
但是徐懋庸不顾恩格斯的警告，竟恶意地抓住恩格斯曾经更正过的一句话，并歪曲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向人们宣称：“在中国，恩格斯的那一个论断，却被中国共产党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成了具体真理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徐懋庸从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出发，在其他的一些文章中进一步宣称：“中国的资产阶级，非但不再反抗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也感到自己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了”；他认为资产阶级“争取变成工人阶级了”，共产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真正成了“按其原则说来”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学说了。徐懋庸就是用这个办法，把共产主义变成了超阶级的东西，变成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共有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就成了“都拥护社会主义的同”（“同与异”）了。于是，徐懋庸就达到了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的结论：“阶级界线已经不存在了”，“阶级分析方法过时了”。
徐懋庸既然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一样“拥护社会主义的”，所以在他看来，
“定息”当然就不是剥削，“不过是对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的‘赎买’的分期付款”。反过来说，对于坚持阶级分析观点的人，他就污蔑为是“只见异而不见同”的“宗派主义”，是“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等等。于是，徐懋庸同章乃器，就在所谓“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红色资产阶级”和“定息不是剥削”等等谬论上合唱双簧了。
徐懋庸为了进一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又提出了他自己的所谓“一视同仁”论。照他的说法，“真理从来对一切人是一视同仁的”，“真理对个人，是不光查阶级成分的”，而且“不管有产、无产、党员、非党员，前辈、后学”，即“不要根据成分、党派和地位，肯定他一定有真理或无真理”（“真理归于谁家”）等等。最后，他用所谓“真理归于大众”的提法，来完成他的“一视同仁”论，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阶级界线。这样，当然就无所谓消灭阶级，于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多余的了。徐懋庸的基本的反动立场就在此。
不仅如此，他的这种反动立场，还贯彻到哲学方面，混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线，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他使用社会上某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师生朋友关系，并加以发挥。徐懋庸认为，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是共同的”，并且“在实际的政治问题上”，“也是有共同的立场”（“敌与友的关系”）。应该说，徐懋庸的立场真是贯彻到底的了；从政治上的非阶级观点，一直到哲学上的无党性路线。但是徐懋庸是以资产阶级的无党性，来尖锐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和阶级性的。
列宁说过，无党性本身，也就是一种党性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党性的表现。而徐懋庸这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混淆阶级界线，混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界线，以及混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线，就恰好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党性，表现了资产阶级右派反社会主义的党性。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在混淆阶级界线的同时，就极力丑化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美化资产阶级；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丑化唯物主义者，美化唯心主义者。他用颠倒黑白的办法，亲亲而仇仇，扬此而抑彼；这在徐懋庸，界线是清楚的，立场是鲜明的。可以说，他的这种资产阶级右派的党性，是既强烈、又彻底的。
二
徐懋庸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混淆阶级界线的同时，却搬出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用历史唯心主义，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反动的“人性论”的观点，在他的许多文章里，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同徐懋庸以歪曲马克思主义来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式一样，他在搬出“人性论”时也用了同样手法。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这样写道：“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有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所谓共同的人性。而徐懋庸却公然引证这一段话而加以歪曲，然后走到完全相反的立场。他说：“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过了时的纪念”）。
同许多右派分子一样，徐懋庸也是用“共同人性”来同阶级性对立的，用“人性”来顶替和反对阶级性。许多右派分子污蔑共产党人“有党性、无人性”，而徐懋庸则污蔑不承认“共同人性”的人们为“矫情”。照他说来，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以可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乃是由于有“共同人性的基础”。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改造，就不需要“脱胎换骨”，而阶级斗争也就成为多余的了，问题的关键就只是在于去发扬所谓“共同人性的基础”了。这种论调当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在今天他把它“复活”起来的新意义，却在于要用所谓“共同的一般人性”，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
然而徐懋庸用“人性论”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徐懋庸从其“人性”立场出发，对肃反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污蔑肃反运动是“从捕风捉影的‘证据确凿’出发”而“判与反动”的，就像“猫吃老鼠”一样，“是不讲任何理由的”；他污蔑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是“刽子手的胜利”。对于我们来说，肃反运动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摆在每个反革命分子面前的是铁的实证。徐懋庸反对这种阶级斗争，他对肃反运动的种种恶毒的污蔑，只不过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对我们进行的一种最尖锐的阶级斗争。
三
徐懋庸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念，以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在理论上，用“人性论”来模糊阶级界线；在政治上，则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念，来混淆敌我关系，从而变人民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煽动“大民主”来反对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和自由都是有阶级性的；对于阶级斗争来说，民主是对专政而言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徐懋庸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混淆。他说，“只要讲民主，什么‘内外’‘上下’之类都不成问题了，其实‘内外’并非问题，问题是‘上’”。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民主，乃是一种不讲“内外”、不分“敌我”的超阶级的民主；当然也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民主”了。以资产阶级民主为“民主”，以社会主义民主为“不民主”；以资本主义为“光明”，以社会主义为“黑暗”，这就是徐懋庸的立场。
但是我们国家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无怪乎引起了徐懋庸的憎恨。他把我们的社会污蔑为“不民主”的“黑暗”世界，并比作“寒冬腊月”，是像“西北风”一样使他感到“刺骨”的寒冷。
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这是载在我们的宪法上的。但徐懋庸却说，“党、国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不要怕民主”）。他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民主”并提，共同作为所谓“党、国的基础”；他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混淆民主的阶级界线，并且用以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于是他就进一步宣称，“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民主不民主”（“不要怕民主”）。这样说来，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敌我矛盾，乃是由于“不民主”，而不是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了。徐懋庸就是用这种手法，一方面把敌我矛盾说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又力图变人民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他号召人们以“杀身成仁”的精神来向党斗争。
徐懋庸在他的许多文章里，污蔑我们社会的“民主不够”、“嫌民主少了”等等。他要求多给些“个人自由”，宣扬反纪律的自由；他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污蔑为“随”而不“思”。自然，在我们社会里，不能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地位，不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但我们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着民主，因此我们的社会正是史无前例的最民主的社会。
总之，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浪潮中，作为内应的徐懋庸，他的矛头是对着党的，他的“匕首”是投向社会主义的。他所攻击的方面十分广泛，而他所集中攻击的，则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一直到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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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懋庸为什么反对“教条主义”？
马仲扬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徐懋庸也叫嚷着反对教条主义。从表面看来，徐懋庸同党似乎是一致的。其实，恰好相反：徐懋庸笔下的教条主义，同我们所说的教条主义，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的矛头指向，同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根本敌对的。
关于什么是教条主义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理解，徐懋庸却有他自己的“辞典”——说是他自己的，倒不如说右派分子们共同的“辞典”，在这里看不出徐懋庸有什么“独创”的见解。
徐懋庸在“蝉噪居漫笔”〔注一〕里描绘了我们的高级干部，他一会称他们为“马克思主义者”、“领导”者，一会又称他们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据他看，这些人是不学无术的，专凭“地位”强作领导；这种人的思想特点，“就是随”！本来“随”是要“毁”的，但是，“还是由于地位”，他们“永远不会毁”。
看，徐懋庸反对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在徐懋庸看来，这些人“随”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同志，“随”了党的决议，他们就是教条主义者。请听他说：“那种惯于‘随’的领导者，其言论的根据”，是“经典著作”，是“党的决议和社论”。因为你们根据了这些，你们就不会独立思考，必然产生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正是由于根据这些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而“随”的结果，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反对它。许多右派分子都在说，教条主义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要反对教条主义，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徐懋庸在这里，并不比其他的右派分子“含蓄”些！
我们也反对教条主义，可是同徐懋庸根本不同。我们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乃是因为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有了教条主义，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教条主义如果占了统治地位，就会严重地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党一直同教条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并且有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正是为了马克思主义更顺利的发展，为了更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
徐懋庸不是这样。他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叫做教条主义，他要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反掉，因为有这个指导思想，就妨碍“思”，只会“随”。反掉了这个指导思想，大家就会“思”，就不再“随”。其实，这个不要指导思想的思想，也还是被另一种指导思想所指导；不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指导；反对“随”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还是“随”，只是不“随”马克思主义，不随工人阶级，而是“随”资本主义，随资产阶级右派！我们说，只要你革命，就一定要随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当然，这不是盲从，不是不动脑筋；只有真正地学会了“思”，才能真正地追随革命。
徐懋庸的确经过了“思”，才不“随”马克思主义的，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自己过去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假的，他以为别人也是假的。他经过“思”而后“反”，他以为别人一“思”也一定“反”，别人所以“随”马克思主义就是没有“思”——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
也许他会说，我没有反马克思主义。当然，由于人民已经坐了天下，他不敢公开地喊打倒马克思主义；可是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教条主义。我们不妨找点根据。例如他在“同与异”〔注二〕、“真理归于谁家”〔注三〕的杂文里，特别强烈地反对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责怪我们对于“异”派不看“同”，不看资产阶级拥护社会主义；对于“同”派不看“异”，不看工人阶级里的坏东西。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并不那么坏，工人阶级也并不那么好。他极力强调这两个阶级有“共同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就是教条，你们强调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你们就是教条主义者！再例如，我们说现在资本家所得的定息是剥削，他认为这又是教条；他认为定息不过是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的赎买的分期付款。你们不承认章乃器提出的定息不是剥削，只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你们就是教条主义者！
看，这就是徐懋庸所反对的教条主义！
徐懋庸还认为，我们的理论界被教条主义统治着，已经把他压得到了窒息的程度，所以他才大叫“危机”！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他写了二十七、八万字的文章。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宣泄他积压了多少年的“怨愤”，所以每篇文章都有所感，有所指，照他说来，都是“有的放矢”，他的“的”，就是所谓教条主义的统治。“时机不可失”、趁机反党，照他自己话说是“为气候所感，欲罢不能”，这倒真是他的反动本能的表白。
他把自己描写成进攻教条主义统治的急“先锋”，是“扰人午梦的”“蝉”鸣，是“扑火”之“飞蛾”！他认为他的杂文在我们理论界别具“风格”，似乎只有他的杂文，才没有沾染教条主义：“试想，短短的一篇‘千字文’，竟也被教条主义所占据，还成什么话呢？”〔注四〕
的确，站在徐懋庸的立场上，我们的理论界是为“教条主义”所统治；他的杂文，也确实没有半点“教条主义”的气味，因为徐懋庸所说的“教条主义”，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当然厌恶这种统治，在他的文章里，当然要防守他们的阵地，不能为马克思主义所占据。好一个章乃器的好友，资产阶级右派的忠实打手。至于他说他受压抑的心情，倒也是真的。一个同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纪律严格的共产党的队伍里，当然要同党发生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不是他改造党，就是党改造他，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这种矛盾，可以是非对抗性的，那就要他接受党的改造，背叛资产阶级变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对抗性的，那就是他坚持自己的一套，同党和人民始终抱着两条心，终于同党决裂！近几年来，徐懋庸对党处理他的问题的态度，就是由第一种矛盾转化为第二种矛盾的。徐懋庸几年来的由不愉快、不舒服到疯狂的进攻、公开的咒骂，正是反映了这个矛盾的转化过程。他的不愉快、受压抑的情绪，正是反映了我们党对他的斗争，对他没有采取姑息、迁就；这就表明了我们党组织坚持了原则，保持了共产党的光荣本色。也表明了我们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露头就受到了痛击。如果徐懋庸生活得很愉快，他的这种思想可以自由泛滥，那就是我们党的原则遭到破坏，或者某些党组织变质——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也或者我们理论界占居统治思想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由此可见，徐懋庸厌恶的这种统治，并不是什么坏事，是大大的好事，不但不应当削弱它，还应当继续加强它，使徐懋庸之流根本不能抬头，使他们更不舒服，更不愉快。在无产阶级看来，这实在好得很！应当告诉徐懋庸：不必担心“扰人午梦”，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睡觉！我们以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身分，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谨防那些到社会主义大花园里来“放火”的强盗；我们并没有看见什么“扑火”的“飞蛾”，只是看见了碰死在真理面前的名字叫回春、弗先、彭鼎……之流的一些毒蜂。
注一：见1957年7月号人民文学。
注二：见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八版。
注三：见1957年5月号文艺月报。
注四：见1957年7月号长江文艺关于杂文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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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出版“普列汉诺夫哲学文选”
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正陆续出版“普列汉诺夫哲学文选”。“文选”共五卷。第一、二卷已经出版。第三、四卷在1957年年底以前出版。第五卷计划在1958年上半年出版。
第一卷包括普列汉诺夫1883—1895年间的哲学著作，其中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纲领草案”、“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等。第二卷包括1896—1903年间的哲学著作，其中有“唯物主义历史概论”、“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对我们的批评者的批评”等。第一、二卷的这些著作表明了普列汉诺夫在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以及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著作同时也使我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的世界观。
第三卷所包括的一些哲学著作，是普列汉诺夫揭露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非理性论者柏格森和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的著作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此外，还有“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以及普列汉诺夫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来批判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一些名著。
第四卷将包括普列汉诺夫关于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一些著作。
第五卷将包括普列汉诺夫关于文艺学与美学的著作。如：“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十八世纪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写生画”，以及关于俄国文学的一些论文等。
“文选”中所包括的哲学著作的原文都与著者的手稿或著者在世时发表的原文对正过。每一卷都有绪言、注解和人物索引。此外，在第五卷还刊载“全文选”的索引。特别可贵的是读者将看到“唯物主义历史概论”的原文，这篇作品已没有前几版中所存在的种种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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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重视军事医学科学研究
解放军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
本报讯 几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几年来，解放军各个部队采取了积极措施，控制了各种急性传染病，如天花、脑膜炎、斑疹伤寒、回归热等疾病在部队里流行。特别是在担任边防、海防任务的部队中，由于对疟疾、血丝虫病、痢疾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有计划的防治，不仅使部队官兵的健康得到了保证，而且帮助当地居民大大地改善了卫生状况。例如，云南边防某些地区疟疾流行非常严重，当地居民认为：军队在瘴气区是“进得来，出不去”的。1952年，解放军抽调了医学专家、教授和卫生干部三百多人，成立了云南抗疟总队，并且动员了部队里的卫生人员，组成了近两千人的防疟大军，深入瘴气区进行了实地调查。1953年3月，开展了规模巨大的部队防疟运动。经过军民几年的努力，现在这些地区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疟疾的流行。如1956年疟疾发病率比1952年降低了95％以上。各个部队还重视了卫生宣传教育工作。学习卫生知识已经成为官兵们经常的课业。现在，全体军人都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几年来，解放军除了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医院和疗养院，充实了医疗设备以外，在医疗技术和医疗效果方面也逐年有了提高。在医疗技术方面，发展了心肺外科、整形外科等许多新的学科。有些学科的医疗技术水平（如肺切除和食管癌手术）已经达到了国际科学水平。解放军胸科医院自去年建院以来，曾经给四十七个病人施行了食管切除手术，治愈率100％。1955年建立的急症外科医院，一年多以来，在急性的胆道炎、胃炎和肠炎的外科治疗方面，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急性骨损伤的治疗和骨移植的研究方面，有些也达到国际水平。今年“八一”建军节刚建立的解放军整形外科医院，在严重战伤的晚期治疗和研究方面也取得良好的成绩。目前已经使一些部分机体缺损的残废病员，经过修补和整形以后，恢复了功能。如对手缺损的伤员，经过把尺骨和桡骨分开成为钳状，这种钳状的动作经过练习可以变得灵活、有力，慢慢能够吃饭、刷牙和写字。由于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护理工作的不断改进，和坚决贯彻了“卫生人员面向连队”的方针，提高了治疗率和病床周转率。如病人的平均治愈率1953年是71.2％，1956年是96.2％；病床周转率1953年平均是64.4％，1956年平均是86.8％，有些医院三年来没有发生过事故。
几年来，在军事医学科学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成绩。如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自1951年以来，对航空生理、防核子武器和化学武器伤等许多专题进行了研究，到去年8月份为止，已经完成了二百七十多篇科学论文。此外，许多部队卫生机关的医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在对部队驻在区主要传染病的调查研究方面；在对各军种和康藏高原、新疆等地区部队营养情况的调查和营养标准的研究方面；在对严重创伤的晚期治疗方面，以及制造干血浆和血液代替品的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王克勤教授等试制成功的干血浆，不仅能保存七至十年，便于携带和保存，用的时候不必查验血型，而且有丰富的营养。在防止急性伤员发生休克或已发生休克的伤员的治疗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
最近一年来，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各军医大学、各部队总医院、胸科医院等分别举行了学术会议，共提出了七百多篇科学论文，其中不少是在实际工作中所进行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
（李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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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进学校党的工作
江苏高等学校采取许多办法
新华社南京9日电 中共江苏省委和江苏各高等学校党委会最近正采取各种措施改进党的工作。省委文教部选调的五十多名领导骨干，正陆续去有关学校，分别担任党委书记、总支书记等职务。各校党委会的组织都在结合紧缩机构，进行调整和加强，许多领导骨干都直接掌握具体工作，有九个学校兼职的党委书记和原来在行政上担任副院长职务的党员，现在改任党委专职副书记。
各校改进党的工作中，特别注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全省高等学校有五十三个系、科已分别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除省委调去的干部以外，各校也从党委会抽调一批骨干，下放到系里充实总支组织。南京大学原有三个系总支没有负责人，现在已陆续派了总支书记和其他干部。有的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直接兼任或下放到总支，担任书记。南京工学院党委会把六个副书记、部长和党委委员下放到系里担任总支书记，并且下放了一批党员干部担任系总支的其他工作。各校三百多个支部也在逐步加强领导，有的支部改选了负责人，有的设了专职书记。
各校党委会在整风中还从各方面积极改进作风，保证各级党的干部深入群众。南京农学院规定党委书记和常委委员等每月定期参加教师、学生的学习和听课，接待群众来访等活动；这一学期开始，团委和学生党支部书记等干部还要做到和学生“五同”（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同文娱体育），以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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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紫金山天文台发现
一颗靠近太阳的小行星
据新华社南京9日电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一颗靠近太阳的小行星——紫金六号。一般小行星和太阳的距离平均约有二点七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紫金六号绕太阳运行轨道的平均半径还不到两个天文单位。
小行星处在地球轨道以外，绕太阳运行。从1801年意大利天文学家皮阿齐发现第一颗小行星“谷神星”到现在，全世界已发现一千六百多颗小行星，最大的“谷神星”直径七百七十公里，最小的直径只一公里，都不能用肉眼看到，用天文望远镜也很难跟踪观测。紫金六号是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和青年技术员张家祥利用天文望远镜照相方法找到的。
紫金山天文台1955年以来先后发现了紫金一号到紫金四号等四颗小行星，今年10月下旬发现紫金五号，11月中旬发现了紫金六号。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在1928年发现的小行星“中华号”，失踪近三十年，也在今年10月底重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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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丝弦戏得到好评
石家庄市丝弦剧团8日在首都作了最后一次公演。这是河北省有四百多年历史的丝弦戏第一次在首都演出。它的浓厚的农民生活气息和纯朴、奔放的风格，受到观众的好评。
丝弦戏是流传在河北省民间的一个比较古老的地方剧种，共有六百多个剧目、五百多支音乐曲牌，石家庄一带的农民以“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来形容丝弦曲牌的丰富。
这个丝弦剧团11月16日起在首都已先后演出了“空印盒”、“小二姐做梦”、“调寇”、“白玉杯”和“赶女婿”等七个剧目。中国戏剧家协会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对丝弦戏进行艺术上的探讨。有许多观众写信给剧团，感谢艺人们在北京演出了这样优秀的剧种。有些戏剧工作者、著名演员在报刊上发表了他们对丝弦戏的观后感。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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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学校里
在学校里
少先队员爱劳动
为了培养儿童热爱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情感，陕北米脂县桃镇区杨家沟乡罗家?小学配合学习，组织少先队员进行各种农业劳动。
罗家?小学少年先锋队在今年秋收以后展开了“沤肥增产，拣粮增产”的活动。全校三个少先中队分别沤肥三窖，都是用青草、尿、尘土、羊粪沤成的。在收集肥料的过程中，队员们不嫌脏，也不嫌累，如大队长罗秀芳，大队委员罗玉兰，队员窦光林、罗文章都搞了个粪筐，每天去学校时沿路拾粪，有时一筐、有时半筐。在他们的影响下，三十八个少先队员都提上了粪筐，从早上五点起床就拾粪了，赶学校七点上早操时，都到了学校。
（景克仁）
建筑院墙
河南省新野五中是1956年秋天才建立的，一直没有院墙，牲畜常在学校附近叫，行人也不断从那里经过，影响学习和课外活动的正常进行，有时还发生丢失东西的现象。这学期学校贯彻了勤俭建校的方针，号召学生动员起来，筑好学校的院墙。学生积极响应了这个号召，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分工筑墙。由于大家劲头很足，不到半月时间，一条长百余丈、高五、六尺的围墙终于筑成了，给国家节约了数百元的开支。
勤工俭学
西安高级中学和第一中学学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同学们有的回乡和父兄一道参加田间劳动，有的留校参加各种“勤工俭学”性质的有酬劳动。去年，西安高中申请免缴学费的学生超过了10％，这学期开学后，许多缴不起学费的学生也缴了学费，免缴学费的学生比例下降到10％以下。该校五十九乙班学生成履上学期还申请免缴学费，今年暑期他参加劳动共收入七十元，就解决了本学期的学费和书籍费用困难。五十九丙班学生胡占凯在暑期中参加了田间劳动，得了六百二十个工分，增加了家庭收入，这学期自动要求放弃助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