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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丢掉什么，得到什么？ 牟易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锻炼自己和改造自己！”“支援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机关干部共同的豪言壮语。这说明了大家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政治思想觉悟空前地提高了，充满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在干部下放进行劳动锻炼的问题上，很多同志已经算过账，有了正确认识，下了决心，并且具体地安排了家务，只要领导批准就可以愉快地走上农业生产战线。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虽然愿去农村锻炼，思想上却处于矛盾状态，顾虑重重。他们认为“到农村去以后，没有机关这样的理论学习，进步就慢了”；因而“得不偿失”。
这些思想，不管它是个人顾虑也好，或者是错误认识也好，都有必要展开辩论加以澄清。为此，要求每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同志，应该细致地认真地算清这样一笔账：干部参加农业生产，会丢掉什么又会得到什么？
到农村去参加生产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会不会丢掉什么东西呢？会丢掉的。但是丢掉的东西，绝不是什么好的，值得可惜的东西，而正是我们急需抛弃的东西。例如：资产阶级的人生观；资产阶级的轻视劳动人民、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点；脱离群众、理论脱离实际的恶劣作风；追求个人生活的安适和享受的自私自利思想等等。丢掉了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损失，而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不清除这些肮脏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参加农业生产会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所能得到的东西，是每一个革命干部都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也正是我们许多同志最感到缺乏的东西。例如：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生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等等。一个革命干部不具备这些东西，他就不可能有优良的政治品质。总起来说，通过农业生产劳动的锻炼，可以使我们破资产阶级的立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可见这不但不是什么“进步慢了”“得不偿失”的事情，而且是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事情。
关于在参加劳动期间，政治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的问题，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的干部在劳动之余仍然可以学习政治和学习业务知识的。这种学习，不但每一个下放干部自己不应该放弃，领导上也有组织和帮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下放干部在农村中主要是从事劳动，在劳动中锻炼，因此，不论理论和业务的学习时间是不很多的，也可能没有机关中的学习那样正常，就这一点说，学习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也绝对不能认为是什么得不偿失，实际上是所失甚小，所得甚大。而且经过劳动锻炼，在立场问题解决以后，觉悟大大提高以后，不管学习理论和学习业务都会有更快的进步，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有的同志也许会问：为什么参加生产劳动能够丢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建立革命人生观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呢？这是因为生产劳动是一种创造社会财富的体力劳动，经过这种劳动的锻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劳动的意义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另一方面由于我们长期的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容易接受劳动人民的思想影响，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质的变化，从而抛弃资产阶级那些腐朽思想，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说，经过劳动的实践，会把我们改造成为劳动者。既然经过劳动可以把我们改造成为劳动者，那末，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过劳动能够使我们抛弃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建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了。
是不是每一个下乡的同志，只要经过生产劳动就都可以把旧的错误的思想改造过来树立新的思想观点呢？绝不是这样轻而易举的事。能不能真正改造过来，还要看有没有自我改造的决心和毅力。凡是抱着决心改造自己、不怕任何困难、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积极劳动锻炼的同志，是能够经过一定时间把自己锻炼成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优秀干部的。如果没有自我改造的决心，遇到困难就垂头丧气，牢骚满腹，怨言百出，或者把参加体力劳动看成是额外负担和“大不幸”，那么，就不会得到良好的锻炼结果，甚至会有某些人经受不起这一次考验，变成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逃兵，被革命所淘汰。这是不能不严加警惕的。
把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这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广大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自我改造的一条重要道路。这是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革命意义。我们的广大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如果不补上生产劳动这一课，如果不在劳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就不可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就不可能更快地进步，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因此，每一个要求参加农业生产的同志，都要以革命的精神来严格的要求自己，锻炼和改造自己成为忠心耿耿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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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是无穷知识宝库 干部下放后大有可为
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干部畅谈亲身体会
本报讯 “干部下放以后究竟有没有前途？”“农民有没有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地方？”“能不能习惯农村的艰苦生活？”“究竟能不能劳动？”这是当前许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记者最近就这三个问题访问了北京市郊区的一些下放干部，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不是没有前途
而是大有可为
曾有一些人认为：“干部下放以后，就要落后了，没有前途了”。许多下放干部用事实说明：干部下放到农村不是没有前途，而是大有可为。北京市公安局下放到丰台区岳各庄乡的干部任保芹，是解放以后才从学校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走出学校，就进了机关，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他虽然下去才两个月，但已深深体会到农村需要大批知识青年去从事农业劳动。他对记者说：“我和农民一齐挖菜窖，打阳畦时，菜窖究竟如何挖？阳畦如何打？老农都有着一套丰富的经验；但是，农民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对这些宝贵的经验都没有加以总结、提高，这就影响到生产的继续提高和发展。我想，我现在主要是学会劳动，熟悉劳动，等我学会了，熟悉了，我就可以帮助农民研究、总结这些经验，这样，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会有很大好处。在农村我既可以向老农学习生产知识，又可以将自己的知识用于生产，因此，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我自己一定也会得到不断的提高。一个外国记者曾问我：要劳动多少年？我的回答是：时间对我不是个问题，因为这片土地上需要我，我也可以在这里学到东西，我要用我的双手建设新农村。而且我学会了劳动，将来还可以到更远的山区去开荒。”
在东冉村乡，记者访问了下放干部王东光。王东光本来是一个农业技术人员，他兴奋地对记者说：“过去是哪儿有经验，就到哪儿去总结，是‘只说不练’的技术员；现在可以从亲身实践中，把自己过去的书本知识具体化，同时又可以把书本知识用于实践，所以对于许多问题了解得更加具体，更加深刻了，这就更加坚定了自己一生为农业服务的思想。”现在，王东光除和社员一齐参加劳动以外，每干一个农活，都做一个图表记载，并且起早带晚学习和当前生产有关的书本知识。经过他不断学习、研究以后，他发现他所在的那个大队有些稻田的稻种不纯，白菜也是杂种的，他就帮助队里重新选了良种。
人民大学下放到中捷友好农业社的大批年青知识分子，深深为农村美丽的远景所鼓舞，许多人愿意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据中捷友好社人民大学下放干部的负责人翟良超对记者说：中捷友好社虽然依山傍水，但在解放前山是荒山，地是旱地，农民的生活很苦。解放以后，特别是从成立中捷友好社以来，农民们在党和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帮助之下，现在这个拥有九千多人口和两万四千三百多亩土地的大社，已经有七百亩水浇地、一辆汽车、三台拖拉机、一百二十辆大车和一千多件新式农具。去年，有不少社员每月收入达四、五十元左右。今年还要增加。目前，这个社正在集中很大的力量兴修水利。他们准备利用永定河水，在数年之内“引水上山、引水自流”，把一万多亩旱地变成水浇地，并且准备兴建水电站。单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修渠打井工作，待明春完工后，水浇地就可以增加到五千亩了。今年，这个社已经栽种了上万株各种水果树。现在，苗圃里还在培育着数以万计的桃、梨、苹果等果树苗，来年春天也要栽种在各个山坡上。放养牲畜的山地牧场，也已经规划好了。在农民的文化生活方面，社里正在大力进行扫盲工作，一个农民业余中学的创办计划也草拟好了。翟良超说，几年以后，这个社的面貌也要大大地改观。到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抬头吃苹果，低头拣花生”的好地方。而要实现这样的远景，是需要有知识的新式农民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农业，不但扩大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也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场所。
农民不仅有东西可学
而且可学的东西很多
还有些人认为：农民没有文化，农业劳动也只要卖力气就行了，这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许多下放干部和记者的谈话，都说明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市妇联下放干部吕果说：仅仅农业劳动这一项，农民就有无数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最简单的摘棉花吧！看起来把棉花从枝上摘下来就行了，可是开始我们去摘的时候，手就是笨，好一会儿才能摘一个。农民呢？用手轻轻一抓就下来了。东冉村乡下放干部段瑞金说：我现在初步学会干一些简单的农活，但是，任何一个细小的操作都是向农民学来的，因此，他认为：下放后，如不虚心向农民学习，就会一事无成。
其实，农民何止在生产知识方面有许多东西值得下放干部学习，在道德品质、阶级斗争知识方面还有不少东西值得学习。人民大学下放到丰台区军民友谊社的刘寿彭同志（前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对记者说：农民忠厚、率直勤劳、俭朴的品质往往使我感动。比如有一次，人民大学的一个同志拔萝卜拔累了，就不用手拔，用脚踢。一个农民看见以后，严肃地但又是亲切地说：“皮踢破了就放不住了，这会影响社员收入的。”在“小雪”前，军民友谊社为了防止冻坏白菜，社领导上就号召所有的社员参加抢收，那天晚上，小学生、六十多岁的老农民，都参加了抢收。
农民的简朴生活，对下放干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谈到这个问题时，刘寿彭同志以自己为例。意味深长地说：过去在学校里，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吃小灶，比农民的生活是高得很多的。但是每当馒头的碱大一点，炒的菜略微欠点火，就感到不满意，处处挑眼。当我们亲眼看到农民的简朴生活以后，就很自然地感到这种现象是非常不应该的。再比如，过去为了自己吃水果、零食方便，就向总务处要床头柜。总务处送来的床头柜样子不太好看，自己就不要。现在看来，这多么过分呵！
农村的实际生活，还使人民大学的同志们发现了过去教学工作中的缺点。经济系的教员，过去在讲社会主义的农业时，对劳动力的组织、分配等方面，就有过不切实际的地方。比如，有人对工分和劳动日就混淆不清。经过这段劳动后，同志们对于劳动创造世界的问题，也有了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体会。有人说，他们再回去讲这门课时，再也不会使人感到是教条主义了。只要认识到劳动的意义就会感到“苦中有乐”
有些下放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下放干部认为：自己过去从来没有劳动过，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下子去搞农业劳动，是否劳动得下来？是否会累坏了身体？是否能过惯农村的艰苦生活？许多下放干部的谈话，证明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南苑农业社的清华大学下放干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这次下放的大部分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但是经过一定时期的劳动锻炼以后，有些人不仅能够参加劳动，而且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都能赶得上一般社员水平。参加劳动的人，不仅没有累坏身体，而且更加健康了。该校下放干部白大尊把这位负责同志的话具体化了。他说：他原来在机关里身体不怎么好，这次下放时，也曾有不少社员说他面色白白的，文绉绉的书生样子，怎么能劳动？可是他没有灰心，下决心锻炼，割稻时，弯着腰割得腰酸了，就蹲着割，蹲得腿疼了，就跪着割，实在不行，休息一会儿再干。有不懂的随时请教农民，这样一天天干下去，一个礼拜以后，也就不怎么累了，活计也熟悉了。开始时，每天只能挣四分、五分的，现在已可挣十分左右了。不仅如此，身体比在校时好多了，过去一个月里总要因病请几天假，现在下来一个月，一天也没有缺勤，脸色由苍白变成又黑又红，他说他感到万分幸福，愉快。
由于他们下决心从劳动中锻炼，因此，他们认为：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是要艰苦一些，但是只要能够认识到参加农业劳动的重大意义后，就会感到“苦中有乐”，也就自然会习惯起来。东冉村乡一向从事文教工作的下放干部段瑞金说：像咱们一伙人，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乍到农村，当然会感到不习惯。我初下来，就感到农村没有洋房，没有自来水，没有交通工具，衣、食、住、行那一样都发生了变化，加上还要劳动，成天和土打交道，处处感到怪蹩扭的。可是，我想：这就是锻练，就是考验，知识分子就是要在这当中锻练。每天劳动回来以后，拿起一个窝窝头，端起一碗白菜汤，吃起来总觉得又甜又香。我认为如果思想上能解决问题，就会感到“苦中有乐”。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下放到金星农业社的干部范黎对记者说：今天的农村比起今天城市的生活，虽苦一些，但是如果比起过去的农村，那真是乐中又乐。解放前，我曾在延安农村参加过十几天的义务劳动，那时农村才真苦呢！农民吃的是玉米糊，没钱买筷子，拿蒿子杆当筷子。现在呢？我下去了一个多月了，在老乡家里吃，那一顿都是又是白菜，又是豆腐，吃得饱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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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决定再下放干部七万人
过去下放的两万多干部在基层中起了良好作用
本报武汉27日电 湖北省决定下放干部七万人去充实基层，参加农业生产。其中省直属机关下放干部七千人。这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长张体学在26日的省直属机关动员大会上宣布的。他号召下放的干部拿出革命的英雄气概，下决心到劳动中锻炼，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既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思想、观点、立场，又熟悉生产知识的专家。
在这以前，湖北省今年已下放了二万四千多名干部去基层，其中有厅局长级干部十二人，处长级一百三十八人，科长级一千零三十六人。这些人中有八千多名直接回到农业生产岗位，其余都下放到乡社、街道和一些县区。
这些下放干部绝大多数都能艰苦深入，联系群众，在改变落后乡社上起了很大作用。英山县原有十二个落后乡、七十一个落后社。在干部下放半年后，已改造了八个乡、四十九个社。中共红安县委组织部长潘植是知识分子，但他今年2月下到八里乡担任党总支书记以后，已学会了耕田、耙田、耖田等农活，做了一千多个工分。群众评他有三个好处：工作好，态度好，劳动生产好。孝感县的一个区长叶忠兴下放到新渡乡担任总支书记后，积极领导群众修垸子、修水沟四十八条。使三百多亩湖田和三百多亩荒地，变成了良田。他还亲自找肥源，解决了一千多亩地的肥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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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妈妈下乡参加生产去了
下放到北京市郊红星集体农庄参加劳动生产的下放干部中，有不少是妇女同志。当记者访问她们如何摆脱家庭的顾虑时，她们争相诉说自己的丈夫对她们的支持和鼓励，她们下乡后，丈夫处理家务有方。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李淑世是一个知识分子，原在北京市妇联工作。她已下放到农村一个多月了，但家中并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发生困难，因为她的爱人周亚君很出色地兼顾了做母亲的责任。她的四个孩子也因为妈妈不在家，有更多的机会来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李淑世在愉快的情绪中很快便习惯了体力劳动，并且对它已发生了浓厚的感情。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刘庆瑞摄
李淑世正在棉田里和老社员们一起摘棉桃。
妈妈不在家，帮助孩子们复习功课的责任便落在爸爸的身上了。
大女儿周平（左）开始学习家务劳动。她帮助做饭、洗衣服，买小菜的钱也由她负责处理。这是她下课后，教妹妹周放（右）学洗衣服。
到农村看妈妈去！是孩子们最感兴奋的事情。为了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李淑世带着他们参观农庄，并经常向他们介绍农民的生活。李淑世说：“这个畜牧场现有乳牛一百九十八头，再过五年就会增加到一千零八十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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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干部中开始整风
领导上虚心听取意见努力改进工作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整风运动正在进入大鸣大放阶段。整风运动开展得较早的新疆学院、新疆日报维吾尔文编辑部等单位，鸣放已经基本结束，即将转入大辩论。
整风运动开始时，各机关的少数民族干部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其他的整风文件。党和行政的领导邀请少数民族干部座谈，或者和他们个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商业厅、粮食厅、对外贸易局和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的少数民族同志提出派到关内的采购员以及某些科室，配备的少数民族干部比较少，这些单位均充实了民族干部。乌鲁木齐市百货公司增设了民族商店，增添了民族商品的品种。乌鲁木齐市居民反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所属某些单位修建的厕所离水渠很近，食品加工厂放出的污水流入水渠，弄脏了饮水。兵团领导干部根据市民的意见，亲往调查，立刻迁移了厕所，将食品加工厂流出的污水引到别的地方。
但是在鸣放期间，有的少数民族干部也放出了不少谬论，他们污蔑党的民族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各单位准备就这些言论，在民族干部当中展开辩论，以分清大是大非。现在正在召开的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各族工商业者正在批判自治区工业综合公司第二经理阿布列孜·木沙巴也夫在鸣放期间到处叫嚣“公私合营搞糟了”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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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对话
在铁道部一个单位的一次鸣放座谈会上，许多干部对一位领导人提意见。
干部甲：××长决定问题善变。
领导人：有时应当灵活。
干部乙：组织稿件时，×长应该谈清目的。
领导人：我不给你原则，是要考验一下你，这样才能锻炼干部。
干部丙：××长发挥大家积极性不够，大小问题都要书面请示，这是文牍主义。
领导人：有些人明明错了不认账，必须有文字证明，这是属于文牍主义，但还是要保存的，这是个经验。
干部丁：希望领导同志不要打断别人的发言。
领导人：这是生动活泼的开会方法，谁认为不能插话，这个思想就太固定化了。老百姓开会都是七言八语，咱们争鸣嘛，否则，只准你们发言，不准我发言，就太教条了。
现在，这位领导人虽然已经受到上级的批评，向群众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主张和实行这种“生动活泼”的开会方法的领导人绝不只此一个，录下这段对话并把它发表出来的意义，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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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理由”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祝珂同志对本局的整改工作信心不高，他提出四条理由：第一，没有力量研究；第二，研究了也不一定有解决的办法；第三，有了解决办法也不一定在局的领导人中一致通过；第四，即使通过了也没有力量贯彻执行。
理由四条，次序井然，似乎商业局的工作已成一个铁定的局面。口头上如此，不知实际工作是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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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和全国学联举行晚会欢迎南歌舞团
据新华社27日讯 为欢迎由南斯拉夫大学生组成的南斯拉夫“伯朗柯·克里斯曼诺维奇”歌舞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27日晚在北京举行了有六百多名中国大学生参加的联欢晚会。
歌舞团团长、南斯拉夫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学生联合会主席米洛什·尼柯里奇和副团长、南斯拉夫“伯朗柯·克里斯曼诺维奇”学生文艺社副主席米奥特拉格·巴夫洛维奇，以及歌舞团全体团员应邀出席了晚会。
应邀出席晚会的还有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米里切维奇和使馆人员。
晚会开始时，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胡启立代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学联，对歌舞团来中国访问和不辞辛劳地到各地演出，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
歌舞团团长米洛什·尼柯里奇接着讲话。他对能有机会同中国青年见面，表示感谢。
在讲话以后，举行了舞会。“伯朗柯·克里斯曼诺维奇”歌舞团和北京市大学生业余文工团还表演了许多精采的歌舞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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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蒙、捷工会代表到京
新华社27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前来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匈牙利自由工会全国联合会主席米·绍莫吉，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德·巴拉吉尼姆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弗·卡哈，分别在25日和27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书记处书记董昕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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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去武汉等地参观后回京
新华社27日讯 二十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代办和外交官员以及柬埔寨王国经济代表团团长和他们的夫人等，在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和夫人的陪同下，11月17日离开北京先后访问了武汉、长沙、桂林等地，参观了长江大桥和一些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学校和名胜古迹。他们已经在今天晚上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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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名日本妇女返国探亲后回到天津
据新华社天津27日电 三百一十七名同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和她们的四百六十八个子女，在24日下午乘英国“安顺号”轮船从日本回到中国。这些日本妇女曾回国探亲半年。
这些日本妇女向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述说了自己在日本所遇到的困难和阻挠。一个住在大连的日本妇女说，她回到日本广岛不久，就有一个人拿着“新亚细亚经济调查会”的名片，并且带着礼品和一千日元来访问她，这个来访者谈了一些闲话以后，竟拿出一张大连地图，要她指出什么地方有军事设施，什么地方有大工厂和机关，但是被她严词拒绝。另一个住在太原的日本妇女也遇到了同样的来访者。有的人还接到邀她到旅馆密谈的“邀请”。回到鹿儿岛和大分县等地的日本妇女还直接受到当地警察当局的盘问。她们对这种别有用心的行为，表示十分不满。
现在中国红十字会正在积极帮助她们回到原来的住地和亲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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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著名女钢琴家在京演出
新华社27日讯 著名波兰女钢琴家海伦娜·采尔尼——斯捷潘斯卡钢琴观摩独奏会今晚在北京举行。她演奏了肖邦、莫扎特、李斯特、舒曼等作曲家的十多首作品。这位第四届肖邦钢琴比赛会一等奖获得者通过她的高超的技巧，在键盘上深刻地表达了乐曲的思想感情。
今晚到会欣赏海伦娜演奏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及北京文艺界人士九百多人。
各国驻华外交官员也出席了演奏会。演奏会是由文化部主办的。（附图片）
海伦娜·采尔尼——斯捷潘斯卡在京演出。
本报记者 袁毅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