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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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十多个县达到纲要指标
新疆棉花产量创历年最高纪录
浙江全省亩产皮棉七十五斤
本报乌鲁木齐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百七十一万多亩棉花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达五十九点五二斤皮棉,超额8.69%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棉花产量指标,这是新疆历年最高棉产量纪录。其中有四十多个植棉县产量已分别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亩产皮棉四十、六十、八十斤的指标。每亩平均产量在八十斤以上的有吐鲁番(八十四斤)和鄯善(八十二点五斤)二县,每亩平均产量在八十斤以下,六十斤以上的有托克逊(七十一斤多)、墨玉、麦盖提县,每亩平均产量在六十斤以下、四十斤以上的有三十八个县。今年,自治区棉花单位面积产量获得历史最高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几年来推广了棉花丰产经验和先进耕作栽培技术,采用了苏联良种。这些良种产量一般均较土种提高一到二倍,基本上普及良种的吐鲁番县平均每亩产皮棉八十四斤,比去年增产25%。各植棉县在棉花整个生长期中,一般施厩肥三至四千斤,追肥一至二次。在缩小棉花行距、加大密度的情况下,一般做到了早中耕、及时中耕和深中耕以及延迟后期中耕。各县还及时地防治了虫害,基本上做到了治早、治小、治了的要求。
据新华社讯 浙江省今年平均每亩棉田产皮棉七十五斤左右,成为我国棉花高额丰产省之一。全省一百一十四万亩棉田,预计今年可产皮棉八十五万担以上,超额70%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国家计划指标。
浙江省的棉区分布在杭州湾口和沿海一带。今年各级领导大力加强了对棉花生产的领导,普遍推广优良品种。在1952年的时候,浙江省的岱字棉种植面积只占全部植棉面积的3.86%,而今年这个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到了85%以上。另外,全省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产地区向高产地区学习的风气。各地约有四百个干部和农业社社员到素称“江南棉仓”的慈溪县去参观学习。慈溪县也选拔了一批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社员到临海、三门等八个县去担任生产辅导员。他们在当地传授技术,下地帮助生产,对增产起了很大作用。如临海县1952年每亩只收皮棉十斤,去年也只收三十二斤,而今年收到了五十六斤。
由于棉花丰收,棉农收入大大增加。现在棉农们正在把棉花出售给国家,归还贷款,规划在今后达到更高的生产水平。
据新华社讯 浙江省慈溪县今年已经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要求的百斤棉的增产指标,全县四十八万八千亩棉田,平均每亩产皮棉一百零九斤。
慈溪县今年在棉花生产中突出地抓住了肥料、水利、治虫、改良土壤等四个方面。全县农业社基本上都运用“草子青葬”、“看苗施肥”、“重施蕾肥”等先进技术,更好地发挥肥效。许多农业社改用深沟高畦来改善排水条件。全县还开掘了一条八十里长的河道来降低地下水位,以利棉花主根的生长。采用“一○五九”农药治虫。这些都大大鼓舞了农民,促进了棉花的增产。
据中共慈溪县委负责人谈,慈溪县棉花生产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今年全县有三千多亩棉田亩产皮棉一百六十多斤,有二十二万多亩棉田亩产皮棉一百斤到一百四十斤,但是较多的棉田每亩产量还只有七十斤到九十斤。这些棉田条件相差不多,可见增产潜力还是很大的。根据这一情况,全县1958年的规划是,使平均每亩产量达到皮棉一百二十二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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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改变多灾贫困面貌
苏北三大水利工程开工
本报讯 为根治淮河、沂河下游的洪水灾害,保证苏北地区大量增产的三大水利枢纽工程——二河闸、朱码头闸和宿迁闸坝挖制工程,最近先后在江苏省淮阴专区动工兴建。这是国家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治水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支持江苏省徐(州)(淮)阴地区改变贫困面貌的一个有力措施。
江苏省苏北地区位于淮、沂、沭、泗等河流的下游,承担着排泄大量洪水的负担。八年来,国家在江苏治淮工程中共投资三亿七千多万元,兴建了全国知名的三河闸,开挖了新沂河和灌溉总渠,搪宽加固了里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还建设了其他一系列的水利工程。
1956年,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根治徐淮地区的洪涝灾害的建议,之后,江苏有关部门在中央支持之下,经过二年的反复勘探、研究和比较,最终确定了“淮水北调、分淮入沂”和“骆马湖大控制”的规划。这三大水利工程即分别属于淮水北调,分淮入沂和骆马湖大控制工程的第一期工程。所谓“淮水北调、分淮入沂”,就是从洪泽湖畔兴建规模仅次于三河闸的二河闸开始,经淮阴、沭阳一直到江苏东北角的新海连市,开辟一条约一公里宽、一百九十公里长的淮沭新河,以便引淮河的水去灌溉废黄河以北的土地,并减轻里下河地区特大洪水的压力。
骆马湖大控制工程,是从兴建宿迁闸坝工程开始,配合今后施工的新沂河堤加固等工程,进一步提高骆马湖、新沂河的蓄洪泄洪能力,保证沂河南北两岸不受洪水威胁,并为沿湖沿河地区提供灌溉条件。
淮水北调规划中,盐河灌区自淮阴县杨庄起,利用原有盐河,加以整理,向北送水,在涟水城北五公里的朱码头附近建设节制闸,抬高盐河朱码头以上的水位。这三项工程完工后,就可抗御淮河和沂河三百年到五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彻底消除徐淮及里下河地区五千万亩农田的洪涝威胁,并可增加灌溉面积一千四百多万亩,使沭阳、涟水等十个县市,变成江苏省的新水稻区,同时还可发出大量的电力以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发展航运和灌溉事业。(附图片)
苏北三大水利工程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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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丰补歉 多购少销
洪赵县增购余粮二百多万斤
本报讯 山西洪赵县贯彻以丰补歉多购少销的精神,在上月召开了粮食会议,效果很好,全县今年粮食征购数字比原分配数字增加了二百多万斤。
这个会是在县委召开了农村干部整风会议的基础上,继续用大辩论的方式进行的。全体乡、社干部对待粮食问题都初步树立了正确的态度,过去开这种会往往是产量越算越低、售粮数越算越小,而销量却越算越大,这次在辩论中大家对多卖和节约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劲头很大,使全县今年的粮食总产量由一亿四千万斤增到一亿四千三百万斤。丰收社纷纷提出多卖余粮,减产社也自动压缩供应量,全县供应数字由二千万斤减至一千七百万斤。南秦乡钢铁社去年是减产社,今年由于充分发挥了当地的水利条件,土地每亩产量达到八百一十六斤,比去年提高了63%。他们今年共交售给国家六十八万多斤粮食,超过应征购任务一倍多,同时把去年的尾欠和所有国家贷款一律还渍。        (吕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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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新的“农业城”
武汉东西湖国营农场动工
据新华社武汉电 长一百二十里的东西湖围堤工程,已经在本月中旬动工。这道围堤是被武汉市人民称为“农业城”的东西湖国营农场的主要工程之一,它的动工标明东西湖农场的建场工程已经正式开始。数以万计的建设“农业城”的农民,正在向这里集中。
东西湖国营农场是我国农业建设的限额以上工程之一,它是一个现代化的、规模巨大的、为城市服务的综合性的农业基地。它共拥有二十六万亩土地和十四万亩湖泊,农场包括菜蔬、奶牛、养鱼、养猪、棉粮等十二个不同的农业企业。这个农场建成后,二百万人口的武汉市,每人每月可从这里得到一斤牛奶和一斤猪肉。这里将向城市提供的其他副食品和工业原料作物的产量也是十分巨大的。
这个大型的综合性农场预计要到1962年才能建成。在明年汛期以前要完成的几项重要工程中,除刚开工的围堤工程外,还有混凝土排水闸工程、拦河坝工程和场区公路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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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两万个农业社开始整风
许多地方订立公约保证整风生产两不误
本报讯 湖南省在第一批八百个整风试点社取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11月中旬开展了第二批两万个农业社的整风运动。这批社包括了全省五千多个三类社和问题较多的二类社,以及少部分需要适当调整社队规模的大社。整风的好坏,对全省五万个农业社的巩固关系至为重大。因此,各级党组织都非常重视。事先各地都总结了第一批的经验教训,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省委抽调干部三千五百余人参加这次运动。各专区和县也从机关抽调了四万多名具有一定农村工作能力的干部下乡参加整风工作。各县并开了规模较大的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开展大鸣大放大争,提高思想,鼓足劲头,研究生产结合整风的作法。现在,全省70%以上的县委委员都到乡、社指导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包括了生产,整风和整社三项具体工作。各地作法一般分为四步:第一步大力抓生产,结合了解情况,酝酿鸣放。第二步全面大鸣大放,结合进行整改。第三步开展大辩论,进行系统整社。第四步总结教育。预计在1月上旬以前,可以波浪式地交错铺开其余三万个社的整风。
现在农村的整风,正在开始鸣放,许多地方为了使整风始终在生产高潮中进行,纷纷订立保证生产整风两不误的纪律或公约。预计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和整改,已经出现的生产高潮将推向更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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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基层财贸工作人员
参加农村辩论 积极改进工作
本报讯 湖南农村基层财贸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听取群众意见,积极改进工作,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中共南县县委财贸部组织二百多个基层财贸工作人员,参加了八十五个农业社的辩论,在两个晚上就听取了群众提出的二百四十多条意见。三仙湖镇七个财贸单位的工作人员参加附近五个农业社的辩论后,回去立即组成了专门小组,研究改进办法。如群众提出为什么不收购老鸭,三仙湖镇供销社立即组织收购。
各地在辩论中,对于一些属于正确的意见,都尽可能及时解决;少数不正确或错误的意见都准备通过辩论,分清是非,并同时给群众说明政策,解答疑问。这样不但提高了干部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并为基层财贸工作人员进行整风打下了有利基础。
中共湖南省委在10月中旬即曾指示各地积极组织农村基层财贸工作人员,就近参加各乡社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省财粮贸办公室主任章伯森、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张毅川都深入到衡山、长沙等县乡社听取群众对粮食、财贸工作的意见,帮助基层改进工作。
(邝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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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社整改搞得好
湖北省南漳县沐浴乡前进农业社贯彻执行边整边改方针。一面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一面大张旗鼓进行改革。社里及时把社员们提的意见分类排队,能立刻改的,坚决改;目前不能改的,向社员解释清楚;错误的意见,放到群众中去讨论,以分清是非。这样就鼓舞了社员们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热情,农业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也大大地提高,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打下了稳固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新华社记者 刘心宁摄
左:社干部在逐条研究社员们提的意见。
上:社员们对社里干部不参加或不积极参加生产提了意见。现在所有社干部都参加了生产。这是社主任郭玉山(前)、雷大银(前二)在参加生产。他们两人每个月可以参加生产二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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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粒朝鲜谷种繁殖一千多斤
六粒又长又大的朝鲜谷种,经过贵州省贵筑县党武乡当阳高级社细心地栽培,四年中变成了一千一百二十八市斤。
这六粒朝鲜谷种是1954年由复员的志愿军从朝鲜带来的,当年种下去,第二年收得一斤;培植四年,就成了一千多斤。这种朝鲜谷,籽粒比本地谷大一倍多,产量也比较高。当阳社今年种这种谷比本地品种每亩多收5%,如果多施肥,深耕细作,增产还要多。现在社里准备选三斤种给贵州省农业试验站,作标本和试验研究之用。 (晓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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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优种小麦已在山西推广
中苏六八号优种小麦,已在山西太谷县获得丰收,今年推广到全省。这种小麦是晋中小麦与苏联小麦杂交后的一种优种小麦,今年太谷县种了一万九千亩,亩产一百四十一斤,较平常小麦的平均亩产增产36.7%,水浇地区五一社平均亩产了二百八十八斤,较本社杂种小麦增产一百一十二斤。这种小麦的特点是壳紧不易落粒,抗风、抗病虫力强,穗长、杆粗、不易倒伏、产量高。今年除在本县大量种植外,还在榆次、祁县等九个县推广一百多万斤。  (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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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养猪必须修圈
看了人民日报11月18日二版所登载的“养猪不可不修圈”一文,结合我们地区的情形,使我更感到养猪修圈的必要。
在河南信阳至叶家集这一条长达二百多公里的公路,两旁居民所养牲畜大多无圈。牲畜在公路上来往横窜无人管,猪粪到处皆有。往往因牲畜乱窜,驾驶员没有注意到而被轧死。于是群众便拦车不让走,时常发生纠纷。仅今年1月至11月份共轧死猪八十六头,牛三条。就以每头猪粪增产粮食二百斤计算,损失这八十六头猪的肥料就少增产粮一万七千斤,其他损失还不算。根据以上情况,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这一工作,教育养猪户把猪圈起来。
于德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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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丰收也要勤俭
江苏灌云县穆口农业社,今年的三季庄稼都获得大丰收。这下可把社干部们乐坏了,逢集就到街上馆子里大吃大喝,还要打酒割肉称鱼捎回来吃。社长陆明渠更乐昏了头脑,十分得意地说:丰收得有个丰收的气派。于是在他的主持下,盖起了一座漂亮的能容八百多人的大会堂。这座大会堂除耗费了一千二百多个劳动日和二万七千多斤柴草外,还花去现金五百一十元。
社员们对这座大会堂很有意见。在最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纷纷提出了指责:有的说如买大犍牛我们欢迎;有的说要是置抽水机我们高兴;有的说现在盖这个家伙用处实在不大也不必要;有的说你们干部整天宣传勤俭办社,现在这个原则放到那里去了;有的说你们干部不该让丰收乐昏了头脑。
年终分配了,社员们都为社里今年增产自己能增加收入而高兴,可是社里却因盖大会堂而透支了,平均每口人要扣除一元五角多钱。社员们都很气愤。
周良弼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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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重新打稻草
根据我在浙江省富阳县新明乡民丰社的田间生产检查,发现抢收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在三小队东华墅已收刈的六分间作稻田上检查,一把稻草就有一两多稻谷,我们把六分的稻草重打了一次实得燥谷七斤七两,以一亩计算就有十二斤六两,全社各块田平均至少每亩剩下的有五斤,这样全社一千多亩田(除三百多亩用打稻机打的外)就要损失三千多斤粮食。把这一笔账按一个县,一个专区,一个省算,数字就惊人了,希望各地把没有打干净的稻草都再重新打一遍,以免糟蹋了粮食。
申屠 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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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裕中农和社会主义
——在湖北黄冈县刘介梅所在农业社所作的调查 本报记者 江夏 林晰
富裕中农走哪条路?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0%至30%。他们的动向,往往足以影响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最近,我们在湖北省黄冈县群力第三农业社,对七十九户富裕中农几年来经济变化情况作了若干调查。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个社为数不少的富裕中农,对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事业抱有抵触情绪,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和堵死了他们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在这次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暴露和批判了自己有忘本思想、想走资本主义剥削道路的富裕中农刘介梅,就是这个社的典型代表。
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由于在经济上有着比较优越的条件,在历史上有着程度不同的剥削行为,因此,在今天中国农村生产、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的情况下,他们具有走向资本主义个人发财道路的欲望。据1952年的调查,土地改革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在目前群力三社所包括的范围内,依靠剥削(雇工、放高利贷、收典谷、放生谷等)上升的就有十九户富裕中农和一户富农。土地改革虽然使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但也有部分农民,特别是贫农,由于家大口阔底子薄,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上还是经常发生困难,部分人因此出卖了自己的田地房屋,或给别人当雇工。在这个社范围内的二百二十九户农民中,有五十八户遭受剥削,其中二十二户贫农接近了破产的边缘。
限制了富裕中农个人发财
1953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1955年底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样,有力地打击和限制了富农和富裕中农对贫农的剥削和商业投机活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制止了阶级分化。曾经向刘介梅借过债的贫农陶仁清,1952年全年农业总收入为一百四十五元,除去还布债、生谷和高利贷等五十元外,全家五口人一年实际收入只有九十五元。1956年,合作化后的第一年,陶仁清全年实际收入达到二百九十四元,比1952年增加了两倍多。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使得大多数农民的口粮有了保证,他们可以不必再向富裕中农借粮借债了。而前面所述靠剥削上升的十九户富裕中农和一户富农,仅在1952年就放出生谷一百七十五石,高利贷一千二百十五元(这一带放谷、放钱的年利为100%或更高),有五户买田十八亩,三户买房屋六间,七户收典谷四十一石,至于富裕中农雇工的剥削收入,还未计算在内。
社会主义对富裕中农是否有利
富裕中农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被堵死了,在合作化高潮的形势下,他们转向了社会主义——参加合作社。让我们从经济上来看,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对他们是不是有利。
下面是几户典型调查。
丁少松,老富裕中农。合作化前有田十点一三亩,1953年他家的农业总收入为三百四十五元七角五分;副业收入一百五十元;剥削收入(放粮放债)共计三百四十四元;商业收入(贩牛)五十五元。以上合计为八百九十四元七角五分。除去缴公粮和生产投资一百零六元,纯收入为七百八十八元七角五分。全家九口人,每人平均年收入八十七元六角四分。
合作化后第一年(即1956年),他家的收入情况如何?丁少松和他二弟全年做五千九百十二个工分(分值六分六厘),收入三百九十元零二角,加上他三弟在外做工除掉自己花费以外的收入一百元,合计四百九十元零二角;副业收入一百五十元。全年共收入为六百四十元零二角,全家十一口人,平均每人收入为五十八元二角。
很明显,参加高级社以后,他家的总收入比1953年减少了一百四十八元五角五分。但是如果除去他家1953年剥削和商业收入部分来看,那末,1956年的农副业总收入比起1953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百四十四元四角五分。就是说,合作化第一年,在农业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根据全社调查,1956年农副业收入比1955年初级社时期增加了34.8%。在全社二百二十九户当中,有一百九十三户增加了收入。其中有富裕中农五十一户,比1952年单干时的农副业收入增加了41.7%。其余二十八户富裕中农没有增加收入,或者有所减少。
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使广大农民(包括大部分的富裕中农)增加了农副业收入,只是一些富裕中农的剥削行为受到了限制,他们的总收入因而有所减少,这难道不是十分正常、十分合理的现象吗?
富裕中农的家底虽然比一般农民雄厚一些,但毕竟还是小农经济,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他们也是难以抗拒的。老上中农肖国栋在解放前有田二十二亩,每年收稻谷九十九石,家里雇有长工和临时工,生活相当富裕。不久他老婆死去,第二年他又娶亲,接着父亲也相继死去。在这一连串的婚丧情况下,这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就不得不背上上千元的债务。1947年弟兄三人分家,肖国栋因为家口多(六口),土地相对减少。为了还债,不得不卖掉三亩多田。从此,他就不得不经常靠借贷生活。从1953年开始,这一带闹了三年水灾,肖国栋的土地也被淹,稻谷每年减产一半。这户富裕中农眼看就要破产了。正在这时,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从1953年起,三年中国家每年以七分四厘一斤的价格供应了他家大米七百二十斤。他自己算了个账:如果在统购统销以前的黑市去买米,每斤需要一角一分六厘,国家三年中供应的大米二千一百六十斤,一共使他少支出九十元七角多。这还不算,国家在三年中一共减免他应交公粮一千八百斤,也合九十元。
1955年秋,全乡转入高级社以后,土地统一使用,他不再发愁田地被淹了;1956年由于劳动力(共两个)能够充分发挥,他家共做了四千二百多个工分,合二百七十多元,比土改后合作化前的三年中,每年的农副业平均总收入一百九十元零三角七分增加了八十多元,增长率为43%。今年,社里派他到耕畜交易所工作,加上他儿子的劳动,预计收入比去年还有增加。
另一户新富裕中农刘润生,土改前给地主当过十年长工,土改后生活不断上升,于是开始贩鱼秧、贩牛、贩木材。但是,搞商业投机有时并不能使他增加收入,两年来他甚至还蚀过几次本钱。经过干部的说服教育,他的思想搞通了,表示决心割断自己的资本主义尾巴。
肖国栋和刘润生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了富裕中农只有抛弃剥削,抛弃商业投机,积极参加社内劳动,坚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可能真正的富裕起来。不这样,在资本主义的海洋里,他们就会像“大鱼吃小鱼”那样被吃掉。
缺 粮 的 真 相
我们在贫农吕先望家里住了八天,和他们一起吃饭。他家一日三餐,除早餐吃粥外,其余两餐都是大米干饭,大家都吃得饱。但是有些富裕中农却叫嚷粮食不够吃。事实究竟怎样呢?这个社每人平均留粮是:1952年四百五十斤;1953年四百七十斤;1954年四百八十五斤;1955年五百二十四斤;1956年五百七十二斤。留粮逐年增长,反而“不够吃”,真相在哪里?富裕中农丁少松过去经常放谷剥削贫农,但在统购统销开始时,他硬说缺口粮,结果被查出十八石余粮。另两户富裕中农朱大庭和曹其斋,一户把余粮藏在棺材里;一户叫嚷家里只剩两升半米,但是他全家靠着这“两升半”米从去年11月起,一直吃到今年接麦还没有吃完哩!
富裕中农在社内的表现
富裕中农彼此之间,在经济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别,这就决定他们对合作社的态度有所不同。富裕中农何启亮和刘润生,由于对贫农的剥削程度轻微,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又和他们长远的和眼前的经济利益没有矛盾,因而在社内表现就比较积极。何启亮年纪很大,但是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出工,今年还主动超额购买了公债。刘润生对社里的生产也很负责,他去年为社增加了四百元的收入,今年预计有更多的收入。像何启亮,刘润生这样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目前为数还不很多。
过去对农民剥削程度较重,合作化以后收入有显著减少的富裕中农,他们对社的态度就不好,个别的甚至很坏。老富裕中农曹其斋过去大量放谷和放高利贷,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侵犯”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利益,一直对社不满。他拒交入社股金和社里所需用的一些生产资料;去年又多次偷盗社里的粮食、柴草、木材等物,他还散布谣言,妄图破坏生产。由于他对合作社的仇视,劳动很不积极,他家三个主要劳动力去年只做了四千多个工分。像曹其斋这样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在其本阶层中只占少数。
另一些富裕中农,他们在经济上比入高级社前不增不减,或有减少但不多,过去初级社对他们留有较好的印象,因而他们对待社的态度是“随大流”,但是很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他们对社也有一些意见。例如感到生产过于紧张;社对社员没有一视同仁(指动员他们的生产投资和购买公债要比贫农和下中农多一些,而贷款、解决生活困难轮不到他们);要求社干部参加生产;要求允许多搞个人的副业生产等。这类户在富裕中农中占着较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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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调查材料说明了党中央决定在农村中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是十分及时和必需的。通过对社会主义大是大非的争论,就可以达到团结和改造富裕中农的目的。
富裕中农对合作社的意见,有其不正确的一面。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加以批判和解释;但是他们的意见也还有正确的部分,如对生产提出有益的建议,建议减少脱产干部的人数等。对这些好的意见,合作社的组织应该加以研究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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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农场
国营东西湖农场,是我国第一个最大的为城市服务的综合性农场,位于武汉市郊区的西北部。这里原是一块辽阔的荒地,面积约有四百五十平方公里,土地肥沃,但是,地势低洼,三面环水,每到汛期或雨季,雨水聚清,形成一片汪洋,汛期一过便野草丛生。根据这种情况,东西湖农场的建场工程包括防洪排渍和垦荒建场两个方面。从汉口张公堤起,沿捷径河经黄陂转孝感至汉阳新沟止,首先要修一条长达一百二十里、高一丈至两丈多、顶面宽一丈多的大围堤,以便与汉水干堤、张公堤连接,围成一个两百多里长的大围圈,阻挡洪水。为了防止雨水太多,或者干旱时间太长,在靠捷径河的地方,还要修一座拱形的混凝土排水闸;在靠汉水的地方,修一座进水闸。在垦区南部,靠蔬菜场的地方,将根据地形条件,修一座高出低洼地面数公尺的高水湖;改造垦区东部的低水湖;围建垦区中部的中水湖。此外,还要修建规模庞大的、像蜘蛛网一样的排灌渠道,以及机器抽水站等。
东西湖农场是一个拥有二十六万亩土地、十四万亩湖泊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将来的机械化程度较高,几十万亩土地几乎将全部采用机耕;奶牛场中有动力切片机、豆饼粉碎机、万能粉碎机、块根洗净机、电动挤奶器等;蔬菜场将利用温室、温床、阴棚等先进生产方法。到1962年,东西湖农场每年将可供应城市肥猪十二万头,牛奶二千五百万斤,鱼三千万斤,蔬菜七千九百万斤,棉花八百万斤,粮食三千万斤;另外还有牛、鸡、鸭等肉食品。这个农场的修建,对消灭这一带地区的血吸虫也有巨大作用。         (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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