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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
曾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各方面的、无微不至的；其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我以一个档案工作者的身份，回顾一下八年来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就深深感到，苏联在档案事业方面的先进经验，同其他方面一样，对我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档案专家对我们的帮助也是真正兄弟般的、无私的帮助。现值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我抱着对苏联同志无限的感谢心情，想来做几点简单的介绍。
我们国家的档案工作，虽然有了三千余年的历史，但是解放前中国的政权机关和文化机关对于管理档案的科学知识是不丰富的，各个机关对于整理和调阅文卷还有一些办法，而国家对于管理全国档案的完整和统一的制度却是没有的。我党虽然早已注意保存档案，1931年党中央在上海就制订了“文书处置办法”，二十年来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前我们处在地下和战争的环境，要保存很多档案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也是不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解放的第一年，苏联档案专家米留申同志到中国来了。他在我国参观档案工作，讲演，起草文件，辛勤地工作了半年多，使我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有了全面的认识：档案不仅是机关的财产，而且是国家的财产，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档案工作不应该只是机关各自进行的工作，而应该同时是国家统一进行的工作；分散地处理和保管档案的习惯必须改变，集中地统一地管理档案的原则，必须确立。他传播的这些思想，加上他的许多建议，帮助我们文书档案人员提高了认识，开始重视和钻研自己的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事业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米留申同志在我国的时间不久，我们自己的经验又很少，所以我们初期的学习还是肤浅的。1952年，我们在人民大学创立档案专修班，聘来了谢列兹聂夫同志，他在我国工作了三年，把苏联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作了全面的系统的介绍，他帮助我们写了三种基本教材，帮助我们培养了教员和研究生，还督促我们对本国档案史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这样作的结果，人大的档案专修班扩大成了历史档案系，全国各地都有了经过基本训练的档案工作人员，就使我国档案工作在教育和培养干部方面打下了基础，在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档案局成立以后，我国的档案工作就有了蓬勃的发展。
1956年，国家档案局又聘请了沃尔钦科夫同志为顾问，他对我国档案馆工作和档案事业管理机构的建设方面作了十九次报告，起草了十七个业务指导文件，包括国家档案条例、档案文件保管期限表、国家档案资料利用办法、鉴定和销毁办法等草案，都是我们在开展工作时非常需要的东西，我们正在根据中国的实际经验进行研究，以便陆续采择施行。
此外，中央还有许多部门聘请了苏联专家帮助他们建立各种特殊的档案工作和技术资料工作。
七年来苏联同志给我们写的和介绍的论述苏联档案工作的书籍，经我们翻译出版的（连内部发行的在内）已有十种，共三十一万一千册，其中有的印了四版。苏联档案管理总局和苏联历史档案学院还经常赠给国家档案局和人大历史档案系一些宝贵的材料，单就1957年国家档案局收到的就有四十五种之多。总之，苏联同志对我国的帮助是有求必应的，这些帮助对于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增加了速度，少走了弯路，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我们档案工作者这样作的结果，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八年来虽然学习得还很不好，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确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首先是我们已经确立了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上规定：“国家的全部档案，……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财富。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这一个思想，在旧中国是没有的，那时候各机关档案的管理制度，只是从本机关调阅、查找的便利着眼，学者们寻找档案，也大多只是从本人的需要着眼，以国家的长远的观点来全面建设档案事业的思想还只是少数人的希望；但是在今天这个希望已经实现了。
全国档案人员在几年的实际工作中已经看到，不仅本机关的档案材料经常需要查找、调阅，旧政权机关的档案材料对我们的工作也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一些经验，我们都已经知道，任何机关的档案材料，都必须经过选择根据它的不同价值，按不同的保管期限整理归档，应该永久保存的还要按期送入国家档案馆。同时我们也知道，一切历史档案材料都不能随便销毁，必须集中到国家档案馆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科学的整理，以便研究和利用。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上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这便更明确地肯定了档案工作的意义。目前，全国的档案工作已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各级机关的档案制度和资料制度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历史档案已经开始收集；国家档案馆正在修建；不少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也已经在积极筹备中。自然，要把全国的档案统一地管理起来，使它们各得其所，便于各方面的随时的又长远的利用，这一工作是很复杂的，除了我们继续努力以外，还需要各方面给以帮助。
其次，就是我们已经学到了而且正在推行着苏联档案工作的一套先进经验。在解放以前，我国档案的整理方法是很不统一的。当时采用得最普遍的整理方法是“门、类、纲、目”法和“十进法”，这些方法只适用于图书的整理分类，拿来整理档案是不科学的，还有不少的机关只是按月一小包、每年一大包，没有进行整理。这种不统一、不科学的办法或不加整理的习惯，对于各机关自己查找和调阅档案，已经困难不小，而对于统一管理和最后在国家档案馆集中和利用档案，则是非常不利的。苏联的方法，是以全宗（一个机关的全部档案）为单位，按年代、问题、组织机构等内在联系立卷归档，并把立卷当成文书工作的最后一个工序，由文书部门进行；各机关的档案室应着重保管和组织利用的工作并准备把经过清理鉴定的档案按期移交国家档案馆；档案馆则完全是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是科学研究人员利用档案的机关。这种方法既便于机关查找和调阅，也便于向国家档案馆集中，这是按形成档案材料的自然规律管理档案的方法，是最科学的方法。自从1952年我们学习了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以后，到目前为止，就已经在全国实行开了，由于有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国务院批准发布的一些办法和通则，又使这些方法成了国家机关的制度，所以推行的效果是很快的，不过由于我们的基础太薄，时间还短，档案馆的工作还只在筹备期间，所以在保管和研究利用方面做的工作还少，需要进一步地努力。
第三、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档案机构和一批档案工作的干部。这一套组织就是各机关的档案室、国家档案馆、档案业务管理机构、和档案教育机构。机关档案室是集中管理本机关档案的机构，是机关组织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国家管理档案的基础机构。大多数机关都已经建立了这一机构，少数没有建立的也应该建立起来。中央的或地方的国家档案馆是分地区、分种类集中管理全国档案的机构，是档案事业的中心机构，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档案资料的条件，中心的任务是由它们来担负的。我们已经有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史料整理处和上海、武汉、重庆、沈阳、西安的档案馆筹备处等。档案业务管理机构，除国家档案局外，各省、市、自治区还有档案管理处（科），各中央机关也有设档案局（处、科）的。为了组织和监督全国档案的立卷归档制度和集中、整理、保管和利用等工作，这样的机构是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对此注意不够，散失损坏档案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检查。档案教育机构，在目前还只有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和一些训练班，在历史档案系，已经就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文书学、保管技术学、技术档案、文献公布学、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等科目进行研究，编写教材，正为我国档案科学的研究建立基础。此外，还有“档案工作”杂志，它在培养和团结档案工作干部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随着全国档案工作的开展和档案制度的建立，提出了训练干部的任务。自1952年以来，经过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科学习的干部近五百人，在各地训练班学习过的数千人，经过文件和书刊自学的就更多了。从“档案工作”发行六万余份估计，全国从事档案工作的干部，当在六万人以上。这样一大批干部掌握了或者学习着苏联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绩。加强这些同志的事业心，继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科学知识水平，我国档案工作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总之，我国档案事业这几年来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尽管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有待克服，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在苏联同志帮助之下，确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我回顾这几年档案工作的发展，看到这些成绩的时候，我们对苏联同志的帮助，是十分铭感的。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联系我国实际，正确地运用和推广它们，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解决问题，克服缺点，使我国档案事业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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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道兵感谢苏联专家
铁道兵中将 李寿轩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在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设和成长起来的。在我铁道兵建军初期，以多尔宁、西林、巴格列夫、沙格洛夫为首的几十位苏联专家先后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他们带来铁道兵建设和铁路修复的宝贵经验，这对我军建设和完成铁路修复任务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军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多的时间内，北起松花江桥，南至睦南关的辽阔土地上，共修复和加强线路二千零一十四公里，桥涵一千二百多座，给水五十三座，架设通信线路六万多条公里，部队共涌现出八千多名功臣。我们取得这些成绩，是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苏联专家对工作严肃认真、热情负责的精神，在我军官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代表铁道兵全体指战员，向曾帮助我军工作的苏联专家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铁道兵部队积极参加了祖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在不到四年的时期内，共计完成新建铁路一千二百多公里，恢复铁路四百多公里，部队涌现出二万五千多名功臣模范。在建设的过程中，以梁霍夫斯基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尤其是黎湛线的郁江大桥施工，我们第一次使用气压沉箱作业，苏联专家别洛乌索夫和卡尔滨斯基同志，深入现场，具体指导，纠正了沉箱倾斜事故，保证了黎湛铁路提前通车。苏联著名的大爆破专家契契金同志，指导帮助我们使用了大爆破方法施工，大量节省了人工，减少了工程数量，大大降低了工程造价和缩短了工期，保证了鹤厦铁路提前一年完成。
苏联专家还帮助我们建设了铁道兵学校。学校专家祁洽索夫同志积极的帮助学校建设，编写和提供了大量材料，使铁道兵学校建设成为一个正规化的学校。
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十月革命的光辉旗帜下，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永远并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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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也想说几句话
不久以前，我们有机会在苏联实习了一个时期。当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也想说几句话。
当我们一到了苏联之后，所到工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很快地为我们安排生活和实习的计划，并再三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安排得太好了，我们实在提不出什么，他们却以为我们不好意思。在普斯科夫实习的同志们，住的地方距工厂稍远一点，厂长马上把他的办公室空出来（因为当时工厂里房屋很缺）、要我们的同志们搬进去住；不论是车间实际操作或是理论课，苏联同志们都给了我们很多方便和支持，如车间机床不够使用，他们为了使我们有操作机会，就把一班制改为两班制，或将两班制改为三班制。上理论课时，我们俄文水平较低的同志，不论是听和说都有很多困难，苏联同志则一面耐心教我们俄文，一面用尽办法如画图、作手势等，反复不厌地耐心讲解，直到我们真正听懂了为止。我们在工厂里经常听到他们的领导同志和工人们这样说：“你们是毛泽东派来的好学生，我们如不把你们教好，我们怎能对得起中国的朋友呢？”、“我们能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贡献一份力量，感到无上光荣和幸福”。
厂里对我们的生活照顾也是无微不至。每天三顿饭，饭前、饭后都要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喜欢吃什么，如果我们有人身体不舒适，工厂领导上马上要我们休息或治疗。假期和节日，他们早就为我们安排好休息和游玩的地方。在工厂里和其他公共场所，很多与我们不相识的苏联同志，好像一见如故，非常亲切地找我们谈心，关心地问我们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情况，问我们中国工人和农民生活得如何？当我们给了他们满意的答复时，他们就紧紧握着我们的双手，甚至和我们拥抱起来说：“能干！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能干！”
苏联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丰富，我们经常被邀请观看各种戏剧、影片和歌舞。苏联同志们很好客，我们也经常被邀请作客，他们用非常丰富的午餐或晚餐招待我们。我们在苏联还亲眼看到很多工厂不但为我国制造成套的现代化的设备和装置；还为我国培养成套的技术人员。他们的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启发和教育了我们。
现在，我们正在用苏联同志们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保证，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答谢伟大的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
西南无线电器材厂
胡志仁 胡金满 韩金钊 郑朝孝 赵子义 杨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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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友谊之花
武汉重型机床厂厂长 史梓铭
武汉重型机床厂是苏联全面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之一，是我国第一座重型机床厂。建成以后，将生产八米立式车床、十四米龙门刨床、龙门铣床、螺旋铣床、镗床等重型的金属切削机床。这些产品，以往都是用外汇购买，一台7288型龙门刨床，就需二百多万元。这个工厂急需早日建成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但由于技术复杂、经验不足等原因，所以原来分三段设计、两期建设，1960年全面投入生产。之后，经苏联有关方面建议改为两段设计，提前一年半，1958年第三季度全面投入生产，提早供应国家对重型机床愈来愈多的需要。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设计和设备的供应赶不上。但是，苏联很支持我们加快速度，决定设计图纸提早一年到一年半交付，设备除个别重大型设备因生产周期长供应稍晚以外，其他全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苏联这种及时的援助，对我们全厂职工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武汉重型机床厂一共有五十八个工程项目，从1956年2月开始兴建厂区建筑工程，一年多以来，已基本竣工的有三十八个，正在施工的十二个。全厂二十二个车间，已经有九个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的确，毫不夸大的说，这个成就是中苏两国人民用劳动培植起来的一朵友谊之花。苏联不仅为我们设计了工厂，供给我们许多主要的机器设备，供给产品设计图纸，工艺文件，生产组织设计等重要技术资料，还从选择厂址开始，陆续派来了专家具体指导我们的工作。现在有专家工作组组长巴杜林同志和设计师、工艺师等十五位专家在厂工作，他们都是技术优良、认真负责、视厂如家的人。
当今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全厂专家也进行了讨论，从设计、设备材料代用方面作了具体考虑。今年以来，专家提出的重要建议，改进了我们的工作，还节约了一十七万六千元（可以直接计算的），钢材一百二十吨。
总之，苏联人民、苏联专家的帮助，是使我们永远忘记不了的。我们要把中苏两国人民用劳动培植起来的友谊之花——武汉重型机床厂建成建好，用生产优良的产品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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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副总理接见印度北方邦邦议员
新华社10日讯 陈毅副总理在今天上午接见了印度北方邦邦议员高文·沙海。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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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王国文化新闻代表团来京
新华社乌鲁木齐9日电 前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观访问的阿富汗王国文化新闻代表团一行四人，8日离开乌鲁木齐去北京。
客人们是在5日到乌鲁木齐的。他们在这里曾参观了一些工厂、学校和水利工程，访问了郊区农民和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族城市居民。代表团还通过带来的彩色纪录片，向自治区一些文化和新闻工作者介绍了阿富汗王国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概况。
代表团临行前，自治区文化厅曾设宴招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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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音乐家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9日讯 由十人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音乐家代表团，9日下午坐飞机到达北京。代表团是根据中捷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来我国访问的，11日将在北京举行首次演出。
代表团由团长、斯洛伐克教育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弗·胡希卡和副团长、布拉格国家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家玛·克诺特柯娃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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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生代表团赴埃、叙访问
新华社10日讯 执行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中叙文化合作协定赴埃及和叙利亚访问的中国学生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长张定率领下于10日乘机离京赴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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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是怎样教育年青一代的
——记苏联国民教育展览会
本报记者 彭利钊
在北京举行的苏联国民教育展览会，以丰富的材料，全面系统地告诉我们沙皇统治的俄国，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不识字，五分之四的少年儿童被关在学校门外，但是，在苏维埃年代里，苏联从一个落后的、无文化的农业国家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化的、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教育的国家。苏联宪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全体苏联公民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为了保证苏联公民能够享有这项权利，苏联政府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学校，实施免费教育。1956—1957学年，苏联有各种类型的普通学校二十一万三千多所，其中中学数目由1914—1915学年的两千二百九十六所增加到三万七千所。苏联的高等学校在革命前只有一百零五所，学生只有十二万七千人；现在有七百六十七所高等学校，学生有两百万零一千人。现在，苏联就学人数有五千多万人。全国用五十九种语言，进行普及义务教育。苏联的四十八个民族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
幼儿教育
苏联儿童从三岁开始，就被送到幼儿园里去。展出的照片生动地反映了幼儿园儿童的幸福生活。早晨，妈妈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里，教师站在门口含笑迎接。教师根据儿童不同的年龄，通过饲养小动物、浇花、打扫清洁、给布娃娃做衣服等，……使儿童受到劳动教育。幼儿园注意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儿童，还运用各种方法培养儿童智力的发展。在一张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姑娘用手撑着小脸蛋，一本正经扳着指头做第一道算题。孩子们就是这样为进入一年级学习做好了准备。
劳动教育
苏联普通学校的目的是培养有文化、有教养、全面发展、热爱劳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苏联国民教育体系包括当前教育机构，各种类型的普通学校，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普通学校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基本环节，各个普通学校的教学，都是按照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来进行的。在“苏联学校的教学与教育内容”这部分的文字材料和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学校十分重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这种教育是通过各个学科教学、专设课程、生产参观实习、社会公益劳动和课外科学技术小组等来进行的。为了加强综合技术教育，各年级都设有不同的专设课程。他们除在教学实习工厂和教学实习园地实习外，还要到工厂、农业机器站和集体农庄去进行生产实习参观。除此以外，学校里还组织学生到集体农庄帮助庄员们照料家畜，修补水坝、池塘，这样不仅使学生获得了文化知识，而且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能。
多采的学校生活
许多照片说明了苏联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体育锻炼。体育课是按照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与智育、德育、美育及综合技术教育密切配合进行的。少年儿童通过各级劳卫制的锻炼，他们的身体得到了全面的训练，身心得到了正常的发展。苏联在普通教育中，美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这里展出了许多学生的优美图画和各种手工艺品。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想像力，除了上音乐、绘画课外，还举行各种文娱观摩会演、体育竞赛大会。苏联政府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课外读物，专门成立了“儿童读物研究所”。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四十年来，国家为孩子们出版了十六亿两千多万册儿童读物，五十二种少先队报纸和杂志，一百一十四种共青团报纸。作家、诗人经常和小读者们见面谈心。
校外儿童教育
在介绍苏联校外儿童教育机构的部分，从文字和照片上，我们知道，在苏联到处可以看到少年宫、少年之家、儿童剧院、儿童旅行站、儿童影院、儿童木偶剧院、儿童公园、儿童图书馆和儿童铁路等等，苏联政府为了发挥儿童的创造力，扩大儿童的视野，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现在，苏联有两千三百八十二个少年之家和少年宫，四百七十二个少年技术家站和少年自然科学家站，还有儿童旅行站，儿童公园，儿童图书馆，儿童剧院，儿童铁路。学生校外活动是配合课堂教学来进行的。在展出的照片里，特别介绍了“少年自然科学家”中央站，它协助学校和少先队把少年儿童培养成热爱劳动、热爱农业的好孩子。
在介绍苏联扫除文盲和工农业余教育的部分中，我们看到从1919年12月26日，苏联政府发布第一个扫除文盲法令以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生动说明。
苏联国民教育展览会引起了我国教育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将要认真地全面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来改进我国的教育工作。（附图片）
第一道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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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联重视医学文化的科学精神
中医研究院副院长 朱琏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带给全世界人类以无限的幸运。在已往的四十年中，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坚强不屈地摧毁了一切障碍，克服了种种艰难，对人类幸福生活作出了一系列的伟大贡献，这种伟大贡献现在仍继续不断地扩大与发展着，数不清的事实，像冬天早晨的太阳一样，温暖而光芒四射地照耀着世界，被一切善良的人们所公认。在这里我仅以苏联积极推行和研究我国针灸疗法为例，说明苏联重视我国医学文化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结合我国古代医学又将对人类保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针灸疗法是我国医学文化中的历史遗产，它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流传于民间，历来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后，针灸疗法进一步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随着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日益巩固、文化交流日益发展，针灸疗法也已传到苏联，而且迅速有效地开展了工作。
苏联医学界没有以针灸疗法古老陈旧和工具简便而鄙视，相反地予以十分重视。当1951年，人民日报登载了有关推行与研究整理针灸疗法的消息和文章之后，不久，当时的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柯诺瓦洛夫教授就来信表示苏联医学界对中国古代医学极感兴趣。先后担任我国卫生部苏联专家组组长的比阔夫教授、捷多夫教授、波尔德列夫教授、柯切尔金教授等，在许多会议上都曾表示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和政府提出的“团结中西医，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的政策方针，并且也作过对中国古代医学看法的专门性的报告。1951年以来，苏联保健部长科夫里金娜、乌兹别克保健部长萨加托长和以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克洛特科夫为首的医学代表团和一些苏联医学专家们，在来我国访问时，也一定要到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重点参观，他们一致认为针灸疗法不仅是一种治病的方法，而且它具有深奥的理论，颇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例如科夫里金娜部长说：针灸疗法是中国的古代医学，它已经过无数中国人民的考验，有其丰富的内容和治病的独特长处，是无可置疑的；针灸疗法的祖国是中国，中国医学界有责任把它以容易理解的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国，更重要的是研究它的治病原理，以指导别的国家；苏联医学界也同样有责任学习针灸疗法并帮助进行科学研究。她当时委托在我国卫生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组长波尔德列夫教授，负责组织所有在北京的苏联医学家学习和研究针灸疗法。此后，苏联保健部通过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又派来了专门考察和学习针灸的专家（而且还拟陆续再派专家来）。在京的数十位苏联医学家也都同针灸研究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了解和掌握了针灸治病的基本操作，如北京医学院苏联顾问——病理生理学家费奥德洛夫、北京医院苏联神经学家卢谢茨基等许多教授，都切切实实地到针灸研究所参加临床治疗工作，并帮助针灸研究所的医生们获得了许多病理生理学和神经学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许多动物实验的方法。
不难看出，苏联对于医学文化的重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出发的。他们不仅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以重视，同时也毫无犹豫地见诸实际行动。这种对待医学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苏联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修养和文化修养，那种虚心学习和忘我地刻苦钻研的精神，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和启发。例如去年苏联保健部派来考察和学习针灸的三位医学家——教授德柯琴斯卡娅、副博士乌索娃和奥辛波娃，她们负有在苏联传播推行中国针灸疗法的使命，预定在几个月内要完成十多项繁重任务。别的不说，单以熟练针灸技术重点地用于治疗三十多种疾病来说，首先必须把人体上七百个针灸穴位摸熟，三百七十多个穴名要用北京音讲出，就不是轻易的事了，可是在她们夜以继日的辛勤努力下，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她们不仅严格地注意技术方法和点滴经验的学习，而且更注意针灸治病作用机制的理论钻研。她们细心地听取我们介绍我国古代医学的“阴阳”平衡论和针灸治病的“补泻”论，分析研究我们从临床经验中提出的针灸作用于“激发和调整神经系统的调节机能和管制机能”的治病原理的基本概念；并且在临床治病中，随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某些定律的评价，同中国医生们讨论。如对针灸可治失眠症，她们认为这很符合伊凡·巴甫洛夫学说所指出的正常内抑制的产生；又如对古代针灸操作的“补泻”法，我们结合临床现象及其一般性的效果归结为“抑制法”和“兴奋法”，当她们在临床治疗中仔细观察病情和病人的反应以后，她们认为这很符合维金斯基的机能性和间生态生理学说。总之，她们认为针灸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远景是开阔的，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部门——生理、病理、解剖、组织及医学的其他基础学与临床学的各学科——更有不容置疑的好处。
她们之所以不鄙视古老的针灸疗法及其工具简单、反认为是珍贵；她们之所以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重视、而且切实地深入实际；她们之所以不仅重视技术操作和点滴经验、同时更注意理论钻研，这正是她们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诲：“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末我们必然地得到唯物主义”。也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去对待一切事物，才会有真正的科学观点。
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我国的针灸疗法已在苏联日渐地广泛推行和展开研究了。从上述的三位医学家回国以后，到目前为止，不过一年多时间，已在规模宏大的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包特金医院、列宁格勒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等处，都开办了医师针灸训练班，并且在这些机构中以及莫斯科大学第八分诊所、弗沦津斯区第二十六分诊所等二十多个医疗机构中，都开展了针灸临床治疗工作，并且对不少疾病获得良好效果。在展开针灸临床治疗与培养针灸人才的同时，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较广泛地开展了针灸研究工作。例如，列宁格勒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内，今年2月间成立了针灸实验室和研究针灸的电气生理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的有神经病学、精神病学、电气生理学以及临床医学等各方面的专家，他们都已掌握了针灸疗法的基本操作，并且用最新式的科学仪器，或作动物实验，或配合临床治疗，从各个具体问题入手进行针灸的研究。在动物实验方面，已作了针灸对血液影响的研究；也已进行了针灸“抑制法”和“兴奋法”手法的神经反射机能的观察，初步发现两种基本手法在反射波的长短上是有所不同的。在配合临床治疗方面，利用多种新式仪器，可以观察到针灸治疗时对于患者的中央神经、心脏血管、肌肉运动等三个方面在同一个时间内所产生的影响。在同一个时间内，也可以观察到针灸对于患者的中央神经、呼吸、体温、出汗等四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上述这些研究工作的进行，不论作动物实验或是配合为病人治病，在针灸进行前、后以及进行的当时，对机体各个系统都十分严肃细心地进行了观察，因此，研究所得的结果是确切可靠的。最近，苏联保健部还决定在医学科学院成立针灸研究机构，将有各科医学专家参加。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苏联把我国的针灸疗法竟然推行得如此迅速有效，除了充分证明由于共产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明呢？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针灸疗法在国内已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某些仪器设备和理论技术知识等条件的限制，进一步使针灸疗法系统化、科学化，提高其科学理论来指导临床实际，还要作许多努力。我们感谢许多苏联专家对我国针灸研究工作的关怀，他们使我们在研究方面更有了信心。如生理学家费奥德洛夫教授对我国医生用荷兰鼠作针灸对肺结核的影响的研究的意见，和神经学家鲁茨斯基教授从脊髓灰白质类的原理上及病理解剖上作了详尽的解释，对我们的研究是有益的。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中苏两国坚固的友好合作之中，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思想为基础，有苏联先进的巴甫洛夫学说理论指导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指导等的援助，将使针灸疗法进一步发展，更有系统的更高度的科学化，对人类疾病的预防与医疗上提出新的理论，其前途是光明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