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西子湖畔学生劳动红旗招展
杭州市中学同农业社挂上钩
本报讯 杭州市各中等学校在本学期开学以来,普遍加强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并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主要是农业劳动。许多学校已和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固定联系,订出了学生下乡参加义务劳动的具体办法,使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经常化。
怎样和农业社建立固定关系呢?这些学校采取的办法就是把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按班级分别编到所联系的农业社的生产小队里面去,和生产小队直接挂上钩。同时,学校里排出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日程表,使学生在固定的日子里集体到自己所联系的生产小队里去从事半天到一天的体力劳动。如杭州第二中学,就是把初三以上二十四个班级的一千二百多学生,分别编到郊区的望江、四季青、红星、钱江、乌龙四社、七社等六个农业社的生产小队里去,并规定每隔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下乡劳动一次,一直到该班学生毕业为止。杭州第四中学除了和所联系的全国养猪模范生产合作社——南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固定联系外,还和合作社订立了合同,由学校和农业社联合组成领导小组,共同负责学生参加劳动事宜。合同里规定农业社负责对学生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技术指导,定期给学生作田间报告,讲解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以丰富学生的实际知识;学校则为农业社设置科学讲座,定期给社员讲解有关农业生产的科学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组织学生协助农业社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和扫盲运动。
现在,杭州市二十多个普通中学(将近全市一半左右的学校)已和农业社建立了这种联系制度。有七、八所中学已经把学生直接编入生产小队,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农业劳动,还有许多学校也正在进行这一工作。近一个多月来,杭州市各中学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打着红旗,浩浩荡荡地奔向农村,奔向西子湖畔,和农民一起劳动。全市二万八千多名高、初中学生中除了一部分年纪小、身体差的低年级学生以外,一般都参加过劳动三、四次,多的达到六、七次。他们在劳动中都能虚心向农民学习,认真干活,遵守农业社的规章制度,爱护农作物,尊敬老农民,因此,受到农业社的热烈欢迎。许多农业社在农忙的时候,由于得到学生的大力支援,做到及时收获和播种。如古荡乡在同学们的支援下,提早十天完成了全乡五千多亩晚稻的收割任务;广大学生通过劳动和参观访问、谈心等活动,已和所联系的农业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农民交上了朋友。杭州市云居山农业社是杭州第十一中学高一(1)班经常联系的合作社,该社社长徐柏泉是这个班级的班友。最近,十一中庆祝校庆,这个合作社特地送来了二只小羊,祝贺校庆,并作为建立永久友谊的纪念。 (杭州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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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僮文推行第一年
十万僮族农民会看会写
新华社28日讯 在推行僮文的第一年,广西省有三十五万多僮族农民参加了僮文扫盲学习,有十万多人脱离了文盲状态变成会看会写。在邕宁县,参加学习的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人中,已有七千六百五十二人能够看僮文报,用僮文记日记、记工分和写山歌。田阳县隆平、凤马两乡的青壮年农业社社员,有40%到50%学会了僮文。宜山县坪山乡的两个试教班三十多人,用三百四十个小时学完了三本农民识字课本,现在不但能读能写,还能够教别人。现在这个乡已经是屯屯有僮文班了。
为了在农村基层中推行僮文,广西僮文工作委员会在今年4、5月间曾训练了两万八千多名僮文推行人员。他们利用山歌、大字报、广播等各种工具,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同时,广西省民族出版社在今年出版了僮文课本和通俗的僮文读物一百八十二万多册,“僮文报”每期发行一万四千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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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
大力推行黎文
据新华社28日讯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正着手大力推行黎文,以满足黎族人民希望尽快学会黎文的迫切要求。
现在,自治州民族语文学校正在加紧训练第一批推行黎文的教师和专职干部。明年在农村、机关、学校推行黎文的具体计划已经制订出来。按照计划,各县每个区选择三个到六个乡重点推行,入学人数要求达到一万二千名;条件较好的县、区、乡小学,将在一年级开始试教黎文;各地的干部、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将加设黎文班。自治州师范学校明年开始调训的小学教师,也将学习黎文,以便今后能掌握用黎文教学。此外,还计划在明年分两期培养出一千多名黎文教师和专职干部。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有黎族三十多万人。过去黎族没有文字,今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帮助黎族创造了一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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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试点推行苗文、布依文
据新华社贵阳29日电 贵州省苗文和布依文的试点推行工作取得初步成绩。参加学习的二百多名少数民族学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后,一般都能读能写了。
贵州省第一批六个苗文、布依文推行试验点,分别设在炉山、毕节和松桃苗族自治县等地区。每个试验点有学员四、五十人。(附图片)
六百多万僮族人民,应用本民族文字来发展文化的时代先声——历史上第一次僮文扫盲运动,在桂西僮族自治州内大规模展开。民族印刷厂的僮族女学工唐惠云和潘庆鸾在工暇时间,怀着欣喜的心情,翻看着僮文识字课本。 新华社记者 施峥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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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挂钩 路兮
最近以来,各地中学深入加强了劳动教育,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在许多学校里,开始呈现了一片新气象,树立起新校风。可是,怎样使劳动教育经常化?怎样使参加体力劳动经常化?而不只是突击一阵呢?杭州市中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杭州市中学的办法是,学校方面同郊区农业合作社建立经常的固定的联系制度,把学生编到生产队里,同生产队直接挂上了钩,定期去参加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学校同农业社建立固定联系的办法,不但可以使学生参加劳动经常化,而且,学生也便于同农民交上朋友,建立亲密的感情,培养自己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思想。在农业社方面,也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有计划地为学生安排活计,丰富学生生产知识。这样,就可以避免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一阵风现象。
杭州的办法是值得学习的。学校不但可以同农业社挂上钩,而且同其它生产单位也可以挂上钩,建立经常的而不是一时的联系制度,来保证学生能经常地参加体力劳动,经常地受到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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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
在涿鹿县城东南约五十多里的三堡村北的地方,一向传说是“黄帝城”的遗址。今年10月中旬,河北省和涿鹿县文化部门派人在这里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有石刀、石斧、石?、石杵、磨用器及蚌器、陶纺轮等;属于生活用具的有残陶豆、陶鬲、陶鼎、陶缸、陶盆、陶甑等。建设遗迹除原有的残城墙基址外,又在城址内中部塌陷的地方发现板筑墙,板筑层有的厚约十八公分,有的厚约二十五公分。在城址内北部还发现了各种板瓦、桶瓦和带鹿形等花纹的半瓦当。
涿鹿县文化部门和当地群众过去就曾在这城址内发现过石斧、带巨孔的石敲砸器、龟钮、蛙钮铜印以及各种古代钱币等。
根据以往和这次发现的文物推断,这个城可能是战国前后的遗址,而且根据史书记载,很可能就是古代的涿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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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古可考”的地带
发现文化遗址和古墓
天津由于是滨海地区,过去一直被人认为无古可考的地带。但是自从去年12月,天津市文化局在东郊崔家码头的蛤蜊堤,发掘了一部分战国墓葬群以后,开始改变了这种看法。今年4月至8月,天津史编纂室先后又发现了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十余处。
属于战国时代的,主要有:天津西郊区八里台附近的十八岭子遗址、墓葬,和南郊区的中塘遗址、墓葬。出土物除瓮棺、残片外,陶器以罐、瓮、鼎、鬲、壶、豆为大宗。它们的质地绝大多数是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此外还有少量刀币、鹿角等物。
属于汉代的,有宁河县四区老安店附近的城顶子遗址。常见的陶器计有罐、瓮、纺轮以及瓦当等。此外还有一些五铢钱。
属于唐代的,有宁河县六区军粮城的石棺墓。墓里出陶俑较多。
此外,在调查遗址和墓葬的同时,对蛤蜊堤也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原来天津距现海岸最近的蛤蜊堤共有两道:第一道北起河北宁河县田庄垞(芦台北十六公里),中经崔家码头,南迄沧县的大张门头;第二道北起芦台以北三公里处,中经军粮城,南迄黄骅县的祁口。两道都长约一百公里。它们是由蛤蜊壳及壳的碎末混杂泥沙而成的高出地表的堆积,很可能都是渤海的旧岸。
通过以上这些遗迹、遗物大量的发现,证明天津地区至少在战国时候已经有人类在活动,这对于今后进一步研究天津的历史和地理将有很大的帮助。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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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物集锦

从废铜仓库里选出历史文物
上海市文化局文物整理仓库,最近在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废铜仓库中,鉴选出一批历史文物。其中有一个西周晚期的黾纹鼎,足上端作蛙形花纹,这种纹式在铜鼎上是少见的。另有一对铜钹,钹上有“无为军昆山广德禅寺,庆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钹一副,保丁字号,已当官镌讫,监官(末尾有一花押)”三十四个字,这是南宋宁宗(庆元三年为公元1197年)时造的,是研究宋代乐器的重要材料。此外,还有周代的兵器、戈和箭头等一百多件,其中有一个箭头是单翼,有环可以系绳,这也是极为少见的。另外尚有东周时代的车器,削、凿、斧、铲、汉魏公朝的铜印、铜熨斗、铜犁头、小佛像、残鎏金铳,元大德年款的“淮阴州”,“淮安”等字样的杈、元押,以及其他各时代的铜器,共两百余件。 (孙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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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物集锦

山西发现商周铜器
山西省石楼县二郎坡附近在去年秋季发现了一批铜器,这批铜器共十五件,分食器、酒器、兵器、工具等四类。从器物的形制上看,可能是殷商或西周早期的遗物。这批铜器中以饕餮纹锐足斝和双鴞卣最为珍贵。两件文物,造形十分生动、庄严、瑰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艺术作品。图是双鴞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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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重庆市老教师积极参加整改
新华社重庆29日电 重庆市九所高等学校中的许多老教师积极参加整改。
在各高等学校和各系、科的整改工作小组中,都有老教师参加。他们在教学工作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并且亲自动手改进工作。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老教授辜其一和教师们一起,仔细研究了如何在教学中贯彻党的建筑方针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辜其一老教授在反右派斗争中曾挺身而出,反对右派分子的向党进攻,反对右派分子所散播的资产阶级建筑思想。这次在整改中,他又把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作为与自己不可分割的任务。重庆大学机械系主任钱企范,副主任黄惠荣和许香谷等,细致地研究了学生课程负担过重的原因,许香谷还为此到处访问教师和学生。他们最后提出办法,精简了基础课和专业课重复的部分。现在机械系四年级的课程已经由过去一星期二十九学时,减低到二十三学时。重庆大学冶金系系主任、老教授蒋导江,看到大字报中冶金系学生对新教师讲课质量差的意见最多。他就在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以外,挤出时间来和学生一块听新教师讲课,和学生们谈心,从中了解新教师讲课的缺点和学生们的要求,以后就设法帮助新教师,提高他们讲课的质量。许多老教授还在学校党委组织的座谈会上和在大字报中,向党组织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改正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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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我们今天集中地发表几篇工人的来稿,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情。我们今后也将多登这方面的稿件。希望在各个劳动战线上的同志,都拿起笔来,写下你们的丰富的生活中最精彩的一幕,最动人的事迹,寄给我们。
房钱 石景山发电厂 阎一忠
俱乐部屋里挤满了人。屋里弥漫着烟雾,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射进屋里,形成许多金色的透明光柱,缕缕轻烟渗到金柱里面,分外清晰。
辩论会开始之前我就在想,单身宿舍也收房租,我不同意,虽然钱不多,可是解放了八年谁也没拿过呀!怎么单单让我赶上了。这念头我刚要讲出去,一个小伙子晃晃悠悠的已经站了起来。
我从他的举动,就断定是和我一同进厂的徒工张宝有,他皱了一下眉,熟练的吐出了一口浓浓的白烟说:“我不同意收房租。”我满意他的发言,静静地听下去,“过去日本、国民党时代都不收房租。不是和旧社会比吗?那就比比吧,解放前不收,解放了更不应该收,共产党不是给工人谋福利吗?住房收房租还有什么福利”。屋里一阵嗞嗞声,我正琢磨他的发言是否正确。除灰的李老师傅,霍地站了起来,看了张宝有一眼说:“咱们先说房钱该不该收,应该收”。李师傅把应该收三个字说的声音特别大,把大家镇住了。“这根本不能算房租,只是一点修缮费,自己的房子坏了不也得修吗,所以我说应该收。家属宿舍该收,青工大楼也应该收。对!日本不收房钱,他们没盖过一块砖,一片瓦,哪儿收去。吃混合面都不给饱还收房钱?国民党更不用提啦,连个厕所都没盖过,他收个屁。解放初我还住小土坯房,下雨老担心家里别塌了房伤了人。晚上根本不能睡觉,这几年盖了多少房啊!过去咱们村里才二十八家,你们看看现在光大楼就七、八座。”
李老师傅把手挥了一下,停顿一会,述说起过去苦难的岁月,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住过解放前的单身宿舍,实实在在不要钱,可是,是和牲口住在一起呀!晚上还得照顾牲口,我真不愿睡在那里,可不睡在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李师傅颤巍巍坐了下去,脸上被过去苦难所唤起的皱纹显得很深,我打了一个冷战,心在收缩。李师傅坐下后断断续续的说:“比吧,看看该不该收房钱。”
李师傅刚说完,锅炉场的刘师傅就跟着说:“人可不能忘本啊!我十五岁就给资本家干活,学徒时倒不要房钱,他不给工钱哪收房钱去。把人当牲口使唤,晚上给资本家看门,白天给资本家老婆看孩子,早起来给资本家倒夜壶。房钱还要哇?喝尽了人血还剥层皮。国民党时候,我们十几个人住在厂里的一间小屋里,也不要钱,可晚上睡得香香的,就给赶起来去加夜班,不去,监工拿棒子抽你,弄得晚上谁也不敢去睡这不要钱的房。”刘师傅说到这儿,看了看大家。“你们去问老师傅谁不知道,我同意收房钱。”
屋内静寂了一会,人们在想,我也在想,屋里的青年人沉默了,我想说的话也咽到肚里去。
一个楞头楞脑的青工,坐在窗台上嚷了起来,“老师傅说的对,可是得照顾我们光棍呀!俗话说:‘光棍苦,光棍衣裳破了没人补’”。
大家吃吃地笑了。只见六十三岁的任师傅慢条斯理的冲着那个青工立起了身子,咳嗽了一声缓缓地说:“光棍苦什么?一个徒工一月拿三十来块,比进厂十几年的老师傅还强呢,一个老师傅挣九十块钱养活七、八口人,谁苦呀?得比一比!再说你们光棍楼(青工楼),有暖气,有人给烧开水,苦什么?怎么,还得让领导给找对象?嘿——你倒乐意呢,可是人家对象乐意不乐意呢?”
哄地大家都乐了,振荡了整个屋子,我也禁不住哈哈大笑,那个青工弄得面红耳赤,低着头不言语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洁白的屋顶,深思着、回忆着白天的辩论会。今天特别觉得舒适,温暖的空气,软绵绵的被褥,我感到满足的快乐,过去那有这样的徒工生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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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上坡的时候 四川黔江板车工人 郭兆毓
天还未亮,我们一伙板车工人睡得正香,上了点年纪的老王头先醒了,就破着嗓子直嚷:“起来哟,趁天凉好走!”我糊里糊涂地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屋内点着一盏煤油灯,窗外还黑得很。村里村外的鸡声此起彼落,像在催促我们上路。
上了路,美丽的夜景使我们兴奋:数百盏电灯闪耀着金光,一卷卷浓烟从那些巨大的烟囱里往上直冒,飘到天空像云块一样。穿过工厂区旁边的公路,??的机器声落在了后边。前面是茫茫的夜雾,夜雾底下隐隐约约可以辨出一条往山上爬去的公路。
我们紧了紧裤腰带,扎了扎裤脚管,准备爬坡。大家使足劲,推的推,拉的拉,额上都冒出了白气,车儿还是走得很慢。
我们的板车一行五辆,车上满载着大捆小捆的货物。我们天天把农村的原料送给工厂,把工厂生产出的东西送给农村。蒲玉章带头喊起了号子,一时,寂静的山野就变得热闹了,活泼了。
我和老袁一辆板车。我在前面拖,他在后面推;因为车轮有毛病,走得不快,尽管我们使出了全身气力,仍然和前面的板车拉了一段路。前面的伙伴也是两人一车,当然抽不出身来帮我们。他们扭过头来喊道:“伙计,你们慢慢拉,我们上了坡头,再回来接你们。”
伙伴们上前去了,落在前面的是茫茫的雾和路。我俩拼命地拉,汗水直流,浑身衣服都湿透了。这时,路那边树荫道下似乎有人在走动。近些了,才大略辨出是一只老牛和一个牧童。那牧童看到我们很吃力,他马上跑过来说:“叔叔,我来帮你们推!”老袁这下子真如急难里得了救兵一样,忙说:“好,小朋友,来,推这儿!”他给牧童比划着:“推车,应这样,手要打直,才有劲,人也不会吃亏!”
俗话说得好:“一个鸡四两力”;有了那小朋友的帮助,我在前面松了好大一个劲,车儿也走得快了。夜雾渐渐散去,东方发白了,没多一阵,我们赶上了前面的板车。
上得坡头,东方红了,挨着天边涌出了万道霞光,我们的脸膛都透着红。休息了,车停在坡头的平地上。我回过头去,那牧童才说:“叔叔,我该回去了,牛还在那边呢,再见吧。”这时我们才看清他颈上结了一条红领巾,是个少先队员。我连说:“谢谢你,红领巾!谢谢你!”他一边往坡下跑,一边挥着小手说:“叔叔,这不算什么,……”他跑远了,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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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李和他的自行车 北京针织厂 张志中
两个多月以前,党支部书记老李把自己骑的这辆英国手牌的自行车和通讯员小张那辆旧了的日本车互换了。可是,这次整风提意见,工人们又把这辆车子的事提了出来,贴了大字报,什么“以车看人”,“特殊化的党支部书记”,“这是以身作则吗?”等等,提得很尖锐。对这几张大字报,人群里起了争论,有的说:“车子已经换了,提不提的没用了。”不同意这个意见的人则说:“整风提意见不光是把缺点改了,而且还要在思想上刨根挖底提高一步!”所以认为提出来很必要。
这几天,老李明显的瘦了:颧骨鼓了出来,两眼也深深地陷下去了;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就这样,群众还嫌改得慢呢!老李干脆不回家了,在办公室临时搭了一个铺,实在困极了,就倒下来闭会眼,歇歇精神,接着又干。他连着两个晚上写检讨,将工人们提出来的意见系统了三个方面:第一、下车间少,深入实际不够。第二、架子大,忘了自己原来也是工人。第三、特殊。在开大会的当天上午,他挤了个功夫,洗了澡,理了发,胡子也刮了,顿时脸子显出干净来,精神也像增加好几十倍。
“我和大家说心里话吧!”当他讲到第三个方面时,一开始就这样说:
“我骑那辆新车子,没骑两天,我就听见同志们议论了,‘当上支书,先弄个好车子骑骑!’也听见这样的话:
‘骑好车子有啥,还不是给大伙办事!’我当时也想不通,觉着:一个领导干部骑上辆好车又有什么呢?有一次,我骑车去开会,碰上几个熟人,他们一看见这辆车子就问:‘嘿!英国手牌,是新买的吗?’我的脸忽地热起来,我回答这是厂子的车,是分给大家骑用的。他们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厂子都是手牌的自行车吗?’我简直不敢抬头看他们了。以后,我骑着这辆车,总怕别人问起;好像作了什么错事,心总是不自在。我也斗争了好几次,想把车子让出去,可我总舍不得。后来,我到车间去,偶然听到两个工人说话。一个说:‘支书来了,你看车子!’‘不错,车上都刻着名字哩!’这一下可把我的心刺疼了,当时我就下了决心,一定换车。回到厂部,我马上找到通讯员小张把车子换了个过。晚上接到小张的一封信,信里说:我保证完成工作,争取时间,准确无错!并保证每天擦车,要把车子擦得亮亮的,永远像新的一样!……”老李他讲完这段经历,换了一种脆爽的语调说:“作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永远保持纯洁、朴实,身上不能有一点灰尘和虚伪,有了就赶紧弹掉!这次整风就是给我洗一个干净的澡!而且要像搓洗工那样地把所有的脏泥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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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笔补助金 沈阳淀粉厂 未曲
过午,工会委员会讨论会员困难补助问题。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生活福利委员大刘提出了一个新的补助户:
“看大茶炉的老陈头几年以来一直是一件褪色的破棉袄过冬,补钉加补钉,家里也过的挺紧。虽然他本人没有提出来,我们工会也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补助。”
“同意!”委员们几乎同时举起手来,我是举双手赞成。
为了让每一笔困难补助金都不出错儿,趁还没有报上级工会以前,委员们嘱托我到老陈家再行了解一次。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自行车到了老陈头的家里。屋里的摆设虽然极简单,可是收拾的倒是整洁利索。之后我还向左右邻居打听了一些:据家属们反映,老陈头和陈大娘治家很俭朴。——这,说实在的,一个月四十七元钱的工资收入,大大小小一家五六口,平均每人还不到八元钱,不俭朴也不行。
一个多礼拜以后的响午,我高高兴兴地把三十元钱困难补助金送到茶炉房老陈头的手里。老陈头看了看钱,瞅了瞅我,有些莫名其妙。
“干啥给我这些钱?”老陈头问我。
“工会给你的困难补助,大伙都同意。”我说。
“咱不困难,给别人吧!”他把钱递给我。
“你是有意见?”我又把钱塞给他。
“咱真的不困难!”他又把钱推给我。
我接过钱来,原来那股高兴劲头早就烟消云散了。心想:过去没有给你补助,只怪你不申请——你不吱声,谁知道你困难呢!明明白白你是有意见不提,却硬装着“不困难”……。
回到工会办公室,我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讲了。工会主席和大刘都说我分析错了,说老陈头不是这号人,只是不好意思要罢了,要我把这笔钱送到他家去。
午后下了班,我又到了老陈头的家里。陈大娘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老陈头把我让在炕上坐下,孩子们都自觉地到外面玩去了。
“工会是咱工人的家,给你补助你就应该收下。”我把三十元钱塞给老陈头。
老陈头似乎有点生气的样子,他把钱往炕上一撂,没有说什么。只见他脱了鞋,从炕上一个大柳条包里拿出来一个小包袱。他把小包袱打开,一个崭新的小本从包袱里露了出来。
“你看!它会证明我不是跟你撒谎的。”老陈头把小本递给我。
“啊!这不是存折吗!”我接过来,几乎大声说了出来。
我从封皮看起,浅蓝色的封皮上写着老陈头的名字,写着“1956年5月2日”等等之类的字样;打开里面,里面写着从开始蓄存那一天起,每月都存了三元钱;到今年11月15日的十九个月里,足足存了五十七元钱。这个数目,这些密密麻麻的阿拉伯字码,倒使我吃了一惊!
“既然这样,你为啥不换这件破棉袄呢?”我指着老陈头的破棉袄说。“年纪大了,棉袄不抗寒,冻着怎办!”
“你可别提了,王同志!”陈大娘抢着说。“去年秋天俺买了布,准备给他做棉袄,他不干,把布给孩子们糟蹋了;今年领来新布票那咱,俺就张罗给他做件棉袄,他答应了。谁知道过不了几天,他又变卦了,说‘国家号召节约棉布,咱棉袄还能对付一冬,过年再做,把布票退回一半给街道办事处……。’他有革命大道理,俺说不过他……。”
“去做你的活吧!关你啥事!”老陈头不让她说,脸上却泛出了笑容。陈大娘似乎很听话,只说了声“你就会给俺们老太太讲革命!”就没吱声了。
我把存折恭恭敬敬地给了老陈头,把三十元补助金从炕上拿起来。我知道,这个老头有个怪脾气,如果我硬把这笔钱给了他,他非冒火不行。
老陈头和陈大娘把我送出门外。我向他们告别,在跨出门口的那一忽儿,不知道为啥,我还行了几个鞠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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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车间扫地工 北京国棉一厂 范以本
开车的铃还没有响呢!
你推着牛毛刷耙在车道上走动。
往日上班差一分钟也不进车间,
今日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早?
我记得在整风的前夕,
地上落满白色的飞花和浆粉,
工长叫你再清扫一遍,
你说“我不是刚刚扫过。”
如今这一切已是流去的溪水,
只要地上有飞花你就打起巡回,
刷耙下翻滚着黑色的浪花,
在你走过的车道上闪耀着亮光!
往日扫地像打旋风一般,
闹得浮花尘土飞上人头;
今天你的动作是那么轻轻,
不让一粒灰土从你脚下溜走!
你把车间废物推在一起;
又小心翼翼地将它分开:
白花、短绒、尘土、螺丝……
你说:“我怎能把它们全当废物抛去!”
突然一排纱锭停止了飞旋,
副工长冒着汗往仓库跑去,
是你拦住了他的去路:
“要螺丝吗?我这里有!”
副工长惊奇地打开你手上的铁盒,
从几百只螺丝里挑选了一只!
用螺旋刀紧紧地把它绞上,
那停止转动的纱锭又飞转起来!
副工长笑眉细眼地问:
“这么多螺丝从那里拣来?”
“从垃圾堆里,从机床脚下……”
“是谁叫你拣的?”
“整风的清泉洗刷了我的心,
咱们厂是一台大机器,
我是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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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擦铁锈
(写给参加擦铁锈的干部) 河南鹤碧一矿 张世照
铁刷子在铁桶上沙沙响,
擦干净铁锈放亮光,
劳动也是一把铁刷子啊!
刷掉你非工人阶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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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意见被接受了! 上海仁民药厂 范庭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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