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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鸣大放，边整边改，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既要解决一般性的问题 又要抓住生产上的关键
本报讯 陕西地区工厂、矿山、交通和基本建设单位在发动职工大鸣大放的同时，认真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
各工矿企业都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人员负责的处理问题小组，首先对职工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群众最关心的、也比较容易解决的一般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对有关本企业生产上关键性的问题也认真进行了研究解决。
不少企业的领导人员接受群众意见，改变了领导作风。西北工程管理局运输公司职工意见最多的是该公司领导人员喜欢坐办公室听汇报，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深入下层去帮助解决问题。
各单位在改进工作中由于充分依靠了群众，就使一些问题在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下得到了迅速的解决。陇西铸锻厂准备根据群众要求在食堂内附设小吃部，原来估计需要六个炊事员和五百元的周转资金，但经过炊事员们研究，只需抽出三个炊事员，再拿出二百元的周转资金，就可以办一个不错的小吃部。
不少单位由于认真接受了群众的意见，解决职工提出的问题，不仅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而且使企业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 生气勃勃的局面，很多单位职工主动地加强了团结，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从而大大的推动了生产和工作。如三里洞煤矿由于解决了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到9月20日该矿就完成月计划的82％，14日采煤区产煤七百七十九吨，创造了该矿开始生产以来的最高纪录。宝鸡铁路车号室自今年2月到8月，连续完不成火车停留时间指标，但自9月上、中旬调整劳动组织以后，即超额22.4％完成了计划指标，在二十天中即为国家节约了三万三千多元。（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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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太原市委深入领导 帮助各厂矿改进工作
新华社太原4日电 中共太原市委帮助各个企业单位在整风运动中认真改进工作。
各工业企业在市委帮助下，已经妥善地处理了许多来自群众的批评意见。根据群众意见，许多单位修订了过去一些不尽合理的领导制度，压缩了过多的会议，让领导干部有更多的时间深入下层，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关键问题。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党委委员们明确地分工，每人要和几个非党工程师、车间主任、科长、技术员保持经常的联系和接触。太原化学二公司、太原矿山机器厂等七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决定在群众来访接待室（站）轮流值班，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各个企业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已经普遍形成制度。太原钢铁厂领导干部在铸锭工段和工人一起劳动时，发现清碴工劳动强度过大，也不能按时清理矿碴，影响按时出钢，第二天就调整了劳动组织，增加了清碴工。工人们说：“现在领导干部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在处理群众意见时，太原市委还帮助许多单位解决了需要兄弟厂协作才能办到的问题。如群众提出不少承建工程的单位和建厂单位有“扯皮”现象，问题很难解决，市委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为双方调解，解决困难，并发动双方组织了“工地联合办公室”，使工程进度加快。太原市委还充分运用“整风简报”，及时向各单位提出当前改进工作的方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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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少数民族职工的意见
本报讯 克拉玛依矿务局在整风当中，积极地改进工作。
过去钻井时，地质部门为了取岩心，收集地质资料，了解地层变化情况，往往要求停钻；但井队人员为了争取较多的进尺，要求继续钻进，往往忽视井壁取心。这个矛盾存在已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钻井处指定该局总工程师和主任地质师负责研究。经过多方面采取技术措施，已使钻井进尺和取岩心的工作都完成得比较好。第二季度的岩心收获率由第一季度的32.2％提高到45％，钻井进尺也完成了101.4％。为了保证工人安全生产，矿务局给钻井、井架安装等部门工人发了铝制的安全帽。
矿务局和党委会也注意及时解决少数民族职工提出的批评和意见。矿区的维吾尔族职工在少数民族职工中占多数，但过去矿务局在行文方面，多用汉文，使工作受到一定影响。调整了翻译员和维吾尔文打字员后，现在除了一些技术性的文件还不能翻译外，其他文件都有维吾尔文。同时，提拔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充实了各单位的领导，使少数民族工人的意见能够及时反映给领导。
（新疆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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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设置专门机构处理群众建议
紫坭厂根据问题的缓急采取限期改进办法
新华社广州5日电 广东省顺德、东莞、紫坭、市头、中山、南海、北街和惠阳等八家日榨一千到三千吨甘蔗的大糖厂，目前已先后在职工中展开了大鸣大放。
各厂职工在鸣放中纷纷通过大字报，座谈会，个别交谈，以及三五成群自由组合的鸣放小组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批评和意见涉及的范围很广，企业管理、财务工作、生活福利、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职工间相互意见等都有，绝大多数意见都是要求积极改进工作、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各厂领导很重视职工提出的批评意见，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研究和处理。紫坭糖厂职工批评厂的领导生产管理不善，价值一万元的落糖码头建成后没有搭天棚，任凭风吹雨打。经大字报批评后，厂长即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厂职工提出的二千三百八十二条意见已经处理得到解决的有五百多条。工厂还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提出了限期改进的办法。顺德糖厂领导分析研究了职工提出的八百多条意见后，也已处理和解决了其中较大的问题一百多条。中山糖厂职工使用的水很污浊，要下白矾才能用，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大家意见很多。现在厂的领导已经决定在10月份内兴建滤水池，保证职工用水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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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简化机构 改进管理
据新华社讯 上海市三十二个国营商业专业公司在整风运动中积极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职工们提出的两万多条有关经营管理的批评和意见，目前已经有一千多条解决，有三千多条正在处理，其余的也正在加紧研究。
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问题上，蔬菜公司根据目前业务情况，撤销了四个酱菜批发部和一个蔬菜批发部，抽出人员支援人手缺乏的区店和酱菜加工场，提高它们的经营水平。食品杂货公司根据职工意见，把原来的进货组和销货组按经营商品改为酱菜组和干菜组。过去进、销双方联系不够密切，遇到商品积压或脱销时，彼此抱怨。现在两个组都实行进销合一的工作制度，两个月来没有发生过人为的商品积压或脱销现象，两个组的职工团结无间，遇事便相互商量。
许多商品经营上的问题在整风运动中也获得了解决。服装公司职工批评领导方面购进海力斯呢时贪多图大，市场需要时又保守惜售，使三万六千公尺海力斯呢在仓库里积压半年之久，影响了国家资金周转。公司领导方面接受批评，已经把两万三千公尺调到商店，组织推销，并且规定今后业务科的进货计划必须经过财务科审查，执行过程中也由财务科检查督促，以做到既保证供应，又避免积压。百货公司积压剃须刀片四十多万片，部分已经生锈，职工们以前建议降价出售时，领导方面没有引起重视。这次整风运动中又有人提出这个意见，公司领导方面已经加以采纳。有些单位根据职工意见改进了加工、采购工作，使商品更加适合消费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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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气在上升
本报记者 黄向青
近几个月来，记者在广东农村的所见所闻中，深深感觉前后迥然不同的是我们的一些乡社干部在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
还在6、7月间，在花县，我听到有些乡、社干部情绪低落，劲头不高。象山社就有一个干部这样表示：谁愿替他当干部，他宁愿给谁六十块钱。塱中社的主任也曾唉声叹气地说：“社员愈来愈不像话，干部愈来愈难当，再过两年，我们家里失火，也不用希望社员来救啦！”原来，在他们的社里，正上升着一股邪气，社里在传播着这样的声浪：“政府卡死粮食，农民吃不饱饿不坏！”“合作社不自由，当社员不如当长工，”等等。有个别地方，如炭保乡塱西社，还发生社主任被包围喝打的情事。这些乡社的干部腰干儿有点直不起来。他们不明白邪气从何而来，也没听清叫嚷的都是谁，只模糊地笼统地感到：农民同党疏远了！社的领导工作一天难似一天。
其实，在那时候，即使是在这样的乡里，如果冷静地观察一下，就会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有强迫命令作风的干部跟一个社员闹翻了，这个社员在气愤之下，抓起禾杈对着干部。但是，在这一触即发的当儿，社员并没有真地干起来，只气冲冲地说道：“要不念共产党的恩情，真会揍你一顿。”有一次，我在鸭湖社跟一个老婆婆扯谈。我问她对社和干部们的意见，她这样对我说：“如果不是有了社，不是这些干部上山下河、不顾吃、不顾睡、白天黑夜地干，我们过不了去年的旱灾！”接着又愤愤地说：“不过嘛，一种米养百样人，再好，也有人讲坏话。那些人，管他干吗！”虽然这仅仅是片断的见闻，你可以体味出，我们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是多么深厚，扎下的根是多么地牢固！
花县开展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后，局面改观了，教育的办法是具体分析情况，首先使这些干部们擦亮眼睛，清醒头脑。
就以那个社主任认为“社员愈来愈不像话”的塱中社来说吧。干部们对每一个社员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是：在一百六十四户贫农社员当中，拥护社会主义服从指挥的，就有一百四十八户，占贫农阶层的80％以上；调皮的只有十七户，其中二户是释放犯，三户是曾被管制过的坏分子，五户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七户是对现实不满的。在十八户中农社员中，有十六户是抱着中间态度的，他们一方面说共产党政治好，一方面觉得在经济上对他们卡得太死；只有二户对党严重不满，其中一户是富农降为中农的，一户是过去开设赌摊和放高利贷的。在四十一户原地主、富农中，除二户表面比较老实外，其余的一般都极为反动。这情况是有代表性的。恩平县干部开会时分析的结果：全县农民有65％积极拥护党、坚决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有29％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仍有点犹豫，只有极少数原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个别富裕中农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塱西社，他们经过情况分析，就发现了包围喝打社主任的只是那一小撮怀念国民党的原来的反动党员。
但是，为什么也有些贫农在叫喊“今不如昔”，叫喊“粮食不够”呢？经过分析，干部们也明白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受到影响跟着嚷嚷的，一些人则是富农思想有了发展。比如花县炭保乡贫农黄金棠，解放前讨吃，现在顿顿白米饭，可是他也喊“比不上从前”，说“过去讨饭也吃得饱，如今粮食受限制”。新会县百顷乡六社每人粮食六百斤了，但还喊不够吃。经检查，在二百七十三户中，就有一百二十三户都留有陈粮三箩以上。
这样一来，干部们恍然大悟了！他们说：“合作化以后，眼睛里只看见一律都是社员，却没有看到有各种不同的社员，不同的思想”。他们看到了力量的所在，认识了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依靠的。同时也认识了必须首先提高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让他们从迷惑中清醒过来。
怎样对群众进行教育呢？花县炭保乡的办法是引导他们回忆对比：什么时候饿死人？什么时候讨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什么时候穿破穿烂的多？什么时候乡里读书上学的人多？解放前交租给谁，用来做什么？现在交粮给谁，用来做什么？解放前后国家建设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个乡新太社九十七户贫农在讨论的时候一凑：解放前村里饿死的就有十四人，卖儿卖女的十五人，讨饭求乞的四人，有七十户吃野菜过荒月，八户逃荒，有五人因迫于贫困偷东西而被打死，还有十七人在旧社会因学会抽大烟、赌博而致倾家荡产。而现在呢？不但家家户户吃上饭穿上衣，病了有药吃，而且全部贫农的子弟都能上学读书，有十一个已读上中学了。贫农许杏说：“解放前我家没饭吃，卖了两个女儿，丈夫又饿死了，解放后翻了身，入了社，连年天灾，也有饭吃，可现在还是那么思想糊涂，真是翻身忘本！”谈着谈着，就逐渐揭开了真相，原来带头叫苦闹事的，都是地主 富农以及当过伪乡保长、投机商人的那一路货，还有就是想“单门发财”的上中农。于是，农民们都说：“往后不要再上当，要跟破坏我们社的坏家伙作斗争”。
经过对群众进行教育，许多农业社揭发了地主进行反攻倒算的阴谋和破坏言行。于是，煽动闹社的也被孤立起来了；有些曾经要求退社的农民，不退了；退了的，又回来了。以潮阳县来说，这时期，不但有一万三千多户退了社的回了社，还有三百五十五户单干户新入了社。这个县石船乡垮了的十三个社恢复了，另还新建两个社，吸收了单干户二百五十六户。
觉悟提高了的农民，是那么坚决地为维护社的利益同破坏者作斗争。澄海县许多农业社社员，不但在几百人、成千人参加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驳斥反动谬论，有些社员还随时随地同不怀好意的人进行斗争。有一次，在这个县凤窖社的晒谷场上，原来的伪乡长陈其梅的老婆故意阴声怪气地自叹道：“唉！现在比以前惨呀！我们妇女家也得跟男人一样劳死！”她满以为可以引起一同干活的妇女们的附和，那晓得，话还未了，就被妇女们包围起来了。贫农宏武嫂气愤地冲她说：“谁跟你这乡长奶奶一样，不劳动，吃剥削。”其他妇女也七口八舌，直把个乡长奶奶驳得抬不起头来。
以上这些，还是农村里大规模展开辩论前夕，一部分乡、社的情况呢！目前，全省各地正在召开干部会议，准备领导群众进行大辩论。从过去的这些乡、社的情况看来，我们完全有信心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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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几次辩论会 胜读十年书
第一机械工业部反右派说理斗争深入开展
本报讯 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关七千多职工，三个多月来，根据大量事实和右派分子进行说理辩论的结果，已有效地粉碎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个部的反右派斗争是在部的中心战场、局司的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有机配合齐头并进中全面展开的。如机械科学研究院全体职工继批判雷天觉之后，又对该院工程师、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恽震展开揭露和批判。恽震解放前长期充当官僚资本家代表、伪资源委员会驻美总代表，一贯仇视人民事业。大鸣大放中，他曾放出一系列毒箭，并曾上书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称赞储安平的谬论“很大胆、很尖锐、很中肯”。他的右派言行激起同志们的无比愤怒，遭到猛力反击。
四局右派分子刘焕东是该局工程师、农工民主党支部委员。在四局全体职工批判后，继在民盟和农工党支部中集力围攻，现已词穷理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章罗联盟的一员。机械科学研究院右派分子雷天觉在8月初全部职工大会批判后，又在院内连日小会大会的围攻，现不得不开始表示悔罪要求改造。在部直接掌握的汽车局和设计总局联合战场上，曾连续开会批判汽车局研究所翻译室副主任张光华“今不如昔”的谬论。对设计总局青年技术员丁忠宝向党进攻的“万言书”也进行了严正批驳。丁忠宝在大鸣大放的高潮时上书党中央进行挑战。并对解放以来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竭尽其歪曲渲染的能事，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辩论会上同志们以大量资料和系统的分析进行驳斥，会上也据理批驳了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没有绝对贫困化”；和“二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没有经济危机”的滥言。党内右派分子赵松飞、刘炳骥、周泰宝也和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他们的反党言行，遭到同志们的批驳围剿。
在斗争往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右派内部分化，不断揭发出隐藏较深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如二局机床研究所就揭发出以曾声铮、梁铭常联盟的小集团组织。
反右派斗争不仅是粉碎了右派，而且也大大地教育了机关干部。如为要批判“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这一谬论，有的同志到北京图书馆阅读资料，甚至把1927年全国粮食数字都翻出来了。设计总局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在和右派言论展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时，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空前浓厚，翻译室的同志自动买了一些经典著作。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在反击右派斗争中，关心政治学习理论。在批判雷天觉的大会上，和雷关系很深的三局总工程师听了大家的揭发和批判后，也起来要求发言批判。平时受雷迷惑的一些青年，在斗争中愈来愈多地起来揭发。
另外，该部的大字报、黑板报有力配合了反右派斗争。
为了武装群众，部局整风领导小组也印发了各种参考文件，定期向群众做报告。各单位都组织了理论研究组，帮助群众有系统地批判各种右派论点。许多群众反映：“说理大会对右派是战场，对自己是课堂”，“几次辩论会，胜读十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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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中国科学院揭发党内右派分子顾准
中国科学院揭发出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顾准。
鸣放期间他对党恶毒攻击。诬蔑党的领导作风是任心所欲，有始无终，一阵风，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讥讽那些服从领导，对党忠心耿耿的干部。他说“党培养和依靠的是服服贴贴不动脑筋的干部，领导说左就左，领导说右就右，毫无独立主见可言”。他为“三反”运动中受处分的人和肃反对象鸣“不平”。
顾准对右派言行深表同情，说这些右派言论说出了他自己多年没有说出的话。在被右派分子弄得烟雾弥漫的日子里，他却得意地说：“现在即使‘大和尚’想出来认一下错以平民愤也已办不到了……”。
顾准自1935年入党以来，长期对党不满，向党闹独立性，屡犯错误，屡教不改。自从1952年在上海“三反”运动中，由于他阻碍运动开展撤销了他的华东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等职务以后，他对党越加仇恨，声言今后“不靠党员这块招牌吃饭”，“做官不成，就当学者”。他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教条，自己不学政治理论，还煽动别人也不学习。
中国科学院对这个右派分子正在继续进行揭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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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同罗隆基拉拢勾结陈碧笙承认有罪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研究员右派分子陈碧笙，1951年到北京开会，罗隆基曾告诉他说，共产党最现实，你有多少实力他就重视你到什么程度。吩咐陈回福建后要设据点，搞实力。从此，陈碧笙就成为罗隆基集团在福建的代理人。
鸣放期间，陈碧笙在中共厦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大肆放毒，挑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诬蔑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恶婆婆和媳妇的关系。他提出向共产党要三权：用人权（不受国家人事制度约束的用人权）、发言权（篡改民主党派报刊的政治路线）、财政权（搞一笔反党活动经费）。
陈碧笙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有危险性，说民主党派应起保险丝的作用，当“监察御史”。他极力主张民盟大发展，吸收中间、落后分子，使民盟与党分庭抗礼。陈碧笙还力图篡夺党对科学文教的领导权，叫嚣党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并公开响应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谬论，主张民盟应在文教工作中起领导和设计作用，农工民主党应在科技卫生工作中起领导、设计作用。
在群众的正义斗争下，陈碧笙不得不承认他和罗隆基互相拉拢勾结，有反动的政治关系，承认自己是一贯反共的右派分子。
（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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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蔡衍吉是章记毒品贩卖者
厦门市工商界揪出一个人们称之为章乃器毒品的贩卖者、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委兼厦门市工商联主委、厦门市副市长右派分子蔡衍吉。
蔡衍吉极力对工人阶级施以诋毁和攻击。他说：厦门的工人阶级比资本家还坏。工人阶级有两面性，比资本家更落后。工人根本没有资格领导资本家。蔡衍吉还主张在合营企业中不要提公私关系，而应强调共事关系。
蔡衍吉对三大改造政策多方进行诬蔑。他说农业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粮食统购统销搞得农民没饭吃；手工业合作化是“一团糟”；四马分肥政策是“四马分肥一马瘦（指资产阶级）”；国营企业办不好，“一文钱不值”。蔡衍吉大肆攻击肃反运动，到处搜集点火材料；扬言要和法院“清算”。他说“民主人士要做梁山泊上的黑旋风李逵抡起双斧，不要做大观园中的林黛玉寄人篱下。”煽动别人向党进攻。蔡衍吉还嚣张地威胁揭发他的人。这一切更加暴露了蔡衍吉的反动面目，使得广大群众更加愤慨，一致和他进行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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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何篆妄图篡夺青海日报
青海日报社已经把深藏在幕后指挥的右派分子何篆揭露出来。
何篆是青海日报的编辑。他为了实现进入报社编委会，篡改青海日报政治方向的阴谋，在幕后指挥着一些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狂妄进攻。他首先煽动报社内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现在企图翻案的人，说“报社肃反的善后工作做得不好，以前共产党错打了人，为了证明他打一个嘴巴没有打错，他还要打你第二个嘴巴。”他们对以往报纸的成绩及编委会的领导全盘否定，他诬蔑编委会的成员都不称职。他提议“应扩大编委会。”妄想自己也参加进去。反右派斗争开始，他这个幕后主谋者的伪装完全被揭开了。何篆的反共反人民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前，何篆在上海“爵禄舞厅”为日、汪服务，同日本宪兵、浪人、汉奸、特务往来频繁。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摇身一变当了伪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和平日报”的记者。解放后混入了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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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数字与事实
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驳右派分子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
甲、职工方面
一、平均工资的增长项目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6为1952年％平均货币工资（元） 445.9 495.8 518.6 534.1 610 137发展速度（环比） — 111.2 104.6 103.0 114
二、平均消费额的提高年份 1936年 1952年 1956年 1956为1936年％平均消费额（元） 130 167.7 199.8 153.7
三、职工实物消费量的增长品名 1929—1930年（上海）1956年（二十七 个大中城市） 1956年为1930年的％粮食（斤） 272.6 331.89 121.7猪肉（斤） 8 11.53 144.1棉布（尺） 16.38 35.06 214.0
除了上表所列各项以外，1956年国家机关文教部门中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达661.3万人，比1952年的400万人增加了65％以上。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达741万人，比1952年的330万人增加了124.5％。从1952年到1956年国家为职工建筑的住宅面积达7，300多万平方公尺，按1956年全国职工人数计算，每人平均到三平方公尺。此外，国家用于增加职工收入的工资附加费、奖金基金、房租补贴和交通费补贴等开支，1952年为6.6亿元，1956年增至22.5亿元，等于工资总额的14％。
乙、农民方面
一、农民购买力和消费额的增长项 目 1936年 1950年 1952年 1956年购买力总额 81亿元 191亿元每人平均购买力 16.5元 — 35.5元实物消费额 61.2元 — 72.8元 84.2元
注：实物消费额中包括农民自给性消费部分，并按可比价格计算
二、农村每一人口平均实物消费量的增长
品 名 1949年 1956年 1956年比1949年增长％
粮食（斤） 330 488 47.9
植物油（斤）1.7 3.8 123.5
猪肉（斤） 6.9 7.7 11.6
食盐（斤） 8.2 11.4 39.0
食糖（斤） 0.3 1.7 466.7
棉布（尺） 6.9 20.0 189.9
以上材料说明工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是普遍提高了。生活水平降低的只有极少数旧社会的剥削者，而这种降低是完全应该的。
（本报国内资料组）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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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招”旧大公报之“魂”么？
长江
袁毓明等右派分子要“招”旧 大公报之“魂”，据说是旧大公报有许多优良传统，值得继承，因此，他们想恢复旧大公报。当然，旧大公报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人的劳动，是有一些可用的点滴经验的。但是作为旧大公报“灵魂”的东西，却是十分反动，应当和国民党反动政权一样，坚决地加以埋葬。
旧大公报的灵魂是什么？表面上是“独立的民间报纸”，就它的主要历史阶段说，实际上是一张善于投机、善于伪装的忠实于蒋介石政权的报纸。这个报的工作人员中有些进步和中间人士，但那时报纸的最主要的领导人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我可以举几个我亲自经历的事实。
1935年我开始作天津大公报的旅行记者，那时我对大公报是有些好感的。我曾当面要求那时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给我一些指示。
我问他：“作新闻记者最主要的修养是什么？”
“诚”。他想了一会才说。而且继续发挥了一通“大公无私”的道理。
当时，我觉得他的话很有些道理。正如当时许多善良而天真的读者对大公报的印象一样。
1937年3月，我从延安回上海，向胡政之报告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和西安事变的真象，并且主张大公报应据实发表这个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情况。这本来是一件难事，因为在西安事变期间，大公报曾发表许多诬蔑共产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报道，并发表了一些反对西安事变的社论，国民党曾用飞机向西安一带投掷这个时期的大公报，西北一带那时对大公报十分反感。胡政之对我的报告和建议犹豫了一阵。但他再三问明了蒋介石是否真的被迫答应了停止内战、准备抗日之后，他决定一反大公报当时的态度，发表了关于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道。
我当时和许多读者一样，觉得大公报到底不平常。
1937年10月，日军已占领了北平、天津，并且已占领了上海。上海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租界区，已成日军包围的一座孤岛。胡政之又约我谈了一次话：
“我们已成民族的罪人了。”他颓然地望了望我。
“为什么？”我奇怪地问。
“我们主张抗日，把国家‘抗’成这个样子，眼看就要亡国。我们不是千秋万世的罪人么？”很显然，他悔恨他在那年上半年投机性的决定了。
“抗日刚才开始，怎么就悲观起来了呢？主张抗日，又有什么错呢？”我奇怪他的态度变得这样快。
“好吧！你自己考虑。”他结束了他的谈话。
1938年秋，武汉已经准备撤退了，反共的逆流正在抬头，那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言论十分嚣张。那时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要我学写社评，我就写了一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反对“一个党”的主张。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就把这篇文章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发表了。张季鸾很不高兴，约我谈话：
“你为什么发表这样的主张？！”他严厉地质问我。
“我认为这种主张正确。”我坦然回答。
“这种主张是蒋先生（即蒋介石）所反对的。”他说。
“我只能赞成真理。”
“大公报必须以蒋先生的态度为态度！”他激动起来。这是他平日不肯讲的一句实在话。
“我个人还有我自己的态度。”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是大公报的人，只能以大公报的态度为态度！”他恼怒了。
“我是中国人！我要以中国人民的态度为态度！”
从此，我就离开了大公报。
这样的“魂”，什么人才要去“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