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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摊底牌 算大账 参观现场
上海笔尖一厂辩论生活问题又深又透
本报上海26日电 如何引导职工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在整风运动中进行关于生活福利问题的辩论？公私合营上海笔尖一厂最近在辩论关于企业奖励金分配问题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较好的经验。这个经验简单地说就是：摊底牌，算大账，参观现场。
锅子里就是这么多肉 企业并没有“刮皮”
上海笔尖一厂的这场辩论是从职工一些生活福利要求引起的。有些工人在辩论开始时提出，工厂领导方面对工人的生活福利“太刮皮”，老是在工人理发、洗澡这些事上“打小算盘”。到底是不是“刮皮”呢？领导方面采取摊底牌的办法，向群众说明：国家规定本厂上交利润满一万二千五百元以上，就发给企业奖金每人每月四元；不满一万二千五百元，每人每月只有二元。现在厂里的福利设施，都是从企业奖励金中提取的。锅子里就是这些肉，这里多用了，那边就要少用。到底哪些该用，哪些该省，让大家讨论。这样一来，大家知道了厂里福利金的底，知道了福利基金是有限的，同时也弄清了工厂行政在福利方面的权限，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任意增加福利开支。锅里就是这些肉，大家都吃了，行政上并没有“刮皮”。
每人两元钱看来事小 可是会花掉八座长江大桥
有一部分职工这时候却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国家为什么只给我们这么一点企业奖励金呢？有些人就把原来向工厂要求福利的手，转而伸向国家了。他们提出：“我们每月上交给国家的钱很多，可不可以在每人每月二到四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二元的企业奖励金，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不少人支持这个建议，他们说：“我们上交利润这么多，再加上二元也不算多。”“企业奖励金限制在二元和四元上面，怎么能够体现我们的生活是在逐步提高呢？”“再增加二元，是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的；它能刺激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对国家，对企业都有利。”……再加二元真的不算多吗？辩论接着就进入了算大账的阶段。有人提出：“如果我们笔尖一厂每人每月增加二元，整个制笔业都要增加；制笔业一加，整个轻工业就都要跟上，纺织业、重工业等也要增加；上海一加，又会影响到全国；如果全国二千四百万工人都增加，国家一年就要多支出五亿七千六百万元，几乎相当于国家一年发行的公债数额。”许多人原先只道两元钱是小事情，听到这个数字以后，不由大吃一惊。有的人就用国家某些建设项目的投资来折算这笔金额，计算结果，五亿七千六百万元可以建造八座长江大桥，或者一百四十四座年产三十万只手表的手表厂、六座年产二十万吨氮肥和十万吨纯碱的化学工厂。这些数字使全厂每一个职工都醒悟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想不到每人少拿二元钱，国家居然可以举办这么多的事业！”本来主张增加一些企业奖励金的人也开始重新考虑了。
国家的大账同个人的小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时厂里又采取了到现场参观的办法，作为辩论的补充活动。先是组织大家到漕河泾建设工地参观，去了四十多个代表。他们在参观一家录音机厂的时候，这个厂的工程师详尽地向大家介绍了厂里的生产情况。他们制造的一种录音机，如果从国外进口，每架要一万多元；自己生产，只需要六、七千元，便宜一半左右。但是，现在这个厂生产能力有限，满足不了国家的要求，还需要投资扩建。在参观了工地以后，好多人开始懂得：只有大家勤俭刻苦一些，把钱省下来，增加工业投资，搞好建设，才能买到便宜的东西，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厂里接着又借来了许多精致的日用品和工业品，举办了一个小展览会。职工们看到这些物品，更深刻地体会到，只有省吃俭用，才能建设起各种各样的工厂，制造出价廉物美的东西来供应大家消费。这才是根本改善人民生活的途径。
分掉利润不是办法 勤俭建国才能根本改善生活
这个厂的领导人员还向全厂职工做了一次大报告。报告中指出：现在国家全部国民收入中，只有20％左右用来作为建设投资，其他都是供消费用的。去年国家全部的建设投资如果按六亿人口摊算，每人每月只有三元钱；如果大家再抽掉两元钱，工业建设的速度就会大受影响。由此可见，把利润分掉决不是改善生活的办法；只有工业发展了，人民生活才能根本得到改善。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的成员，更应该发扬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精神，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工资福利问题。
经过这样一步步深入地分析，辩论，大家的胸襟开阔了，眼光看远了。许多工人说：“我们多拿两元钱，剃四次头，吃几顿客饭，看两场越剧，一花就光了。如果不增加，国家就好派大用场，社会主义才能建设的快。”“要增加福利，首先要发展生产。不能光顾眼前，不看将来。现在苦一点，多建设一点，提高生活才有基础。”不少原来坚持增加两元钱的工人，内心感到很不安，他们激动地说：“早知道国家是依靠我们每人每月三元钱在建设，那可真不该向国家争企业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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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广大职工拥护国务院规定草案
四个规定项项符合工人阶级利益
大连化学厂职工决心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本报讯 沈阳市广大职工阅读了国务院关于改进某些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四项暂行规定草案以后，都称赞这四项规定是符合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合理规定。
皇姑屯机车客车修理工厂全厂职工都讨论了这四个草案。沈阳造纸厂、货车修理工厂、市电器制造厂等单位已经邀请部分老工人、学徒工进行了座谈。职工们都同意这四项新规定。去年5月入厂的水泵厂徒工陈树昌说：“我们徒工的工资每月二十八元，一年便是三百三十六元，另外还享受劳动保险待遇，治病不花钱。我离开家乡时间很短，我的实际收入便超过了我们家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等劳动力的收入，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再不赶快纠正，农民会对我们有意见，也会影响工人、农民之间的感情。”水泵厂徒工金淑梅说：“徒工的学徒时间应该延长，收入也应该少一些。现在有些徒工技术没学好，就先学会花钱了。”
许多工厂的老工人在谈到延长学徒时间、实行生活补贴制度的问题时，都称赞国务院的规定。皇姑屯机车客车修理工厂老工人王惠孚、康兆成都认为国务院这个新规定非常正确。他们说：“过去不少徒工学了六个月就满徒了，技术没有学好，看不起师傅的骄傲情绪却滋长起来，这对提高徒工的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是没有好处的。
造纸厂白发苍苍的六十一岁老工人刘恩洲看到工人、职员退休暂行规定草案以后，异常高兴。他说：党和政府对退休老工人照顾得真周到，不但发给养老补助费，还给治病，这个事情在旧社会连想都不敢想。当了三十多年锅炉工的王秉岭回家教育正在当学徒的儿子、女儿正确认识这四个草案。他自己还表示，在退休以前，一定要把全部技术一点不拉地教给青年工人。沈阳邮局投递员罗志辉结婚不久，他妻子是农村妇女。他看到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草案以后，决定动员他的妻子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本报讯 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等四个草案，受到大连化学厂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许多车间的工人组织了读报、座谈；有的职工张贴大字报，对政府这些规定表示拥护。
重碱车间五十多岁的老压缩机工人刘仁德说：我们的新社会对工人太关心了，工人从老到死都能得到国家的照顾。他算了一下账说：我现在一个月挣六十多元钱，退休后得50％吧，一个月还有三十多元，不但自己的生活用不了，我们老两口也够吃够穿了！炭化工段的青年工人杨景玉等都认为，国家对学徒制度所作的规定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列举事实说明：徒工出徒快了，不但自己学不到技术，而且由于技术不熟练，经常发生生产事故，给国家造成损失，这对发展生产很不利。老工人刘子祥说：“过去青年工人一到工厂，什么都要工厂包下来，学几个月就出徒升级，这太不合理。现在政府的这项规定就对了！”工人王贤林前些时候还向工厂申请住房，要把妻子接来，这次看到国家对职工探亲假期和工资问题的规定草案以后，高兴地说：“一年能有两个星期的假回家探亲，还要房子作什么！”这个厂运输科的一位职员说：我老家有五间房子没人住，却把老婆孩子弄到城市住，自己生活受累，还给国家增加负担。过去我就想把老婆送回家，现在国家给探亲的假期，我一定把我老婆动员回家，把我住的房子交给最急需房子的人住。
经过讨论，工人们懂得了办一切事情都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的道理，认为工人应该进一步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他们主动提议取消工厂里一些过高的和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和奖励等制度。烧碱车间工人王继堂批评了车间实行的不合理的奖励制度。他说：我们车间完不成定额就给计时工资，超过定额就给计件奖，这太不合理，应该纠正。对职工中某些人对工资福利提出的过高要求，大家也作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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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拖拉机厂安好设备两千台
据新华社洛阳26日电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已经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建厂任务；今年的建设计划也同时提前超额完成。
今年厂区的建设工程有了很大的进展。全厂十一个主厂房的建筑工程已经进入结尾阶段；最后动工兴建的一个主厂房——铸铁工场厂房，也即将结顶。今年进厂投入安装的各种机器设备有一千多台，连同过去已经安装好了的共有两千多台。电力、煤气、蒸气三大动力系统的建设工程也大部分完成。
由于建筑工程部门采用了工厂化和机械化的施工方法，因此建设进度很快，平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一座大型厂房，而且降低了工程的造价，保证了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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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故乡建了一座高炉
新华社杭州26日电 浙江钢铁厂绍兴分厂一号高炉在24日晚建成点火，25日出了第一炉质地优良的生铁。
这座高炉从勘测设计到施工到点火出铁，只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绍兴分厂共要兴建四座高炉。到明年1月四座高炉全部建成以后，可以年产四万吨生铁。
浙江钢铁厂总厂设在杭县。它的第一期工程中的高炉、热风炉、炼铁车间和炼钢车间，现在正紧张施工；预计明年第一季度部分工程（包括绍兴分厂）投入生产以后，可以年产八万吨生铁。今后，这个厂将根据需要逐步扩建。（附图片）
右图：浙江钢铁厂绍兴分厂第一高炉外景。
徐永辉 摄（浙江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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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经验 王朴
上海笔尖一厂用摊底牌、算大账、参观现场的办法来教育工人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真是抓住了合理解决职工福利问题的关键。
工人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是最能以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最能以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工人中，就不会有人提出一些跟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矛盾的要求来。在整风运动中，差不多每个企业都有一些人在生活福利方面，提出不太合理的或暂时不能解决的过高要求。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这是由于工人所处的地位有局限性，他们不了解企业和国家的全面情况，很自然地就比较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年青工人，由于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折磨，体会不到旧中国跟新中国工人生活的对比，不能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得到解放，不懂得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劳动，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过高的生活要求。因之，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用生动的事实来帮助工人了解企业的和全国的情况，帮助他们从局部的限制中摆脱出来，使他们想问题、提意见的时候，能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不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还看到全国人民的需要，不只看到自己的困难，还看到企业的困难，国家的困难。
上海笔尖一厂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一旦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了解了国家的困难，就会自动取消不合理的或者暂时解决不了的要求，就会充分表现出来大公无私，处处从整体利益出发的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现在，有些企业的领导同志，看到工人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不能接受，或者发现有些不合理的生活福利制度需要改革，这时候，他们就感到十分为难，不敢向群众公开解释，也不敢公开提出改革。至于说服群众心悦诚服地自动撤消这些要求，赞成这些改革，对他们说来，更是不可想像的事。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工人阶级的觉悟。这些同志看了上海笔尖一厂的经验应该破除顾虑，坚决相信群众的多数，把一切涉及职工个人利益的问题，放手交给群众讨论，同时把企业的国家的全国情况告诉群众。对于年青工人，还要组织老工人用在旧社会的亲身经历教育他们。这样，一切问题就都会顺利地按照国家的要求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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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开滦煤矿有些生活福利太高
目前开滦煤矿职工和家属有病住院不收膳费和医药费，住公房不花水电费，是不合理的。
根据劳动保险条例规定，职工的家属有病要花二分之一的医药费。但是目前开滦煤矿却全部免费，这样的做法，估算起来，一年国家就要多开支七万五千元。
按规定，满八年工龄的职工因病住院，在六个月以内要拿全部工资。职工上班劳动，给国家创造了财富，吃饭要由自己的工资里开支；可是有病住医院的人，不能给国家创造财富，吃饭却自己不掏钱。职工家属在家里吃饭，自己出钱，有病住院吃饭竟要企业出钱，更不合理。
职工住公房不花水电费，房租低，也是不合理的。我自己住的一间公房，是石头墙、混凝土顶的平房，每月收房租五角二分，一年只需六元二角四分的房租。还有很多人每月只收四角房租。住公房吃自来水、用电灯不花钱。以开滦煤矿十五万人计，每人每月拿出水费一角，国家在一年内就少开支十八万元；电灯按十万个灯头算，每个灯头一月花两角钱，一年就可以少开支二十四万元。这笔开支摊在职工身上，影响不了生活；可是国家就可以积累很多钱。
因为职工不出水电费，浪费水电现象相当严重。例如，市区住宅一般用二十五或三十度的灯泡，而职工住宅区有用四十度的，有用六十度的，甚至用一百度的，电量消耗很大。
我认为住公房的房租应适当调整，不应过低；水电费也应适当收。
赵大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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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比一比
哪个厂用电多，哪个厂用电少？
据1956年大型企业用电统计资料：抚顺、大连、本溪、太原、唐山、亚细亚、大冶、重庆二厂和昆明等九个电炉炼钢企业中，每炼一吨钢的用电量最低的是唐山钢厂，用电六百一十七度，最高的是昆明钢厂，用电一千一百零八度，相差将近一倍。机械工业附属的电炉炼每吨钢的用电量更大，如第二机械工业部一个修理厂，每吨钢用电一千七百度，比唐山钢厂多一倍半以上。
各纺织厂生产二十一支筒子纱，用电量最低的是上海国棉二厂，每件纱一百四十二度；最高的是西南六○一厂，每件纱二百一十九度，相差54％。
各水泥厂生产火山灰质400号水泥的用电量，低的是抚顺水泥厂每吨七十五度，高的是大连水泥厂，每吨九十五度，相差26％。
这些产品的生产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但用电量悬殊很大，用电多的工厂应当学习先进经验，努力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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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控制城市人口 孙光
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之快
世界少有
几年来，我国城市人口增加很快。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苏联只有八、九个，美国有十一个，我国则有十三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已超过七百万人。武汉市1949年只有八十九万七千多人，去年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人。西安市1949年只有四十六万人，1956年达到一百零五万人。北京市1949年只有二百零九万人，1956年就增加到四百多万人。从1950年到1956年，仅北京市新出生的人口就有六十九万五千多人。这种人口增长的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如果按照现在人口增长的速度发展下去，预计从1950年到1960年，仅仅北京市新出生的孩子就可以再开辟一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
为什么增长得这样快？
为什么城市人口增长这样快？
一个原因是解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出生的人口多。据北京国棉一厂调查，从这个厂开工生产到今年9月底的一千零八十天中，在工厂登记的出生孩子，就有一千零六十多人，平均一天生一个。武汉市1955年出生了六万三千三百多人，1956年又生八万五千四百多人。同时，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大大降低。
这里举北京市历年人口出生死亡统计为例：
其他城市的情况同北京类似。总的说来，我国城市每年出生人口是逐年增加的，死亡人口是逐年减少的。因而，城市每年净增的人口增长得十分迅速。
我国城市人口增长快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生产和建设事业迅速发展，职工人数相应的增加。以武昌造船厂为例，1956年年底工人比同年年初就增加了一倍，到现在已增加到1956年初的两倍。武汉机电安装公司，1956年4月只有四个干部，年底就增加到九百多人。
第三个原因是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其中有的进城当临时工；有的探亲访友而长期不回乡；有的当保姆；有的人不安心农业生产，愿意到城里找工作；还有些职工有让国家“包下来”的思想，认为家里缺乏劳动力，每月需要自己往家寄钱，不如把家属从农村接来，反正有困难可以申请补助，饿不着肚子。许多企业和事业机关，职工生了孩子，从五十六天一直到上小学，都可以送托儿所，省事又省钱；有些工厂职工住宅的房租费、水电费太低，有的甚至不收。这些制度都使职工们感到：家属住在城市里比住在农村好。于是大批家属就搬进城里来。南京市有一个厂，就是因为住公家房子房租太低，原住市郊的九百户职工中，就有一百零八户把原来的住房退租或转租，进城来住公家房子。北京国棉一厂最近一年来由农村迁来八百多名家属，其中有二百人没有户口或只有临时户口。从1950年到1956年年底，到北京市就业的农村人口有十五万人左右，职工和市民带来的被抚养人口二十万人，暂时居住人口经常有十五万人左右。
这么多人搬进城里来，要吃饭，住房、坐车、游览，要看戏、看电影，买东西……于是使城市生活各个方面更加紧张。
后果之一：房子不够住
首先房子不够住。北京市1956年的人口比1949年增加97％；而住房面积1949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四万平方公尺，1956年是二千零四十六万四千七百三十四平方公尺，仅仅增加49％。
武汉市1949年城区人口八十九万七千余人，住宅居住面积三百六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六平方公尺；1956年人口是一百四十五万二千多人，增加61．9％，同期住宅居住面积只增加22％。由于人口增加快，住房增加慢，每人平均居住面积逐年下降。1949年每人平均四点零六平方公尺，1956年下降为三点零六平方公尺。
住房拥挤，在上海市更为突出。1949年上海市区人口是四百一十四万人，住房面积二千三百五十九万平方公尺，1956年人口为五百五十八万（不包括流动人口），比1949年增加34．8％，住房面积为二千六百八十二万平方公尺，比1949年增加13．6％，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二点九七平方公尺。最近几年来，每年上海约有四万对男女结婚，不只现在住房拥挤，将要结婚的人更难找到房子。有的结了婚还住在单身宿舍，有的只好住旅馆。
后果之二：商品供应紧张
城市人多了，也影响到商品供应。这几年，商品不是没有增加，而是增加很快。例如养猪头数，1949年是五千八百万头，1957年9月增加到一亿二千万头，可供消费的肥猪比1949年增加一倍；供应城市和矿区的猪肉，比1952年增加30％，但是仍然感到不足。这从一些城市几种主要副食品历年消费水平（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量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这里只举上海和北京为例：
有的城市经常买不到鸡蛋，买不到糖，买不到蔬菜。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本地出产的蔬菜仅够70％，商业部门为了满足城市居民需要，不得不到外地采购。仅今年第一季度，由广东、山东、河南、河北调到上海、北京、汉口和东北的大城市的蔬菜就有三亿多斤。这几个地方距离北京都在五百公里以上，最远的有一千四百多公里。广东的蔬菜从湛江运到沈阳要走三千六百多里。从远地运来的蔬菜并不都是细菜，有些是当地就能生产的白菜、大葱等大路菜。南菜北运，使寒冷的北方城市在冬季也可以吃到新鲜黄瓜、豆角和西红柿，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件好事。但是，国家的损失很大，这是很多城市居民所不了解的。除少数南菜北运稍有盈余以外，很多菜都要赔钱。根据今年2月份的计算，大白菜要赔一半，一斤大葱赔四五分钱。北京市去年经营调入的蔬菜大约赔一百万元左右。
再看看南菜北运给运输造成的困难吧。用火车运蔬菜，每辆车最多能装四万多斤，有些品种只能装一万多斤，这样在吨位上就浪费一半。运输三亿斤蔬菜就需一万多个车皮。不仅浪费了运输力量，而且制造运输紧张。
城市消费人口增加，反过来又影响到农村。据不完全统计，解放以来，到今年6月，北京市共征用土地二十一万亩。其中除了一万五千余亩荒滩以外，其余都是农田。这等于减少十九万五千亩农业用地。职工家属和农民进城了，又会减少农村劳动力。太原市二万三千八百多平车工人中，前年和去年由农村来的人占总人数的53．47％。山西清徐县集义乡全乡有二百个劳动力，进城拉平车的有一百七十人。这种情形不仅给农业生产造成困难，而且影响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
后果之三：国家开支增多
城市越大，国家的开支也就越多。因为大城市的建筑标准要求高，要盖楼房，要有上下水道，铺柏油马路，设公共汽车，还要有一定比例的公园和绿化地。把这些都加起来，城市每增加一个人，国家就要为他多花七百九十四元。我们国家的底子还很穷，还需要很多新的工厂矿山，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如果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不得不把一些本来可以用来发展生产的钱，拿来解决城市的住和吃等生活方面的问题。这就削弱了我国的工业建设。所以，为了保证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必须控制城市人口的增加。
怎样控制计划？
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呢？一、应该做到有计划的生育。子女过多，提高生活水平有困难，教育也有困难。有计划的生育，对整个国家有好处，对于父母亲也有好处。二、今后新建工业和基本建设项目，应该适当地分布在铁路沿线、河流沿线的中小城市，接近农村；新建的中等学校，也应尽量分布在乡镇和农村，以便利农民子弟走读。这对学生加强农业生产教育也有很大好处。三、对现行的一些鼓励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措施，如：职工住房有补贴、职工家属医药费由公家负担一半、布票和油票多领等等，都应当适当改变。四、提倡男女同志，特别是女同志多做一些家务劳动。解放以来，女同志参加工作的很多。她们参加工作以后，把大部分家务劳动、如带孩子、洗衣服、扫地、做饭等等，都交给保姆去做了，所以城市中保姆增加很多。以北京为例，到今年6月城市的暂时居住人口中，当保姆的就有七千多人。如果干部和职工都能做一些家务工作，就可以少用或者不用保姆。这给自己、给国家都会减少一些负担。（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