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热爱劳动 勤俭朴素 珍惜公物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树立新学风
本报讯 北京师范大学广大学生正在积极行动起来，想办法，齐动手，协助党贯彻勤俭办校的方针。目前学生中劳动、节约、爱护公共财物已经形成了风气。
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在课余参加体力劳动，开学六周以来，有一千六百多人参加了校内修路、植树等义务劳动，达到一万二千六百多工时，可折合一千五百八十个劳动日，有三千四百多人下乡劳动，达到一万二千三百多工时，可折合一千五百七十个劳动日。生物系三年级学生利用星期日把北校操场和疗养区夹道的小路翻修成了弓背煤渣路，物理系二、三年级学生参加了新校修路的义务劳动，生物系四年级和地理系二年级学生还抡起铁镐、铁铣来到生物园把菜地翻松。
学生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把学校环境搞得又整洁又舒适，化学系二年级在图书馆、阅览室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把四十多张桌子、四百多把椅子擦得发亮，地面扫得干干净净，玻璃窗变得格外明亮，书报杂志摆得整整齐齐。生物系二年级学生把动物标本室二十二个柜子、二百多块玻璃擦得很干净，地理系三年级学生把北饭厅三十四张碗橱、二百零四条碗橱布帘擦洗得十分整洁。其他学生参加了打扫教室、宿舍、浴室的义务劳动，还有些学生帮助工友运木柴，洗白薯。
广大学生用实际行动响应团委会和学生会节约水、电、煤、粮、布和爱护公共财物的号召，向对待公共财物漫不经心的态度和浪费现象进行了斗争。同学们晚上集中到教室上自习，减少了用电，吃饭时不留剩饭、剩馒头，注意珍惜每一颗粮食。地理系三年级有四个学生跑遍了十二座大楼，发现有七十九个水龙头和三十二个水箱漏水，他们告诉总务科，及时进行了修理。化学系二年级学生收集被遗弃的药品、试管架，被损坏的图书、仪器、体育用品和多印的成千份讲义，举办了一个反浪费展览会，当同学们看到被大家漫不经心遗弃的可用的试管架堆满了一大筐，被同学踢破的新排球、拖坏的体操垫子等等时，都感到触目惊心。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清查了自己从图书馆拿走的公用参考书、杂志和挂图，共一百五十六件，一般都积压了一年左右，其中有张全校独一无二的挂图，已经“遗失”一年了，这次也清查了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勤俭办校的群众运动正在迅速扫除着学校里的坏习气，经过这次运动，广大学生中勤俭、朴素、集体主义、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学风将更加发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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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物理研究所浪费器材
不管是否需要 大家总争着要
据新华社讯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大字报揭露了科学工作者浪费和积压器材的严重情况。
有位研究员为了在室内吊动大磁铁，订购了一架价值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元的电动起重机，第四季度内就要到货了，可是人们不是欢迎它的到来，反而惶恐起来了。原来它是一个庞然大物，自重三吨，起重一吨，共四吨，这样的起重机是不能在实验室内使用的。按照需要，物理所购买一架手动葫芦起重机就行了，它可以起重一吨半，价格只有一百六十元。
1956年，物理研究所同位素保管室收到了一大批来历不明的“碳十四”同位素，价值一百零二万一千五百八十元。搁置了一年之久，还不知道买来干什么的。
有一次物理所购到了一百零三只真空管，在三天中所内各单位就一争而光。其他的器材购到的时候，大家也总是争着要，越多越好。不管自己是否需要，争到手以后，就放在自己的小仓库里。在这次鸣放中大家提出批评后，有些科学家的本位主义和不爱惜国家财产的错误思想已大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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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乒乓球比赛已近尾声
王传耀姜永宁争夺单打冠军
本报讯 1957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已进入最后决赛阶段。从23日起陆续开始的男、女单打和双打四个项目的淘汰赛，至25日止都只留下争夺冠、亚军的两名（两对）。
在25日进行的第七轮男子单打的比赛中，王传耀、姜永宁、庄家富、刘志伟四人取得了前四名的决赛权。被认为颇有希望染指冠军的上海一队的杨瑞华在对庄家富的比赛中曾一路领先赢了第一局，但在第二、三、四局的比赛中，杨因不敌庄家富削出的加速旋转球和突然改变路线的搓球，连输三局而被淘汰。
在第八轮的比赛中，王传耀对刘志伟的比赛吸引了所有的观众。左手握拍的刘志伟在抽击左边的球时力猛球急，使王传耀颇难招架。刘志伟在第一局中曾以十九比十六领先，但王传耀利用刘右边不能进攻只能推挡的弱点，连抽刘的右边使刘全力防守右边球左边露出空隙时，突然疾抽左方，他用这种猝不及防的进攻方法，追成二十平，最后才以二十三比二十一取得第一局。
第二局刘志伟猛攻王传耀的中路，在发球时放了不少短而下旋的球，使王传耀很难起拍抽击，因而赢得了第二局。第三局由于王传耀发挥了他最有威力的正、反手猛抽而取胜。第四局的比赛中，王传耀一路领先，以二十比十三的优势看来胜利在握，但因过分拘谨，不敢抽击，被刘连胜六分追至十九比二十，最后赖一下碰网球而取胜。
姜永宁对庄家富的比赛由于双方都是守球好手，因此谁也不轻易抽击，当比数到十六比十二时由于已到了二十分钟，裁判判断姜永宁胜第一局。此后，姜又连胜两局，以三比零将庄家富淘汰。至此，男子单打只留下王传耀、姜永宁两人争夺冠军。
女子单打比赛中，经过了七轮的淘汰赛，进入前四名的章宝娣和张秀英都已被淘汰，只留下叶佩琼和丘锺惠两人争夺冠军。
男子双打比赛的六十对选手，经过两天来五轮的比赛，只留下王传耀、胡柄权和杨瑞华、徐寅生两对争赛冠军。
女子双打比赛的三十一对选手，经过了四轮的淘汰比赛，获得争夺冠军权的只有叶佩琼、丘锺惠和邓竹君、李麟书两对。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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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闭幕
男子组八一队红队 女子组北京队得第一
据新华社广州25日电 历时十天的1957年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今天在广州体育馆举行闭幕式。
这一届联赛从14日开始，二十三个甲级男、女篮球队共举行了八十八场紧张激烈的比赛，评定了各队的名次。在比赛中，各队在战术运用和道德作风等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由全国各地的篮球指导、裁判员和运动员组成的二十多个参观团，观摩了这次的联赛。
据新华社讯 “八一”男子篮球红队今天在广州以七十三比六十四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沈阳队以后，以五战五胜的成绩获得了1957年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男子组的第一名。第二名是北京队，他们今天以六十七比五十九胜“八一”黄队。女子组的第一名是北京队，她们今天以五十二比二十八胜最后一个对手“八一”队。“八一”队得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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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祭扫去年遇难的艺术团十位团员墓
新华社25日讯 昨天是去年赴南美访问的中国艺术团十位团员遇难一周年。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等单位负责人，文艺界、京剧界人士和烈士家属，前往八宝山扫墓。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在墓前献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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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中看到些什么 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 牟作云
1957年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已胜利闭幕了。参加竞赛的单位除去年甲级男女队外，增加了去年在乙级赛中获得男子冠亚军而升级的成都队和上海白队，女子冠亚军江苏队和武汉队。在男子方面去年没参加联赛的国家混合队队员这次也参加了竞赛。因此这次联赛的阵容更显得整齐壮大。从许多场激烈紧张的比赛中，可以看出我国篮球运动水平在迅速发展和提高。
这次联赛竞争的结果虽然没有更多场次互有胜负，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但从比赛过程来看，很多场比赛是激烈的。由于各队技术水平接近，比赛的胜负有时决定在最后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参加联赛的甲级篮球队的运动员们身体品质的发挥，进攻和防守技术的掌握，以及教练员的临场指挥工作和对于临场力量的组织、配备，战术和技术的运用都比较去年有很大进步。
从这次联赛中看到，在技术方面，今年的投篮技术有了新的改变和提高。最显著的是投篮区域扩大，远距离投篮在比赛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去年全部联赛中男子队的远距离投篮只有八次，命中率12．5％，而今年男子队在初赛的十八场比赛中，就投了一百九十八次远投，命中率已达37．3％。远投的增加和命中率的提高，说明队员们已重视远投技术。各队也培养了准确的投篮能手，这就为战术多样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队不但能投远篮，而且表现了多样的投篮方式，有许多男队员中距离跳起单手投得很准。女队员也有跳起在空中单手投得很准的技术，这些是国际比赛中少见的动作。另外在投篮上最突出的技巧，是中距离投篮同切入动作互相结合地运用有所提高。有的队员在非常迅速的行动中，运用了中距离投篮和切入动作，常使防守者捉摸不定，难于防守，因此取得进攻的优势。在传球失误方面，这次有很大的改进，最主要的是队员们对珍惜球的得失有进一步的认识。因盲目传失形成往返拉锯状态，没有防守，只是投篮得分的情况，今年已不存在。各队在防守上也有进步。防守位置不但站得好，而且行动积极，能防止过人切入，更能截球。防守中锋的情况也是一样，不但能阻截对方的传球，也能当对方得球后投篮时跳在空中把球扑出。这些都是防守中的高级技术。在集体防守配合方面，采用人盯人时，如果被对方掩护住，交换防守也很熟练。这次表现最突出的是防守战术多样化。大多数队员能根据临场具体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防守战术，以取得胜利。例如，北京男队对上海红队决赛时，上半时北京采用半场盯人防守，结束时输了十六分，下半时及时采用全场紧逼盯人防守，反而胜了二十一分。
令人感到兴奋的是新生力量已成长起来。各队球龄较短的年青队员特别是高大队员很多，他们都有相当的技术水平，队员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的上海白队就是一个例子。这说明了我国篮球运动广泛的开展和篮球运动员的队伍在不断的日益壮大。在这次联赛中，我国最优秀运动员不但表现出良好的身体品质和很高的技术水平，而且表现了良好的道德作风。听到许多观众赞扬运动员的道德作风。这说明了队员们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提高，这是由于党对运动员的关怀和教育的结果。
从这次联赛中还发现有不少问题是值得研究和努力改进的。首先是运动员体质的发展仍然不够，有许多运动员弹跳很好，但缺少力量训练，有的队忽略耐力和速度训练。这个问题在初赛时暴露还不大，到决赛时因耐力不够影响比赛、成绩逐步下降的情况就暴露得很明显了。其次是中锋技术问题。在这次联赛中看到一般中锋进攻技术过于简单。多数中锋投篮不够多样化，有的只会一种投篮动作，更不能左右手并用，在篮下活动非常呆板，不能根据外围球的移动情况而移动，及时抢位置作得不够准确，影响了进攻上里应外合传接的进攻配合。多数中锋更不能根据对方防守情况移动到罚球顶圈一带进行策应，这就限制进攻战术的连续和多样化，更影响了战术的灵活运用。在进攻和防守时如何抢篮板球，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队员只是凭个人弹跳力去抢篮板球，有的不知如何去判断球从篮板反弹回来的时间，以及如何抢站篮下位置，更不知如何配合集体力量去进攻。目前各队技术水平已接近，战术运用的多样和篮板球的争夺就更显得重要了。
在联赛中，有的队员在比赛中表现技术不巩固。当比赛顺利时，各方面技术表现很好，一旦情况有变化，技术即失常，不能克服当时场上的困难。这说明运动员的意志品质锻炼不够，会影响技术的发挥。所以在平时训练中，一定要重视对运动员的意志品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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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队日的活动 振羽
北京大学附小一群少先队员，站在金水桥上，仰望着天安门的雄姿。“你看！英法联军的炮弹就打在这里。”一个队员指着天安门右城墙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说道。“董老师，皇帝下命令用的金凤凰从哪里下来的？”老师打开一本书，指着金凤颁诏图：“你们看，就从这正中间的垛口下来的。”这是第三中队利用旅行故宫的机会，在继续进行他们的中队会。
这些孩子虽然从小就生长在北京，可是对这可爱而又伟大的故乡，却很少了解。中队委员会根据这一情况，决定搞一个以“北京——可爱的首都”为主题的队会，使队员得到爱国主义教育。全中队的队员都投入了准备工作，中队还特地请了熟识北京的地质地理系教授侯仁之伯伯给孩子们讲北京的过去和未来，一部分队员在练习朗诵“北京颂”。还有不少孩子从画报上找到许多有关北京的资料，搜集了照片、地图，布置了一个小型展览会。
一个晴朗的下午，队会在鼓声中开始了。侯伯伯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天安门的历史；和许多有关北京的知识。孩子们静静地倾听着，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图画：勤劳智慧的人民怎样建造这雄伟的北京，最使孩子们兴奋的是他们知道了北京建设远景——北京不仅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将来还要变成一个生产中心。
他们都到过天安门，可是今天他们特别兴奋，又感到格外亲切。孩子们站在金水桥上回头一看，只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上，孩子们默默地想着：是烈士们的鲜血冲毁了封建帝王的宝座，换来了人民新生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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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音乐小学九岁小学生王平在练小提琴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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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是反党的号角 关锋
编者按：本报4月11日所载“小品文的新危机”（回春即徐懋庸作）一文，是一株具有煽动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文章表面上只是提出了关于小品文的写作问题，实际上却是对于党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的反对和攻击。它反对党在整风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和风细雨的方法，反对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遵循治病救人的原则。尤其恶毒的是，联系作者后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作者在这里隐晦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社会，污蔑我们的社会是不民主的，煽动向新社会进攻。同时，这篇文章也歪曲党的文艺思想原则，反对文艺为人民服务，要求文艺作为进行私人攻击和反党的工具。作者徐懋庸在这篇文章里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
本报副刊编者在处理这篇文章和由此而引起的关于小品文问题的讨论中是有错误的，需要在检查鸣放期间整个副刊时进一步地加以检查。现在先发表关锋同志的批评。
在4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徐懋庸用回春的笔名，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接着就对所谓“小品文的危机”讨论了好一阵子。看样子，后来是没有结论的。我想，经过了“不平常的春天”，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弄清楚了吧？于是就翻出了4月份的“人民日报”，重读那些文章。重读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我立刻感到大吃一惊：这篇文章真是恶毒；而自己当时也真是糊涂，竟没有嗅出它是什么东西。明明白白，徐懋庸是吹起了反党的号角！
徐懋庸装作提出问题的样子，举出了七条矛盾，说“这样的许多矛盾，就造成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消亡的危机。”这七条中有六条并不是说的小品文本身；第七条也只是说的“现在有许多能写文章的人没有材料，而有材料的人又写不好文章”，“老作家退休，新作家出不来。”总之，小品文并没有“生病”，那危机是别人给造成的。前六条矛盾，是小品文和它的外部的某种东西的矛盾。徐懋庸没有直说，但很显然，有几条他是说：有许多人对小品文的看法有错误，对小品文的要求不适当。可是这怎么就能造成小品文的危机呢？难道那些错误看法和不适当的要求（如果确实是错误的、不适当的话），不是可以通过批评来纠正的吗？那不正是做一篇以至若干篇小品文的题目吗？若说可以造成小品文的危机，那除非这些有错误看法的人有特别的“势力”，并且用他们的特别的“势力”压迫和绞杀小品文。不错，徐懋庸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正是这个意思。我们且看他举出的第三条矛盾：
“……这类小品文同其他批评文章一样，对事不对人。但一则，事与人是很难分开的；二则，小品文要求自己有点儿形象化的味道，不同于抽象的论文。这就免不了触及具体的人的皮肤。何况，人又有种种，即就干部说，也有大小不同。看近来的报章杂志的趋势，小品文的锋芒，大都指向较小的干部，很少接触到大干部的思想作风。但小品文自己的‘骄傲’，却很不愿意只给小干部充当盘尼西林。怎么办？”“触及具体的人的皮肤”和小品文的危机就这样联系了起来：若触及的是小干部，那是可以“充当盘尼西林”的，但小品文“自己的骄傲”却是要触及“大干部的思想作风”的，于是危机就来了。这怎么就危机了呢？难道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一条法律规定，不准批评大干部吗？还是虽然没有这种法律，而大干部却运用他们的特别“势力”从上面来压迫小品文呢？
此外五条，也应和这条联系起来看。某些人对小品文有错误的看法和要求，如果不和他们的“地位”，不和从上面压迫小品文的某种“势力”结合起来，是不能给小品文造成危机的。
徐懋庸所说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是什么，难道不十分清楚了吗？他说的乃是：小品文受到了压迫，面临着被绞杀的危机。徐懋庸问：“怎么办？”其实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了答案：一是，坐等小品文消亡，小品文作家及早洗手改行；二是，起来抗争，向压迫小品文的“势力”抗争，杀出条血路来。当然，他追求的是后者，要把小品文作家“动员”起来，对“大干部”、对党开刀。这是对党的宣战书，杀气腾腾的向党进攻的号角。他满以为号角一吹，天下响应呢！
这种说法，是不是冤枉了徐懋庸？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可以看一看他自己的解说。在“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见今年7月号“人民文学”）一文中，他是解说得更明白了。
据说有人批评他那篇“小品文的新危机”是“无病呻吟”。这批评是对的；徐懋庸所说的那种危机是根本不存在的；至于小品文本身有没有“生病”，那是应该另作别论的。但徐懋庸却觉得“有点冤枉：我的呻吟，确实是因为有病。这需要用事实来说明。”看了他举出来的事实，却越发相信，我上边的断语没错。
那事实——不，“严重”的事件——是：“用‘回春’这笔名发表的‘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却真是面临了消亡的危机。”
对这件事，徐懋庸大做文章，并且是写得有声有色的。我这里只能摘要叙述：据说“那文章一发表，大祸就临到许多人的头上了。”原因是那篇文章“顺便轻轻地刮了一个八级高干的烂疮的几个细胞”，于是那位八级高干就实行追查，并且“发表演说，痛斥了回春的‘诽谤’、‘无聊’和‘反党情绪’”。并且，“接着，是祸延‘人民日报’。那八级高干，责成一位九级高干，亲自起草致‘人民日报’的信稿，大意是：回春就是徐懋庸，是一个坏人，他的文章中所说，不是事实，仍然是为了反什么的捏造，‘人民日报’登他的文章，有损党报威信，此后不许登他的文章………云云”，并且还“召集了教研室的人们，要大家签名。”
原来如此：我们的小品文作家徐懋庸，因“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一文，受到了迫害？——这就是所谓小品文的危机的真象。
当时读了“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见195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对那事实，我并没有怀疑。但是，我读了“‘蝉噪居’漫笔”（见今年7月号“人民文学”）和“大学里的右派”（见今年7月24日“大公报”）等反党文章以后，却对作者所说的受“迫害”那桩子事，委实不敢相信。退一步就算都是事实吧，那结果不是教研室的人们没有在那信稿上签名吗？后来另给“人民日报”写的信，不是语气“缓和得多了”吗？而且在那以后，徐懋庸不还是生活得好好的，并且大量的写“小品文”，并且到处发表的吗？在六万万人口的大国里，发生了这末一桩事，竟使得“小品文危机了起来，而且是消亡的危机，”真是令人莫名其妙！难道这里作者所用的想事的方法，就是：“从一粒砂看太阳，从一个人看全世界”？——而且就那桩子事本身（如果属实的话）而论，那位“八级高干”也不错；因为徐懋庸自己给我们证明了他确是一个“坏人” （反党分子）；如果说有缺点，那也只是该抓坏人的辫子而抓了耳朵。
自然，徐懋庸并不是什么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是别有用心。他故意危言耸听，装出被迫害的样子，证实他所说的小品文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咒骂我们的党、“八级高干”是小品文的绞杀者，号召他的伙伴起来“革命”。此后，他自己就一马当先了；“武器、刑具和道具”（见今年5月号“长江文艺”）、“苦闷”（见今年6月号“长江文艺”）、“‘蝉噪居’漫笔”、“大学里的右派”……这些反党文章，一篇又一篇的发出来了。当他肆无忌惮的放出这些反党文章的时候，他却说“小品文的危机似乎过去了”。我们说：没有过去！你的反党活动必须清算，徐懋庸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品文”必须消亡。
对于一切正直的人们说来，谁也知道，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是保护一切善意的批评的，不管它是小品文的形式，还是别的什么形式。而一切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却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是毒草就得铲除，不管它是小品文的形式，还是别的什么形式。我们的祖国，气候温和，风调雨顺，百花（包括小品文在内）正在开放。说什么“小品文面临着被绞杀的危机”，那地地道道的是秦桧的“莫须有”。注定要消亡的，只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渣滓，和它们散发出来的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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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起了叶公好龙的故事
——三谈整改 许邦仪
反右派要充分发动群众，整改也要充分发动群众。这是一条定理。最近很多机关和很多单位的整改已经形成了热潮，经过整改，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多年解决不彻底的问题这一次彻底地解决了，工作改进了，关系密切了，团结增强了，积极性发动了，觉悟性提高了，许多事情好办了。气象一新，令人兴奋！朝气勃勃，令人鼓舞！
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多数，走群众路线，这是各项工作取得成就的关键。凡是这样做的，就一定做得好；凡是不这样做的，就一定做得不好。反右派斗争和整改工作，都不例外。
不过，有人对于发动群众进行整改，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弄通，在行动上还有抵触情绪。有这样一个单位的领导人，看到群众贴他的大字报，群众对他提的意见尖锐一点，他就发火了，他就责问群众：“写大字报，你们弄清情况了吗？”有一个领导人，看到群众对他提的意见很多，竟然表示要躺倒不干。总之，他们是怕群众、怕火烧身。尽管他们平时在嘴上讲群众力量有多么大多么大，可是，一当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反而就畏缩了。大家都知道叶公好龙的故事。我们有一些人就好像叶公一样。试问一个共产主义者害怕群众，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吗？一个共产主义者要真正名副其实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爱真正的龙——群众。
搞整改，就要千方百计把群众发动起来。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揭露各方面的缺点、问题和矛盾；如果不大力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就会有藏身之所。也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有把握和有效地改进工作。任何一个单位的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改进工作的各种意见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要真正地改，要改得好、改得狠、改得稳，光凭少数几个领导人去改，广大的群众只管提意见而不管改，那是很难收效的。整改一定要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还要大家一道动手改。当然，领导者要负有领导的责任，领导者要带头改、支持改和领导改。
无疑的，发动群众，是很“麻烦”的工作。在发动之前，要解除群众的各种顾虑，要群众敢于大胆讲话，并不十分容易，这要做很多的工作，并不是“号召”一下“大家有什么意见就讲吧”就可以发动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的态度是十分敏感的，领导者是真心想改还是假心想改，群众是会看得出来的。只有当领导者是真心想改，群众才能毫无顾虑地讲出“心里话”。而在发动之后，群众中间又会提出各种不同意见，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有过高的，有过急的；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这就要求领导者有冷静的头脑，要对各种意见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考虑，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有领导地在群众中间展开不同意见的辩论，该改的就坚决改，不该改的就要说服教育，该改而条件不够的就要解释说明。怕“麻烦”、简单化、粗暴，是有害于党的事业的。
发动群众，开展批评，可能会损害某些领导人员的“自尊心”，可能会引起某些领导人员的难过和不满，而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党的和人民的利益还是高于一切的。从这一点出发，什么问题都会容易想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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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映“十字街头”有感 白杨
影片“十字街头”重映了。这部影片的拍摄，距今虽然只有二十一年；但它在我今天的感情中，仿佛那已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真是恍同隔世。事实上，这也确是两个世界的事情了！
记得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1936年，我只有十六岁，还年轻；可是，我的心，比起现在这越活越年轻的心，不知要沉重多少。当时，我正像影片所表现的一些青年一样，颠沛流离，老是陷于苦闷不安的感情中，因此在想起这部影片的时候，也不禁想起那灾难深重的年代，回想起当时自己的情况。十六岁的人，就感到生活的负担是如此沉重，这和今天的青年对照一下，真是两个世界两回事了。今天，沉重的压着年轻的心的日子，像噩梦一样的“毕业即失业”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展示在新中国青年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前途，蕴藏在每个年轻健康的胸膛中的，是一颗富于理想、为祖国献出青春的心。我为此羡慕和祝福新中国的青年们，同时也为自己庆幸，因为我也一样获得比自己十六岁时更年轻的心！
从另一方面说，事情虽已过了二十一年；但有些事，却又仿佛很近，而且越来越清楚。“十字街头”是明星影片公司第二厂拍摄的，同年明星二厂还拍了
“马路天使”等影片，可是说起明星公司的出品，当时在人们的脑海中，与“火烧红莲寺”等神怪片分不开。为什么那时竟也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进步影片？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中加以掌握和领导。正是有了党的力量，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更使我难忘的是，从我拍摄“十字街头”、在电影艺术的途程上迈开第一步时起，就得到了党的教导，使我认识到和体会到：“演戏必须要有选择，要做个有灵魂的演员，不要拍没有意义的戏……”这样的话，始终成为我若干年来努力的指标，对我坚持从事电影戏剧，有着极其重大的和有益的影响。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一切工作，一切个人，离开了党，就会一无成就，这是真理！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坚决跟着党走，这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谨写在“十字街头”重映前，也是为的纪念这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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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自农村的诗
不平静的一夜 文莽彦
长庚叔在床上翻滚到天明，
千万个思潮冲开他记忆之门，
突然，旧社会像个幽灵站在他前面，
地主算盘响，妻儿一片哭声……
他猛然坐起，将老伴推醒，
昨夜一场争论，他还想不通：
“人家说我走的是条回头路，
老婆子，你把这个道理评一评。
旧社会的苦楚我那点未尝尽，
新社会的好处我那点未看清，
耕牛田地我早就全盘入了社，
一步一步不都跟着社长的脚印。”
老伴陪着他，披衣坐起身，
她的每一句话有铁锤一样重：
“老头子，人家的眼睛都是秤啊，
我们和大家同上一条船，没共一条命。
这两年你贩鸭子误了多少工，
这好比丢掉黄金去捞铜，
合作社是个大家业啊，谁不以社为家，
你呢，倒做了一个挖墙脚的人……”
一阵沉默，他如刚做醒一场恶梦，
他流泪了，在用泪水洗亮自己的眼睛：
“批评得对呀，我成了个‘社内单干户’，
我好比一只贪婪孤雁离了群。
离了群的孤雁飞不远啊，
个人发财这条绝路走不通，
不害病的人怎知药味苦啊，
后悔药难吃，我也要归群……”
长庚叔拖着老伴要往外走：
“我们去和社长说说清，
除了耕牛田地很早入了社，
还有一个东西隐瞒到如今。”
老伴听了暗暗吃一惊，
还有什么东西隐瞒到如今？
长庚叔说：我们不该再做半个社员了，
今天，要向社里补交一颗爱国爱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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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也需要整顿文风
在这次整风运动，党强调指出了到工农中去、为工农服务的问题。但我看到人民日报的一些文章，选词和用字都较深，有少数文章仍是又长又空洞。我就想：这些文章，占人民多数的工人、农民究竟有多少人看得懂？我们的报纸可否办得更接近工农一些，更通俗一些？希望你们在整风中注意大力整顿文风。 北京市 张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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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学术见解
你报10月30日“学术动态”栏介绍了“一年来的朝鲜历史科学”，其中有些错误是应该纠正的：（一）文中提到“朝鲜日报”，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没有这种报纸。（编者按：应为“朝鲜月报”）（二）文中说“以李应洙、金洸镇等为代表……认为三国是跃过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李应洙和金洸镇两人的见解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曾在朝鲜“历史科学”杂志上争鸣过。李应洙并不否认朝鲜的奴隶社会，他认为奴隶占有制不仅存在于三国时代——它的残余甚至保留很晚，即保留到新罗统一时期，甚至到高丽时代。但金洸镇反对李应洙的看法，他否认朝鲜存在过奴隶社会，而主张朝鲜直接从原始社会制度过渡到封建社会制度的。
北大东语系 李启烈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我很爱看“家事”栏
最近人民日报八版上连续刊登了几期“家事”栏，很惹人注意、爱看。如“孩子的肛门部发痒是怎么回事”、“向主妇们介绍几种省布的裁剪图样”、“秋季为什么容易伤风感冒”等，这些文章不但短小精悍，而且提供了不少的日常生活常识，人们看了以后就可以立即运用。我给农村的妇女们读了以后，她们都很欢喜，有的回去就照办了。纷纷反映：“真是人民日报，登的净是人民需要的事”。根据我们这里的反应，给“家事”栏提几点意见：（一）今后这类文章要经常登；（二）要随着季节、时令适时地发表人们所需要的家庭生活常识；（三）希望各地读者，多介绍这方面的经验，及时写给人民日报。
河南左店乡马店小学 鸿梅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多发表我国建设成就的资料
人民日报所刊载的“数字与事实”，我觉得非常好，具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教育意义，也是宣传我国建设伟大成就的宝贵资料，希望你们能够多发表这样的资料。并且请你们写得更形象化，把有些专门名辞加以适当的解释，这样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例如，11月15日第三版刊载的“铁路今昔”中，解放后修建了多少公里铁路，最好能附带说明等于从何处到何处的路程，给人印象就比较深刻。又如“换算吨公里”等专门名词也需要加以简单的解释。
上海市司法干部训练班 钱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