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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能吃苦耐劳 又能联系群众
北京郊区农民赞扬下放干部真棒
本报讯 “到咱们农业社里来劳动生产的干部真是好样儿的，守纪律，能吃苦耐劳，又能联系群众，一年半载以后，准保就像农民了。”这是北京市郊区农民对北京市下放干部的评语。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农民学习
记者最近访问了丰台、南苑、海淀、东郊等区，深深感到农民的评语是有道理的。据记者了解：北京市最近下放到郊区的一万多名干部中，大部分干部劳动生产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他们下放之初，正是郊区农事繁忙的季节，特别是蔬菜生产合作社，各种蔬菜都快收藏了，需要收白菜、挖菜窖、打阳畦、晾粪、装粪，这一切，通常都是比较繁重的劳动。但是，许多下放干部以愉快的心情参加了这些繁重的劳动，社员干什么活，他们就干什么活，社员上工，他们上工，社员下工，他们下工，真正做到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些人虽然在开始时也曾累得腰酸背疼，手上磨起了泡，脚跟裂开了缝，同时加上技术不熟练，干起活来有困难，但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虚心向农民学习，这些困难也就慢慢克服了。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下放到西山乡的干部宋保森过去什么农活都没有干过，这次下去，开始刨白薯时，还没有刨上一分地，就累得腰也立不直，而刨出来的白薯，好多是半个或者一小块，他没有灰心，而是去看农民怎么刨。现在，他不仅会刨了，而且可以一连刨上二、三分地。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干部杨春荣，下放到红星集体农庄以后，遇有一点不懂的地方，都随时向老社员请教，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由一窍不通，变成一名够格的赶车把式。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下放到东郊区金盏乡的女干部，第一天摘棉花时，达不到定额，她们心里挺着急，第二天就比一般社员早下地，比第一天摘得多了，但还是没有达到定额，第三天中午也不休息，就超过定额了。相当一部分下放干部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劳动锻炼以后，活计的数量和质量和一般社员已经不相上下。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下放到西山乡的曹九文和社员一齐打阳畦时，普通社员一天打一个半，他也是打一个半；苏联展览馆干部贾柏林下放到门头村经过短期锻炼后，现在一天能刨九分多地白薯，和一般社员差不多。南苑红星集体农庄的一些下放干部，在半个多月当中，一般的都挣了二百多分，最多的达到三百分，和一般社员所得不相上下。这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仅仅参加了繁重的劳动，即使对于一些知识分子从来就看不顺眼，认为太脏的农活，他们也是照样干。比如庄稼活离不了的“粪”，过去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见到它，就会掩鼻而过，现在呢？有些人却整天晾粪、装粪，和粪打交道。海淀区下放到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干部段瑞金、宋玉琳，下去不久，正逢社里晒大粪，他们就和社员一起把稀粪从粪坑里掏出来，再运到场地摊平晒干，晒了一天粪以后，衣服上都沾满了臭气，他们也渐渐习惯了。该社另一下放干部张国忠和社员一齐装干粪渣时，嘴巴和鼻孔里也飞进了一些粪渣，在这样情况下，他仍和社员一样干。
在农村安家落户安心农业生产
随着劳动热情的高涨，下放干部的出勤率也很高。丰台区许多人的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有些人下去一个月当中，一天也没有缺勤。为了提高出勤率，安心在农村生产，许多人把家属接来，在农村安家落户。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直属单位有一个姓向的干部到西山乡后，将爱人孩子都带来了，他每天和社员一样，日出上工，日落收工，割稻时，晚上需要加班，他也和社员一样吃好晚饭后再下地，一直干到十点多钟。丰台区岳各庄也有十个下放干部在该庄安家落户。
当下放干部怀着满腔热情参加劳动的时候，社、队领导上特别注意了安排适合他们体力的农活，同时，在实际劳动中，又随时注意调整，避免下放干部过分劳累，但又得到应有的锻炼。丰台区中捷友好社先分给下放干部拣花生、掰玉米等较轻的活，然后再分配他们打场、种麦等较重的农活。东冉村乡有些队在挖白菜窖时，队领导上先叫他们挖土块，看看他们累了，就叫他们扔土块，再累了，就叫他们爬在菜窖上面把土块踏实，一会儿恢复了疲劳以后，又叫他们挖土块。社、队领导上这种亲切的关怀和照顾，更加鼓舞了下放干部劳动生产的热情。
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和农民亲密无间
许多下放干部还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比如居住问题，郊区原来并没有多余空房，一下子下放了一万多干部，当然会发生困难；但是，许多干部克服了这一困难，有的住在队办公室里，有的住在社员家里，更普遍的是他们自己动手将社里空着的破旧的小屋重新修理。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青年队下放干部鄂丽泉起早带晚，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把一间四壁通风的房子修好了，虽然这座房子很矮小，但是他住得很满意。有些人早上没有热水洗脸，他们就用车到附近水井里推点水回来，洗洗脸、嗽嗽口就下地干活了。许多人改变了原来的生活习惯，最普遍的是，目前已由吃三顿饭改吃二顿干饭，以便适应农民的生活习惯和劳动时间。
下放干部还和农民有了亲密的血肉联系，他们在休息、吃饭的时候，总是找农民聊天、读报。住在社员家里的干部，还起早摸黑给社员打扫院子，挑水。西山乡下放干部曹九文和宋保森住在社员陈四保家，有时陈四保一家还没有起床，他们已轻轻地将院子打扫好了，陈家老太太非常感动，把他们当亲人。有时他们深更半夜开完大辩论会回来，老太太总要塞一块白薯给他们说：“别饿坏了，吃吧！”
下放干部受到了锻炼农业社增加了劳动力
凡是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和农民打成一片的干部，他们都从劳动中得到了锻炼，思想觉悟有显著提高，普遍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道理，因此，许多人在进城看望家属时，都以实例教育家属注意节约，有些患知识分子通病——神经衰弱，失眠症的人，身体有了显著好转，北京市妇联的张节同志，患失眠症四年多，总是治不好，最近下去劳动了一个时期后，夜里已可睡觉了。
大批下放干部积极参加劳动以后，不仅他们自己获得了锻炼，还解决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丰台区红十月农业社郭常庄大队，因为地多人少，曾准备拨给其他社三百亩地，这次他们社接受了一百多名下放干部，就不再往外拨地了。不仅如此，下放干部积极劳动的结果，还转变了农村的社会风气，转变了部分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想上大城市的不正确思想。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有一百多名青壮年农民想当技术员、当工人、当干部，有五十多人整天东奔西走，找工作，不出勤，现在已有三十多人回乡参加生产。另外，还改变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干部的看法，在开始下放时，许多社、队领导上曾认为：“下放干部文化高，很难领导。”因此，谁也不愿接受。农民认为：“凭这些人怎能劳动？一定又是给我们做工作来了”。现在社、队领导上经常向乡里、区里要下放干部，怨领导上过去给的太少了，农民呢？一提起他们，总是大拇指一竖说：“真棒”。
少数人劳动不积极生活却很特殊
当然，在下放干部中，也还有部分人劳动不积极，干活挑肥拣瘦，甚至不假而归。有些人在生活上特殊，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有些下放干部一下去，就要社里给他们造集体宿舍，集体伙房，弄得合作社增加开支，社员不满。有些干部嫌农村吃得不好，下去时，带了黄油、面包、罐头，下去后，又嫌农民脏。这样的干部虽然不多，但是农民的意见却很大，他们说：“这那里是劳动来了，习气这样大，像做少爷、小姐来啦！”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有关单位的注意，并对这些干部进行教育。（附图片）
下放干部、二十三岁的王东光干起活来和社员分毫不差，每天评得九分或十分。图为王东光正在收拾白菜。
本报记者 纳一 吕相友摄
红星集体农庄妇女小队里的老庄员教会了新庄员摘棉、选种技术。这是新老庄员在一起选棉种。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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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建委大鸣大放健康开展
大字报的三个特点：
一、主要集中在改进工作上面；二、有批评，有建议，有争论，有答复；三、实事求是，心平气和。
新华社12日讯 国家建设委员会办公大楼内的各处墙壁都已被大字报贴满。从上月30日开始转入整风第三阶段到10日为止，大字报一共贴出了一千四百六十二张。其中5、6两日贴出的大字报就有六百三十五张，达到高峰。现在每天贴出的大字报仍在二百张以上。全委写大字报的人数达到参加整风人数的86％，其中如交通局只有三十九个干部，就出了大字报一百三十多张。
据建委党委会负责人谈，这次的大字报有三个特点。第一，大字报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有关贯彻方针政策、紧缩机构和改进业务工作的问题上面，对本月6日以前九百七十条意见的分析，属于这些意见的占到半数以上。在这次的大字报上有人提出有些机构可以合并，行政人员和秘书组可以减少，有人批评建委领导上贯彻勤俭建国方针不够，如预算定额有的不准换算，造成浪费；间接费太高，等于照顾了落后。有人批评建委对主要工作之一的审核设计工作没有很好抓住重点。第二，这次大字报不只有批评还有建议，有争论，也有答复。建委重工业局、燃料局、机械局、轻工业局都有人负责审核土建设计。这次有人在大字报上批评这是单干作法，既浪费人力又影响工作质量。这张大字报同时建议把审核土建的人员合并集中起来，分工审核，既可以提高工作质量，也可以减少人员。办公厅一个干部提出“提级是标志一个人进步”的意见，马上就引起争论，对这个意见出了许多张大字报。办公厅一个干部在大字报上批评重工业局冶金处把一件公文拖了二十几天，几次催促都不转去。第二天有关的人员就贴出大字报作检讨，并迅速把这件公文处理了。有人在大字报上批评劳动工资局干部，劳动纪律松懈，劳动工资局的干部立即贴出大字报表示接受和感谢。第三，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在第一阶段鸣放时，群众中偏激情绪相当普遍。一些大字报充满了谩骂和攻击。有些人抓住一些捕风捉影和道听途说的事情就写大字报。但是，这一次的大鸣大放却不同。许多人为了要提意见，进行调查，三番五次对证材料，直到把事实弄清楚以后才出大字报。这一次的大字报在行文用语方面也注意掌握分寸，力求符合于实际情况，在第一次大鸣大放时，大字报很少署名，而这次则几乎全部都署了名。
建委党委负责人说：这一次的大鸣大放能够这样健康地展开，是建委全体工作人员经过反右派斗争后觉悟提高，端正了立场和态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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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整改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改进体制 紧缩机构 下放干部
本报讯 文化部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到10月底止，已有60％以上的单位陆续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其中一部分单位目前已经形成鸣放高潮，少数转得较早的单位已由全面鸣放进入专题鸣放，个别单位的鸣放已经大体上结束，开始专题争辩。
10月28日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代表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对所属各单位负责人及部分群众作了动员报告。
钱俊瑞在报告中提出文化部整改的五个重点：第一、健全和加强党的领导，把文化工作真正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迅速改变目前有些单位没有党组织或党的领导力量十分薄弱的现象。第二、为了逐步建立强大的、有马列主义思想武装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真正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艺术队伍，必须加强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思想和立场的无产阶级化，同时努力培养合乎这种要求的新生的力量。第三、使文化工作更坚定地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从六亿五千万人民出发，与社会主义建设密切配合，真正成为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强大工具。第四、改进体制，紧缩机构，下放人员。第五、坚决改进领导作风，特别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事务主义和特殊化的思想作风。他特别强调指出：在以上五个重点中，目前首先要抓住改进体制、紧缩机构和下放人员。各司、局机构该合并的合并，该缩小的缩小，该撤销的坚决撤销，大部分直属单位要坚决地下交地方，以有效地加强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加强文化工作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同时，改变文化部目前“管了脚下，没管天下”甚至脚下也没管好的缺点。预计下放北京市的人数总数将在一万以上，其中大部分将轮流参加到农业生产中锻炼。
此外，文化部还根据原定计划，自10月29日起开始分批地召集各司局和直属单位的领导人举行鸣放座谈会，对文化部领导提意见，不少党员负责干部在文化部大楼贴出了鸣放大字报，提出许多好的意见。目前文化部大楼内群众张贴的大字报已经五色缤纷、琳琅满目、到处皆是了。许多单位鸣放也开始形成高潮，内容较前广泛，从方针政策、体制机构、领导作风、党群关系，到日常生活和工资福利，应有尽有。截至目前为止，据四十四个单位统计，连同整风以来的在内，群众共提出意见六万五千二百一十一条。大部分单位对这些来自下层的意见非常重视，分属分类地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析研究，对可能马上办到的已解决了一批。但各级领导对群众已经提出的意见，改得还不够迅速，四十四个单位至今已改的共七千零八十九条，占全部意见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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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关里的大字报
解决机构重叠现象
各进口公司行政处可合并
建议管委会扩大管理范围，把各进口公司的行政处合并过来，取消各进口公司每年轮流领导管委会的办法，改为直接受部领导。这样作不仅能解决机构重叠现象，而且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
各进口公司行政处合并后，领导干部可减少六分之一，科长及一般干部可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服务员也可减少一半。目前，有的公司的宿舍空闲不用，有的宿舍却不够；有的公司家具存在仓库多年不用，有的单位没有家具却要做新的；几个公司的经理去部里开会，就要开出很多小卧车。行政处合并后，房屋、家具、打字机、计算机、汽车等就能统一调配以多济少，就可以把积压的物资利用起来。公司经理们若同时到一个地方去开会，就能节省四部小汽车用的汽油。不仅如此，医务所、托儿所、理发室、房屋、食堂等管理制度就能统一起来，避免纠缠造成浪费。
对外贸易部管委会
人多事少忙闲不均
领导不重视长期没解决
我们局内人浮于事忙闲不均的情况比较严重。比如，统计处的工作主要是搞月报和年报，当做月报和年报时就有事干，做完了就没事干。但当大家提出意见时，处长不是采取认真研究的态度，而是反问大家：你们工作做好了吗？就会瞎叫嚷！不是没有工作做，而是有许多工作没有去做。同志们问他究竟有什么工作还没有去做，处长说来说去不过是：分析研究没有开展！具体一点的答复是：把1950、1951、1952年恢复时期的情况汇集一下，或者把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统计一下。当然，这些工作是必须做的，也能够解决一些忙闲不均的问题，但总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这些工作做完了，又闲起来了！
再拿符处长来说吧，他自己也叫嚷没事干，看报纸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可是当同志们对他提出没事干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了。
综合处的同志更空闲。有的同志因为没有工作可做，上班时就练习写字，或到别的处去看杂志，有的同志就干脆到处逛着玩。龚处长在上班时，也到局长办公室去看香港大公报，有时甚至在办公时间睡觉。李专员在上班时也有睡觉的现象。
另外，局长办公室，现在有两个收发：一个管收，一个管发。根据局里情况，我看一个人就行了。
这些情况，希望能在这次整改中获得合理解决。
对外贸易部综合计划局 周娟娟
广东分公司和茶叶管理处
合并问题为什么迟迟不解决
广东分公司与广东省合作社茶叶管理处的合并问题，广东省外贸局今年2月即向部提出，今年8月又再次向部建议，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看样子要拖到明年去了。我个人认为，如果部里认为合并是合理的，最好年前先在原则上确定，具体工作可以到明年；如果认为合并不合理，可以批驳。拖延时间过久，下面会有意见的。如果广东合作社机构合并，茶叶处人员分散，再谈合并又会多出许多新问题。从外贸公司的角度来看，此事及早解决是有利的。望领导上注意。
对外贸易部茶叶出口公司 白志铭
计划统计处四个人就够了
计划统计处现有工作人员九人，每个人虽说都有点工作，但一个月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闲着，也就是说，一个月的工作，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了。根据当前计统处的工作量（合并到其他部门也同样），并照顾到季节性的工作特点，只需要四个人就可以了。他们的具体分工，我的意见是：一个人负责计划统计制度、基建、劳动工资及计统等工作；一个人负责海运进口和租船计划统计工作；一个人负责海运进口到货计划统计工作；另一个人负责海陆运出口租船、到货计划统计工作。对外贸易部 门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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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议会主席费林格电刘委员长
热烈感谢访问我国时所受到的关注
新华社12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团长兹德尼克·费林格回国后给刘少奇委员长的电报。电文如下：敬爱的委员长同志：
现在，当我们议会代表团和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你们美丽的国家，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会见中，一致表示希望我向您，亲爱的委员长同志和常委会其他同志们又一次地对您和其他同志所给予我们代表团的关注致以热烈的感谢。我们所有的人对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深表赞意，你们的成就和经验是我国人民热情高涨的源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代表们从贵国带回的印象将在各州介绍给我国人民，以便使我们这次访问将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好和兄弟般的关系。 兹德尼克·费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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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接见越南海宁省民族参观团
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12日上午接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海宁省民族代表赴华参观团团长沈奕忠，副团长林仲书，秘书长郑伯辉，团员：黎七、赵隆贵、韦廷隆、盘文兴、苏添顺、张光奎、项有全。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谢鹤筹，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李晨。
接见时，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康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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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富春接见苏联化学工业部代表团
本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10日上午十时，接见了苏联化学工业部代表团团长伊万诺夫和全体团员。这个代表团是应我国邀请前来参加吉林三大化工厂开工典礼的。
李富春向代表团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国发展化学工业所给予的巨大援助。
接见时，陪同代表团前往的有苏联在华专家负责人加里宁。
接见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和部长助理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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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代表团到达上海
新华社上海12日电 以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参加中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代表团，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廖承志和理事曹孟君陪同，12日晚上乘火车到达上海。
火车进站，欢迎群众用俄文唱起了“莫斯科——北京”的歌曲。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曹荻秋、许建国、盛丕华等都到车站迎接。贵宾们下车后，接受了一群姑娘的献花。
从车站出来，代表团由陈丕显陪同驱车游览市区，观看了上海的夜景。十月革命节过后，上海仍是灯火辉煌，到处一片节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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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菲克·雅兹的灵柩从天津启运回叙利亚
新华社天津12日电 叙利亚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团长、叙利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托菲克·雅兹先生的灵柩，12日从北京运到天津新港，由“保罗利克麦”号轮船启运回叙利亚。
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王芸生、秘书长王揖，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邵红叶和天津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前往天津新港陪送灵柩上船。陪送灵柩上船的还有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迪卜·沙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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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十七天
——记对外贸易部矿产出口公司的鸣放高潮
本报记者 郑启民
在不平常的日子里
近半个多月来，对外贸易部矿产出口公司的工作人员，都生活在不平常的日子里，几乎每个人的心都在激动着。业务处干部鲍贤芳，白天工作了整整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已是午夜十二时了，他悄悄地披起衣服、开开电灯，靠在床边上一面写着一面想着。他在写些什么？草拟一篇大字报的底稿，他要写出他对该公司组织机构的意见。二处的干部谢文杰，在宿舍里面红耳赤地与同志们争论三个业务处能不能合并的问题。晚上十点多钟了，宋宏志还在墙壁上张贴大字报。三个炊事员为了大礼堂该不该改为宿舍的问题，已争论了三天，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在工余饭后，该公司的大院子里总是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争看每天新贴出来的五光十色的大字报。公司工作人员何子直深有所感地说：“这些天，大字报已成了吸铁石，只要你一有点闲空，身不由主地就被它吸来了”。是的，他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大，10月25日的中午，我也亲眼看到有许多人端着饭碗一面吃饭，一面看大字报，有的也许是看得太专心了吧，连饭都忘记吃了。
解开了思想疙瘩
是什么东西使这些大字报变成了吸引全公司工作人员的“吸铁石”呢？为什么过去一直不爱发表意见的鲍贤芳，现在能够积极参加大鸣大放，连夜赶写大字报呢？难道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对第三阶段的整风运动就没有一点思想顾虑吗？当然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个公司的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在整风刚转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思想上的顾虑还是很多的。如有些群众害怕说错了话“挨整”；怕打击报复；怕大争之后把自己精简掉等。还有些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听到要转入整风，而且还要继续鸣放，思想上一时搞不通。如一个积极分子说：“反右派是敌我斗争，要我夜以继日地反，我都心甘情愿，现在整风是解决内部矛盾，要我给领导上贴大字报，我思想上搞不通。”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则认为已经鸣放得差不多了，再继续鸣放是不是有些小题大作？有的领导干部还担心继续鸣放会起副作用，害怕这样一来领导干部会丧失领导威信。
看来，如果不首先想办法突破领导干部中这些思想障碍，不解除群众和积极分子中的思想顾虑，要想比较彻底地掀起整改阶段的鸣放高潮，显然是不可能的。该公司整风领导小组看清了这一点，因此，当10月上旬该公司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整风领导小组就及时地针对部分领导干部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一个“矿产公司的问题到底放透了没有？”的讨论题，要求所有领导干部参加讨论。经过几次争论，多数人认为没有放透，还需要继续鸣放。但又有人提出意见说，不要让群众什么都放，领导上要有所限制，最好领导上先提出几个问题让大家围绕着问题争鸣。讨论的结果，否定了这个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发动群众鸣放，只有让大家毫无拘束地把久藏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边整边改才能整好和改好。经过这样的一场大辩论，领导干部的思想逐渐取得了一致。这时整风领导小组又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一方面表扬了三十五名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最积极、最勇敢的积极分子，号召他们不仅要成为反右派斗争中党的“尖兵”，同时也要成为帮助党清除“三害”作风的勇敢战士；另一方面也分析批判了对官僚主义作风表现心软，不愿提出批评，不愿写大字报的错误思想。接着又召开了党团员大会，和积极分子座谈会，分别讨论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如何起模范带头作用的问题，纠正和消除了他们的不正确看法和思想顾虑。
掀起了鸣放高潮
经过这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以后，从10月12日开始，该公司整风领导小组就利用一切方法大张旗鼓地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号召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张贴大字报。当天就由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贴出了四十四张批评尖锐的大字报。反右派斗争中曾张贴过十八张大字报向右派分子展开猛烈攻击的共产党员顾品禄，现在已成了帮助党铲除“三害”作风的“尖兵”，十七天内他一个人贴出了十五张大字报。积极分子阎渊，听了整风转入第三阶段的动员报告之后，不但在小组辩论会上积极发言，写大字报，一人提出了六十九条批评意见，而且利用个别谈心等方式，积极动员平时有意见不敢提的同志向领导提意见。在这些积极分子的带动下，有许多原来思想上有顾虑的人，现在都逐渐解除了思想顾虑，开始大胆地鸣放了。如该公司行政处有个打字员，最初她心里非常害怕，在几次小组会上都不敢发言，怕说错了话“挨整”。后来，当她看到许多人都踊跃张贴大字报，向领导提出批评的时候，她也大胆地揭发了行政处处长的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现在该公司的鸣放高潮已经掀起了，群众热情十分高涨，从10月12日到10月2日在这个不到二百人的机关里，已经贴出了八百零二张大字报，提出了大小意见二千一百七十六条。
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当你仔细观看了矿产出口公司的大字报之后，对于这句话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该公司的大字报不仅数量多，涉及的面广，而且许多大字报批评尖锐、中肯，能击中要害。处长孟仁呐以“商经理为什么入城八年未出过城”为题，尖锐地批评了这位经理高高在上不肯深入基层的官僚主义作风；秘书科副科长齐毅以“兵多将广，闲的发慌”为题，对该公司名废实存的四级制组织机构和机关中愈精简人员愈多的反常现象，进行了有力的讽刺。类似这样的大字报还有很多。这些大字报不仅内容丰富，问题提得尖锐，而且形式多样，语言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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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出口公司群众性的整风之火已经烧起来了，十七天中群众已经向领导上提出了两千多条批评和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引导运动向更深和更广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确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曾两次访问该公司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据他谈，整风领导小组近三天来已经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首先领导上要坚决地改，快快地改。他们对群众提出的二千一百七十六条意见已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将应当改而目前又能够改的进行了综合，并安排了改的时间，他们计划在最近一个星期内就要集中力量改进各种工作一百项。其次他们已经根据群众所提意见综合整理出三个重大问题，即：组织机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生活福利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准备印发给大家进行专题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