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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斥黄药眠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歪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马特
章罗联盟的“军师”黄药眠为了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曾经制造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仿佛知识分子是超阶级的神人，无论在民主革命阶段或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是革命的力量。由此，黄药眠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是劳动者，已经不需要改造，党必须“礼贤下士”地来对待知识分子。
黄药眠的知识分子“理论”集中地表现在如下的一段话里面。他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它本身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工具。中国的知识分子更特别，虽然绝大多数受资产阶级教育，但因为它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压迫也想工业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是革命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已经或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力量。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
他并且恶毒地这样说：“不要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如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有‘对抗情绪’，就是小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也没有认定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知识分子是由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科学家、工程师、教师、作家、艺术家、医生等等，所组成的社会阶层。列宁在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经济上的一个独立的阶级，因而不代表任何独立的政治力量”。斯大林也说：“知识界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里各阶级出身的分子组成的阶层”。
根据这一点，我们说，黄药眠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社会阶层，这一点是说对了。然而，在这个论点上再前进一步，我们便和黄药眠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因为黄药眠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阶层，但它却通过其服务的对象而与一定的阶级联系着。所以，知识分子尽管不是一个阶级，但在历史上，却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我们都知道，在奴隶社会里，有奴隶主的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里，有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则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说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质时说道：“资产阶级抹去了所有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上面的神圣光彩。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拿钱雇佣的仆役”。（共产党宣言）
这就是我们和黄药眠的根本分歧：在黄药眠，只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却不承认知识分子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在我们，既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又承认知识分子通过其服务的对象而与一定的阶级联系着。因此，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而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具有一定的阶级本性的。黄药眠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唯心主义的超阶级论，我们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唯物主义的阶级论。
黄药眠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估计也是极端错误的。黄药眠非常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压迫，从而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由此出发，他便得出这样的全称判断的结论：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阶段是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已经或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又和黄药眠发生了根本的分歧。的确，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来就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强调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参阅“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因为如果不估计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无法正确运用知识界的力量来为民主革命服务。然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又强调必须把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重要性。因为同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毫无例外地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其中有些是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有些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有些甚至是汉奸和卖国贼。如果我们不把这些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黄药眠只看到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差别性，却没有看到，实际是抹杀，就是在旧中国，仍然还有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这又是他的唯心主义的超阶级的知识分子“理论”的一种表现。
黄药眠还有所谓知识分子的“发展观”。按照这种“发展观”，黄药眠认定，现在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末，到底黄药眠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样的根本变化呢？
黄药眠说：“现在党对知识分子发展变化认识不足，由把党外知识分子都当小资产阶级这点可以看出”。又说：“党过去没有考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也没有从每个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发展去看问题，首先，看政治上的态度如何，这是造成‘墙’和‘沟’的原因”。
这就是说，在黄药眠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都变成社会主义的力量了，因为他们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都是劳动者了。这就是说，在黄药眠看来，现在不仅不存在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不存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难道这合乎事实吗？
我们认为，黄药眠的知识分子的“发展观”是和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目前政治状况的估计完全对立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彻头彻尾地形而上学的。
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赞成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约占40％；拥护共产党和赞成社会主义，但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约占40％；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这就是说，在我们看来，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在解放后的七、八年间有了若干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了，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渐减少了。知识分子正在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的过渡阶段。而且，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的变化和他们的思想状况的变化也不是完全相适应的。即令在政治上积极拥护共产党和赞成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中间，他们也还有许多人的思想作风仍然保留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这就是我们党对于目前知识分子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变化的估计。
显然，我们的估计和黄药眠的估计是针锋相对的。黄药眠根本否认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他认为目前知识分子的变化不是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多、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渐减少，而是根本不再存在进步、中间、落后（或者说，左、中、右）的界线了。因为黄药眠认定，知识分子可以在一个早上变成劳动者，变成社会主义的力量。由此可见，黄药眠的知识分子“发展观”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的，他把逐渐变化的量变当作突然变化的飞跃，没有理解到：质变是由逐渐积累起来的量变构成的。
黄药眠既然认定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劳动者，变成社会主义的力量，于是，他就把自己装扮成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似的，极力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力反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否定历次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伟大作用。
黄药眠诬蔑地说：“现在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根本不是按照毛主席精神作的，不是团结、教育、改造，而是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就是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叫你去。什么叫限制呢？许多事不叫你管，许多事不让你知道。现在执行的改造不是思想教育，而是平时不说话，积累了一大堆然后算总账”。
黄药眠在这里，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实际执行情况对立起来，企图使人相信，他是拥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只是反对实际执行中的错误。事实是否如此呢？
我们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根据列宁的指示而制定的。列宁在“革命的冒险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也像现代社会任何别的阶级一样，不仅培养出自己本身的知识分子，而且还从所有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找到自己的拥护者”。
为要实现列宁的指示，我们一方面要善于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服务；他方面又要估计到，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间，还保留着很大程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其中有一小部分对社会主义还抱有保留态度，甚至是对抗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团结他们，另方面又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缘故。
那末，我们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是否有缺点和错误呢？我们不是神人，我们当然并不否认知识分子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如同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主要表现在如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一方面，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方面关心不够，从而在这些方面工作还做得不够好；另方面，只看到知识分子的进步，而对于他们的缺点则估计不足，甚至对有些坏分子也警惕不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这就是知识分子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缺点。但这些缺点和黄药眠所说的利用、限制、改造，究竟有什么相同之处呢？由此可见，黄药眠所反对的并不是知识分子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某些缺点，而是根本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黄药眠只是为了掩饰他的反共的真面目，才把自己装扮成好像是拥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点，从上述他的超阶级的知识分子“理论”中也可以完全明白地看得出来。黄药眠既然否认知识分子的阶级本性，既然认定知识分子过去是（毫无例外地）民主革命的力量，现在是（毫无例外地）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既然黄药眠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劳动者，那末，很清楚，知识分子也就用不着教育和改造，党只须“礼贤下士”地去团结他们就是了。人们都知道，团结、教育、改造，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黄药眠既然只赞成团结（其实他所谓的团结是无原则的团结），反对教育和改造，这就说明，黄药眠不是真正拥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是根本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黄药眠之所以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歪曲为利用、限制、改造，目的就在于否定历次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巨大意义，企图在党和知识分子中间制造鸿沟，企图把党从知识分子群众中孤立起来，以便于达到自己反党的目的，并最后篡夺党的领导。黄药眠曾说，党总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分子看待。实际上，从他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毫无根据地歪曲为利用、限制、改造看来，是他自己自外于人民，把自己当作与人民相对立的异己分子。
总括起来说，黄药眠的知识分子“理论”和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反动实质，有如下两点：第一，知识分子问题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问题之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首先在知识界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他们从中夺取领导、占领阵地。黄药眠的知识分子“理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在知识界占领阵地、夺取领导打下“理论”基础。第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我们党为在知识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便知识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服务的重大措施。黄药眠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要我们知识界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要我们知识界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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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马列主义教师的自我改造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 黄达三
“不断地改造自己”，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不过，作为新社会的马列主义教师，他们有着特别的责任和特殊的工作性质，因之就需要特别重视自我改造。
培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干部，除了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外，政治思想教育占有首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干部是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教师，我们就必须很好地担负起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这责任虽然每个专业教师都要担负，但是政治教师要担负更多的责任。教育者必先教育自己，所以马列主义教师的自我改造就需要加速进行。不能想像，依靠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愿意接近工农群众的教师，能够培植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干部来。如果教师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必然要影响学生；在分析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的时候，就必然要引出一些错误的说明或结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也提出了活生生的证明，就是教员中右派分子较多的学校，学生中的思想也特别混乱。
另外，马列主义教师从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说，自我改造也特别重要。在我们过去的马列主义的教学中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教师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很慢，讲课时很多问题讲不透彻，理论联系实际很生硬，讲课空洞枯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是教师本身的改造工作没有做好，和这些情况的产生是紧密相关的。
从教师本身的理论水平提高很慢说，这和我们的“只愿在书房里研究马列主义，不愿意接近工农群众，和工农群众没有密切联系”是直接相关的。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它本身是科学成就和阶级斗争的总结。学习它的目的也是要指导实践。这样的科学又怎能被只愿在书房研究的人掌握呢？研究一种“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又怎能为“不愿意接近工农群众，和工农群众没有密切联系”的人所透彻理解呢？我们回顾自己过去理论水平的不容易提高，这是一项主要原因。例如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在读经典著作时也体会了一些，然而体会是不深的。经过参加这次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加深了自己的认识。自己没有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就不易深切理解在一切问题上都会表现出阶级立场。所以我们过去虽然也读了一些经典著作，但是没有把它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没有相当的实践经验去印证理论，这样就使理论的学习落入空洞。不是仅背诵一些词句就是只得到一些片断的或孤立的概念。融会贯通的能力很低。遇到了新问题，就只能从经典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作解释，也就是只能采取一种教条主义的硬套方法，而不能比较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较快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自然不容易。
教师本身的理论水平不能提高当然要影响教学水平。教师本身有很多理论问题就没有透彻理解，对学生讲述的时候就必然不能透彻。其次，教师自己对理论没有透彻理解，又很少走出书房，接近工农群众；这样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很模糊，又如何能做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呢？这样的教学也绝不能希望学生能学到一点什么马克思主义。
所以，可以说，平日在教学中所反映的，绝大多数教员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的困难问题，它们的主要根源就是教师本身没有很好地进行自我改造。如果马列主义教师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并抱着这种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马列主义教学，即不接近工农群众，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这样的教师是很难培植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工人阶级的干部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和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脱离的共产主义知识是一文不值的。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也曾指示过：“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如果我们不出书房，不接近工农群众，不参加实际斗争，又怎能了解现状，应用马列主义呢？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是不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更不能教导别人学到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教师自我改造的目标，就是要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及从这种思想产生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
改造的办法有许多，我以为还要从改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做起。改变了学习方法，也就比较容易改造自己的思想。如果经常和现实接触，和劳动人民接近，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就会比较容易养成，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也会比较容易克服。
马列主义教师只有经常联系实际，参加实际斗争，才能有实际知识去印证理论，理论的了解自然容易透彻；有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基础，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接受和理解也比较方便。
马列主义教师必须端正学习方法，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体力劳动，从实际斗争中来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如果这样做，我们相信过去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必定能够逐步克服；并且我们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也会影响学生，感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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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捷“新思想”杂志载文
论两种社会制度下的矛盾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思想”杂志十月号，发表了一篇论“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和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作了比较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这篇文章的作者德腊戈斯拉夫·斯列伊希卡同志，首先提出揭露矛盾的必要性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就造成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否则，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它们就可能发展成为危险的冲突。并且，如果我们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种矛盾，那末我们的敌人，修正主义者就会用歪曲的方法分析、利用这种矛盾。
在具体分析矛盾的时候，斯列伊希卡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包括社会的发展，都是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而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些一般的规律，就有不同的表现。比如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一般辩证法的作用，就具有新的性质。”
在分析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时，作者认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起着根本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性斗争是在继续着的，甚至在从全局上说来对抗性已克服了的情况下，也还可能非常尖锐。不过“就是在这个过渡时期，新的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区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矛盾，就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作者在分析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部分时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阻碍生产发展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两者的关系和对抗性矛盾根本不同，这种关系是相互帮助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并不破坏或削弱生产关系，而是强迫它更快地发展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在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集中和劳动群众的主动性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性之后，他说，这种矛盾就是社会主义集中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基础。
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非常大胆地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他说，“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比“社会主义矛盾”这个概念要广泛得多；并说，“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矛盾在何种程度上是中国的情况所特有的，在何种程度上是其他国家也存在的普遍现象，那末就有必要记住，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多样化。”而企图使一切矛盾运用于其他国家，或企图排斥这种矛盾也在其他国家中起作用的可能性，都是教条主义的理解。
斯列伊希卡说，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仅仅是社会矛盾的基本类型，因此不能认为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就不存在了。这里，他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中的“矛盾的特殊性”一章说，在基本类型里面，矛盾也具有质的区别，因此必须具体分析各个矛盾。他说，解决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矛盾，也不是毫无痛苦的过程。至于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主要的指针。
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矛盾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中越来越占显著地位了。但从人类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现在和将来很长时期内，基本起作用的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势力正在企图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利用社会主义矛盾使自己得到好处。如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右派也曾设法利用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的任务，原来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消除发展中的障碍，以便社会主义力量更迅速地发展）。中国共产党及时了解到这种危险，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反击。然而，改进工作作风的群众运动则继续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