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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杨柳青各农业社转入生产大辩论
本报讯 记者燕凌报道：中共杨柳青镇委（杨柳青在天津西南）研究了当前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具体情况，决定在各个农业社立即展开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在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可以穿插在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中求得解决，或者到生产建设的大辩论告一段落以后再来解决。杨柳青各社生产建设的大辩论现在开始进行还没有多久，但从辩论的情况来看，已经可以看出有些作法行之有效，有些问题值得注意。
辩论生产建设问题是当前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
杨柳青各个农业社关于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是在9月间先后开始的。从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意见来看，绝大部分是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据这次开展大辩论的三个重点社（问题较多、比较落后的三个社）的统计，共提意见四百二十条，其中关于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的就占三百零五条；关于干部作风的有五十条；关于粮食等问题的有六十五条。其中有一百二十多条（绝大部分是有关生产的），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已经解决。这对改进社里的生产领导和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立即起了很大作用。
显然，在这次大鸣大放过程中，绝大多数社员群众当前最关心的还是怎样改进生产、扩大建设和今年的收入究竟怎样分配的问题。在分配中，要扩大多少公共积累，要分给社员多少，这同生产建设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精神下达以后，河北省水利积肥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开过以后，特别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以后，杨柳青的干部和群众中间都已经在议论生产究竟能不能进一步大大提高、怎样才能提高之类的问题了。在有的农业社里的大辩论会，已经自发地转到了生产建设的题目上来。这时候，杨柳青镇委就提出了“关于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初步意见”，要求1958年全镇所有农业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在不减少经济作物（棉花、青麻等）总产量的情况下，保证生产粮食一千万斤，争取达到一千二百万斤（今年是七百多万斤）；1959年要求至少产粮一千五百万斤，1960年要求产粮一千八百万斤以上，争取本镇完全自给，使本镇生产的粮食够本镇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需要（按：杨柳青现有人口约五万，工农商各约占三分之一）。镇委并且作出了兴修水利、开展积肥运动等方面的初步规划。接着，就发动各个农业社的干部和社员展开关于生产建设的大辩论。辩论的主要内容是：怎样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发展纲要能不能实现？要实现就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资金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办水利？怎样才能做到又勤又俭？其他问题，在辩论中能结合进行辩论的就结合进行；不能结合的，到生产建设问题辩论告一段落以后再辩论。
一项一项讨论规划，便于集中思想，交锋论战
生产建设的大辩论刚一开始，社员们感到无从说起，发言集中不到主要问题上，不同的意见也难以交锋。为了使辩论便于展开，各个农业社就草拟了生产建设规划，以它作为大辩论的提纲，发动大家都针对着它发言。辩论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但是，各个队先把社里的规划向社员宣读了以后，许多社员记不清，只能笼统地零星地提些意见。
于是，有的队就实行了逐项发言、逐条辩论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发言就比较热烈了，辩论也可以集中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展开了。万年青农业社第五队的辩论就是这样进行的。在宣读社里的初步规划的时候，听到全社粮食单位产量1958年就要达到四百斤以上，有的社员就在一边说“说的好听！”有些社员拿本地有些什么有利条件（洼地可以改种稻田；靠运河，水利条件好；在镇上，粪肥比较多；等等）来说明对四百斤有信心，有些社员仍然不相信，说“过去从来也没有产过那样多”，或者说“产不够你赔出来？”许多社员是将信将疑的。大家就逐项算起细账来，先讨论稻田，然后讨论麦田等等。讨论稻田产量的时候，又分开东稻田、西稻田、新改稻田几部分一项一项来议论。东稻田土质好，今年每亩实收了九百八十斤，规划明年要收一千斤；西稻田今年每亩实收五百多斤，规划明年要收六百斤。对这两项，反对的意见很少。打算新改的一大片稻田，按照规划明年每亩要收三百斤，倒是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有人说：“我们就这么多劳力，又要种很多菜园，又要再种这么多稻田，够用吗？”有人就用具体事情说明：今年一年，因为社里劳动管理不好，又因为有些社员心不踏实，不好好在社里劳动，浪费了多少工！大家都好好干，再把小包工搞好，劳动力怎么会不够用？有人说：“三百斤是能达到，可是就要看国家的化学肥料供上供不上了！”几个老汉听了这话，争着说：成立个积肥组，我们老头儿干！光等化学肥料，还能行？又有人说：“我看四百斤也能达到，可是有个条件：地要平。地不平，水灌不好，就不行。”一些人听了又嚷了起来：“平不平，在谁？还不是在我们！我们叫它平，它还有个不平？”又有人说：“说得倒好，不来大水不要紧，一来大水就没治！”别的社员就说：“刚才念的规划你没听见？早规划好了，要挖排水沟。”还有人说：“我看一斤也达不到——要是不种的话。不好好精耕细作，就是种了，一百五十斤也可能达不到。要是多攒肥料，上足；渠道挖好，灌上运河水；再做好密植，……新改稻田一亩达不到三百斤，输我的脑袋！”“要是庄稼会说话，说‘我不长！’我们也要下命令，叫它长！只要我们多想办法，肯干，叫它长，它就得长！”
这样，就比漫无目的地比较笼统地发言好多了。不过，这样做也可能使鸣放不能充分。看来如果能先逐项鸣放、然后逐项辩论，最后再把辩论中间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如怎样发挥劳动积极性、资金和肥料问题靠国家还是靠自己解决、究竟要不要改进耕作技术，等等，在大会上进行一次总辩论，就更好了。
开展关于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也先要大鸣大放
经过初步辩论，已经可以看出来在社员群众中间对于农业生产建设主要有这样几种思想问题：一种确实是有保守思想，根本不相信生产大跃进能够实现；一种是因有关自己的具体经济利益而有所顾虑，有的社员怕队里包工包产指标太高，有的社员怕多投资、社里多扣留，有的社员怕粮食产量计划定高了国家就要多购粮、少销粮；一种是因为一些具体问题（如社内经营管理、领导作风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而信心不足，一种是仍受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对生产建设漠不关心，不愿意承认合作社能大大发展生产。
在辩论还没有深入的时候，后几种思想，就它们表现出来的形式粗略地看来，同一般的保守思想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当时，有的农业社的支部和镇委工作组，在这些思想刚一露头的时候，就简单地看作是“群众保守思想严重”，急忙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正面教育，批判保守思想。有的社刚让社员对社里的规划提了一次意见，就召开了这样的社员大会。这样一来，愿意把内心的不同的意见讲出来的人就更少了。虽然镇委在发动大辩论的时候，指出了要采取大鸣大放大争的形式解决思想问题，实际上对于发动社员群众大鸣大放这一点是注意得很不够的。进行关于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必须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进行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也必须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不然便会把问题掩盖起来，使问题不能透彻解决，也就达不到开展大辩论本来要求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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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苦朴素联系群众的县长刘辉山
在革命故都瑞金县，人民群众有什么问题，总喜欢去找县长刘辉山帮助解决。
刘辉山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个贫苦的农民，1930年参加了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以后担任过党的区委会书记。红军北上抗日后，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严刑威迫下坚强不屈。但瑞金人民特别尊重和信任他，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早年的革命经历，而是他二十七年来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
刘辉山今年五十二岁了。虽然早年革命的艰苦斗争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但他仍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他经常穿的衣服是一套蓝粗布中山装，伙食是在县人民委员会里和大家一块吃大灶饭。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往往夜深人静，他还在处理日间未了的工作或考虑第二天的工作，而早上刚敲起床钟，他就在操场上等着做早操了。
瑞金县大部分是山区，他经常一个人背着背包，爬山越岭，从这个乡跑到那个乡去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他熟悉一切农业生产技术：犁、耙、插秧、种菜甚至伐木。他常常一边劳动一边和群众拉家常，了解情况。1952年冬天，瑞金县最大的水利工程陈石陂拦河坝正在进行封坝的时候，突然袭来的洪水把坝体冲开了一个缺口。筑坝的农民虽然几番抢救，但是仍旧未能堵上，这时，大家都有些气馁。如果不把坝体封固，不仅明春不能引水灌田，而且全部坝体都会被春天的山洪冲垮。刘辉山在与群众讲清这个道理后，就带头扛着石料跳进刺骨的冷水里去封坝，群众看到县长亲自下水，也都精神百倍地跳下水去，终于把坝封好了。党中央号召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后，刘辉山就是不下乡的时候，每星期六上午也要到城郊附近的农业社参加义务劳动。劳动的时候，他把鞋子一脱，戴上斗笠，腰间扎上白汗巾，挑着粪箕，在农民中间谁也看不出他是县长来。
刘辉山在党的长期教育和与群众一起艰苦斗争的经历中，深深地体会到革命干部不能脱离群众。他总不能忘记在过去艰苦的地下斗争年月里，与群众一起出生入死，共呼吸同命运，分食最后几粒粮食的情形。因此，他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听取来自群众的意见。县人民委员会轮到他接待人民来访时，他总是和蔼可亲地坐在接待室，耐心地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写给刘辉山的人民来信特别多，他因为白天工作忙，就在晚上认真地处理这些来信，自己能够马上答复的就立即亲自答复，不能马上答复的，也批示有关部门负责处理。他常常教导干部说：“群众写一封信很不容易，不会写的还要请人代笔，我们不认真处理，群众当然不会满意。”群众同他也像一家人似的亲热，随便走到那里，都有人和他谈情况。今年春天他到壬田乡去，在路上碰到一个洗心乡姓朱的老农民。这个老农民见到刘辉山非常高兴，他从农业社的优越性谈起，谈到办社中的具体问题，最后这个老农民惋惜地说：“农业社是好，就是现在有些年轻人劳动起来只求快，不重质量，在生产上不听老年人的话。”刘辉山听后，就详细地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就由县人民委员会发了一个重视老农民生产经验的指示。
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这是刘辉山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有一次他去菱田乡工作时听说有些群众闹粮食不够吃，他就问干部是真缺粮还是假缺粮，干部也不摸底。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就分别在三个村里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农户算粮食账，结果发现这个乡粮食留得很足。有一家姓谢的农民是因为用粮食做酒、做米粉到市场去卖，结果才使自己粮食不够吃，向干部吵闹，旁的农民看到他吵，也就跟着吵。问题搞清楚了，刘辉山就召集群众开会说明情况，一面让大家调剂一些粮食给姓谢的农民，一面又教育大家不要浪费粮食。另一次，黄柏区也有一些农民闹粮食不够吃，区干部认为农民是有意多要一些，但经过刘辉山到那里深入了解后，发现确实是有些户留粮偏紧，以后就按照实际需要供应了。
新华社记者 岳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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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有充分依靠群众才能彻底改进工作
单枪匹马解决问题又慢又少
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又快又好
哈尔滨工矿企业整改中取得重要经验
本报哈尔滨10日电 在哈尔滨工矿企业的整风运动中，摸索出一条重要经验：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搞好企业的整改工作。
哈尔滨二百一十八个企业的职工，通过鸣放提出了一百二十万多条意见。就每个企业来说，差不多都有数千条和上万条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是过去长期积压没有解决的，有的牵扯面较广。这给企业整改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只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动和组织职工动脑、动口、动手，实地参加整改工作，许多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松江针织厂过去锅炉检修都是请人花钱修理，每修一次就需要三百多元，在这次鸣放中工人提出应该自己动手解决后，领导上还是顾虑重重，怕影响生产，怕出事故。但最近深入车间和工人研究后，不仅自己可以修理，而且不影响生产，还能保证安全。松哈机械厂在整改工作中，由于充分发动群众，仅用了不到投资计划的70％，就把搁置五年的职工取暖设备问题解决了。王副厂长感动地说：“真没有想到，这几年没能解决的老问题，一交给群众就这样快地解决了。”哈尔滨橡胶厂，依靠广大职工群众想办法解决问题，全厂职工提出的一千二百五十条意见，除了暂时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外，基本上都已得到解决。哈尔滨毛纺厂过去只依靠整改工作组处理问题的时候，五天内只处理了二十二件；后来交给各单位发动群众解决问题时，一天内就解决了三十六件。
通过职工代表会议来讨论和处理企业内的重大问题，是发动群众参加整改工作的重要方法。松江电机制造厂最近连续召开厂和车间的职工代表会议，集中群众的智慧，来讨论各部门所制定的改进工作方案，有些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譬如六车间的职工提出车间管理混乱，图纸、材料下达不统一，调度站经常丢失零件、图纸等问题，车间主任认为一时不易解决。后来经过职工代表会议讨论确定：把材料员和调度员合并在一起，材料、图纸同时下达，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还节省了一个人力。有些问题，经过解释，群众感到满意。比如这个厂许多翻砂工、锻工和电焊工人要求戴水晶石眼镜，不乐意戴工业有色眼镜。这次在职工代表会上，由技术安全科长李林森将水晶石眼镜和工业有色眼镜作了比较，说明有色眼镜的特点、作用，职工们才恍然大悟。电焊工段代表李文生说：“我们以前以为是领导片面强调节约了，既然是有色眼镜既适用，又节约，我们还有啥意见呢？”在全厂职工代表会上，用大家讨论想办法的方法，通过了八十一项改进工作、生产的措施。
许多企业在整改工作中，都重视发挥老工人的作用。松江五金厂从1952年转入外加工以来，任务就比较复杂、零散，再加上存在着“计划员下工票，材料员不知道”的现象，因而工人就经常停工待料。在这次大鸣大放中，首先由老工人潘作斌提出这个意见，党支部和整改工作组立刻召集潘作斌等老工人座谈，研究产生这一个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最后确定：今后作每批活时，要先由工艺员制出图纸和估好工时一齐交给计划员，再由计划员写出工票交材料员备料，最后由送料员将工票、图纸和材料一起转给工人，这样统一下达的方法，不仅工人不再乱跑了，而且还彻底解决了五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停工待料问题。因而，这个车间在10月份提前十三天完成了月计划，创造了这个车间空前未有的生产纪录。
许多企业由于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认真发动群众参加整改工作，不仅使整改速度加快，而且进一步鼓舞了职工的鸣放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东北第三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由于职工提出的意见72％得到了及时处理，结果几天内职工又提出了五千多条意见。东北第三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的钢筋队，绑扎小型基础钢筋时，原计划三天完成，他们看到领导重视他们的意见，并认真改进工作，便更加积极起来，结果两天就完成了任务。松哈机械厂张卉禄小组，看到了领导深入小组征求意见，感动地说：“领导这样决心改进工作，咱们也得使劲干哪！”于是，10月份的生产计划，他们在10月19日就提前完成了。哈尔滨电线厂的职工们，在看到厂里经过整改工作之后，有着更多的增产节约潜力，经过群众讨论，修订了今年的增产节约计划，确定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再为国家增产节约三百万元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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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离开群众解决问题等于空喊
武汉企业整改中贯彻群众路线
新华社讯 武汉市近二百个开展整风的工业、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企业单位，已经逐渐掀起了边整边改的热潮。目前，除了少数企业仍然继续在大鸣大放以外，多数已经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一部分整风进展迅速的单位，已经纷纷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且对某些问题展开了辩论。
最近在许多单位中边整边改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这些大字报把改进意见逐条公布出来交群众讨论。
武汉市凡是边整边改开展得较好的企业单位，都很好地贯彻了群众路线。裕华纱厂、武汉国棉一厂、江岸车站等单位，在整风中把职工代表、提意见者、有关部门和群众分别组织在一起，共同研究处理问题。武昌第一纱厂各级边整边改方案，都交给有代表性的群众座谈，征求意见。中南建筑工程管理局一公司确定领导干部和公司、工段、科室等部门都要拿出边改规划，而且要送交群众讨论。许多过去“关门整改”的单位的领导干部，经过批判松劲、怕乱、不相信群众的思想以后，现在也注意运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整改。
目前，各单位普遍运用职工代表大会集中地解决本单位的重大问题。从9月下旬到10月底，武汉市约有八十多个工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职工代表讨论得十分热烈，问题也解决得又快又好；特别是领导决心大、敢于“引火烧身”的单位，收效更显著。武昌第一纱厂在最近召开的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集中地解决了九大问题，并且在大会结束以后，广泛组织群众讨论，现在除了伙食问题以外，群众对其他八大问题的解决都基本上表示满意。武汉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不仅在五天内处理了四百多条意见，而且连过去被领导上认为不易解决的如干部救济等一些棘手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个公司的一位工区主任说：“群众是圣人，离开群众解决问题等于空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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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迅速处理职工鸣放中提出的意见
山西厂矿陆续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新华社讯 山西省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较早的工矿企业，最近陆续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依靠群众雷厉风行地处理职工在大鸣大放中提出的意见。并且进一步推动职工鸣透、放透。
最近一个月以来，山西的一些主要国营厂矿，包括太原钢铁厂、太原矿山机器厂、经纬纺织机器厂、第七冶金建筑总公司和太原铁路管理局所属太原北站等，都先后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了处理职工提出的意见和继续发动职工大鸣大放等问题，并且都做了相应的决议。太原钢铁厂的职工代表大会在讨论中提出许多依靠群众改进领导和改进工作的办法。有七个单位在大会进行期间就处理了一百五十多条意见。太原北站职工在鸣放中曾提出了五千多条意见，为了迅速处理这些意见，曾在9月26日召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后并组织了职工代表检查小组，深入车间督促各单位依靠群众处理了一千多条意见。后来站和车间两级的干部又把需要处理的三千七百多条意见进行了分类归纳，把站、车间的问题区分出来，属于站一级处理的意见，经研究提出了初步处理的措施以后，又在10月26日召开了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提交大会讨论。在会议进行中间，还委托职工代表把处理措施带回工人中进行了讨论，征求工人对处理措施的意见，然后把工人的意见集中起来进行了进一步讨论，作出决议，然后贯彻执行。属于车间一级处理的问题就分别召开生产小组长和工会小组长会议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指定专人处理。经过两次职工代表大会，太原北站职工们提出的意见除需要争辩的问题外，已经基本处理完毕，作到了“不错、不草、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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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大批干部帮助群众生产
在劳动中和群众建立密切联系
本报讯 在安徽省最近半个月的抗旱种麦斗争中，各级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大专学校分批下乡帮助农民种麦的干部达十一万多人。下乡的干部中除一般干部外，所有能抽出的领导干部，上自省委负责人及省级机关的部长、厅长、局长、处长，地、市、县的负责人及军区首长都参加了这次生产运动。广大干部帮助农民生产，十分认真。军区官兵每天干活达九小时以上，速度快，质量好。社员们对干部参加生产的总评语是：“劳动强，纪律好，收工迟，下地早”。单是省直属机关干部和驻合肥官兵就帮助农民种麦、点油菜、豌豆等八千多亩，还有大量其他农活。
干部下乡帮助农民生产，有力地推动了抗旱种麦。如合肥市郊区，10月8日统计，全区只种六千多亩，有些人到城里作临时工，有些人等待天雨不种。等大批干部下乡以后，仅仅十天就种了六万多亩，占秋种面积的71％。下乡干部以身作则，带动农民更好地遵守劳动纪律，使基层干部和青年学生积极地参加劳动。有许多社在下乡干部带动下男女老少连夜抢种。肥东县巢湖社有些生产队长不经常参加生产，现在在下乡干部带动下，也和大家一起干活了。肥东爱群社有三个高小毕业生，对参加农业生产思想不通，一直呆在家里不劳动；这次，看到部队里的将军都来劳动，便主动向干部要活做。有些基层干部过去认为上级只号召他们参加生产，这次看到领导干部都在认真干活，他们说：“这使我们心服口服了”。在共同参加劳动中，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都进一步改善。
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这次干部下乡的成效很好，在最近的常委会上作了决定，把在职干部分批轮流下乡生产的办法规定为一项制度，暂定每逢农忙时节各个干部都要下乡生产五天。此外，在干部联系农业社时，也应有计划参加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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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工人终于说服了徒工
——记北京第一机床厂关于徒工工资问题的辩论
本报记者 郝洁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职工们，近几天来正在热烈地争论着徒工的工资高不高的问题。
一 张大字报的风波
这场辩论是由一张大字报引起的。这个厂去年招收了八百多名徒工，目前的工资标准是：一级徒工二十五元，二级徒工二十九元，三级徒工三十四元；而这个厂的徒工大部分是三级徒工。企业整风开始以后，部分职工贴出大字报，为徒工生活待遇低鸣不平。他们说，徒工工作累，挣钱少，不够养家的。有的还自称“苦命的小徒工”“低一等的人”。这些人还把自己说成是“有苦难诉，有冤难申”。这些大字报贴出去以后，有人同情，也有人反对。当加工二车间老工人牛哲人贴出反对说徒工生活待遇低的大字报以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以这张大字报为中心，出现了三百多张大字报。其中同意牛哲人意见的占55％，反对牛哲人意见的占45％。于是，徒工工资高不高的问题，很快就成了全厂职工议论的中心。接着，大家也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辩论。
应不应该比
本来，牛哲人在提反对意见的那张大字报上，是这样写的。他说，目前徒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是任何朝代都没有过的。进厂不久，一个月拿三十四元，无论是跟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比，跟农民比，跟工人比，都不算太低，相反的是高了。在牛哲人的大字报贴出以后，不少的老工人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过去徒工痛苦的生活处境，和现在徒工的幸福生活对比。如老工人范俊龙在大字报上这样写着：过去学徒要送人情，要与资本家订卖身合同，要学三年零一节才能出师。出师后，还要白给老板干上二年。在学习期间，吃的是剩饭剩菜，穿的是披破挂片。要想学点技术还得偷着学。现在的徒工，不仅过去的那套陋规破除了，而且进厂不到一年就拿三十四元。工人出身的干部钟秉礼还具体算了一下账：解放前，一个正式工人每月挣的钱只够买一袋面粉；现在的徒工每月三十四元，可买四袋多面粉。可是，对于这些，开始很多徒工是听不进去的。有人还认为这是用旧眼光看新问题。辩论开始后，徒工冯金铭就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徒工，不能跟旧朝代比；更不能同农民比。如果要和农民比，就不能光拿徒工来比。解放后，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徒工工资也应该提高；工资改革后，全厂职工工资平均提高了33％，徒工只提高了31％，并没超过。”在冯金铭发言后，不少徒工除附和他的说法外，还提出如果说徒工工资高，那么大家都高，要降都降，一块拉平。支持牛哲人的意见的工人坚决主张要比。他们说，“没有平地显不出高山”，不比就看不出问题。不但举了很多事实，坚持要和过去比，而且还坚持要跟农民比。在一次辩论会上，老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张玉如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是工农联盟的国家，农民占五亿人口，咱们领导阶级考虑问题不从五亿农民出发，你们想想结果会怎么样呢？现在，农民一年四季地忙碌，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才五元，城市比农村花销大，一个人每月平均生活费需要十元，而徒工刚进工厂不久，每月就拿三十四元，这怎么能不影响青年农民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呢？”他进一步表述他的意见说：“现在的徒工工资不仅和农民比相差悬殊，就是跟一般工人比，也提高得太快了。就我们厂来说，工资改革后，三级工匠只提高了5％，而三级徒工竟提高了31％。从徒工对国家的贡献来看，无论如何赶不过工匠，为什么生活待遇却超过得那么快哩？这真是不合理。”接着金煜龄反驳“要降一块降”的说法说：
“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合理的提高，不合理的不仅不提高，甚至必要时还要降低。现在徒工每月的工资和农民每月劳动的收入相比，悬殊很大，我看是不合理，是应该降低的。”他并提出：徒工还处在学习阶段，本身没有技艺，做的是辅助工作，还没有可能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贡献很小，因此生活水平更不应该比农民高得太多。而且同技工学校的学员，比较起来，后者每月生活津贴才十二、三元，徒工却拿三十四元，也是不合理的。
是不是按劳取酬
金煜龄的最后一段话刚说完，好几个徒工就起来反对。齐仲元说：“徒工是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技工学校学生是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根本不能相比。”禹庆华则提出：“现在徒工能单独干活的很多，有的已经达到二、三级工匠的水平，要不是国务院规定暂缓升级，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成了二、三级工匠了。”吴学全说：现在的三级徒工大都掌握了技术，大都能单独干活。即使出了废品，也大部分是由于麻痹大意的原故，技术上的毛病是很少的。老年工人虽然有经验，但没有徒工体力壮，有些活儿，离开了徒工是不行的。当蔡仲宣和张海提出按劳取酬的问题后，徒工刘先德就洋洋得意地说，他有一天做了二百个铜套，价值三百元，而他才拿一块多钱。于是问题又转到徒工是不是按劳取酬，应不应按劳取酬上来了！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争论得是更加激烈了。李振英说，“我认为徒工三十四元不能说是按劳取酬，只能讲是生活津贴。因为徒工的主要任务是学技术，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有师傅，出了废品坏了工具也不要赔偿，工作时间可以学习。国家对技工的要求是完成生产任务，对徒工就不是这样的。现在虽然有的徒工可以单独操作了，这也是学习，因为是在老师傅指导下进行操作的，是学习的必经过程。国家培养一个徒工，每年要花六百多元，还不包括教室、宿舍、福利设施的开支。徒工应该用学好技术来报答国家，根本不应该跟国家讲什么按劳付酬。”加工二车间工长刘永顺为了反驳徒工要求按劳取酬的论点，举了很多事实。他说：“我做了二十来年车工，就一般车工技术来说，徒工能够离开调整工、工长独立工作的，在我那里一个也挑不出来。有的从表面上看能单独操作了，实际上也是师傅把刀给他磨好角度才干活儿的。如插齿机上的插刀，师傅在上面干活时，从来没有坏过，徒工在一年当中就坏了八个，大的价值一百四十元，小的价值一百一十一元，共合一千多元，可是国家并没有让他们赔偿，还是让他们做。如果要说按劳取酬，劳是抵不过酬的。在杂件工段六角车床上的徒工做了一百件花罗母，就废了四十件。而这并不是了不起的技术，二级活，可是他们就做不了，这能说是已经够上二、三级工匠的技术水平吗？杂件工段做了一批螺丝钉，共九十六件，三个徒工三班倒，有两个徒工每班才做了十五个，创造的价值连电钱都不够，应该怎样按劳付酬呢？”他又进一步说明刘先德一天作了二百个铜套的真象。他说：“刘先德说他有一天做了二百件铜套，价值三百元，自己才得了一块多钱。言外之意，好像是国家占了他的便宜。可是这二百件活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是工长陈德林、刘秉坤为了使徒工掌握先进经验，加了八小时班，用中断了一两年的多刀多刃切削法，把刀杆做好、磨好刀，又在车床上试验好以后，把着手教会了刘先德的。现在刘先德却把师傅的功劳撇开，光讲自己，这是毛泽东时代青年应有的品质吗？再说采用这种先进经验后，按定额每天应完成八百四十个，刘先德最多的一天才完成二百三十个。技术问题是复杂的，怎么能刚刚学会一星半点，就骄傲自满起来了呢？”刘先德坐在一旁低着头默默不言。
经过老工人这样不断摆事实，讲道理，大部分徒工开始认清了真理。开始他们说工资是低了，后来又说不高不低正合适，现在则承认：“是高了”。就拿那个说干了二百个铜套价值三百元的刘先德来说，现在也承认徒工工资是高了，并且还承认徒工离开老师傅是干不了活的；要求国家按劳付酬的说法是不通的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