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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天工作好 晚上学习好
天津大学夜大学学生增加一倍多
本报讯 天津大学夜大学创办到现在才一年多，在教学工作中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不论在学生质量与数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去年，夜校只设有机械制造工艺学，工业企业电气化，建筑学等三个专业，有一百七十九名正式生，四十一名试读生；本学期除了原有三个专业外，又增设了化学工程专业，现共有新老学生四百五十一人；原执行的周学时为十二小时的教学计划，除了占每周星期三下午外，其余都在晚上七点至九点半的业余时间上课。尽管如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觉性都很高。大多数同学把学习看做是组织上交给他们的政治任务，有的同学从工作上的需要，感到自己必须提高，因此他们一般地都能克服困难坚持学习。其中有的居住地在离校很远，晚上九点半下课后，到十一点钟左右才能到家。虽然如此艰苦，大家都能按时来学习。企电二年级学生郝雄斌这种精神表现得更为显著，他从入学以来从未旷课，抓紧时间学习，在星期天仍抽时间进行自学。还有建筑学专业二年级原试读生刘正怡，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事又需要她照料，但也能坚持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而且学习成绩很好。她两个学期以来，除一门课为及格成绩以外，其他均为优良，她现在已转为正式生。一年以来，夜校已出现了二十七名在学习上的优良与优秀的学生，占原有学生数的12．3％。夜校学生还有一共同特点：同学们一般地都工作了二年以上，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理解问题的能力较强，比较容易从实际工作经验上去体会与理解理论上的问题；另外夜校学生大多数是学用一致的，做什么，学什么，因此夜校同学都感到学习切合工作上的需要，学习兴趣很高。他们经过短期学习以后，就感到所学到的知识，对自己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这学期，针对教学的特点，重新修订了夜大学的教学计划，精减了教学内容，将原执行的周学时十二小时减为九小时。由于认真地改进了教学，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学习与生产、工作在时间上的矛盾；学生工作和学习的负担过重的情况也有所改善。这样就必然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夜校原定的培养目标——基本上达到本科四年制的水平，更加有了保证。 （德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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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间勤学
——记北京业余 动力学院 张蕙萱
在北京北郊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四周高耸的红楼中间夹杂着几间简朴的平房。白天这儿没有人。每逢到夜幕降临的时分，这儿就亮起了辉煌的灯火，坐满了勤学的人们。这就是北京业余动力学院。它是电力工业部基本建设总局主办的一所独立的业余工科大学。
这所夜大学是在去年成立的，开始只有教师七人，学员一百三十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已有教师十七人，学生二百六十七人。在校舍和教学设备方面，有六间比较宽敞的教室，有的能容纳一百五十人同时上课，还有一个简单的实验室和一个教研室。专业课程也由两门增加到七门。
在这里学习的学员来自电力工业部北京电力设计分院，石油工业部石油工业设计院，煤炭工业部选煤研究设计院等二十多个单位。夜大学为了适应他们的工作需要，设立了热能动力装置、电站电力网及电力系统和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三个专业。
夜大学的发展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师资缺乏，北京很多高等学校的教师也不多，又加上各校为了保证教师的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业余时间也控制得比较严格。这就给聘请师资造成了困难。经过学校的努力和高等教育部的协助，特别是友邻高等学校的支援，请到了北京林学院王绍颜教授担任“高等数学”课，又请到北京工业学院孙振涛教授讲授“普通化学”课。在开学后的第一学期，就开设了这两门课，但是这两门课程是专业课的基础，学好这两门课是学好其他专业课的关键。要学好普通化学课程只靠课堂讲授是非常不够的，一定要有实验。实验室从那儿来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借给了一个实验室，才解决了这个困难。
夜大学规定每周有四个晚上是上课时间，六年半毕业，毕业生基本上要达到正规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这样长的时间，这样严格的要求，对每个学员来说都是一场考验。事实证明，绝大部分学员是经得起考验的，流动性很小，都能坚持学习。在今年新招收的学员中，有些学员的机关住在清河，每天上课要跑二十多里地，无论刮风下雨，从来没有无故旷课的。北京电力设计分院的学员王振安在南苑区工地做设计代表工作，从南苑到北郊有几十里的路程，每天骑自行车坚持上课，学习成绩是九十四点五分，在学期结束时，获得了成绩优秀和勤学双奖。在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二年级学习的王大生是电力设计分院的助理技术员，在平时他能利用点滴的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就是星期日也不轻意放过。有时因工作需要到外地去，他就利用乘火车的时间做习题课。由于他能很好利用业余时间，所以在学期结束时获得了学习优秀奖。王大生很谦虚地告诉我，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领导上的支持分不开的。每逢出差回来，领导上就给时间补课，考试前给三天到七天的时间复习功课，有这样优越的学习条件，怎能不好好学习啊！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专业二年级学员王霞薇告诉我，她在去年考取了北京业余动力学院，不久就要生产了。但她在临生产前的两小时还坚持学习，生产后，她一直耽心怕误了功课，在产后二十多天就要求上课。她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马上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为了照顾她的身体健康就派一位先生到她家补课。因此，在学期结束时，她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像这些学习上的动人事迹并不是个别的。我们相信，不久，他们将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生力军。（附图片）
北京业余动力学院一年级学生在上数学辅导课，教师在进行辅导工作。
本报记者 纳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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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天来比赛一千五百场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闭幕
本报讯 1957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经过十天来一千五百多场的比赛，已于26日晚上结束。在27日举行的闭幕式大会上，由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授予王传耀、姜永宁、傅其芳、庄家富、孙梅英、叶佩琼、丘钟惠七人运动健将的证章和证书；另外还给这次锦标赛中的男、女团体赛，单、双打，混合双打比赛的前四名运动员和安慰赛冠军，参加青少年比赛的全部青少年运动员六十五人发了奖章，七名优秀的乒乓指导也获得了奖品。
国家体委还奖给参加这次青少年比赛的三十名青少年运动员每人一块海绵胶的乒乓板。
在闭幕式大会上，优秀运动员王传耀、姜永宁、庄家富、杨瑞华、叶佩琼等作了男、女单打、双打的精彩表演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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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巴达克”队再次获胜
本报讯 27日下午，苏联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斯巴达克”足球队以一比○胜长春队。这是“斯巴达克”队在北京的第二场友谊比赛。
开球后三分钟，客队右锋杜布洛夫斯基就在距门六公尺处劲射，这个十分危险的球，却被守门员徐福生准确地接住了。徐福生得球后一脚遥递前锋，中锋李光洙中场接得来球，盘带到距客队大门十五六公尺处举脚猛扣，可惜球稍高擦过横木越出界外。此后，主队乘顺风之势连续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除留下后卫金荣枝看住客队中锋尼库连柯外，全班人马压过中线进行猛攻猛打，在全队的配合下，李光洙、朴完植的劲射，曾经多次地迫成了角球。客队确实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威胁，他们不得不放松进攻加强防守。上半场三十几分钟双方都无建树。到了第四十分钟时，双方队员在主队门前剧烈争夺，客队多次的猛冲都没有突破主队的防线，在混战中，客队左锋耶洛哈维茨把球踢到主队大门的左边，正好客队右翼科尔涅也夫接着，这时主队后卫方正勋不但不紧迫上去把他看住，反而向后退守，科尔涅也夫在没有人看守的情况底下从容不迫地一蹴，徐福生因为视线被挡来不及扑救，球从门右上角飞入网内。上半场以一比○结束。
下半场客队借顺风之势大举进攻。主队采取了加强防守伺机进击的战术。因此，在整个后四十五分钟中主队门前经常是人马云集、短兵接触。在主队的有力的防守下，客队的几十分钟的围攻，始终没有打中一球。主队在后半场时，也没有把球攻入对方的大门。一比○的比数一直维持到终场。
长春队昨天踢得比较成功，他们跑动积极，每球必争和传递迅速，另外他们的后卫位置站得很好，成功地挡回了客队的多次进攻。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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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之后 运动健将 北京乒乓队指导 傅其芳
1957年全国七项乒乓球锦标赛，已于26日晚全部结束。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和四个体育学院的男女运动员二百五十二名，真是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这次比赛可算是我国乒乓球运动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经过了连续十天的战斗，北京一队获得了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和男子双打等五项冠军，北京二队获得混合双打冠军，女子双打冠军是辽宁队。从这次锦标赛中看到地方队的技术水平是有极大的进步，已逐渐和北京队的水平接近。例如丘钟惠败于李麟书、池惠芳、杨月英，北京队许多种子球员胡炳权、岑淮光、王锡添、梁志滔、汪奇、张逸倩等也都给新手淘汰。参加这次比赛的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比去年少了二岁多。其中二十岁以下的有七十四人，几乎占三分之一，许多十来岁的少年打败了过去有名的老将，如获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之一的庄则栋今年才十六岁。这说明了我国乒乓球运动在普遍的开展的基础上有了提高。
运动员的体力比过去好，在这次比赛中也表现很明显。在一连十天的紧张比赛中，运动员们都没有感到过度的疲劳，他们始终是顽强地战斗着。不少运动员在比赛中往往是先输了二局，但因为他们有良好的体力和坚强的意志，反而在最后反连胜三局。如叶佩琼胜李麟书，丘钟惠胜何淑冰。北京二队对广东二队的团体赛，也是在一比四落后中连胜四场反败为胜的。在这次比赛中运动员们都做到了遵守纪律，都能很好地服从裁判的裁决，表现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在技术上，每个选手都掌握了一定的战术，不像过去那样见球就打，站在台旁击球，不能运用步法作前后左右的奔走。
从这次比赛中也还发现目前在乒乓运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除了一部分队员基本动作较正确和熟练外，其余许多人的基本动作和手法不正确，击球时手臂挥动和两腿弯屈和腰部摆动的姿势不协调，这样就大大地妨碍了击球的力量和准确性。尤其是直式握拍选手，有些人在正手击球时，球拍是垂直的，没有将球拍举成横形或半横形，手臂伸得太直，使正手攻球既不能用力又容易失误。
击球的命中率也不够高。这是因为平时多以记分打输赢，没有很好地练习基本球路。如果在每个训练阶段的计划中，有一半时间是练习基本球路的，这样会使技术进步更快。
目前只有少数人能发各种旋转球，大部分运动员只能发下旋球，不能发左右侧旋球，能发上旋球的就更少了，而且旋转力不够强。今后在训练中，应该规定时间专门练习发球，运用臂力和腕力去摩擦球的上部（上旋）、中部（侧旋）或中下部（下旋）。
乒乓运动员使用各类海绵拍的人数日益增多，海绵拍比胶皮拍难控制，因此碰到削球就有了困难。大部分运动员都走了捷径，以搓球为主要战术，而忽略了拉抽的练习。搓球虽比拉抽容易得多，但双方在对搓中要进攻就比拉抽时加力起板的命中率低，因此有许多人一使用搓球就完全不能再进攻，只好搓到底。这样就会失去了主动权。乒乓运动员们应该不怕困难，反复地练习拉抽，在运用战术时应以拉抽为主，遇到对方削球极转或是近网而不能用力时，才以搓球对付，这样对削球的威胁更大。这是我国乒乓运动员的优点。运动员们必需掌握很好的拉抽技术，因为世界各国选手（除了日本）几乎全是具有很高削球基础的。
有些平时采取防守战术的运动员虽也能反攻，但进攻力量太弱，这样就形成经常挨打的局势。例如姜永宁输给王传耀、姜永宁和叶佩琼混合双打败于庄则栋、章宝娣，都是因为姜、叶经常是处于被动下给对方找到机会后狠狠地突击一下而失分。今后必需大力提高进攻力量才会使技术有更大的进步。
在这次比赛中，虽发现了不少的新生力量，但是我国乒乓球的水平和我国其他运动项目相比较，还差不少，因此希望各地的体育协会和学校中的体育教师配合起来，大力培养十四岁至十八岁的少年选手。这样才能使今后乒乓运动中出现有足够的更多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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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雪，祝干部下放 陈毅
三月久不雨，一朝忽飞雪。
树树发银花，大地一遍白。
立即去焦渴，润湿到口鼻。
种植得培育，冬耕更积极。
初冬有雪降，预卜好春麦。
这是大甘霖，岂徒望云霓。
又值整风时，干部下放澈。
山区与农村，发动大建设。
生根而落户，实际干改革。
潜力猛发掘，生产开新页。
岂仅为精简，下放路子阔。
这是大革命，辉煌入史册。
再拜祝三愿，谨以壮行色。
一祝身体好，决心干农业。
二祝有志气，处处重团结。
三祝大努力，亩产加倍?。
城乡两配合，并举工农业。
勤劳二十年，造成大强国。
回头看下放，美哉冬旱雪！
写于11月25日大雪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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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信 杜效甫
将近一年没有接到哥哥的来信，刚一接到这封信，立刻又想到哥哥及嫂嫂和我闹意见的事情来，心里在想：“一定又是啰嗦着给孩子找工作的事情了，再还会有什么事情给我来信呢！”
去年暑假，我的侄儿小农没有考上高中，就在农业合作社里参加生产了。那时我们村子里刚成立了高级社，我就写信鼓励小农安心参加农业生产，争取作一个新式农民。小农给我回信表示愿意听我的话，就在社里生产和学习下去。可是我的哥哥却接二连三地给我来信，要我设法给孩子在城市里找工作，我给哥哥回信讲了多少道理，他仍照样不住地来信，好像多来几回信，我就总会给孩子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似的。
今年春节，我从机关上请假回家，一方面因为我出来工作几年没有回家，回家看看；另一方面，想借回家的机会，看看侄儿在社里生产和学习的情况，同时想当面劝劝我的哥哥让他丢掉给孩子在城市里找工作的这桩心事。春节的先一天下午，我回到家乡，刚一走到村子跟前，恰好我的侄儿从一群欢笑的人群里跑了出来，亲热地接住我手中的提包，陪我一同向家中走去。我走在小农的身后，端详着他的身材，比我两年以前见他的时候，又几乎长高了一头，计算他的年龄已经是十七周岁了，我心里在说：“多么胖实的小伙子，又有文化，参加农业生产多好呀！”
刚一走进我家的前门，小农就指着新盖的两间瓦房向我介绍：“叔叔！夏天咱们这里普遍丰收了，这房是咱家在夏收后新盖的，现在暂时做了咱们社里的办公室。”我急于想知道侄儿是不是真正安心生产，就顺便同他先一起走进合作社的办公室内，试探着问他：“你在社里生产习惯么？”“现在已经习惯了，我很高兴在社里生产，现在我除了生产，还作了记工员。前两个月团支部还吸收我入团了。”我问：“那为什么你爸爸还给我写信要给你在城市里找工作呢？”“我爸爸和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他老是嘴上吊着‘中学毕业的人了，打牛后半截没有出息’，开始把我的心里也叫他说得七上八下的，为这事情社主任和团支部书记还批评过他呢；他给你写信我不知道。”
在离开家的前一晚上，才有机会跟哥哥和嫂嫂谈起家务事了。当我还没提起小农的事来，谈着谈着，哥哥就先提起来了：“效甫！这一次去北京了，一定得想法给小农在城里找个工作，上了八、九年的学，待在家里太不像样子。”
“现在城市里机关或工厂都不需要很多人，城市里的工作不好找；今后农业合作社发展了，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小农在社里生产就很好，何必还要在城市里找工作呢！……”我还没说完，嫂嫂就插上嘴了：
“听说去工厂里当工人都是劳动机关介绍进去的，难道你在劳动部里工作，还不能给咱自己的孩子找个工作么？”
“咱们现在的政府和旧社会不一样了，不是按人情面子办事，若果城市机关或工厂需要人的话，只要够条件的政府都会给介绍的。现在城市机关、工厂就是不向农村要人。”我笑着答复嫂嫂。
“你光是说的很好听，我看你就是不关心自己的侄儿，小农要是你的孩子，恐怕你早就给介绍工作了。”嫂嫂讲话时微笑的样子，怎么也压不住她对我责备的心情。我的心里也不禁感到委屈，但我再找不到更适当的话来说服她，心里在想：如果小农真正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就给你做个样子看看！这时候，哥哥又火上加油地说：“过去家庭供你大学毕了业，现在你有了工作，就没有一点家庭观念了。”我在两面夹攻之中，只好劝了劝他们，停止了谈话。
来到机关以后，我给哥哥去了多少次信，都没有接到回信，我知道哥哥和嫂嫂是在埋怨着我了。
这回一接到信，我就觉得好像一件任务没有完成一样，心里在说：“不能对哥哥和嫂嫂的落后思想迁就，一定得写回信重重地批评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疼不痒地只劝说劝说。”于是准备立即写回信，就把哥哥的来信拆开，信上写着：
“效甫弟：快一年没有给你去信了，这都怪我和你嫂嫂怨你不给孩子找工作。春节你回家时，受了我和你嫂嫂的气，你千万不要把这些记在心里。还是你说得对，现在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自你走后，咱们家乡又变了大样子，现在咱们这里的县长、乡长都到社里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咱们社里还来了几个高中毕业学生，今后我一定要让咱的孩子小农在社里生产一辈子。今年春节，你如果有机会的话，顶好能请假回家看看。”
看完信后，我好像亲自走在经过巨大变化的农村的田野上，眼前浮现着哥哥和嫂嫂那种固执而又质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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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艰苦、愉快及其他 谢小舫
有些头脑简单的人，往往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非常容易，似乎不经过艰苦的劳动，就可以坐望美好的收成，一觉醒来，共产主义社会就已经俨然在目！这不是笑话。最近听到一种议论，一个机关干部在看了10月21日人民日报登的“下乡以后”一文之后，很为不满，因为文中提到有的同志下乡参加劳动以后，才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义，体会了劳动的艰苦和愉快。他天真地质问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走向合作化道路的中国农民难道还是过着艰苦的劳动生活吗？他认为作者是在“歪曲事实”，因为他自己就下乡参加过劳动，体会就不是这样，农民在劳动时还唱歌哩！
这位同志没有说假话，农民在劳动时，心情确实是愉快的，也确实在唱歌，而且唱的歌与解放前唱的不同。他们解放前唱的是：“秋天到，秋收忙，田中稻粒闪金光，虽说今年收成好，到头来却装进了地主的仓。呀！为谁辛苦为谁忙？！”而今唱的是：“歌唱新中国，歌唱共产党，劳动为自己，劳动为国家，合作化道路真正好，丰衣足食喜洋洋”。因此说现在农民在劳动时心情愉快，我们和这位同志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劳动本身是否艰苦呢？看法就大不相同了。
在这位同志看来，农业劳动是不艰苦的，他并危言耸听地说，如说农业劳动艰苦，会影响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云云。在他的心目中，似乎我们中国农村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境地，一切都机械化、电气化了，劳动真是轻松已极，只要把开关一揿，一切操作都会自动地进行。然而事实毕竟不是如此，毕竟我们中国还没有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位同志是“下乡劳动”过的，他会看到：锄地是用锄头，不惯使用的人还会在手上磨起泡（不知这位同志有此经验否），耕地是用牛，还没有那么多的拖拉机；其他一切操作也绝大多数是用“体力”的。总之劳动是要流汗的，并不像说大话那样容易。事实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却硬要说农业劳动不艰苦呢？
在我们看来，在目前，不管农业劳动也好，工业劳动也好，都是艰苦的。要使劳动变成不艰苦，这是我们长远奋斗的目标，还须作艰苦的长期的努力。这已是普通常识，似乎用不着多说。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这个问题还有什么争论的必要呢？”
我看大有争论的必要。我们说，干部下乡参加生产，是为了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尽力。我们并不讳言劳动的艰苦，正因其艰苦，所以走上这样艰苦的劳动岗位，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我想广大的干部和成千上万的中小学毕业生，绝不会被“艰苦”二字所吓退，也许他们所作的思想准备比实际还要严重得多。
上面那位同志说农业劳动不艰苦，实际上（不管他主观愿望是否如此）是否认和抹煞干部下乡劳动的意义。既然劳动如此轻松，那么干部下乡劳动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还能锻炼和改造什么呢？带着这样的错误观点下乡去，我想不会得到什么锻炼和改造，只会听到一点歌声，看到一点风景，严重一点的还会大叫一声：“早知如此艰苦，悔不该下来了”！事实证明，带着莫名其妙的心情下乡看风景的人不是没有。最近有机会读到几篇下乡同志写的文章，其中没有或很少反映农村的生活，也没有谈到自己参加劳动的体会，而是长篇累牍的农村风景的描写，什么“青山隐隐，绿水悠悠，虫声唧唧，鸟语啾啾”之类。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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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老北京剪影
北京的柏油马路 金受申
北京的有马路，比我出生早一年，我可以说是从出生就看见北京有马路了吧。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有了很多的感想。过去——四十几年的过去，北京有多少条马路呢？那是很少的。现在——解放后，是几乎城内没有一条街巷、郊外没有一条大道没有马路的，而且凡是主要干线，都百分之百地铺了柏油路面，就是我住家在僻处城隅的一条小巷，也铺了柏油路面，我的感想，就不禁更多更加深了。
过去，北京的马路，是什么情况呢？简单的说来：城里的马路，是坑坎不平的，柏油路更是少得可怜；忽然，大街上一条马路铺平了，忽然，胡同里修了半条马路，那不用问，这条胡同里，一定住着大官，而且这个大官，一定是从修平了的那半条马路出入走汽车的，这就叫“有官就有路嘛！”郊外，只有一条，那就是西直门到颐和园这条马路（现在只有海淀南头到魏家村的慢行车道，是原来马路旧址），这是1906年修的，马路并不宽，但仍只中间轧石碴，两边铺石板，老百姓坐骡车（从西直门到海淀的交通工具，当时叫“趟子车”）的，只许走石板路，去一次海淀，颠簸得头要疼三天。我是坐过许多次趟子车的，有一天，我幸运地会见了最初修这条马路的、也是修北京第一条马路的老工人刘文富老大爷，谈起当年坐趟子车的故事来，他笑了，说：“没有坐公共汽车、走现在的柏油路舒服啊！那中间的石碴路，是给西太后修的马路啊！”不错，北京从先没有马路，只有矗立在街心很高的土甬路，要不然怎么会有人用“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来形容北京呢。到1904年，德国因为清朝政府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很“慷慨”，就赠送给西太后两部轧路机，有了轧路机，轧马路吧，先轧哪条路呢？为了外国人进宫方便和为了“观瞻”，驱逐了东华门大街的摊商。建立了东安市场（1904年），随之先轧东华门大街这第一条马路；因为外国人窃据了东交民巷，再轧挨着东交民巷的崇文门大街这第二条马路，这都是1905年的事。因为西太后、光绪皇帝每年要去颐和园，就在上边所说两条马路修成以后，又修了西直门到颐和园的这第三条马路。这就是北京最初的三条马路。柏油路呢？东交民巷里的柏油路，是“公使团”——帝国主义驻华代表修的，不去说它。另外，第一条柏油路，是财阀麇集的前门外施家胡同，第二条柏油路，是“总统府”前的西长安街中段，这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还是从轧马路谈吧。轧马路嘛，就要有轧路工人，一批轧路工人，就从天津调来了。当时十八岁、现在七十岁的刘文富老大爷，从1905年，就在北京扎了根，他和他的伙伴们，开始征服那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北京马路面貌的变化，也就是这些位老工人生活史的变化。过去，北京的马路，大部分是石碴路，最先修的几条马路，还用周口店石碴，轧的时候，轧两次石碴，灌两次桃花浆，下雨以后，不但路面不坏，用刘老大爷的话说：“下雨以后，让水一冲，真像一朵朵菊花似的。”后来，就不行了，石碴路被水一冲，土冲跑了，路面就成山涧底了，穿薄底鞋的人，简直不敢走。为什么这样呢？一位从1923年参加了轧路工作、他父亲是刘文富的助手的老工人王济同志告诉过我：那时候，管理筑路队的大小长官家里的男女佣人，都是从筑路队里开支啊！胜利后，更糟透了，除了为蒋介石来北京到他的“行辕”方便，修了一条表面平正、从平安里到宽街的混凝土路以外，所有的石碴路，都是冬天修的。冬天能修路吗？冬天修路，水和土冻结起来，不是轧路机过去，路面就平得和镜子一样了嘛！这叫“原土打原墙”！明年春天，化冻以后怎么办？怎么办，让市民再走一年山涧底吧！王济同志用一个数字，说明了这个情况，他说：“1923年，北京只有七部轧路机，除一部调到保定，下余六部轧路机，还半年轧路半年闲放着；1949年北京解放的时候，只有十六部轧路机，却只有两部能轧路的；现在，有一百零一部，不但全部能工作，而且还不够用的哩！”
提到北京马路的路面，抗战前，柏油路是很少的了。抗战期间，只由日本的“筑路公司”修了几条柏油路（主要的是鼓楼前一条），日本投降后，可以说基本没修柏油路。解放后，修的马路太多了，柏油路也增加了很多，不算两条并成一条的柏油路（如复兴门大街，系由报子街、旧刑部街两条一千五百二十公尺的柏油路，并成为一条宽三十五公尺的柏油路），光柏油路的长度，如果以1949年为一百，到1956年底，就增加到二百六十二了。宽度，也由从前北京柏油路最宽的十三公尺，展到西长安街最宽部分的四十一公尺，今天的北京柏油路，是多么眼亮啊！谈到现在的马路又平、又宽、又长来，轧了五十年马路、从轧石碴路到轧柏油路的刘文富老大爷，兴奋极了，说：“1954年，我才轧了五十年马路，我还成呢，领导上非叫我退休、白拿钱不可，我现在每月领退休金，差不多都是走着去，这么平的柏油马路，还不多走走！”我说：“您从官园到五棵松，可不近啊！”“不远，不远。从德胜门到十三陵，虽然也修了柏油路，我可走不了去——因为那是一百里地啊！”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也为他这大笑，意识到今天的幸福来。（附图片）
四十年前北京马路上的洒水工人陈师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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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麻胶版） 苏联 列舍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