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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开辟盲人生产自立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新中国的盲人事业正在成长。今年，参加生产劳动的盲人有显著增加，并接连着出现了一些动人的新事情。如在上海举行了“全国青年盲人四项田径竞赛会”；在北京展览了各地盲人的生产成品；6月间，内务部和中国盲人福利会召开了有十五个省市代表参加的“盲人生产工作座谈会”，交流了扶持和组织盲人参加生产劳动的经验，将会促使盲人生产事业进一步发展。我国盲人群众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无限美好和幸福的前途。
旧社会剥夺了发挥盲人才智的一切可能，盲人被看成是“废物”，备受歧视和辱骂。在新社会里，盲人获得了和健全人一样的平等权利。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盲人生产事业日益获得成就，我国盲人将逐步成为残而不废、自食其力的人。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对盲人群众从各方面给予关怀和照顾。首先是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盲人中有很大一部分生活非常困难，政府对他们都及时地给予必要的救济，使他们不再受饥寒的威胁；对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盲人，收容到各地残老教养院里，由国家供给生活费用，使这些人免于流浪，生养死葬都有了依靠。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收容教养的盲人有一万余人。其次，在扶持盲人生产，开展盲人教育，防盲和治盲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工作。例如，黑龙江省据不完全的统计，八年来经治疗而复明的盲人约在万人以上。然而，我国目前的盲人工作还相当落后，有些在当前条件下可能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还做得不够。譬如，使大多数的农村青壮年盲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辅助劳动或副业生产；组织更多的城市盲人生产自救；集中失明的革命残废军人施以教育和训练，培养他们成为盲人工作的骨干；适当扩充现有的盲童学校，充实师资与设备，在没有盲童学校的省和大城市新建盲校等等，都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盲人工作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视盲人的观点还普遍存在，有关部门的某些干部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对盲人的能力和智慧不够了解，不知道怎样来安排盲人工作。有些干部还存在着单纯救济观点和恩赐观点，不重视扶持盲人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作，对盲人的根本要求和长远利益缺乏理解，这就不能发挥盲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些干部认为盲人生产就业问题要等到健全人的就业问题解决后才能解决，没有按照统筹兼顾、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精神来研究考虑盲人问题，使盲人工作得不到适当的安排。这些思想阻碍着盲人工作的开展。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发展盲人生产，开展盲人工作，就必须打破一般人、特别是国家机关干部的轻盲观点；必须利用我国盲人在各种劳动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和苏联及其他国家盲人工作的先进事例，向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以树立起新的社会道德和风习——把援助生理上有缺陷的人看做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高尚的品德。
盲人工作的主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就是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步扶持和组织盲人生产自立。除了少数盲人能培养他们从事其他职业以外，在过渡时期内，要逐渐使有劳动力的盲人能够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的道路，摆脱经济上的依赖状态和政治上、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能够和健全人一样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
苏联盲人胜利地走过这条道路。如今，他们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盲人自己的协会，在协会的领导下有许多盲人生产教学工厂。这些工厂里装备着为盲人专门设计的现代化机器，盲人能够生产精密的机件。盲人工厂的生产利润，除上缴国库外，盲人协会用来发展盲人生产和举办各种福利事业。苏联盲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为我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国80％以上的盲人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在过去，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发挥盲人的劳动潜力，在今天农村已经合作化的条件下，农村青壮年盲人就有可能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得到适合于盲人的工作。据初步调查，盲人可以从事铡草、车水、积肥、打场、摇风车、饲养牲畜和家禽、编席、编筐篮、打草绳和其他辅助劳动，干得好的可以抵得上一个普通的全劳动力，差一些的也可以顶个半劳动力。目前农村盲人参加生产劳动的还不普遍，各地县区党组织应当注意这项工作。当然，农村盲人刚参加生产劳动的时候，技术不熟练，体力也会感到不够，但只要经过一段时期的锻炼，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至于扶持城市盲人生产，应当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一般地区应以从事手工业为主，一些有条件的工业城市则可以建立半机械化或者机械化的生产。在吸收对象方面，一般地应当首先吸收生活困难的盲人。组织形式可以参加到现有的贫民生产单位，使盲人组成一个小组、一个车间，担任适合于盲人特点的工序。在有条件的城市，还应当建立以盲人为主（盲人占60％—70％）的工厂或生产合作社。因为盲人有共同的生理缺陷和共同的要求，集中在一起生产，便于管理和照顾。对各地集中在残老教养单位的盲人，应认真贯彻“分类教养”的方针。对于其中的青壮年盲人，应该注意培养他们学会生产技能，扶助他们自食其力，条件成熟时可以转为独立的盲人工厂或生产合作社。盲人生产发展的途径，应该逐步地从单纯手工业经过半机械化而最后实现机械化，从小到大、从附属到独立、从分散到集中，必须和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保证原料供应和产品销路是发展盲人生产事业的重要条件。由于目前盲人生产门路不多，盲人生产效率较低，生产经营上存在很多困难，需要各地手工业、供销、商业等部门在供产销方面予以支持和照顾。有些盲人生产品如铁钉、棉织品等，应当纳入地方的生产计划，以保证原料供应。地方民政部门和盲人福利分会在这项工作上必须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援；同时，也需要积极争取社会群众对盲人事业的援助，例如盲人生产资金也可以从热心的社会人士——不论是集体或个人，得到资助。
现在，北京等七个省市已经建立了盲人福利分会，这些地方的盲人生产和其他盲人福利工作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今后，盲人福利分会应当把扶持和组织盲人参加生产劳动作为主要任务。分会建立后工作又已经就绪的地方，就应该直接管理当地的盲人生产组织，帮助他们巩固和发展，对于参加在贫民生产单位中的盲人也应该给予适当照顾。凡是盲人人数较多、盲人群众迫切要求生产自立或者有盲人生产组织的城市，就可以建立盲人福利分会。各地民政部门应当把盲人福利分会作为开展盲人工作的有力助手，注意培养和吸收盲人代表人物参加分会的领导和日常工作，配备专职的不是盲人的干部协助。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盲人工作的骨干，摸清盲人和盲人生产的特点，保证盲人的特殊需要和利益。有的地方民政部门担心成立盲人福利分会后，盲人要求多，工作被动，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事实恰好相反，盲人福利分会是团结和教育盲人群众的一种组织形式。对于盲人提出的一些在当前条件下不能实现的过高要求，如果通过分会进行解释，则盲人更加容易接受。
盲人生产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虽然工作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确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和社会群众的积极支援下，盲人群众将会百倍地努力，克勤克俭，建立和发展盲人生产事业，实现他们的理想——把自己的力量供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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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摆脱流浪乞讨的生活
盲人积极参加生产
本报讯 在旧社会中被看作残废无用的盲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逐渐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过去曾经以流浪、乞讨、算命，卖唱为生的盲人，今天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一部分已经组织起来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现在全国各城市已有五十六个盲人生产单位，参加生产的盲人共有一千五百五十九人。生产品种有藤器、竹器、毛衣、纸盒、铁钉及其他生活及文化用品三十多种。这些生产组织目前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盲人教学工厂，这是采用机器生产的新型的工厂，在沈阳和大连已经建立了这样的盲人生产工厂。上海也准备建立这样的盲人工厂。在沈阳盲人教学工厂里，有六十名盲人参加了生产。他们的工资收入每月最高为六十元，最少为二十元，一般在三十五元到四十元之间。这个厂每月平均生产三十吨不同规格的洋钉，月产总值约三万元左右。第二种是生产组或合作社的形式，在北京、天津、青岛、呼和浩特、西宁等二十八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盲人生产单位。这些盲人生产组织都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如青岛盲人藤器生产组，1953年成立时只有五个盲人，现在已发展到四十一人。他们能够编制藤床、藤椅、藤箱及其他藤制家具和日用品。四年来的生产总值为九万五千多元，发出工资两万五千多元，并积累了三千多元的资金。组员的工资最高为五十元，最低为二十元，基本上不需要政府救济。第三种是盲人教养院的自食其力小组的形式。如福州盲人教养院对收容的盲人采取分类教养的办法，对老弱以养为主，对盲童组织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对青壮年则明确的提出争取自食其力的口号。第四种是利用贫民生产单位安排盲人的形式。如天津市南开区采用了这个办法，几乎把全区有劳动力的盲人都组织在贫民生产组中。
今年6月间，中国盲人福利会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了一次盲人生产成品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了十七个城市的盲人生产品二百余件，有各式各样的藤器，有花丽鲜艳的毛线衣服，有坚固耐用的竹壶壳，有精致美观的手提草包，有各种规格的洋钉以及各种日用品、儿童玩具和文化用品。还有盲人装制的五灯收音机。参观者对盲人的智慧和才能表示惊讶和称赞。
但盲人参加生产，目前还只是个开端，全国盲人约一百五、六十万，现在参加生产的不过千分之一。为了进一步开展盲人生产，使广大青壮年盲人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出他们的力量，中国盲人福利会曾召集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提出要积极地因地制宜地开展这项工作，希望各地党政部门重视这一工作的领导，希望手工业管理部门给以应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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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简单粗暴
对外贸易部有些单位在干部要求下放的热潮中发生了一种值得引起注意的情况。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有个女干部叫张奇，这次她所在单位的同志全都报名要求参加劳动，就她一人未报。大家动员她报名，她不报；后来有人又敲锣打鼓向她挑战，要她报名，她还是不报。最后大家就给她贴大字报，还是要她报名。
中国畜产公司也有类似情况。有一个女干部不愿下放，群众就给她贴大字报，说她是“社会主义的逃兵”。
如果有些干部，根据机关中的情况和他们本身的情况需要马上到劳动中锻炼而他们思想还不通的话，只能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绝不应该采取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和中国畜产公司的作法。外贸部整风领导小组已经指出这种作法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是很必要的。至于在动员干部下放时，采取敲锣打鼓，挑战应战的办法同样是不足取的，因为这种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很容易把一些需要细致解决的问题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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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贴出几万张大字报 召开几千个座谈会
解放军各领导机关形成鸣放高潮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自本月间相继转入第三阶段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和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为目标的大鸣大放热潮。各个机关的办公楼里，走廊上，已经贴出了几万张大字报。广大官兵在这些大字报和几千个座谈会上，对领导作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对今后的工作也提出了各种积极的建议。
在大鸣大放中，部队官兵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的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都是有关三个主义的。据海军领导机关统计，在三万零八百条意见中，错误的只有五百六十三条，绝大多数都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其中属于领导作风、条令制度、业务工作、建军规划等方面的意见达80％至90％，属于生活福利的约占10％。
在鸣放中，许多机关都批评了一些部门的机构臃肿和浪费现象。不少干部还在揭露缺点的同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总后勤部生产部器材处处长纪文起在大字报上提出一项节约棉花的建议，用原白布剪裁下来的碎布弹制成“再生棉”，同新棉掺和用作棉絮，每年可以节约二千五百到三千担棉花。生产部所属各工厂，原来要求1958年增加机器两千多台，现在根据整改精神重新研究后，可以减少五百五十七台，节省开支六十万元。
在鸣放中，许多机关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在大字报上掀起了要求下放锻炼的热潮。要求到边疆去，到连队去，到农村去，到生产岗位上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大字报和决心书，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出来。总后勤部财务部有86％的军官和工薪制职员报名要求下乡上山，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锻炼，营管部一百五十八人写了要求下放的请求书。
动员随队军官家属还乡生产、劳动就业、安家落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在这次鸣放中形成了群众性的讨论的热潮。不少军官和家属在大字报上热烈拥护动员家属回乡生产。
解放军总部各机关在整风运动中，始终贯彻着鸣放和整改紧密结合的精神。目前，对于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的正确的意见，能够立即改正的一般问题，马上分片分批地发动群众进行了改正，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以及干部下放，家属还乡，勤俭建军等问题，正在整理意见，准备进一步掀起一个专题鸣放和专题辩论的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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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毅接见波兰高等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26日上午接见了波兰高等教育代表团团长、波兰高等教育部部长斯·祖凯夫斯基，代表团团员：布科夫斯基、利倍拉、瓦多什、本茨基等。
接见时在座的有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教育部副部长柳湜，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沈元等。
在座的还有波兰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傅拉托，参赞邓布尼茨基等。（附图片）
陈毅副总理接见波兰高等教育代表团时合影。前排左第六人为波兰高等教育代表团团长祖凯夫斯基。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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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分别对待
北京市建工局直属三工区安装公司五处，共有二十个妇女干部，这次紧缩机构下放干部中，只有一个打字员和一个现场记录员被留在机关工作，其余十八个女干部全都要被动员退职回家，而且动员时方式非常生硬。如人事干部戴文彬动员施工科描图员马淑华回家时说：你愿意到那儿去呀？马说：听从组织分配，干什么都行。戴说：假如组织上分配你回家你怎么样？马说：我今年才十九岁，家住上海，有妈妈和外婆照管家务，我回家干什么？表示坚决不愿回家。可是隔了一天，该处处长李延林同志又去动员她退职回家，并说：你生长在城市，假若到农村，你吃不惯窝头，下工地当壮工，你身体也不行。接着施工科科长崔丰田又找她谈话，仍然动员她退职回家。
女干部如果确实缺乏在机关工作的条件，或者家务劳动很繁重，在机关工作不如回家料理家务的话，当然可以动员她们回家从事家务劳动，但是像直属三工区安装公司五处这种不分别具体情况、不作妥善安排而要绝大部分女干部退职回家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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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简单粗暴的作法 防止形式主义的偏向
对下放干部的思想工作要贯彻始终
外贸部在动员下放干部的工作中取得经验
据新华社25日讯 新华社记者林耀报道：对外贸易部已经决定下放干部一千五百六十人，并将分批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或到外贸系统基层单位去工作；机构的调整工作也正在进行。最近记者访问了这个部的中共党委负责人，请他介绍了这一阶段的工作经验。
这位负责人说，在解决机构问题上，我们明确地树立了一个思想，就是一定要充分相信群众的多数，依靠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来解决机构问题，改变过去先由少数领导人算账，然后向下级单位分配任务的主观主义作法。因此在11月上旬就引导全部工作人员以组织机构为中心展开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接着又发动群众讨论如何改革机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也都参加了群众的鸣放和争辩，领导和群众的意见虽然开始有些距离，但是在互相研究后很快地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综合这个部行政单位和各公司经过群众讨论后提出的紧缩人员的数字约为全体干部总数的40％。部的领导上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考虑到对外贸易部除各部门固定的经常工作外，还经常举办出国展览会，时常派出贸易代表团和业务小组到国外等，需有一定的机动人员，因而，最后确定紧缩人员35％。
这位负责人说，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大体上确定下来以后，工作中心就自然而然地转入讨论干部下放参加农业劳动的问题上来。
负责人强调说，在整个下放干部的工作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必须防止与反对简单粗暴的作风和追求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偏向。为了使工作人员对于参加农业劳动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组织全体干部着重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运动报告中的干部路线部分，各单位也分别举行了一些报告会着重说明干部参加农业劳动的意义。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还深入细致地了解许多干部的具体思想情况。茶叶公司的领导人同五十个干部作了个别谈话，了解到不少人对于参加农业劳动还是存在着很多不正确的看法，如怕脏、怕生活苦，怕丢人；觉得知识分子去劳动得不偿失，是大材小用；长期当农民没有前途；还有的顾虑下农村后会丢掉专业或外文，怕家庭留在城市无人照顾，等等。针对这些思想，又进一步引导群众讨论了四个问题：一、到农村去是光荣还是丢人？二、去锻炼还是去享福？三、个人利益和革命前途是否一致，应该如何结合？四、知识分子到农村究竟得到什么？失掉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又展开了辩论，使许多有以上顾虑的人提高了认识，特别是部的领导上明确宣布了到农村锻炼后，工资、福利待遇等具体规定，更加鼓舞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这样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迅速在全部范围内形成了要求参加农业劳动的热潮。五天之内，自愿报名要求下放的干部达到四千多人。但是在报名后，思想工作仍然不能放松。
这位负责人强调说，在进行这一工作中还要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对于下放干部必须贯彻团结的方针和负责到底的精神，暂时想不通的应该十分耐心地进行解释，家庭有困难要帮助他们妥善地安置，要使每个下放干部都心情愉快地走上劳动战线，反对推出了事和一些不负责任的错误思想和作法。现在这个部正在慎重地审批下放干部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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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拓宴请泰国新闻工作者访华团
新华社26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在26日下午六时举行宴会，欢迎以伊沙拉·阿曼达军为首的泰国新闻工作者访华团（昨报道为泰国报界访华团）。
邓拓首先致词向带来泰国人民友谊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邓拓说，今年是中、泰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上值得纪念的一年，有许多泰国友谊使者访问了我国。这些访问将大大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并将进一步促进亚洲各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和友好合作。邓拓说，中、泰两国都是万隆会议的参加者，我们两国人民要求和平与要求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还说，中、泰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这些访问使这种友谊一定会不断加强起来。邓拓希望泰国朋友们把六亿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给泰国人民。
伊沙拉·阿曼达军讲话说，中、泰两族是兄弟民族，泰国人民也像中国人民一样地热爱和平。他建议为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世界持久和平干杯！
宴会上，泰国新闻工作者访华团向邓拓赠送了礼品。
参加宴会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吴冷西、王芸生、范瑾，首都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等。
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也参加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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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直属机关下放到太行山的干部
八个人被评为优秀社员
新华社讯 由共青团中央直属机关来到太行山区参加体力劳动的八个干部，最近在平顺县杨威乡红星、五一两个农业社被评为优秀社员。
这八个干部9月底从北京到红星、五一农业社以后，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只一次地受到社员们的赞扬。最近这两个社进行全年总评比时，社干部和社员们给他们总结出五个优点：出勤率高；吃苦精神好；虚心向老农学习；积极提合理化建议；团结群众好。根据这些优点，农业社评选他们八个人为“优秀社员”。
这八个干部在正式参加农业社劳动的三十一天里，除了参加会议外，每人出勤二十八天到二十九天，比一般社员多出勤一天到两天。他们在劳动中不懂就问，向社员们学会了不少生产知识。他们一个月来还给社里提出了十多条建议。原来在中央团校担任基本建设工作的苏彦，在河滩上看了地势、进行了测量，建议社里把河渠改一下，结果节省了三百个工，上水浇地比原来方便。
他们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帮助社员们挑水、推碾，料理家事，很受社员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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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电影周胜利结束
据二十五个城市统计观众近九百万人次
新华社26日讯 文化部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各省、自治区首府武汉、呼和浩特等二十九个城市，自11月初旬起联合主办的“苏联电影周”，最近陆续结束，仅据其中二十五个城市的统计，就放映了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场，观众达八百八十九万八千零三十人次。此外，许多中等城市也举办了“苏联电影周”，仅据辽宁、福建、广西三个省的统计就有鞍山、厦门、桂林等十九个城市参加。东北许多县的电影院和工厂、矿山的俱乐部也在此期间集中演出了苏联影片。辽宁省并且派出了二百个电影队携带苏联影片到山区农村中放映。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放映了以少数民族语文译制的苏联影片。乌鲁木齐市在电影周期间特选的“教育的诗篇”等四部乌孜别克文译制片，受到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次电影周盛况空前。许多城市创造了影片上座的空前纪录。呼和浩特市参加“苏联电影周”的每个影院，平均每天放映六场，场场满座。重庆市在电影周刚刚开始，就预售出去了五十二万张票，而参加电影周的十家影院在预定的时间内，只能容纳三十五万人次。贵阳市在电影周开始前三天，就预售完了整个电影周期间的票。兰州市在11月初就把17日的票预购登记出去了。北京等许多城市的中国影片发行公司接到大量观众的来信，要求电影周延期结束和增加影片的放映场数。
电影周期间放映的影片，普遍得到观众的好评，各地许多报纸、杂志刊载了评介这些优秀影片的文章。上海市的一位观众，以“良师益友”为题著文盛赞这些影片的社会主义教育意义。重庆、哈尔滨、杭州、合肥等地的若干学校、工厂、机关的共青团支部并且组织青年来讨论“保尔·柯察金”这部影片，学习保尔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和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济南、长沙有一些机关青年因为贪图安逸，不愿意离开城市，在看过“保尔·柯察金”后，纷纷报名要求到农村中去锻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像保尔那样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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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杂技团到北京
下月一日首次演出
新华社26日讯 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波兰杂技团一行四十四人，今天上午坐火车到达北京。他们在车站上受到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马彦祥和中国杂技团演员等共五十多人的热烈欢迎。
波兰杂技团团长包·罗斯齐谢夫斯基说，他们非常高兴能来中国访问。他们团的成员是由波兰的十二个杂技团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将在中国演出十几个节目，其中包括曾经在今年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金质奖章的勃拉温三人小组的蹬技，获得银质奖章的胡·兰格热克和齐·格雷斯凯维奇夫妇的蹓冰（四轮鞋），以及瓦·盖德罗伊士四人小组表演的角斗士。
波兰杂技团是根据中波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来中国访问的。他们将在中国访问三个月左右和演出约一百场，预定12月1日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首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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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呀，这个——多妨碍我学习啊！ 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