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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粮棉总产量十年将增一倍多
省人民委员会通过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规划草案
新华社西安1日电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在10月30日通过了陕西省1958到1967年农业经济发展规划（草案）。这个规划（草案）提出在今后十年内（即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农业发展方针是：以增产粮食为主，按比例积极地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大量发展畜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业、土特产和农村副业生产，全面的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按照规划（草案）提出的农林牧生产发展指标，到196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一百八十一点六亿斤，比1957年增加111．9％。秦岭以北地区的关中、陕北川道和灌区的耕地，平均每亩要达到四百斤；秦岭以南的平川、水田区的耕地平均每亩要达到九百斤；其中风沙区、土地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和高山区以及浅山丘陵区平均每亩要分别达到一百一十五斤、二百五十五斤、三百一十斤。全省棉花总产量四百五十三万担（皮棉），比1957年增加126．5％，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九十点六斤，增加115．2％。大家畜增加59．4％，羊增加117．2％，猪增加235．6％。十年内全省计划造林二千六百五十四点三万亩，全省除榆林专区的沙漠地带外，将基本上实现绿化。这个规划（草案）并将报国务院批准。
陕西省在制订这个方案之前，省领导机关和专署以及重点县都成立了规划办公室，抽调了七百多名干部深入到三十一个乡和七十七个社进行了典型调查摸底和具体规划工作，之后，根据材料分地区专业进行分析研究，综合平衡。
据新华社西安2日电 陕西省关中平原四十多个县、市许多农业社的干部和社员，在阅读和学习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兴奋地奔走相告。许多农业社的干部和社员认真地逐条学习了这个纲要后，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信心倍增。
许多农业社在学习农业发展纲要的过程中，都根据自己农业社的具体情况，修订或制订了增产计划。去年已经完成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十二年粮食增产指标的长安、高陵两个县和西安市郊区的农民劲头更大，他们准备在既有的成绩基础上把粮食增产再提高一步。高陵县去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亩达到四百零二斤，这个县的农业社计划在今冬明春把全县99％的土地都能浇上水，计划明年粮食每亩产量要超过这个数字。正在长安县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农村干部和农业社员，表示要超额完成纲要上所提的粮棉指标。咸阳市郊区联盟二社，计划明年全社的粮食产量每亩达到四百四十斤。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计划除延长灌溉渠道扩灌三百亩地，用二十四辆胶轮车到附近机关、工厂拉粪外，还计划在今冬农闲时组织一百多个劳力出外用给别人打墙换炕的办法给社内积攒肥料，争取明春使两千多亩麦田都施一次追肥。大荔县有三十七个农业社计划扩大公共积累，大力进行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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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幸福之路社坚持逐年扩大再生产的方针
社员收入超过富裕中农一倍
新华社长春2日电 吉林省蛟河县全国劳动模范韩恩领导的幸福之路农业社，生产水平已超过富裕中农，社员平均收入超过富裕中农一倍。
这个社今年试算结果：粮食总产量为三百一十五万斤，平均每公顷产量三千五百二十六斤，比入社前当地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二千七百斤高出八百二十六斤。今年每个社员拥有一千三百九十六斤粮食，比1956年增长39．6％。
今年这个社集体农副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18．5％，除去农业税、公共积累和各项开支，每人收入（包括家庭副业）一百二十一元四角。而富裕中农入社前，每人收入仅六十元。农业合作化也使已经入社的富裕中农增加了收入。据对三户已入社的富裕中农调查，今年每人平均收入一百零七元，比入社前的收入为高。
幸福之路社是1952年建成的。办社以来，一直坚持逐年扩大再生产的方针。两年来，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共达四万六千元，用于基本建设的劳动日共达三万一千个。
这个社建社以来共有公共积累八万六千元。目前正在进行勤俭办社教育，今年准备再积累三万一千元。明年准备修建一座颗粒肥料厂，利用当地出产的草炭增加施肥量，并且再开发水田三十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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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沱江流域甘蔗大丰收
出现七十个万斤社
新华社成都2日电 四川省沱江流域最近出现七十个平均每亩产一万斤甘蔗的农业社，其中最高的几亩地每亩产量达到三万斤以上。这是这一地区最高纪录。
沱江流域盛产甘蔗，但过去产量一向不高，没有亩产万斤以上的。农业合作化后产量突飞猛进。今年各社总结了过去几年的经验，吸收了福建、广东等地的先进技术，扩大良种、精耕细作、增加施肥，许多社还特地建立了高产队、高产组培养高产带动落后，终于获得以上的成绩。
这些高产纪录的出现，对鼓舞广大蔗农生产积极性和克服保守思想都有很大作用。内江县史东乡顺江社有些社员过去对原定的高产指标能否实现缺乏信心。这次这个社有四十亩甘蔗平均产量在二万斤以上，社内组织他们参观后都很兴奋。全社决定明年在今年的基础上再增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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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前十年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汕头专区平均亩产逾八百斤
新华社广州2日电 新华社记者河星报道：广东省汕头专区十七个县、市，已经提前十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平均每亩粮食产量达到八百斤的要求。现在这个地区的晚稻已经开镰，据当地农业部门的估计，今年虽然有一部分晚稻受到严重水灾和风灾，稍有减产，但全专区四百二十九万多亩晚稻仍然将比去年增产六千一百多万斤，平均每亩产量可以达到四百一十一斤。加上早稻和其他粮食作物，全专区五百多万亩粮食作物，今年全年平均每亩产量将达到八百一十斤左右。
汕头专区共有十七个县、市，其中潮汕平原的六个县，今年平均每亩粮食产量都已超过一千斤。已连续三年保持水稻“千斤县”光荣称号的潮安县，三十多万亩双季稻今年平均每亩可达一千零二十多斤，加上地瓜和小麦等，每亩产量将达到一千零九十六斤。澄海县今年也获得增产，成为连续三年的水稻“千斤县”。去年就已经成为粮食“千斤县”的揭阳、普宁、潮阳、南澳等四个县，今年平均每亩产量也都达到一千斤，其中揭阳县八十万亩粮食作物平均每亩产量在一千零六十五斤以上，比去年增产三十多斤，潮汕平原地区有三个农业社并创造了一亩双季稻超过二千斤的高产纪录。
潮汕平原这六个县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约超过解放前正常年产量的80％。
汕头专区背山面海，生产上一向受到水、旱灾害的严重威胁。几年来，特别自从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当地的党政领导机关积极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力量，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全面展开生产建设和技术改革，因此在保证比较稳定的生产局面的基础上，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例如由于大力兴修水利的结果，全区已有85％的水田抗旱能力达到三十到六十多天；沿几条江的共九百多公里长的防洪堤，已基本做到保证普通的洪水不溃决。潮汕平原地区今年除每亩双季稻施用二十斤化学肥料外，肥料问题基本上是依靠群众的积肥来解决的。潮安县农民积的土杂肥，两年来平均每亩田都在一万斤以上。
中共汕头地委第一书记罗天对记者说，现在全专区各县的粮食产量还是很不平衡，例如在十五个县中还有八个县的产量较低，平均每亩产量没有达到八百斤。在六个“千斤县”内，也有一部分地区的产量比较低。这就说明了目前这些地区还有很大的生产潜力。最近中共汕头地委和汕头专署已经根据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初步拟定了今后十年的粮食生产发展规划，决定采取措施，到1962年时，使全专区平均每亩粮食产量达到一千斤，到1967年时达到一千一百斤。罗天认为，只要全体干部能坚决发动群众加强领导，这个计划是有把握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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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播种面积因天旱缩小 用人力争取粮食丰收
山东要创造两千万亩小麦丰产田
本报济南2日电 在今秋长期干旱，播种面积没有达到原定计划的情况下，力争明年小麦全面丰收并创造两千万亩小麦亩产二百斤以上的丰产田，这是山东今冬明春农业生产高潮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也发布了关于力争明年小麦全面丰收和创造两千万亩小麦丰产田的决定。
山东省明年小麦的产量计划是七十亿斤。今年全省遇到了几十年未有的旱象，许多地区都是五、六十天没有落雨。但全省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战胜了干旱，夺取了农时。截至10月底，全省已播种小麦五千五百余万亩（原计划种麦六千三百万亩）。但由于干旱影响，以及抢种时质量不高，已播种的仍有缺苗断垄现象，为了争取明年小麦全面丰收，省委提出了三项主要措施：
（1）加强现有五千五百余万亩麦田管理，争取小麦全面丰收。以算账对比的方法，动员群众大力补苗，及时进行追肥、踏压、浇水、保墒，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苗全苗旺。
（2）开展“五水三肥”运动，创造两千万亩高额丰产田，使每亩产量达到二百斤以上，其总产量等于四千万亩一般麦田的收成。根据省农业厅和水利厅的调查研究，完成这一任务目前有着很多有利条件。过去两、三年的经验证明，凡是麦田管理较好的水浇小麦，亩产都在二百斤以上，而且不少合作社已创造了小麦高额丰产的好经验，特别是广大农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3）把未能播种的六百万亩麦田，尽力补种大麦、豌豆、马铃薯等适于冬种的作物。
争取明年小麦全面增产，对完成和超额完成明年全省粮食增产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省委号召：拿出抗旱种麦的社会主义劲头，为争取明年全省小麦总产量超过七十亿斤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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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堂中河三社制定十年规划
把粮食亩产量增到一千三百二十六斤棉花增到九十斤
本报成都2日电 粮食亩产一千三百二十六斤，棉花亩产九十斤，这是四川省金堂县赵渡乡中河三社在农业发展纲要鼓舞下制定的十年长远规划。
两年来，这个社连年丰收，粮食亩产已达七百三十四斤，棉花五十二斤。不少社员认为生产到顶，再无潜力可挖了。经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社员生产情绪大大提高，农业发展纲要的美好远景更给社员带来无限信心和力量。为完成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全社社员代表和老农召开会议，结合本社特点，研究了多方挖掘增产潜力，增产粮食、棉花和果木的措施。
全社有七十五亩是沙滩地，产量很低，甚至颗粒无收；为提高产量，大家决定翻沙担土，改良土壤，并开沙荒十四亩，仅此两项，十年内即可增产粮食二十八万斤。为增施肥料，除大力积肥、造肥、种植绿肥外，要求毛猪由目前每户一头半增到五头，每亩施肥量由现在的四千八百斤增到一千斤；同时决定明年兴修五里长的水渠一条，修补两里多长的防洪堤两条，战胜一般的水旱灾。 （樊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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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认真解决水利工作的实际问题
本报讯 江西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根据三中全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精神，采取各种具体措施，加强水利工作的领导。
各地相继建立和健全了兴修农田水利指挥部，一般都由地委书记或专员、县委书记或县长亲自领导。有些区乡社还实行了“三长”（区长、乡长、社长）负责制，专门领导农田水利兴修工作。
各专、县、乡、社纷纷扩大兴修水利建设计划。赣南区党委把今冬明春增加灌溉面积二十五万亩的农田水利建设计划扩大为四十万亩。有的县扩大兴修水利计划一倍到两倍。
为了实现扩大了的兴修水利的计划，各地正积极筹集水利资金。全省各级工作干部和厂矿广大职工为了支援农田水利建设，纷纷捐献水利资金。中共赣南区党委和行署直属各机关的干部已捐献二千三百多元。大余县境内的各矿山职工捐献三万多元。吉安、上饶、南昌等三个专区十几个县的干部捐献一百多万元。各地并抽出地方财政节余、地方自筹粮投入水利建设。有些农业社抽出部分公积金进行水利建设。因为千方百计的筹集资金，赣南行政区可自筹水利资金达三百一十万元，相当于国家拨给该区水利资金的一倍半。吉安专区可自筹四百多万元。上饶、南昌两个专区都可自筹五百万元。
各地都认真贯彻“勤俭办水利”的方针。有的提出“一元钱办两元钱的事”做到省工省料节省开支。进贤县各工地用的沙子、卵石都由社员就地取材自己挑运，节省很多经费。弋阳县将五公尺以下的水库涵管一律用自烧的沙管代替洋灰管，节省了大批水泥钢筋。
为了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水利兴修计划，各地都加紧施工准备或提前施工。现在绝大部分县、乡都已完成中小型工程的勘测和设计，全省并有四百七十九座重点工程已陆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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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沙吁二社大改中继续大鸣大争
富裕中农坚持资本主义观点 广大群众层层揭露据理批驳
本报广州2日电 农业社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进入大改阶段的时候，必须反对单纯技术观点，继续放手发扬民主、贯彻大鸣大放大争的精神，才能使在大辩论时所取得的胜利继续巩固和扩大，并在社内各种制度上体现出来；而只有这样制订出来的制度，也才能为广大社员所拥护，并且积极执行。
这是广东省番禺县沙吁二社在这次运动中得出的结论。
这个农业社共二百五十八户。一年多来曾受到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冲击，社里的富裕中农曾拼命发展私人经济，大量饲养私人的母猪和群鸭，并全心全意在自留地上打算盘，甚至已经发生租佃自留地的现象。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大辩论后，广大贫农和下中农擦亮了眼睛，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富裕中农在辩论中失败了，自发思想受到批判，承认了错误，开始出勤。全社生产工作因而出现了一年来未有过的新气象。接着，该社就在辩论胜利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改进社内工作，对过去没有做好的包工制度从新研究改订方案，准备订立一些能合理地处理社内公私关系的制度，以便订出1958年的生产计划等。
对于这些工作，初时曾有些干部认为：只要像过去整社一样，抽几个人花上十天八天就可把一切制度方案订出，然后提交社员大会通过执行。实践否定了这种单纯技术观点的看法，改进工作过程中出现了同样尖锐激烈而且更加复杂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比如，在具体处理社内公私关系时，提高了觉悟的广大社员要求订一个爱社公约，对那些“穿半截鞋”（指只顾发展个人经济不顾社的生产的社员）的人加以限制。他们纷纷提出许多具体措施，如家庭副业要划定界限，订出每户养鸭最高数目；定出每个社员的出勤任务，凡无特殊情况，完不成任务的扣减粮食，甚至收回自留地；多分的自留地也要收回，禁止租佃；劳力私自外流不在社出勤的，社里不发口粮。这些意见一提出来，就引起那些“搞自发”的富裕中农激烈的反对。如富裕中农陈泽、陈江声势汹汹地叫嚷说：“以前号召发展家庭副业，现在又来限制，究竟政府说话算不算数？”“为什么规定出勤天数，这是劳改吗？”领导上认为这是使斗争取得更彻底的胜利的时机，如果过去还未放透争透，现在就是放透争透的机会。于是，又一次大放大鸣大争就展开了。
出勤任务成为争论的焦点。耕了一亩多自留地、长期不出勤的富裕中农朱锦说：“定了出勤任务，我的自留地要丢荒了，岂不是破坏生产？”陈树江说：“既然是按劳取酬，我做得少就得少些，何必这样限制死人。”曾经被驳斥的“出勤赚口粮，改善生活靠自己”的论调又改装变相出现了。但是，贫、下中农理直气壮地起来辩驳，说：“我们辛辛苦苦种粮食，让你们吃了去搞自发赚钱，天下有这样便宜这样不合理的事？”“大家都是社员，有功夫应该大家做，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过去那样子，是‘生鱼带死鱼’，生产怎能搞好？”讨论私人养鸭数目时，人们说：“每养三四十只鸭，就得一个人服侍，私人养群鸭，一定影响出勤，而且养鸭太多，浪费粮食，叫喊粮食不够的，都是拼命养鸭的人。”原来气势汹汹的富裕中农都理屈辞穷了。
经过领导上交代政策，划清正当家庭副业同自发势力的界线以后，终于订出了一个一致拥护的“爱社公约”，使公私关系的处理具体化了，堵塞了资本主义的漏洞。
在讨论研究怎样更好地贯彻互利政策促进生产改进包工制度时，富裕中农更是表现得“步步为营，寸土必争”，他们又乘机偷运“变相单干”的假货。他们最初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但很快就被贫、下中农识穿和驳倒了。接着，他们又提出：“既然以户包产行不通，那么，‘自由合组、小组包产’不是更好吗？”理由是：“自由组合人心齐，有商有量生产搞得好，而且组小易领导，队长也好做。”他们又夸大过去在包工制度上的缺点，说：“以队包产搞不好，人心不齐意见多，工作不顾质量，浪费大。”这些漂亮的言词的确迷惑了许多人，曾出现只有少数积极分子坚持反对的局面。但是，当进一步鸣放下去，讨论到如何编组如何包法时，他们的底子就终于露出来了。富裕中农灼均说：“大家各找合心人，小组完成包产任务后，就可多想门路增加收入。”富裕中农炳坤说：“小组包产后，正是‘各庙各菩萨，各施各法’。”这时，贫、下中农开始醒悟了，他们开始争辩反对了，说：“这岂不像过去互助组时那样，强对强，弱对弱，兵对兵，将对将，贫苦农民到处受排挤？”“这办法一定会少数人好，多数人不好。”“这不是为了搞好生产的办法，走自发的人合在一起，还是想搞自发，他们一定不按国家需要生产，不接受社委会领导，那跟散社单干没有两样。”这样，才针对过去的缺点，制定出新的包工方案来。
同样，在制定1958年全社生产计划时，也在稻田莳大行（间作）好还是翻耕（连作）好的问题上，触发了大辩论。这个看来是耕作技术上的争论，实质上却是一个联系到农业社经营方针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农业社同国家关系，农业社是否承担国家粮食生产任务的问题。
在争辩中，社员们揭穿了富裕中农之所以主张莳大行，不是因为大行真的胜过翻耕，可以增产粮食，而是因为这样耕作方法花功夫少，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搞自己的副业和发展个人经济。那么，农业社应以增产粮食为主还是以更多时间经营其他？大家算了一笔账：合作化两年来，全社人口从一千零二十人增加到一千一百人，口粮需要从五十六万一千斤增加到六十万斤，如果不增产粮食，自己也不够吃，怎能支援工业建设？那么，无计划地发展其他作物，是否一定能赚钱呢？大家也作了分析，并且否定了这一说法。于是，富裕中农在生产计划上玩弄的手法也又破灭了。
经过这一段改进工作中的大辩论，富裕中农遭到了更彻底的失败，广大社员则进一步划清了界限，觉悟进一步提高了。同时，由于这些计划和制度是经过群众讨论制定的，因而使制度计划更加完善，也能为广大社员所掌握，自觉地乐意地执行。干部们曾在事后考虑过：为什么过去每次整社，每次制定的各种计划制度都不容易贯彻下去呢？对于这个问题，社员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很好的回答：“过去是你们炒了菜让我们吃，当然不合口胃了！” （周方旸 黄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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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美帝国主义献媚 替好多反共头目效忠
叶笃义二十年来一贯反动
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揭露和批判了他的罪恶言行
新华社2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10月29日下午举行第十次整风扩大座谈会，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忠实走卒叶笃义的反动言行。
据会上揭露，右派分子叶笃义远在1930年到1934年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司徒雷登的干儿子，是美国特务傅泾波的密友，又是以反共著称的张东荪的得意学生。1938年，他同张东荪到汉口，阴谋促成所谓“中日媾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叶笃义反动的二十年历史，就是从进行汉奸活动开始的。
1946年，叶笃义成为国社党头子张君劢、罗隆基等人与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的牵线人。他充当了张君劢的私人英文秘书。他除了为张君劢会见马歇尔、司徒雷登当翻译，出卖民盟的情报外，还接受了美帝国主义的指示，搞第三势力，与中共对抗。不仅如此，他还为张君劢起草信件和旧政协宪草译稿。据叶笃义说，张君劢后来把这些信件和宪草译稿秘密转给杜鲁门，向美帝国主义者献媚。
叶笃义承认他是美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交代说：“我由追随张君劢到追随罗隆基，在对外关系上走亲美路线，在国内问题上走中间路线，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承认他是张君劢、罗隆基思想上的“共鸣者”，是进行阴谋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执行者”。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不咎既往，给了叶笃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从1949年起，他就参加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成为这个集团的核心分子。1956年，章罗联盟形成以后，叶笃义又充当了章伯钧、罗隆基之间的联络员，成为他们的忠实走卒，大肆宣扬章罗联盟向共产党进攻的政治路线。
叶笃义在整风第一阶段大鸣大放时期，曾经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放出两支毒箭：首先，他叫嚣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和企业。他说：“在机关、学校和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多一层党派关系就多一个产生矛盾的机会，就有了党群关系之间的墙。”叶笃义的第二支毒箭是要组织一个知识分子政党。他说：“民盟、民进、农工、九三这四个党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建议把这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政党。”现在已经有许多事实表明，叶笃义的这支毒箭是为了实现章罗联盟控制知识分子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阴谋而放射的。叶笃义在交代中承认“我完全变成这两个野心家的驯顺仆从了”。
会上，曾经同叶笃义一起工作的马正信揭露了叶笃义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利用副秘书长职务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马正信说，章罗联盟盗用民盟中央的名义，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提出了设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企图通过这个委员会来篡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叶笃义跟着章伯钧一唱一和地说：“要搞就大搞，不但政协全国委员会要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各省、市也要成立，就这样一直线下去，号召作用才大。”
叶笃义参加了政协外宾接待工作以后，竭力帮助罗隆基实现霸占政协国际问题组以建立对外直接联系的阴谋。
章伯钧企图把政协全国委员会变为资产阶级的上议院，实行资本主义的两院制，叶笃义在政协曾积极为他帮腔。叶笃义说：“我主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个什么委员会，政协也有一个什么委员会，同一个问题，人大的委员会讨论，政协的委员会也讨论。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就是一个一个地对着的，上院有一个什么委员会，下院也有一个什么委员会。”
叶笃义还参与了章罗联盟阴谋向共产党进攻的四个工作组以及章伯钧6月6日召集的六教授会议等反动活动。此外，叶笃义还利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编印“民盟中央工作简报”，贩卖章罗联盟的私货。
叶笃义在会上避重就轻地交代了他的罪恶活动，大家认为他的态度很不老实。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常委楚图南警告叶笃义，要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和章罗联盟的反动活动，不要自绝于人民。
会上揭露叶笃义的还有张曼筠、宋安、薛博民、吕光光、辛志超和千家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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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四雕
燕凌
“我以为鸣放光是要群众批评干部哩，原来也要解决一些社员的思想问题……”
“我早准备好了要‘鸣放’那些挑皮捣蛋的家伙，从春到夏受他们的气真受够了！不知道还要社员给干部提意见……”
“我们这里经过前一个时期反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都不敢活动了，正气已经压倒邪气了，谁是坏人我们都知道，不大鸣大放也不要紧了……”
“粮食问题已经大体上解决了，还辩个什么呢？……”
在农村干部中间，时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类的话。不少人至今对于在农村开展全民性整风运动的目的，仍然没有全面地了解。一般地说，对于要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反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把资本主义思想在群众中搞臭，是比较明确的；对于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水平，就注意得比较差；对于整顿干部作风、改进各项工作，就注意得更差。有些农村干部也向群众讲：欢迎对干部、对社里的工作等等提意见，但只是轻轻淡淡地提一下。群众对干部对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有些干部不以为意，不表示态度，只对“放出牛鬼蛇神来”有兴趣。也有些干部一听到批评干部的意见就反感，甚至背地威胁提意见的人：“等工作组走了咱再算账！”
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群众自然更难对运动的目的有全面的了解。许多人摸不着底，不敢发言。在辩论会上，发言的人往往是先检讨自己过去有资本主义思想，不好好劳动，表示今后要以社为家，服从领导。过去闹过退社、闹过“缺粮”的人，更是一开会就支着架子等待“挨整”，默默不语。
特别是在这次开展大辩论之前先用正面批判、点名斗争的方式反击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地方，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发生了这种情况的地方，要想把局面打开，要想真正开展大鸣大放大争，首先要使领导农村整风运动的各级干部，从县委到工作组，都进一步把领导思想明确起来。要认真学习中央有关的文件，特别是最近发表的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有一部分明确地指出了农村整风运动的性质和目的。）要时时刻刻记牢：农村整风的目的有四，一点也不能含糊，一个也不可漏掉；一支箭要射中四只雕，丢掉了任何一只，就不算全胜。领导思想明确了，还要以明确的语句，坚定的态度向基层干部、党员和群众把这次运动的性质和目的讲个明白，扫清基层干部和一些群众的各不相同的思想障碍。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方针交给广大群众，让群众完全了解。同时，坚决支持群众大鸣大放。光在小组会上喊几句“说呀！”“说呀！”“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有顾虑呀！”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要对群众明确地说明决不给戴“右派帽子”，坚决地保证不许任何人打击报复。此外，还要研究一些特别有顾虑的人的具体思想问题，多做一些个别交谈、地头谈心的工作。个别地方过去在反击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打人绑人的事情，更要切实加以处理。不然，不但不利于本村运动的开展，还会有碍于附近许多地方运动的开展。当然，更重要的是边整边改，群众初步提出的一些意见，那怕很小很零碎也要认真处理，决不能有丝毫的冷淡。要知道，在这情况下，冷淡就等于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