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人性”“自由”“玩世不恭”
陈克寒
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性的小集团。
这个反动的政治性的小集团有组织、有纲领，还有一套秘密活动的方式。
这个反动集团的特点之一，是以两面派的手法进行活动。他们似乎是一群放荡不羁分子的自由结合，实际上却有严密的组织。当这个小集团在肃反运动中遭受打击以后，大哥吴祖光给弟兄们打气，说：“小家族还是在。”小家族的其他骨干分子在他的鼓励下，也互相握手庆贺，说：“小家族硬是打不烂、拆不散的。”
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传播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的人生哲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拉拢和腐蚀青年，特别是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文艺青年，扩张它们的反动势力，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
这个反动的小集团，因为生长于文艺界，掌握了文艺这个思想宣传的武器，来蛀蚀人们的灵魂，企图以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改造整个社会，首先是文艺界，所以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就特别严重。
这个小集团，从它成立之日开始，特别是整风以后，从政治上、思想上向党、国家和人民展开了全面的猖狂的进攻。
国家和人民，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而要求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坚决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他们恶意地散播许多流言蜚语，污蔑党的领导同志，把共产党描绘成一团漆黑，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们猛烈地攻击五大运动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思想改造、肃反运动和统购统销，因为五大运动给了他们的反动势力以严重的打击，三大改造又逐步地消灭了他们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人们知道，没有五大运动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使我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一切都不如从前，他们向往旧社会，并且企图恢复旧社会。他们宣传胡风的反动的文艺路线，反对党的正确的文艺路线，认为党在文艺上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对于文艺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提倡所谓“主观战斗精神”，把文艺事业当作个人事业，企图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以反动的文艺思想来改造社会，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
他们大量地散播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来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对抗。党和国家大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培养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要求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并且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热爱劳动，维护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但是，他们提倡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第一，享乐至上，自由散漫，放荡逸乐，互相吹捧，尔诈我虞，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降低人的人格和尊严（所谓“家族内部没有自尊心”），藐视国家法律，违抗集体纪律，败坏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党和国家提倡人生既要生动活泼又要认真严肃，把个人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诚诚恳恳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但是他们宣扬封建地主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提倡玩弄人生，吃喝玩乐，阅读淫书，欺凌女性，一切都为了名誉、地位、金钱、美女，引诱青年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甚至进行奸淫、盗窃活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青年，把青年变成他们反动集团的工具，以便为他们侦刺消息，制造谣言，散播毒素，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知道，曾经有不少青年受到他们的腐蚀和毒害，堕入他们的迷魂阵，几乎断送了自己光明灿烂的前途；也曾经有多少青年受到他们的欺侮和凌辱，忍气吞声，满怀悲愤，有的人向党控诉了他们的罪恶。
吴祖光“小家族”集团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改变经济上的所有制，而且要改造整个社会，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思想，改造人，改造人的精神面貌，改造社会风气，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但是，他们对于新社会是敌视的。他们留恋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顽强地要求保持他们旧日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生活、作风，并且企图以他们的那一套来同化别人。就是说，要以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社会。用什么面貌来改造社会？推进革命，建设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还是破坏革命，恢复旧社会、旧制度、旧生活？这是双方的基本分歧，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使得社会倒退，吴祖光之流发表了许多听来非常悦耳的荒谬言论，来欺骗青年，拉拢青年，扩张他们的反动势力。因此，有必要揭破他们的妖言邪说，并且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一是所谓“人性”、“天才”、“理想”、“个人奋斗”。他们把自己描写成最有人性的，是才子、神童，是最会“倾吐人生的幻想——爱情的幻想的人”，并且提倡所谓“个人奋斗”。
我们并不否认人性，也并不否认天才、理想和个人奋斗在历史上、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反地，我们鼓励正当的人性、个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理想和创造性。只承认阶级性和党性，不承认个性；只承认集体的作用，不承认个人的作用，这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看法。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和才能。
人性，是社会的历史的东西。在阶级社会，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是有阶级性的，它同阶级性一致，而且是阶级性的表现。吴祖光之流，纠合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小家族”集团，并且党同伐异，正说明他们的人性是有阶级性的。人性是历史性的，凡同当时的人民一起，推动社会前进的，是进步的人性；反之，如果同反动势力一起，促使社会倒退的，是反动的人性。今天，工人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要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使人人都能过着平等幸福的生活，因此，他们具有最合乎人道主义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是没落的阶级，要使历史的车轮向后倒退，恢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少数人可以压迫和剥削多数人，这种人性是最残暴的人性。
个性，或者个人才华，也是同阶级性不可分的，而且同样是历史的东西。封建社会是束缚个性的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个性解放”，也只“解放”了少数人的个性，资产阶级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才能。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解放了人类，使大多数人可以发展个性，发挥创造才能。但是个人的个性的发展又必须同社会的统一意志相结合，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意志下发展个人的个性。否则，只是无限制地发展个性，进行个人扩张而不顾社会的公共秩序和纪律，就会妨碍他人的生活，妨碍社会的集体利益。我们是十分重视人的才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才能是为谁服务，是否用在正经的路子上。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要使他们的才能真正有所发挥，对国家和人民作出良好的贡献。
“个人奋斗”，要看是什么性质，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人服务。我们主张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蓬勃的革命朝气，不断地进行学习和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诚诚恳恳地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我们并不赞成暮气沉沉，庸庸碌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个人是集体的一员，生活在集体之中，任何人不可能离开集体去奋斗，而且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利益。但是，吴祖光之流的所谓“个人奋斗”，显然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意思。他们是提倡为个人而奋斗，为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奋斗，为个人的卑鄙的欲望而奋斗，为“文联主席台上坐的就是我们”这样一种野心而奋斗，为爬在人民头上屙屎屙尿而奋斗。他们把个人看得高于一切，放在国家和人民之上，一切为了个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人奋斗”，是个人野心家的“个人奋斗”。这种“个人奋斗”，在旧社会的所谓“伟人”中，倒是屡见不鲜。但是，这种“个人奋斗”是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抵触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于是，他们就要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第二”，否则，就要另谋出路。这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必然会走上反对祖国、反对人民的反动道路。这种“个人奋斗”是十分危险的！
二是所谓“自由”。他们把自己描写成为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要求无限的温暖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的组织力量太大，限制太多，自由太少，因而要组织一个“小家族”，过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们的国家是承认并且保证个人自由的。但是，在阶级社会，只有阶级的具体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自由。在旧社会，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反动统治者的言论自由，没有或很少有劳动人民的言论自由。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有了最广大的民主自由；但同时，为了保障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劳动和幸福生活，就不能不对剥削阶级的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还有，自由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绝对自由，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是形式的、虚假的，是少数人的垄断，对多数人的强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声言自由是和纪律结合着的，个人自由不应该违背人民的集体利益、革命利益，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无限制的自由。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每个人都绝对自由，不受任何纪律的约束，就必然妨碍集体的共同生活，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事实是最有力的证人。吴祖光是酷爱“自由”，而痛恨组织力量的。但是，由他挂帅的“小家族”内部，并没有绝对自由。“小家族”有“家规”，参加者要经过审查批准，每个人要汇报情况，连找爱人都要得到家族同意，对外人不得谈论家族，违反家规的要受纪律处分，轻则训诫，重则开除。他的组织内部，纪律是那么严格，对成员是那么专制，并不见得有真正的自由。但是吴祖光却一再伸手向党和政府要自由，要更多更多的自由。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自由呢？要取得文艺界领导权的自由，要分裂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自由，要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自由，要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玩弄女性、败坏社会公德的自由。实际上，他们的自由不是太少，而已经是太多了。他们的自由的扩张的结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已经遭受到许多损害。这也证明：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只能是相对的，必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先人以无数流血牺牲代价换来的大多数人民的真正的自由，防备少数右派分子假借自由之名，而行反动之实。
三是所谓玩世不恭。他们把自己描写成为出世拔浊、放浪形骸、风流倜傥的才子，没有什么个人野心和政治阴谋。
“玩世不恭”，是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在封建时代，这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沽名钓誉，待价而沽的手段。到了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五四以后，提倡风花雪月，才子佳人，乃是引诱青年人逃避现实，脱离斗争，是为反动统治者帮闲，曾经遭到鲁迅先生严厉指斥。到了今天，所谓“玩世不恭”，实际上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无怪乎小集团的少数骨干分子，可以在抗美援朝时期，站在鸭绿江此岸东北，眼望着志愿军战士在鸭绿江彼岸为了保卫祖国浴血奋战，而他们竟能无动于衷，悠哉游哉地泡茶馆，喝咖啡。
我们提倡庄严的、战斗的人生。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人类作出贡献，在于谋求劳动大众的幸福，在于在历史的进步发展中尽到自己应尽的一分力量。青年人应该面向生活，面向现实，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应该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投身火热的斗争之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青年人要有正当的娱乐，但娱乐不应成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好逸恶劳，荒淫无度，以吃喝玩乐为能事，是腐朽的寄生阶级的生活，是十分可耻的行为。生活是要影响人的意识的。什么人只要一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如不及早回头，就必然会离开社会主义。吴祖光之所以以此道来勾引青年，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来进行反动活动，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根性决定的。吴祖光出身于地主家庭，至今还过着地主大少爷式的生活，他具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小集团的某些骨干分子是国民党反动派手下的风云人物。他们从他们的阶级本能出发，无限地眷恋昔日的好梦，而对新社会则深感不满和厌恶。小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杜高说：“我们不是失败了的阶级和集团的后代，”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应该说，他们正是失败了的阶级和集团的后代，但他们不甘心于失败，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卷土重来，恢复已经被推翻的旧社会。
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人还带有封建士大夫色彩。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有两面性的，有可能参加革命，接受社会主义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向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抵触的消极的一面。在消极的一面中，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经常处于破产状态，知识分子的生活动荡不定，所以常常具有流氓性。流氓性，就有破坏性，就要进行破坏活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公共秩序，破坏社会公德。吴祖光和“小家族”某些骨干分子的言论、行为、生活、作风，正是这种流氓性的反映。
但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积极的一面，他们还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上，在肃反运动中，已经把“小家族”的某些成员教育过来，摆脱了吴祖光的羁绊。也有某些骨干分子，当时的确开始有所变化，表示愿意悔改，所以，党和政府对于他们十分宽大。但是，他们的转变今天证明是不稳定的。因为吴祖光没有被触动，他的反动的政治思想没有受到批判，反动活动没有受到打击，他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在肃反以后，便怂恿和支持“小家族”的一些骨干分子翻案，并且重新组织起来，恢复家族，向党和人民猖狂地进攻。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对于这样的反动的小集团，必须不但在组织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予以歼灭性的打击！
“小家族”事件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确是不容易。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比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要更加艰苦。我们的国家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党和政府十分器重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渗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果不进行改造，不积极地使自己逐步工人阶级化，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因此，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都应该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以便顺利地渡过社会主义的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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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青年作家为什么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首先我要指出来：假若没有党的关切与领导，这几年来根本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青年作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对于青年作家来说，他们既身受党的恩惠，怎可以说党不该领导文艺，或领导错了呢？这应当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也许说：党应当培养青年作家，但一旦他们已经有了写作本领，便无须再领导了，顶好是让他们海阔天空，独立思考。这个说法正确吗？我看哪，这又是“才子”的想法。既是“才子”，当然想要遗世独立，与众不同。可是独立思考什么呢？这就成了问题。是独立思考资产阶级的思想吗？是独立思考怎么为资本家辩护，像章乃器那样，说定息不是剥削吗？是独立思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吗？这些都已经被右派分子思考过了，还用再劳我们的驾吗；可是今天的某些青年作家响应了右派分子的谬论，也要搞独立。这就证明党的领导还不够强，而不是不该领导。事实上，我们应当思考社会主义的一切，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新的制度，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最新的问题，应当思考，以便集思广益，深谋远虑，发展并巩固社会主义。
一个作家在思想上，总该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社会主义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而党的领导恰恰是领导我们正确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难道不好，难道是委屈了“才子”？一个“才子”而以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便是受委屈，受束缚，还成其为作家吗？放下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而去胡思乱想，且美其名曰独立思考，我看哪，这分明是胡涂思考！
党的领导包括着党的关切与帮助。社会主义建设真是千头万绪，极为复杂。作家要反映社会主义现实，而只凭个人的理解与体验，恐怕就很难深入问题，了解的不够全面。于是，非有党的领导与帮助不可。这是我亲身的经验。我不是才子，我需要党的领导与帮助。假若我是才子呢，有了党的领导与帮助，我的成就不是更大了吗？这是真话吧？反之，我若是才子，而不肯接受党的领导，以至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我就会很快地变成右派分子，这有什么好处呢？对我自己说，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而甘心在思想上倒退一百年，我还算个什么作家呢？简直是不知好歹，不辨香臭。对人民来说，我若不鼓舞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去泼冷水，说风凉话，人民答应不答应呢？这样看起来，领导不是限制自己，而是为使大家（包括作家）一心一意地走向社会主义，越走越光明，越自由。
（摘自1957年9月号北京文艺老舍：“论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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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的两个关键
为要取得文艺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彻底的和完全的胜利，有一个关键必须抓住，那就是继续不断地克服某些领导骨干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于党内右派的温情主义。我们和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和右派的斗争是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对右派分子的温情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残忍。我们对待党内右派分子应该和党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如果对他们有所姑息，那就说明我们自己不但有右倾情绪，而且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把我们的党看作在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之外别有什么利益的狭隘的宗派。我们必须充分体会党中央所指示的党内右派比社会上的右派更加危险的严重意义。文艺界最近的斗争不是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么？丁玲、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反党分子不是最凶恶地企图从党的内部来攻占指挥部，以便篡夺整个文学艺术界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么？当然，在克服右倾情绪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偏向。
为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还必须抓住另一个关键，那就是坚持说理批判，首先辩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真理就不怕争辩。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最广大的群众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应该怀着最高度的信心进行说理批判，展开自由辩论，对党内党外的右派，进行彻底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使他们在群众里面完全孤立起来，同时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得到生动、具体和深刻的教育。我们必须把右派分子斗透，这就是说，必须使广大群众，包括左派和中间派在内，都能从这场辩论和批判中，充分地看清右派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并且充分地了解这种言行的反动性和罪恶性，而更加自觉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如果我们能够取得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了，那么，这个胜利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的胜利，同时，它将为我们今后加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
（摘自1957年文艺报25期钱俊瑞：“大大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