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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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启发大鸣大放 引导大争大辩
内江三级干部会分清农村大是非
据四川日报消息: 中共四川内江县委于9月12日到24日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会上,通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使到会的三百五十六个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为领导全县近六十万农民展开大鸣大放大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会议开始,部分领导干部怕放了不好收拾,怕惹火烧身;基层干部怕放了以后,成为批判的典型,工作差的干部准备到县上来受批评作检讨,总之,干部顾虑重重,不敢大胆鸣放。中共内江县委研究了这些思想情况后,由县委书记作了整风动员报告,与会干部根据报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解除了顾虑,大鸣大放生动活泼的展开了。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并用座谈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发表意见,做到了畅所欲言。县委将五天中鸣放出来的意见归纳为二百四十六条,对其中大部分正确的意见表示诚恳接受。对有关政治方向的错误的言论,引导大家展开了大辩论。
农民生活有很大改善
在辩论会上,中共杨柳乡二分支部书记吴锡林说:“农村越来越不好,农民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很多党员都想离开党。”
这些话引起到会干部的愤慨。安仁乡干部陈顺祥马上站起来驳斥:“你简直在胡说,国民党只管收粮、拉丁、派款,不管老百姓死活。解放前,我家佃地主的地种,每年去了地租和苛捐杂税,就没吃没穿,父亲有病没钱医拖死了,妹妹没吃的饿死了。没办法,我三兄弟就住在高梁场火神庙的屋檐下,睡湿地,盖蓑衣,过着不像人的生活。共产党来了,完全变了,先是贷给我们豌豆、胡豆吃,把我们一家救出来,接着又分土地、分果实,使我们安了家。现在我家有五间大瓦房,好几床花被子,四、五只架子猪,大人都穿上工农蓝布的衣服,小孩都穿上花衣服,不是共产党哪来的这样好日子呢?我一辈子忘不了共产党,我的子孙后代也忘不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谁说不要党的领导,我就跟他评理。”
过去是个雇工,现在当了社长和中共同富乡分支部书记的唐泽光说:“我今年六十多岁了,过去的苦日子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丁丑年人饿得一条条的,农民扯地主的麻叶吃,还被地主捆起来,逼着写
‘罚字’,这些苦日子你们年轻人都没有看到过。共产党来了怎么样呢?没有吃,贷粮,没有钱,贷款,还不起就缓期,对最困难的还救济,这难道不比国民党好吗?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而还说党的坏话,那能行呢?”讲着讲着他的眼泪涌出来了。最后他说:“我为了不让我的子孙后代忘掉过去的苦日子,我已经把我家解放前穿的襟襟、褛褛,补巴盖补巴的衣服放起来,经常拿给他们看,叫他们知道我过去吃的啥,穿的啥。不信,你也可以去看看我的那些烂东西。你说,很多党员都要离开党,这完全是造谣,我就永远不离开党。”
通过这样回忆对比,干部们都提高了觉悟,纷纷批判吴锡林不要党的领导的思想。在大家的帮助下,吴锡林也承认了自己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恶意地攻击党。
合作化制度无比优越
凤鸣乡武装部长李国元(共青团员)发表了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非常不满的意见,他说:“合作社没啥优越性,我们乡有70%的社减产,30%的社保产;国家征购太多,人没吃的,猪没饲料,生产肯定搞不好。”
他的话刚说完,中共凤鸣乡支部书记洪宝玉就起来驳斥他:“你说合作社减产是从那里调查来的?”他说:“群众反映”。洪宝玉又问:“那些群众反映?”可是他讲不出来。洪宝玉接着说:“你没有调查,我倒调查过。去年咱乡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后,农业增产比那年都多,粮食亩产七百多斤,甘蔗亩产八千多斤,全乡四十三个社,增产10%以下的一个,增产10%—20%的二十二个,增产20%—40%的十八个,增产40%以上的二个。二千三百九十多户社员,增收的就占二千三百一十七户;保收的十五户,减收的只五十九户,但是经过社上照顾,他们的生活也不坏。今年虽然有点自然灾害,但是80%的社仍然增产。农民说,入了社吃粮多,买布多,你说吃粮少,买布少。新华、凤祥等社最近明明增加了几十只猪,你偏说减少了猪,到底是何居心?”
张家乡新春社社长马朝炳说:“合作社到底好不好,从我们社的生产、生活、贷款上也可以看出来。1956年春天我们社有几十户社员向国家贷款二百多元,作为生活费。但同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以后,由于社里增了产,就没有一户贷款的了,而且有50%的社员还有余粮,其中较多的马朝海家至今还有老谷子五百斤,老包谷三百斤。这不是合作社的优越性是什么呢!”
留粮不是不够而是有余
在辩论李国元提出的“征购太多,人没吃的,猪没饲料”的论点时,采用了算大账与算小账相结合的办法。1954年全县每人平均留粮五百七十三斤(包括种子、饲料,下同),1955年六百一十一斤,1956年六百三十五斤,生猪也随之增加数万头。中共永东乡支部书记卿光泽又用本乡的事实加以证实,他说:“根据我的调查,照目前的留粮标准,口粮不是不够,而是有余,农民生活苦,完全是瞎话。我们乡三星社四十七户社员,今年打谷时,有四十三户有老谷子,少的一、二百斤,多的三、四百斤。幸福社四十一户中,有三十六户有陈粮食,其中有八户在三百斤以上,就连五保户尤少琴也有陈粮食。根据各社估产,今年每人分粮仍可以达到五百三十六斤,比去年略有增加,比三定留粮标准四百二十斤,还多一百一十六斤,这怎能说留粮标准年年降低了呢?”中共椑木乡支部书记张永祥说:“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我们乡二十四社隐瞒田土面积二十一亩八分,原来应供应二千多斤,查出后应统购五千多斤。李国元也与这些社员一样,光顾个人,不顾国家,想把粮食自家吃完,这真是十足的个人主义。”
后来,中共凤鸣乡支部书记洪宝玉问李国元有什么不同意的意见,他自愧地说:“我家是老上中农,岳父是个反动富农,我受了资本主义的毒,虽然我当了干部,吃人民的饭,可是我的立场总站在资本主义那面,这次给我洗了个澡,我要坚决克服资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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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摇摆到正确
文则
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资本主义思想在农村抬头,好些地方发生了闹退社和闹缺粮的事件,不少基层干部对这种事情感到没有办法,企图用简单粗暴的压服的办法来解决,因而在好些农村干部的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作风抬头了。
三月间,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以后,这种强迫命令的现象有显著改变。但是,又发生了另外一种偏向,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甚至把地主富农的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也当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敢进行严厉斗争和依法处理。对于某些富裕中农的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也不敢进行批判。片面群众观点的尾巴主义又抬头了。某些地方反而发生某些群众用粗暴态度对待干部的现象。加上地富分子配合城市右派分子的进攻,很多农村干部憋了一肚子气。
这次一听说要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反对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很多基层干部又错以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目又要换了,错认为“出气”的时候到了,企图又从尾巴主义转过来,回到强迫命令主义的老路上去。
既不能命令主义,又不能尾巴主义,究竟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近两三个月来的经验证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发动群众把意见都说出来,把问题都拿出来,然后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充分运用群众的觉悟和智慧来解决问题。这就既不是强迫压服、又不是放任纵容而是真正群众路线的说服教育的办法。多少年来,很多农村干部摇摆在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之间,这一次才算找到了正确的办法。
好些地方的经验证明,教育和帮助农村基层干部学会这个大鸣大放大争的办法,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好办法,又是转变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办法,也就是党的一再强调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重大的收获,充分认识大鸣大放大争的重要意义。认真在全国各农村开展大鸣大放大争,不只是为了目前可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且可以大大地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大大地改进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为进一步推进合作化运动和发展农业生产打下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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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住新发生的问题再次进行辩论
庄子社农民又受到一次教育
本报讯 江苏省靖江县长安乡庄子社,抓住秋收秋种中发生的新问题,继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大辩论,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前一个时期,庄子社曾在全社展开过一次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辩论,这次辩论并揭发了去年隐瞒和私分的三万多斤粮食,解决了闹粮荒的问题,但由于社员中许多具体思想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因此在秋收秋种中,又发生了私分粮食等现象。今年全社共产黄豆三万斤,除国家征购和留种籽一万斤外,其余全被队里私分了。黄豆被私分以后,黑市又活跃起来。黄豆的黑市价每斤一直上涨到二角六分。更严重的竟有不少说:“黑市虽对富人有利,但也帮助穷人解决了困难”。另外,铺张浪费现象也有所滋长。
该社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就抓住这些具体事例,在全体社员中又发动了一次大辩论。使大家认识私分黄豆有四害:一是要国家多供应食油;二是产生黑市投机;三是增加浪费;四是不合理,违背了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黑市买卖的问题,大家针对社员蔡根宝提出的“穷人没的吃,不买卖黑市没路走”的说法,展开了辩论。他们先替蔡根宝算了一笔账:他入社后生活年年上升,今春光麦子一项就分到一千七百斤。他借了八十元贷款不肯还,背地却在黑市上卖掉二百斤粮食。大家驳斥蔡根宝说:“你的情况那里是穷了没路走,而是想丢了共产党去发私财!”许多社员还用亲身体会说明了黑市投机对国家对个人的危害。这样,起初以为买卖黑市对穷人有帮助的错误思想也就受到了批判,使大家认识到黑市买卖是“家破人亡的道路”。经过辩论,大家对铺张浪费现象也有了正确认识,开始树立了勤俭持家的观点。
现在,社员已愿意拿出黄豆集体榨油。预计二万斤黄豆可榨出豆油二千斤,可供全社一千一百人六个月的食油供应,就可减少国家的食油供应量。征购粮食任务也可超额70%完成。
(蒋盛、姚诗陶、邵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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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化县二年来没有一户退社的
本报记者 林韦
富于生命力的禾苗,会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在党和人民政府培育之下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的农业合作社,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成长发展,并且一步步地巩固起来。河北省宣化县农业合作化二年以来没有一户退社,这个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规律。
不但没有一户退社,今年春天还有四十多户申请入社。去年全县有六十多户单干农民,现在只剩二十户了。
为了弄清宣化县的农业合作社二年来没有一户退社的原因,记者最近访问了中共宣化县委和宣化县其他一些办社同志。根据各方面的材料,这个县在合作化以后的二年来在发展生产方面是有很大成绩的。为了农业增产,他们曾经在全县范围内大规模兴修水利,打井四百六十三眼,开渠二百四十六道,修水库七座,使水地增加八万五千二百九十四亩,这个数目相当于解放以前全县水地面积的55.3%。他们在山区实行闸沟垫地等许多措施来保持水土,使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水土得以有效控制。1956年春的积肥运动高潮,挖掘了多方面的肥源;加上养猪业的迅速发展,全县大部分耕地的施肥量在近二年来有了显著的增加。此外还有增种高产作物(玉米等)、合理密植及套种、间作等等。这些措施,使去年在风雹霜冻等严重的自然灾害下保持了当地较高的产量(一百四十五斤)。使全县九十七个社有七十二个增产(其余二十五社因灾减产)。副业方面,去年后半年以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同今年上半年加在一起,副业收入总共达到三百六十五万多元。全县二十三万人口,每人平均十五元多。林业牧业的发展,也给农民带来不少的好处。各方面生产的发展,使社员的收入普遍有了增加。据统计,90%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的,全县有四十三个社,80%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二十个社,70%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九个社。农民家里从前生煤炉的很少,现在很多了;青年和妇女们穿洋布、斜纹布已经不算很好的,有许多人开始穿卡叽布了;皮衣、绒衣、呢帽、花衫、搪瓷脸盆、暖水瓶、手电筒……这二年来有了急剧的增加。拿现在的生活同从前的生活相比,大多数农民都感到合作化有许多的好处。这是宣化县农业合作社比较巩固的物质基础。
当然,仅仅靠物质基础是不能使合作社巩固起来的,为了巩固合作社,这个县还十分注意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领导当然离不开各时期具体的业务领导,即生产和建设的领导。宣化县委为了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山区经济,曾经全力领导各个季节的农事活动,帮助各社克服资金、畜力、肥料、饲料各方面的困难,组织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和林业畜牧业活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能缺少的。但是,如果没有另外一方面即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这里的农业合作社就决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巩固。
在1956年2、3月间,农村开始达到全面合作化的时候,农民群众以至许多基层办社的干部都有一些糊涂观念。他们只知道社会主义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生活,但却不知道要取得这种幸福的生活还有一段非常艰苦的路,必须付出非常艰苦的劳动。他们两眼望着国家,指望国家赐予贷款,赐予机器,赐予电灯电话……。劳动的时候,许多社员看到社里制度不完善,不严密,或者有不合理的地方,没有用主人公的态度积极起来建议改进,而是用各种方法钻空子,只管自己挣工分,不管质量,不管对生产有何影响。一般老实社员看见这样不对头,但也没有办法,做活也就马虎起来。干部呢?满脑子盲目乐观情绪,好像认为既然合作化了,那就不管怎么样也会增产。有一些人只是追求八小时工作制,上班下班之类的形式,却很少注意真正的增产措施和山区建设。这样下去,当然事情会弄糟的。县委针对这种情况,在2、3月间及时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运动,中心口号是“劳动创造幸福”,说明幸福不能凭空取得,必须靠自己的双手来修水利,搞肥料,精耕细作,改良土地,才能提高农业产量;必须充分利用山地发展林业牧业……。县委们和县里许多干部到处去向社员群众作报告,组织大家讨论。运动普遍开展,努力劳动的新空气代替了原来的不良空气:上下班制度取消了,做活不管质量的现象大大减少,积极建设山区、兴家立业的空气浓厚起来。许多靠山村庄都组织人力进山沟,种树,养羊,养鸡,养兔。有些村开始在山坡上大量修筑鱼鳞坑,也有的修大水库,或者闸沟垫地……。这次运动使人们在思想上明白了一些根本问题,同时推动了多方面的生产建设活动,对农业合作社的巩固起了很好的作用。
去年这个县提倡多种玉米(高产作物),从前年的六万多亩一下增加到三十二万亩,群众本来就有点不大习惯(这里群众不大爱吃玉米);而有一些社又不顾地质、肥料等条件,种得过分稠密,追肥和锄苗也没有搞好,结果造成部分的减收。到秋季,有些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利用一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嚷叫起来,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办坏了,有的要求党和政府以后不要管生产,只向社里要多少公粮算了。地方报纸没有充分考虑第一年办社缺少经验这个事实,一股脑批评地方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种片面的批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空气更形紧张。从10月下半月起,县委又一次组织了全县范围的讨论,主题是“究竟办好了办坏了”,“合作社有无优越性”。各社根据县委提议,纷纷算帐,摆事实,讲道理。算帐的结果,全县九十七个社(大社),有七十二个都增产了,社员生活也提高了。只有二十五个社减了产,但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有的社只有个别生产队(自然村)减产,原因是田间作业做得太坏。比如宋家庄社有一个队,锄地只锄地边,中间尽是草,追肥堆着,根本没上;有的社员浇地时睡觉,水灌了三尺深,庄稼都给淹坏了。这时,大家都纷纷谴责那些不负责任的社员和干部,明白了不是合作化制度和党的政策不好,而是当地工作中有缺点。社员们办社的信心随着巩固起来。
今年初春,县委发现不少农民因羡慕城市生活,往城市跑,人心有点动荡,办社干部的情绪也受到影响。这现象有相当的普遍性。为扭转这种风气,3、4月间他们又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运动。一方面宣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有远大的前景,农业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一方面告诉大家城市干部也在大量下放到农村,复员转业军人和毕业学生也要大量到农村来。县委办的“农民报”也抓住农民孙建元喜工厌农,跑进城去白花了钱又跑回来的事实,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又一次组织了建设山区、发展生产的“献计”运动。建设山区已有成绩的和比较落后的社,都展开了具体生动的讨论,规划了许多肯定会取得成就的建设项目。“万鸡山”、“花果沟”、“葡萄洼”之类的林牧业规划和水土保持方面的建设规划,深深地吸引了广大社员。往城市跑的歪风被压下去了。
5月份以来,随着城市中右派分子的蠢动,农村中也有一股邪气浮动起来。去年按人头留口粮的办法,使一些大人多的农户和光棍汉子粮食发生了困难。有些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和大手大脚浪费了粮食的农户,也嚷嚷留粮少,不够吃。一些不满意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就乘机活动起来。这时候,县委在全党进行了动员,号召大家用勤俭持家、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援灾区的精神来计算粮食究竟够不够吃。以后把讨论扩大到社员群众中去。各社讨论计算的结果,群众认为留粮基本上是够吃的。有一些户不够吃,群众都帮助他们找出了原因:有的是新娶了媳妇没带来粮票,有的是闺女带着外甥来住了几个月,有的是办红白喜事不知节约,有的是随意用粮食喂猪喂鸡,还有的用粮食去换蚕豆换点心……。老头子老太太们特别高兴“勤俭持家”的口号,当场批评儿子和媳妇浪费,反对向国家要粮食。他们说:咱家还有粮食,节省一点就够了。有的把粮食摆出来,说明到大秋下来也吃不完,声明国家要买自己还可以卖。这样,粮食问题的吵嚷给群众压下去了。少数真不够吃的,由本社自己作些调剂,解决了。与此同时,一些做投机生意的,游手好闲的,喜欢偷窃的,都受到群众的批评。这种群众性的讨论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多方面被应用着,使许多纠纷得到顺利的合理的解决,社就随着巩固一步。灾区化梢营农业社(九百多户)今年6月缺粮,社员都需要向社贷款买粮。开始时有些懒汉和“有还款能力的户”不该贷而贷了,引起群众不满,纷纷议论。社里登记了一下,需要贷款三千一百元。而信用社只有二千元,不够。要发动群众评议,又怕人人都要贷,因而不敢发动。县委书记来了,他首先给大家亮明社的“家底”,讲清“生产无穷、贷款有限”和“劳动光荣、懒汉可耻”的道理,号召大家公平评议,说良心话,说公道话。组织群众评议的结果,不该贷的都给群众评下去了,应当少贷的都减少了。真正需要的贷款只有一千八百元,本社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这样,贷款数量减少,群众还满意。
宣化县很注意办社中的阶级路线,他们在农业合作社内普遍注意了培养和树立贫农骨干。全县农业社中80%以上的负责干部,都是贫农。在每次风浪袭来的时候,这些贫农干部都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反对对合作社的诽谤,反对夸大困难,反对三心二意。宋家庄社去秋分配中因估产偏高,发生超支,亏空七千多元,有些户应分的部分分不到手。社里有稻草可卖,又一时卖不出。中农社员说:“这是劳动一年挣到的,卖骡子也得马上给分。”贫农社员要文中把仅有的五十元钱拿出来向社投资,帮助社克服困难。其他贫农纷纷响应社的号召,向社投资,七千多元的亏空就这样解决了。今年春耕时牲口缺马料一万二千斤,也是靠贫农投资解决的。有的社富裕中农捏造事实来破坏贫农干部的名誉,都及时地组织了群众性的反击。贫农优势在社内的确立,是农业合作社得以巩固的重要原因。
最后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宣化县的县委同志们很注意深入农村,具体领导。在县委机关的下乡登记表上记载着:今年九个月来,十七个县委委员中有十个人下乡在一百天以上。县委书记史庆祥九个月下乡十九次,共一百四十二天;副书记赵刚下乡十五次,共一百四十四天;副县长赵绪下乡十四次,共一百四十八天……他们有半数以上的日子是在乡下度过的。这使他们避免了文牍主义,能够经常听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随时随地发现和解决农业合作社里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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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忘本思想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上海锅炉厂举办顾六法今昔对比展览会
本报上海5日电 本报记者今天在上海锅炉厂参观了一个生动而别致的展览会——“顾六法今昔对比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是通过本厂的一个青年工人顾六法解放前后的生活对比,来说明工人生活在新旧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今天是展览会正式展出的第一天,许多工人在深刻的感动中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的起因是这样的:上海锅炉厂的整风运动开始不久,本厂机械车间的车工顾六法先后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在大字报上他说现在工人干活是“白费牛虎之力”,还借口夜班工人的吃饭问题,攻击领导上对待工人“像刮胡子一样”。这两张内容错误的大字报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职工用大字报反驳了顾六法的说法,尖锐的指出了顾六法的言论是他的忘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有少数人对顾六法的说法表示了共鸣。为了教育全厂工人,辨明是非,厂的领导上在征得了顾六法和他家庭的同意之后,就决定举办这个展览会,让人们从事实的对比中来得出结论。
展览会用图画、照片和实物,向参观者展开了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的变化史。展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顾六法和他家庭在解放前的生活:这是一个在旧社会里饱受苦难的工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干了二十多年活的老泥水工,刻苦劳动,忍饥受寒,从家里到工厂有三十多里路,二十多年来花不起车钱,天天徒步上班。长期劳苦过度染上了肺病,无钱治病,进了医院又被赶出来,为了全家生活,没有好好休息又带病上班了,终于劳累而死;勤劳一生,向上海自来水公司黄色工会交了十六年的保证金,结果只捞到一口薄板棺材。他母亲十五岁进纱厂做工,到三十七岁因为孩子多被辞退了,只得向地主租田种,养不活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去贩米跑单帮。他的大姊、二哥、三哥都是童工。他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姊姊都是因病无钱治疗死去。顾六法自己也饱受旧社会学徒生活的痛苦,十二岁进军服厂当勤杂工,连地也扫不动,干了四、五天只好跑回家去。他母亲又买香烛给他拜了裁缝做师傅,每天三点钟起身,深夜才睡,吃的是剩饭,没有工资,还常受老板和老板娘的打骂,连续学了四年徒工,还没有学会裁剪一件衣服的本领……。展览会的图片说:那时候工人们干活才真叫做“白费牛虎之力”哩。
展览会接着介绍了顾六法解放以后的生活:顾六法1950年春天到锅炉厂当学徒,那时才十七岁,经过党的培养和老师傅的帮助,进步很快,现在已是七级车工了,几乎平均每年升一级。从文化上看,进厂时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程度,现在已在厂校读到初中一年级。他1954年入团,195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夫妻俩都在工厂工作,只有一个孩子,三口人,每人每月平均有六十多元钱的生活费。他的家庭情况也整个改变了,他那个解放前是杂务工的三哥,解放后被国家送到中等技术学校深造,毕业后现在在西安当技术员。他全家大大小小总共二十口人,哥、嫂、弟等共八人在工作,每月工资收入将近七百元;六个儿童在读书;目前银行存款就近一千元。最近顾六法准备用自己的存款盖一间新房子住。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工人家庭!
使参观者感受最深的,是展览会最后一室里陈列着的一些实物,这是这个工人家庭在新旧社会中生活状况的明显对比:一只油漆完全剥落、衬里纸柏外露的破碎皮箱,是四十多年前他母亲的嫁妆,也是他全家在解放前唯一的箱子,二十年前全家带着它逃过难。一只破损了一大块的缸,是用来储日常吃水的。还有一张破烂不堪的桌子,和一只用绳子绑扎着下部的竹椅。另一间卧室的全部陈设,是刚从顾六法家里搬来的,这是他现在的部分生活情况:紫红漆大木床上铺着整洁的印花被单,一床红缎面、条布里的被头,两对绣花枕头,一张红木梳妆台,一只衣橱两只樟木箱,铜的痰盂,铜的面盆,铜的脚炉,三五牌台钟。皮鞋有鹿皮的,有硬底的,也有橡胶的,还有一双踢足球专用的运动鞋。那一排挂着的是猫皮里黑呢长大衣,藏青哔叽中山装、薄花呢裤子、女子呢长大衣,织锦缎女短袄、绒线衫、卫生衫……,单夹棉俱全,绸、布、呢、毛齐备。……
顾六法和他的家庭在解放后完全翻身了,照理他应当热爱新社会,更加勤奋地劳动,为什么他竟忘了本,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说出了这种违背事实和良心的话来?展览会上发表了顾六法的沉痛检讨,陈列了一部分图片,说明这个青年工人这几年来逐渐地沾染了和滋长了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还在学徒期间,顾六法是老师傅们称赞的好孩子,三次技术考试都得到了甲等,以后还数次评为先进生产者,但他把这些一律都归功于自己,忘了组织上和老师傅对他的培养帮助,从此就逐渐滋长起骄傲自满的情绪。虽然在他入团、入党的时候,组织和同志们都再三向他提出过警告,但他没有认真接受,只当耳旁风。去年“肃反”时,党调他脱产搞“肃反”工作,他没有很好地从运动中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却产生了贪图享乐的思想,他只从表面上看到科室中职员坐着办公,认为很舒服,心想当职员,或去专门学习,不想再回车间做工。今年3月,因为生产需要,他仍然回到了车间去生产。这时车间中定额刚修改,工人的生产率在逐渐提高,顾六法下车间第一个月定额没有达到,没有拿到奖金,于是他就不满意,大发牢骚。这时,他已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如何用正确态度来对待先进定额,如何来开动脑筋找办法等等他都放到了脑后。思想的变化,使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提高了,他做夜班时,因为夜班伙食由排骨面改为阳春面,取消夜班津贴,这是工人们要求这样做的,但他又大为不满,攻击领导上是对工人“刮胡子”。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完全冲昏了他的头脑,最后终于在大鸣大放中贴出了两张错误的大字报,在全厂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个感人的展览会深切地激动了工人们的心,不少工人一边看,一边拭着泪。在展览会的意见簿上,记者看到许多工人们用才学会的歪歪斜斜的字,写着自己的感受,他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本活教材。在昨天召开的一次预展座谈会上,有六个老工人声泪俱下地回忆起自己在旧社会的遭遇。他们痛切的谴责顾六法的忘本思想,希望他彻底地认识和改正错误。顾六法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老师傅们今天在会上为我流了眼泪,我今后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来使老师傅们欢笑。
这个生动的展览会,使上海锅炉厂的整风运动更加充满了深刻的思想性,把群众性的争辩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附图片)
这是解放前顾六法家的破桌子和破缸 邓致影 摄
现在顾六法住的房子里摆满了新家具。休假日,他正准备和爱人一起出去作客
邓致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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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锻冶科的增产节约
是建筑在车间浪费的基础上
锻冶科对六二、六三主轴工艺的修改,是不按实际盲目改的,结果不能加工影响装配。在厂调度会上加工车间要主轴,厂长不了解情况就把十六、十七号车间主任批评一顿,说车间对新的技术办法接受差。这时,锻冶科长又来一个火上加油,说:“是工人定额思想问题。”可是最后得出的结果:六三主轴废掉一百零三根,六二主轴废掉六十六根。这样,只好还得按原来工艺加工。他们这样一改不但没有节约,反造成浪费,还使车间突击加班加点生产。
沈阳第一机床厂一号车间 王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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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不痛心吗?
我们现在正在加工的弹簧片的原料,在沈阳市买不到,材料科就到外地去买,用飞机运回来。为了完成计划,材料科不怕困难把原料买来,我们就应该很好利用。但是下料工段却不是这样。我们加工出来的部件长七十二m/m,但他们剪成的板条长五百m/m,每条只能加工六排,每排三个,剩余的六十五m/m,就浪费掉了。一条浪费六十五m/m,把所有料头计算起来怕就难以计算它的价值了。这不令人痛心吗?
沈阳高压开关厂成套车间压力工人
李万忠


第2版()
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车间主任也要管思想
二车间主任林洪轩,
他工作细心苦在先。
计划掌握得很牢靠,
成本降低无数元。
林主任一心搞生产,
忘了业务组之间闹意见。
管业务也得管思想,
双管齐下才圆满。
五三工厂 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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