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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长
民委召集在京委员和有关同志座谈反对民族主义
各族人士拥护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新华社22日讯 民族事务委员会在19日和20日，召集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京委员及有关民族工作同志，举行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进行反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座谈会。座谈会由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主持，出席座谈会的有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杨静仁（回）、谢鹤筹（僮）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京委员达浦生（回）、吕振羽、翦伯赞（维吾尔）、载涛（满）、苏克勤、朋斯克（蒙古）、薛向晨、胡嘉宾等。新疆维吾尔治自区驻京办事处处长合加买合买提（维吾尔）、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顿旺·坚赞扎巴（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藏）、副处长联慧珠（藏）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翻译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等单位的汉、蒙古、藏、回、维吾尔、僮、彝、满、朝鲜、达呼尔、东乡、锡伯等十几个民族的负责干部共五十多人。
汪锋首先发言，他说：解放八年来，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一点应当肯定，但同时，还存在着缺点。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过去，党和政府强调反对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这是必要的，今后也还要继续这样作。但是，自从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危险倾向。因此在少数民族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就同样成为必要的了。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示我们“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这一指示。
出席座谈会的委员们和各民族的同志，都纷纷发言一致拥护党中央的指示，并列举了充分的事实来说明在全国少数民族中进行一次反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谢鹤筹说：僮族是少数民族中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僮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对于自治区域内其他少数民族来说又存在大民族主义，这两种思想都要批判。达浦生说：“天下回回是一家”是一种敌我不分的观点，在回族中应受到批判。翦伯赞说明了各民族间在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合作，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他说，如果现在关起门来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先进的东西，保持本民族落后的东西，这对于本民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极为不利的。载涛说满族人民学习汉语汉文很方便，如果现在再来学习满文就等于开倒车。顿旺·坚赞扎巴、孙格巴顿、联慧珠联合发言说：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在达赖、班禅两位大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西藏极少数的反动势力，依附帝国主义进行分裂活动，终必将为反帝爱国力量所粉碎。杨静仁说，少数民族同志，包括自己在内，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整风运动中彻底检查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各民族间团结、统一而努力。
座谈会结束时，汪锋作了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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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贵州各族干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本报贵阳22日电 记者肖明报道：在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二百八十多名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一起听了关于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并学习了邓小平同志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一致表示热烈拥护。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王德安说：邓小平同志报告中指出，在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适当进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应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我认为这个指示很正确，并且很及时。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我们少数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而且继续领导我们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这是真正代表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苗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近二、三年来，我们自治州有些少数民族干部思想上滋长了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不仅在党外有，在党内也有，不仅在部分一般干部思想中存在，在部分身居领导岗位的干部思想中也存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对这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因为它在各族人民中制造分裂，制造不和，它必然会导致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建设无法进行，使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一定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反对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韦茂文说，在我们自治州里，近两年来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有逐渐抬头的趋势，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借口民族化，排斥汉族干部。这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了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这种思想如让它发展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不仅要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而且要在今后一个很长时间里，在我们少数民族干部与群众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教育。
两位自治州州长的话，代表了到会二百八十多名少数民族干部的一致意见。他们在一周的整风学习中，着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进行了检查、分析和批判。在批判过程中，大家认为表现得比较严重的是在各民族的关系上喜好单干、不愿合作的思想情绪。有的党员干部，把民族上层人物置于党组织之上，认为只有民族上层人物才是代表民族利益的。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正好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实际上成了右派分子进行分裂民族团结，破坏祖国统一，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的帮手和应声虫。会议上，大家还举出许多被右派分子欧百川、王天锡等利用的令人痛心的事例。
其次，排斥汉族干部的思想情绪，在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民族干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这实质上是借口民族化反对党的领导，把本民族拉向后退。这种错误思想，为少数民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富农所欢喜，也正是右派分子野心家所日夜图谋的。
另外，会上还批判了由于有些干部存在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影响到部分地区的部分工作中产生守旧情绪。有些干部在群众已经有了觉悟的情况下，对一些具体问题仍采取守旧态度，缺乏革命精神，结果落在群众后边，支持和鼓励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妨碍了各民族为互相学习、为达到普遍繁荣而进行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这不仅影响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使得民族内部发生纠纷。
经过一周的检查、分析和批判，到会的少数民族干部，都进一步认识到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危害性。一致表示，必须坚决反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才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祖国的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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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
少数民族就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赞成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本报昆明讯 云南省部分民族上层人士，座谈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纷纷表示拥护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及批判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昆明市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委员赵锺奇（回族）说：“回族也同其它少数民族一样，是受压迫受歧视的民族，解放后，才真正的翻了身。回族是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在回族上层也有一小部分坏分子，像马伯安之流，他们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对这些右派分子一定要作坚决斗争。”他又说：“回族居住的地区虽然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革，但社会主义觉悟还是不高的。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很正确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茶光洲（彝族）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地位。少数民族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摆脱落后贫困的面貌。他说：“我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如果在民族地区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就不可能进行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他又说：“在民族上层人士中，有些人说：既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什么还要党来管着我们。少数民族中的有些共产党员，也存在着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有些人还提出成立少数民族共产党。这种倾向是极其危险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协主席李和才（哈尼族）说：“解放前，提起少数民族人们只知道汉、满、蒙古、回、藏，那有人知道哈尼、傈僳、拉祜等等少数民族。解放后，少数民族真是当家作主了，不但能进昆明进北京，全国各地都是自己的家。”他又说：“我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加强民族间的团结和统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泸水县副县长段成金（汉族）说：“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是适时的，正确的。只有彻底的批判了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才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说：“社会主义是少数民族摆脱贫苦的唯一道路；少数民族离开共产党领导，离开汉族的帮助，就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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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条条意见有交代 能改的立即就改
商业部发动群众大力整改
本报讯 坚决、大胆、彻底地改进工作，已在商业部所属二十八个单位形成热潮。大部分单位已能做到：将群众在大鸣大放中所提的意见，逐条进行研究，并且条条有交代，件件有着落，在展开大争大辩之前，凡是本部门范围内有条件改的问题，都基本上作了改进。到11月12日为止，商业部所属各单位群众提出的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七条意见，已有三分之一以上得到处理和解决。医药、针织品、交通电工器材公司和教育局、财务局、会计局等单位，已把能立即改的问题都已基本改完。
在整改工作中，各单位领导同志都能亲自动手，逐条研究群众鸣放的意见，一般是当天群众提出的意见，核心组次日即进行研究改进，并且处理一批就向群众宣布一批。交电公司核心领导小组并定期检查所属各处的整改情况，对整改不力的业务处、办公室等单位，及时在黑板报上点名批评。
由于各单位领导改进工作的决心很大，处理问题迅速，使许多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针棉织品公司的样品管理工作，过去虽订过一些制度，但没有执行，因此许多生产单位寄来的样品，有些只由经手人看一看，有些甚至连看都不看就锁起来，根本没有发挥样品的作用。现在已订出了改进办法，一部分过时的样品交给北京市公司折价出售；另一部分留在公司的样品，专门开辟了一间样品陈列室，由专人负责保管和处理，对于样品研究的问题，正由业务处研究办法。此外，对有些干部提级不合理和补助不合理的问题也作了处理。经整风领导小组研究，现在已批准二十三人职位或级别过高的，分别降低，其中九个处长降为科长、七个科长降为科员。错领补助费的三十九人已把二百四十七元补助费退还公家，有些多领补助费的干部也自动把多领的补助费交还公家。
对于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也是领导改进工作的重点之一，各单位主要负责干部，都在群众大会或小组会上主动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表示克服缺点和错误的决心，针棉织品公司、医药公司等单位的经理，都订了定期接待群众的制度，还有个别长期背着个人主义思想包袱，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也在这次整改中受到了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如交电公司前计划科副科长王霖同志，过去曾因犯错误，受了撤职处分，长期存在着抵触情绪，借口神经衰弱不愿上班。这次整改中，在群众监督和领导帮助下，王霖同志开始悔悟到自己过去的错误，第一次贴出大字报作了检讨，现在每天都整日上班，并参加了整风运动。
在改的方法上，凡是比较重要或者牵涉较广的问题，大部分单位的核心小组在研究了改进措施后，都交给群众去讨论。如教育局对改进资料工作的问题上，开始仅有人提出要改进资料室工作，但对资料室的性质、任务、规模、供应范围以及搜集保管资料的原则和方法，都不很了解，因此，意见纷云。后经核心小组提出了初步的意见，再交由大家深入讨论和补充，最后制定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
但是，各单位改的程度还很不平衡。有些单位群众意见提了不少，但改的却很迟缓。如截至17日工资局群众提了一百二十条意见，只改了五条；煤建公司群众提出四百六十九条意见，只改了六十一条。还有些单位只空空洞洞地表示了态度，没有切实的措施，群众反映有形式主义的偏向。这些问题已引起商业部领导上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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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到北京
新华社22日讯 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一行十三人在社会党顾问铃木义男率领下，从广州乘飞机在今天下午到达北京。使节团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进行访问的。
铃木义男在飞机场发表谈话说，使节团作为“日本两大政党之一的代表来到中国，将充分利用这个良好机会，同中国各方面人士进行亲切交谈，交换意见，以便早日实现恢复中日邦交，促进两国经济、贸易、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为增进亚洲和平作出贡献。”
今天到飞机场欢迎使节团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和理事赵安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彭炎等人。
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是今年来中国访问的第二个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由国会议员铃木义男担任团长，团员大矢省三、菊地养之辅、佐竹新市、佐竹晴记、田原春次、三宅正一、千叶信、山下义信和古屋贞雄等九人也都是国会议员。代表团还有秘书清水德松、上住实和铃木绚子等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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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各界代表团到武汉
新华社武汉22日电 以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参加中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代表团，21日晚十一时三十六分乘火车由广州到达武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廖承志、理事曹孟君和副秘书长戈宝权陪同前来。
到车站欢迎贵宾的，有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尔重，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和各界负责人。
在武汉的苏联专家安德尼丘克等四十余人，也到站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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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邀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南斯拉夫和锡兰工会主席到京
新华社22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前来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德尤络·萨拉伊和锡兰工会联合会主席曼迪斯，22日下午分别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长胜、书记处书记董昕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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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针对机构编制问题大鸣大放
粮食部整改工作逐步推向高潮
本报讯 在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粮食部迅速转入了整风第三阶段。
为了引导运动健康蓬勃的发展，粮食部领导上事先做了一系列的工作。11月8日，副部长、党组书记陈国栋向全体干部作了整改动员报告，紧接着各司局又分别结合本单位的情况作了动员启发。在领导积极鼓动，党团员带头鸣放的情况下，群众情绪普遍高涨，从而把运动逐步推向高潮。截至11月19日为止，共贴出大字报一千七百七十一张，提出了意见五千五百零五条。
大字报的锋芒主要针对着机构编制，同志们尖锐地揭发了粮食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以文书处理人员来说，该部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占机关总人数的12％。若按实际工作量来说，仅文印、文书及档案人员就可以由现有的六十五人减少为三十二人，各司局的收发人员也可以减少一半。另外，其他各业务单位也较普遍的存在着人多事少的情况，群众要求领导上下决心大力紧缩机构。
大字报上对机关生活、业务工作及领导作风，也提出了不少批评。
粮食部领导上对群众的意见极为重视。每个司局的大字报，部长们都亲自前去仔细观看。为了加强对整改工作的领导，在党组和部整风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问题性质设立了四个专案小组，认真地研究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每个小组都由党员副部长亲自领导。紧缩机构已初步讨论出一个方案，准备在最近几天内提交群众讨论。关于报表的问题，对每一种报表都反复地进行了研究与讨论，初步确定把现有各种报表减少一半。业务上的其他重大问题，也正在研究中。
司、局能解决的问题，各司、局也作了很多改进。据不完全统计，仅油脂、粮价、人事等六个司、局已提出了改进意见九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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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戏曲界展开大辩论
本报讯 北京市戏曲界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10月中旬即转入了大辩论的整风运动新阶段。辩论首先在北京京剧团内展开，争辩的主要内容有：戏曲事业与党的领导、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戏曲改革工作和民间职业剧团的方向等问题。一个月来，剧团的一百九十二人分了六个小组进行讨论，其中关于政治与艺术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暂告一段落，剧团基本上进入整改工作。多数人的认识已从“艺术第一”转变为“政治第一”，大家在思想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北京京剧团在辩论开始前，北京市文化局即派了一个专门工作组前往辅助。由于反右派斗争刚结束，最初，很多人顾虑较大、不愿发言。工作组曾反复动员，解释辩论主要是分清大是大非，保证“三不”——不堵、不逼、不扣帽子，让大家讲心里话。辩论中发生的问题，当天汇报，当天解决，因此，辩论开展得比较顺利、热烈。辩论主要采取小组座谈方式，也张贴了大字报配合进行。
10月29日起，北京市评剧团、北京市京剧四团、新兴京剧团、新中华河北梆子剧团和北京市戏曲学校五个单位也开始了大辩论，本月底还有八个单位要展开辩论，最后，北京市所有剧团和民间流散艺人将全部组织进行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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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煤炭工业部的大字报
张远
煤炭工业部是从11月1日转入整风运动第三阶段的。在这个部及所属各局和各院的墙壁上，在那些曾经张贴过有力地驳斥右派谬论的大字报的地方，现在密密层层地贴满了矛头直指“三个主义”的新大字报。一张，一百张，一千张，到转入专题辩论时（11月14日）为止，总共贴出了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七张大字报。这就是说，在这个部里已有83％的职工贴了大字报，平均每人贴了四张。矿井设计院工程师刘锡源同志，先后共贴出了三十三张大字报，对规章体制、计划管理以及领导干部和某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等方面提出了坦率的批评和建议。这个院的机电科的工程师李真同志在听了整风运动第三阶段的动员报告以后，决心帮助党进行整改，于是他同工电组的陈弋、薛寿椿、方述世等同志一起，先后贴出了二十张大字报，对党群关系和技术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一万四千多张大字报，总共提出了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六条具体意见。如果加上在各种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这里已经有三千五百多条关于体制机构方面的意见。人们对于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干部教育司孙政隆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很引人注目。他用了七张大报纸写了三千多字，详细地谈论了精简机构的问题，最后他认为煤炭工业部现在的十五个司处可以合并成八个司，人员可以减少35％。有四千八百多条对方针业务方面的意见。供应局侯业义同志批评供应工作中违背了勤俭建国的方针。他写道：“因为领导不注意储备计划和物资平衡，看到东西少了就想多抓些。现在库存二米以上的绞车如果除去今年用的以外，不算计划中的进货，还够用三年。拖拉机、电话、起重设备等，也都是一二年用不完。”技术司汪德安同志在“图书馆何其多”这张大字报里，只是简单地开列了四个图书馆的名字和每个图书馆的工作人数。但是看到这张大字报的人都承认这确是个问题：同一个大楼，为什么四个单位要各弄一个图书馆呢？×××
这里有一万四千多条意见是关于干部思想作风的。其中引人注意的是，有二十个科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包括四个司长级干部，八个处长级干部和八个科长级干部），因为他们平时的思想作风或道德品质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现在就比较集中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严厉批评。技术安全监察局的副局长张文同志，是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他由骄傲自满而到政治上的衰退。群众贴了九十六张大字报来批评他。部整风领导小组对这件事也在黑板报上写了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群众的批评，并限令张文同志在最近检讨。有人在看了部整风领导小组的大字报以后说，“领导这一次是真下决心啦！”现在人们可以看到这位平时很不爱听批评的张副局长常常在大字报前，打开小本子，抄录别人对他提出的意见，并表示要认真检讨了。
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众批评和整风领导所表示的坚定的决心，在一些非党的领导干部中引起一种反应：他们表示要“引火烧身”，克服自己的缺点，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矿井设计院的采矿工程师李宗尧同志，起初看见有人贴大字报批评他，他表示有反感。现在他却在自己所领导的预算科主动地召开座谈会，鼓励群众对他提出批评。果然已有四十六个同志对他提出了大小一百三十七条意见。×××大字报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每天被分成四大类，分别送到各级整风领导机构。在整风领导小组下面各有四个专门的小组，即体制机构组、方针业务组、思想作风组和机关事务组，分别负责综合、研究和处理大字报所提出的各项意见。我们看到了干部教育司整风领导小组对八个具体问题所作处理和决定的大字报。大意是说，干部司和教育司过去是明合暗不合的问题，现在决定彻底合并；国外派遣工作中账目不清长期不检查处理的问题，现在已指定专人进行检查结算；改选干教司党支部委员的问题，准备在15日以前进行；群众接待室问题马上建立……。这八个问题中有五个问题是长期存在拖延着没有解决的。在干部教育司这张宣布接受群众意见着手改进工作的大字报下边，有一张宋正海等九人联名的大字报，上面说：“我们看了干教司整风办公室‘开始改了’的大字报以后，感到司的领导对群众的意见是重视的。我们衷心地拥护这些改进。为了帮助领导上彻底改进工作，我们保证把自己的意见毫无保留地全部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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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火”和“灭火”
星环
古语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实践中认识了这个真理，因此，对群众的批评一向就采取欢迎的态度。但是，也有个别的共产党员，当苦口的良药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宁可让疾病缠身也不愿吞服，尽管群众提出的是对他们有益的忠言，他们也把耳朵掩起来而不愿意听，甚至闻过则“怒”。这样的人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证。
例子之一，中央轻工业部技术司技术处处长、共产党员孙宝明，平时工作不负责任，党内外群众都曾对他提出过批评，但他无动于中，根本不改。最近整改阶段中，群众又对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出不少批评，他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而阻止群众对他的批评。前几天这个司的徐工程师写了一篇批评孙宝明对1958年技术规划不负责任的大字报，写好以后，给孙宝明看了一下，孙宝明表现很不满意，说“有出入”“不符合事实”。弄得徐工程师当时就没敢把大字报贴出去。
例子之二，山西省交通厅秘书主任李正一，身为交通厅党组成员、党委委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在整风中不但没有采取一切措施鼓励群众鸣放，相反地，只要谁对他提出批评，他就找谁个别谈话，阻塞言路。当公路局职工李静、罗伟对他提出批评后，他竟对批评者进行威胁、压制，甚至企图报复。不仅如此，当交通厅领导上接受群众正确的意见，决定纠正他爱人武林香不合理的工资待遇时，李正一还一再阻挠这一工作的进行。
李正一、孙宝明这种行为十分恶劣，他们既没有做到“闻过则喜”，对群众的批评表示欢迎，更没有做到“引火烧身”，主动设法引导群众对自己开展批评。而“引火烧身”正是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为什么要“引火”？因为光是群众自发的批评，还不可能把我们工作中、作风上的缺点揭露无遗，只有自动地“引火”，才可以使群众看到领导整改的决心，才会毫无保留地大鸣大放，把自己对领导的意见和批评，把心里想说的话一起说出来。也只有彻底地揭露缺点和错误，才能够彻底地消除缺点和错误。正如同一个病人，只有把全部病情毫无隐讳地告诉医生，才能求得彻底的根治一样。如果像阿Q一样掩盖自己的癞疮，就只能永远是一个“癞痢头”。
我们许许多多的领导干部，正是带着“久病求医”的心情来对待这次整风运动的，因此，他们不仅欢迎群众自发的批评，而且想尽一切方法，把群众批评的火焰引导到自己的身上。他们知道，火愈烧得炽热、猛烈，自己身上的杂质（毛病）就愈烧得干净，自己才会在火的冶炼下变得更纯正更坚实，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这些同志的做法是值得赞扬的，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而那些害怕群众的批评，在火的面前发抖、甚至企图灭火的人，必然要受到党和群众严厉的谴责！（附图片）
泡沫灭火机 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