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广西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
一批右派分子被揭发出来
本报讯 最近一个时期，广西省在继续深入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分布在国家机关、学校和商业部门，他们散播各种各样的谬论来污蔑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最近被揭发的民革广西省常委、右派分子陈雄，在反右派斗争中公开包庇右派分子万仲文、陈良佐、赖慧鹏等人。陈雄仇恨新社会，污蔑积极分子是“三呼万岁的角色”。广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民革广西省常委、右派分子赖慧鹏，选择了党的领导力量较薄弱的畜牧兽医处向党进攻，污蔑党委排挤了畜牧业，并且说“凡是共产党员当场长的畜牧场，都没有好的”。最近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被揭露的右派分子倪虎（该台新闻组编辑），是一个混入共青团的阶级异己分子，他在电台内到处煽动共青团员向党进攻，并说“如果电台不解决问题，就要扯大旗到省委宣传部告状去！”省人民委员会原交通办公室的右派分子于岚峰（女）经常对新社会的各种制度进行歪曲和污蔑，并常鼓吹帝国主义的“文明”。柳州铁路管理局财务处核算员陈丽桢（女），恶毒地污蔑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说党的领导是“伪善者”，说“党的领导把持了一切权力，任意摧残人民。”铁道部国家监察局柳州监察办事处监察员谢武企图夺回他在土改时被没收的土地，说“地主的土地不是剥削来的”，他污蔑党培养工农干部是培养“贵族”，说文化干部学校是专制时代的“国子监”。广西青年报编辑部青农组副组长刘冰，一贯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强调“独立性”，说团委不懂报社业务很难领导。并且公开污蔑团报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是“欺骗青年”。农工民主党柳州市工委主委、柳州市人民银行行长、右派分子陆昌达为了扩大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在柳州疯狂地发展组织，整风开始后，他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幌子，指使他的亲信们先后在银行、食品公司、服务局等基层单位召开了四次座谈会，攻击共产党，陆昌达连声赞赏：“开得好，开得好。”柳州市公私合营星光照相馆门市部主任、右派分子陈耀芳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否认公私合营的优越性，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一团黑暗，要什么没什么”。他还疯狂叫嚣：“工人阶级可以改造资产阶级，我们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改造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呢？”可见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顽固疯狂到何等地步。桂林二中教师、右派分子谢可法说党不懂得辩证法，说党“胆小如鼠”，害怕修正主义。他认为修正主义“这东西本身并不坏”。
各单位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正进行揭发批判，并展开说理斗争。
第3版()
专栏：
粮食部展开说理斗争
右派分子已被孤立
本报讯 三个月来，粮食部曾经经过各种会议，对章乃器、潘学德、陈民驹、韦应谦等二十多个右派分子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驳。通过这些斗争，右派分子被孤立了，群众擦亮了眼睛，觉悟提高了。在反右派斗争初期，有些人因在鸣放中发过错误言论，或同情过右派言论背着包袱，有的则撕不开情面，有的还对反右派斗争采取怀疑态度，因而开会时往往一言不发。现在，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已认清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辨别了大是大非，主动想办法，搜集材料，参加了反右派斗争。如吴学成在大鸣大放时期曾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反右派开始后他采取观望态度。后来在组织上的教育帮助下，特别是在别人以新旧社会的对比来批判右派分子的谬论时，他回想到自己在旧社会过流浪生活所受的痛苦，认清了今天生活的美好，因此卸下包袱，积极投入了战斗。 （新华社专稿）
第3版()
专栏：
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
揭发蒋惟泓等的反党谬论
本报讯 国家建设委员会及所属基本建设出版社和区域规划局，在最近两个多月召开了多次会议，对蒋惟泓、彭家杰、徐进兴等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批判。
国家建设委员会的蒋惟泓是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早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他就向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借口写文章向“八大”献礼，在那篇文章中就把我国的经济、文化、人事、保密等制度都说成一团糟。他污蔑说我们国家目前是采用的“半军事时期的管理制度，严重地妨碍了人民发挥创造性的自由”。他狂妄地提出一系列的资产阶级纲领，反对计划经济，要求实行所谓“自由竞争”；他反对统一的人事制度，他提出要实行什么“干部自由市场”；他反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主张工厂、企业、学校、报刊等都交给所谓“民办”；他更狂妄地要求党按照他的意图修改党章，他要把什么“士为知己者死”、“哥们义气”等乌七八糟的东西加到党章里去。尤其狂妄的是当各地反右派斗争已经进入深入阶段，他还放出了一系列恶毒的反党言论。他污蔑说：“老干部不能领导专业。”
目前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们正集中力量，对这个满身毒臭的反党分子展开全面的深入的说理斗争中。
右派分子彭家杰（共青团员，建设月刊的助理编辑）的反共言论，是极其有系统的，他首先攻击的是党的领导，他说：“共产党和群众没有共同语言”，他支持“党天下”谬论，要共产党“引起足够注意”。他污蔑说“肃反斗错了的确实不少，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社会问题”。他还说：“抗美援朝打不打值得考虑，抗美援朝使我们孤立了，使我们失掉了国际援助”。这个右派分子不但充满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他的脑子已浸透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他甚至颂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基本建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们已先后召开了十八次说理斗争大会，但这个右派分子态度极不老实。有时企图利用装病请假的办法，逃避群众的批判，有时又在群众中寻找同情，或抵赖狡辩。基本建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们已向彭家杰提出严重的警告，彭家杰要不低头认罪他们就决不罢休。
区域规划局右派分子徐进兴在“鸣放”期间，散布了不少的荒谬言论。他说什么“党的统治地位是三害的客观基础”。企图以此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他还叫嚣什么“基层党组织不要自成系统，党委书记应该实行换班制”，企图取消党的基层组织。这个右派分子在多次的论战会上，经过很多同志以具体事实和充分的道理的批驳以后，已感到理屈词穷，不得不哑口无言低头认罪，承认自己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并表示愿意彻底改造自己。
第3版()
专栏：
城市建设部坚持说理斗争
大部分右派分子低头认罪
本报讯 城市建设部的工作人员粉碎了钱辉焴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以后，正继续同新揭发出来的一些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这个部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曾经利用各种机会，恶毒地向党进攻。给水排水设计院的右派分子、技术员潘永保诬蔑共产党“并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还盼望美帝国主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好趁机推共产党下台。民用建筑设计院右派分子、工程师王据，本来是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被政府宽大处理后，不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趁党整风的机会，煽动肃反对象向党进攻，并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是“捕风捉影”。给水排水设计院另一右派分子、工程师黄广德辱骂共产党员“是世界上品质最恶劣的人”，设计院的领导干部都是“不学无术的人”；材料财务司材料处党内右派分子吉宇光在鸣放期间，煽动党内外干部向党进攻，说党是“漆黑一团”，“共产党反而不如封建王朝”，他还歪曲事实说农民的生活根本没有提高。另一个右派分子李宗敏叫嚣“世界上没有真理”，谩骂“共产主义不久长了”。他提出要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反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支持右派头子章乃器的所谓“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谬论。勘察公司党内右派分子人事科员马祥瑞，把党总支说成“小集团、小宗派”，以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公用事业管理局交通处副处长、党内右派分子薛蔚，同党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里应外合向党进攻。他恶毒地诬蔑说：“全国解放后，共产党做的好事没有坏事多”。
现在，大部右派分子已感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第3版()
专栏：
铁证如山
本报记者 黄向青
人们一走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会里，就可以看到一排排曾经射击过人民胸膛和脑门的机枪、步枪、手枪，曾经插进过人民心胸肚腹的匕首和利刃，一堆堆用作炸毁建筑物的雷管、炸药。电台、密写药水和反革命分子绘写的地图、情报以及记录他们罪状的案卷也成堆成叠地陈列着。一个电动图表闪烁着引人注意的数字：从1955年6月到去年年底，全国在肃反运动中缴获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罪证就有七十一万多件。
会中展览着的罪证告诉人们，许多反革命和坏分子已经混进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人民团体里。1955年7月到现在，就从这些部门中清查出八万八千一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的曾明目张胆地行凶杀人、放火爆炸，更多的是暗中进行阴谋活动。比如在广州市十三中学读书的张彼光，从表面看来这是个多么年青纯洁的学生，可他却是个在台湾受过严格特务训练的谍报组长兼电台台长。1955年潜入广州以后，曾经刺探和连续向香港的特务机关送递关于解放军高射炮阵地、雷达设备等等情报。又如反革命分子庄世民，1952年混入新疆奇台卫生院担任医士工作，穿起了洁白的衣裳，故意用错开药方、滥用药物的方法来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肃反开始，这个反革命分子对人民的仇恨达到极点，竟手执刀斧闯入病房，杀死留医的省农业厅副厅长刘殿英、孕妇赵凤兰等三人，又将该院院长、护士、卫生员、炊事员以至探病人员十一人砍伤。又如混进了江西樟树米厂基建队的杨永仁，他除了向工人散布各种煽动人心的谣言外，曾经剪断过引渡电线，使基建工程推延，最后他又用火油棉花等在米厂的仓库放火，企图把二百七十多万斤谷米和价值四十万元的厂房机器装备全部焚毁。
展览会又告诉人们，还有许多暗害行为是更其阴险毒辣的。在展览室的一个角落里，陈列着一宗不太引人瞩目的案件，反革命罪犯叫李树芳，是青岛铁路管理局的车电员。在这反革命犯的罪证里面，没有刀枪，只有一小块石头。这一小块石头嵌放在一个火车发电机的机件里。讲解员说：如果不是及早发现，电机就要燃烧，客车将会发生严重的不幸事件。许多人的生命可能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毁灭。原来李树芳是个暗藏的中统特务，过去，曾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又组织过中统特务通讯小组，搜集情报，监视进步工人活动。
展览出来的案件告诉人们，反革命分子不但已经混进了一般机关和企业，而且有许多还混进了要害部门或骗到了重要位置。看吧！一个骗子手混了五年、当了工厂的保卫科长，一个骗子手混到了“英雄”“功臣”的称号、居然参加了全国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的主席团，而这些人的名字，不是已经人所共知的李万铭，而是陈天放、黄世贵。
这里还必须特别提到的是柯常琳，在被捕之前，人们从表面上是找不出什么破绽来的，你能说他不像南昌市民政局的副局长吗？你能说他不是民革江西分部的秘书长吗？只有在这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才露出了他的原形来。原来，方志敏烈士正是牺牲在这个刽子手手里。罪证中悬挂着的方志敏烈士等在江西玉山县被捕时带着镣铐的照片，也正是肃反中从他家里搜出来的。这张照片，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保存到今天，为什么他保存这么久呢？是为了夸耀他的“功迹”。当年就曾经挂在他任国民党玉山县书记长的办公室里。柯常琳，在隐瞒罪恶，伪装民主人士，混进了政府机关以后，还利用职位，包庇掩护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有罪大恶极民愤甚大的地主恶霸，有解放后上山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土匪头子。
会上展览的罪证还告诉了人们，反革命分子潜伏的面是很广很深的，他们披着五颜六色的外衣进行着五花八门的活动。这里有五年来住在夹墙里写了二十万言反动文章的姚也中；这里有装扮为贫农的杀害杨虎城将军和罗世文烈士的凶手杨进兴；这里有男扮女装进行反革命活动五、六年之久的万国雄，这里有冒名投寄恐吓谩骂造谣信件以破坏各项政治运动，和自制炸药企图暗杀的资本家洪伯廉和余大本。
山东馆陶县浮渡乡申林台全家七口被申继春、申继兰杀害的惨案，曾经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但这个展览会告诉人们，这不是个别的事件。在这里展览出的，就还有沈阳市郊大榆树村反动富农邢德昌等仇恨合作化、仇恨翻身农民，杀害了贫农李景云的全家八口；云南会泽县柴山乡的唐绍虎，杀害了该乡人民代表陈正美一家九口。
反革命分子还在宗教的掩护下进行反革命活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集团的罪证，占了展览室很大一块地方，这里有他们破坏土改、破坏抗美援朝、和平运动和各个运动、各类政策法令的秘密指示和来往文件。他们指示“教友不得承认分得土地所有权，可在人民政府垮台后归还地主”，他们把光芒万丈的总路线叫作
“血淋淋的总路线”。人们还可在罪证中看见成捆成叠的地契或是拍摄下来的地契胶片。在他们的罪证中有着大批枪械、子弹、军用刺刀以至防毒面具、橡皮艇，有着一堆堆国民党的反动旗帜，还有他们同帝国主义连络的各类巧妙地改装过的密码本子，而这些东西，是从他们的主教府，是从那奏鸣着韩德尔的庄严的宗教乐声的天主教堂里搜出来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破获，曾轰动一时，但也仍有一些人对这案件或多或少地存疑。那么，让这些人来看看他们的罪证吧！
大批的罪证，以及根据事实情理分析对证处理的案情，使人们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肃反工作是以严密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基础的，不光有现场的人证物证，这里面还有一、二十年前反革命分子砍下来的人头和被害者的照片、有他们书写签署的黑名单、情报、地图……。一个电动地图显示：河北滦县“千人坑”大惨案凶手张占鳌在破获逮捕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曾经跑了三万余里路、六十六个城市和荒僻的村庄，费时三个月，终于查清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展览会开始以来，所有的参观者都同声赞扬肃反工作在过去所获得的巨大成绩，人们愤慨地说：“在我们人民里面潜藏着这样多凶狠残忍狡猾的坏人，肃反是必须进行的，不然，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无法保障了。”一个来自武汉的参观者在意见簿上用激动的语气写道：“让那些污蔑肃反搞糟了的右派分子来看看吧！让事实打碎他们不知羞耻的脸。”记者翻阅了意见簿，还发现参观者们除表示了上述的意见、主张必须进行肃反之外，几乎都提出了对某些案件量刑的不满意见，认为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判刑轻了，甚至有人那么激动地在意见簿上大书“宽大无边”的句子，说：“别忘记法院上面有人民两字”，他们甚至对某些案件提出了改判量刑的具体意见。
第3版()
专栏：
我的亲身体会
刘义儒
许多右派分子，趁党整风的机会，对伟大的肃反运动，进行了恶毒的诬蔑，说肃反运动“搞糟了”。我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的工程师，肃反运动的时候，曾经是被审查对象之一。但是，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我要说：肃反运动好得很。
解放前我在重庆读高中、大学，国民党特务，散布学校各处进行破坏学生运动，迫害进步同学的罪恶活动。当时与我较密切的一个同乡，他在同学中进行隐蔽的特务活动，但我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解放后也没有向组织交代清楚。加以肃反运动期间，另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在押的反革命分子竟陷害我，说他介绍我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并且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活动内容。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未弄清楚之前，任何人都是有理由怀疑的。组织上审查我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跟各地党委一样，我院党委坚决贯彻了中央“提高警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一方面热心地帮助我，向我交代政策，打消顾虑，要我详细地交代与特务分子的关系。另一方面派出了一批负责干部，花了好几千元旅费，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找我当时的同学调查真实情况。为了找到一个旁证人，作调查工作的同志在四川的深山中，往往一天步行百余里，买不到东西吃，整天挨饿。这样，才弄清楚了我的问题，实事求是的作出了结论，并在全院大会上宣布了审查的结果。请想想看，历史上有那个政党是这样伟大，这样大公无私，这样实事求是的？若是没有肃反运动，我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不知那年那月才弄得清楚。假如在国民党反动派那种宁愿错杀一千，不肯错放一个的杀人恐怖政策下，那能这样周密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呢？恐怕人头早已落地了吧！
肃反运动以后，我参加革命工作几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弄清了，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同时，党组织也更加关怀我，在政治上帮助我，在工作上更加大胆使用我。所以，我不但一点不仇恨党，相反的，我更加靠近党，更加热爱党，并立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第3版()
专栏：读者来论
是大题不是小题
石坚
右派分子向我们疯狂进攻的毒箭之一，是诬蔑我们的肃反运动，说什么肃反运动是“小题大作”，说什么肃反运动中“尽是错误和偏差”。
右派分子要按住这个题目来作“文章”，正说明了这是个大题。因为肃反运动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措施，因为肃反运动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
事实就是如此，最近公安部举办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个展览会告诉我们，仅从1955年7月到现在，从机关、部队、学校和团体中，就清查出了八万八千一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是小题吗？
“反共救国军”“剿共委员会”“天门道”“暗杀团”……种种反革命组织，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特务机关，从天空、陆地、海上，一批又一批的派遣特务间谍分子，潜入大陆，盗取情报，破坏建设……，这是“小题”吗？
潜伏在新疆奇台卫生院的反革命分子庄世民，手持菜刀，闯入病房，一连砍死砍伤我住院病人农业厅副厅长刘殿英同志等十多人，连孕妇和探病人的亲属都未能幸免，这是“小题”吗？
杀人的刽子手，“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曾参与和亲手杀害过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川西特委车耀先，以及杨虎城将军和其他三百多位革命志士，这是“小题”吗？
鲜血淋漓的事实，说明了肃反运动不是个“小题”，而是个大题，是关系着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题。是“大题”就应大作。只有这样，才是恰如其分、实事求是。
从这个展览会来看，有些案件处理上是有错误和偏差，不过，与右派分子所叫嚣的“错误和偏差”，是有根本区别的。这里所说的错误和偏差是有些案子大题小作了。例如人民日报读者已经提出的鞍山市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残杀陈潭秋、毛泽民等二百五十多位革命志士的罪魁罗继奎、卢秉林，只判处了二十年徒刑。又如“暗杀团”组长杨兆玉，曾亲手杀死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就有八人之多，这个凶恶的反革命，将我农会委员王歪歪抓住，用马刀活活劈死……也只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
这些满手鲜血、命债如山的反革命分子，本来死有余罪，而人民法院中某些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在对这些罪魁、凶手进行判处时，却在“轻呀！重呀！一年呀！两年呀！”上面打算盘，也许，他们自以为是在掌握政策，权衡利弊，但他们却忘记了，我们的政策，是人民对革命的敌人实行专政的工具，忘记了这是大是大非，在这样大是大非面前，对敌人“仁慈”的后果，是对人民的残忍。
第3版()
专栏：
大辩论揭穿了缺粮的秘密
本报记者 鲁生
一场小小的风波
秋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在河北省昌黎县葛条港乡发生了一场“向干部要粮吃”的小小的风波。挑起这场风波的是这个乡的第一社社员，老富裕中农赵锦明和刘玉章。
赵锦明在8月中旬的一次社员座谈会上发表了污蔑粮食统购统销的言论。他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弄得哪家的粮食也不够吃的。刘玉章也说他家的粮食也不够吃了。有些富裕中农也附和着他们，高玉梁说：他家里的人已经快饿死了，但也不能卖地。要不入了高级社，他可以马上卖十亩八亩地。这些人会后到处活动，打算合伙向干部要粮食。一个叫张景春的富裕中农，座谈会前还天天上地劳动，一听到有些人说向干部要粮了，马上就装起病来不劳动了。他到生产队长张步君的家里说：“我今天就没有吃的了，你们不能看着我饿死。”生产队长明知道他家不但不缺粮，而且有余粮，但一时很难说服他。富裕中农钱光汉，每当看到他入社的土地里长的庄稼特别好，就很心痛；现在听到有些人说了些对合作社不满的话，他也不下地生产了，到处找社干部要粮食。
“找干部要粮去”的呼声，一时像一阵风一样在全社吹起来了，使得有些不明真相或对政策认识不够的人，一时分不清真假。刚从部队复员回村的杨树兴说：“一两个人喊不够吃我不信，这么多的人喊不够，领导上应该多考虑考虑。”曾经给地主和富农做过多半辈子长工的许玉来，听了那些喊粮食不够吃的言论不但不反驳，反而附和地说，过去他给富农扛长活一天还吃三顿干，现在不如从前了。有些人明知他们说粮食不够吃是假的，但是怕得罪人，不愿当面反驳。
“缺粮”的秘密
到底是真缺粮还是假缺粮？经过一次辩论以后，真相已经大白。原来带头喊粮食不够吃的赵锦明、刘玉章在大家的责问下，承认了他们是企图以粮食不够吃为借口，煽动群众向社干部闹事。
曾经给赵锦明做过短工的刘昌海在辩论会上问赵锦明：“你说你粮食不够吃，我要问问你，去年你分了多少粮食？”他一边问，一边翻着生产队的粮食分配账。赵锦明不得不笼统地说：“四千多斤吧。”刘昌海又问他：“是不是四千六百九十六斤多？”赵锦明低着头说：“是！”
“去年你卖了多少余粮？”
“七百五十三斤。”
“家里留粮共有三千九百四十三斤多，对不对？”
“对！”
“你全家几口人？”
“八口人。”
“每人平均四百九十三斤，对不对？”
“对！”
“那你为什么老宣传‘三百六十斤不够吃’呢？到底是三百六还是四百九？”
“政府规定的是三百六十斤。”
“可是政府还规定超产部分要按60％的比例给奖。去年我们社每人平均留粮实际上已经是四百斤到五百斤，你为什么不提这一点呢？”
赵锦明低着头没话说了。这时参加辩论会的人们也纷纷提出许多问题来，要刘玉章、贾朋春、高玉梁等回答。刘玉章去年共分六千四百七十二斤多粮，卖过七百斤余粮后，家里留粮共有五千七百七十二斤，全家十二口人平均每人留粮四百八十一斤。人们问他留这么多粮还说不够吃，究竟为什么？高玉梁说他家里的人已经快饿死了，摸底细的人就揭露说，他不但去年分的粮食还没有吃完，今年夏天分的麦子还没有动一颗呢！
在大家的质问下，刘玉章才不得不把他和赵锦明企图闹事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几户富裕中农都是在高潮中勉强入社的。今年春天，他们曾经闹退社，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仍然梦想着高级社减产散伙好退社。可是事情的发展和他们的梦想完全相反。今年各种农作物长得比丰收的去年还好。村东南的那一片玉米地有刘玉章原有的六亩地。在入社前，虽然他起早搭黑地劳动，但是从来没有长出像今年这样好的玉米。转高级社后，由于社员们在这块土地上下了工夫，施肥量比过去增加一倍，又在地边打了两眼“双管子井”，这样才使玉米长的特别好。但是刘玉章却不愿意根据这个事实来看合作社的优越性。他每天走到这块地边就指着土地骂一阵，他骂这块地对他不够“忠实”，他恨这块地入社一年比一年长出更好的庄稼。骂过后又自言自语地说：“看我的这块地多好，长这样好的玉米，又多了两眼双管子井，要是还能让我自己来种多么好！”有一天，他正在看着快要成熟的庄稼出神，赵锦明忽然过来给他说：“二爷，你看你这块地的玉米长的多好？要不是入社了，该值多少钱呵！”从那时候起，他们便互相串连着，计划在秋收前，假装粮食不够吃，同社干部闹事，实现他们秋收后退社单干的目的。
但是，经过这一场辩论后，他们的“缺粮”的秘密被彻底揭开了，闹垮合作社的计划也破产了。
分清是非和真假
全乡经过辩论以后，不仅弄清了缺粮吃的真象，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广大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社员许玉来原来认为，他的生活还没有过去给富农当长工的时候好，参加了辩论会后，他对比了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哭起来了。他对大家说，他是忘本了。他说：“过去给富农当长工吃三顿干也是事实，那是富农想剥削我的血汗为他多生产。”他想起当时他在富农家吃三顿干，母亲却在家里要饭吃的悲惨生活，下决心要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
全乡绝大多数的社员经过辩论后，更进一步认识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同时，还认识到，必须和资本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才能分清是非和真假。如社员常印堂在辩论会上说：“我家三口人，去年卖余粮后，平均每人留粮四百五十斤，因为我们有计划地用粮，现在不但够吃够用，而且还有剩余。可是，赵锦明、刘玉章留粮比我家每人高四十斤，还说不够吃。”熊瑞文说：“我家今年缺一个月粮食吃，这可不是像赵锦明、刘玉章说的是因为实行了统购统销的结果；我家缺一个月的粮，主要是因为没有有计划吃粮。我家五口人中三个是小孩，去年留粮和印堂一样都是每人四百五十斤，按实说该比印堂还宽裕，可是因为我们多喂了一口猪，也没采用代食品，结果被猪吃去了三百斤粮食。”富裕中农张景春这几天听了大家的讲道理和算账后，开始认识到跟着别人向生产队要粮是不对的。他检讨说：“我家并不缺粮食吃，却向干部要粮，这是因为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太重了。我虽然入社好几年了，但是老是摇摇摆摆。为什么动摇？因为我舍不得我那几亩好土地。在初级社时两次提出退社也是为的这个。今天看来，这完全是错误的。我决心要和资本主义思想划清界限，老老实实参加生产。”
第3版()
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右派诗人公刘现形
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诗人公刘的右派原形。公刘在大放大鸣期间对党作了一连串的攻击，他把党比作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认为：“共产党对敌人的警惕已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政治运动是毁人”，谩骂肃反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盖世太保”“迫害狂”。去年12月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共逆流时，公刘也随着叫嚣并向组织上提出“申辩书”，企图推翻党对他的历史问题审查的结论。
公刘写了很多反党的东西。他在去年第二十二期“新观察”上“怀古”一首诗中写出：“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报国无门，何处能跃马杀敌？”“胡尘滚滚，难见中原风貌”等恶毒的字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刺猬的哲学”、“乌鸦与猪”等都是寓意明显的影射肃反和攻击党的诗。公刘与吴祖光的“小家族”过从甚密，一起散布流言蜚语。
第3版()
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启功是徐燕荪右派集团谋士
北京市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启功和徐燕荪、叶恭绰等结合在一起对抗共产党对国画的政策，并且常为徐燕荪出主意，草拟文稿。启功反对国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特别反对国画的“推陈出新”，提出绘画界“应当多看古画，少看现代画。”他是“国画”季刊的编委，却企图把“国画”季刊变成不登辩论性的文章、不登现代绘画作品、以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刊物。徐燕荪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由启功代拟的，启功在讲稿中诬蔑共产党和政府压制和不重视国画。今年2月间启功回上海时就宣扬“国画家的事应由国画家来办”，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话对上海的国画家起了很坏的影响。
现在启功在确凿的事实和有理有力的批判面前，承认了自己犯了“严重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自己的问题开始作交代，并且还揭露了叶恭绰的一部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第3版()
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丑纪锐阴谋被粉碎
长沙日报工作人员连续举行了十多次大小说理斗争会议，彻底粉碎了该报总编室工作人员、原新闻组第一副组长、右派分子丑纪锐（笔名金兑）企图篡改长沙日报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耻阴谋。
右派分子丑纪锐以反对教条主义和揭发“阴暗面”为幌子，一贯贩卖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极端反对在报纸上刊登社论决议和指示。他所追求的尽是那些庸俗、猎奇的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新闻和通讯。在他编辑的“谈心阁”栏内充斥了丑化党员、攻击党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为了实践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提出了所谓组织纲领，把矛头指向中共长沙市委，反对市委对报纸的领导。他还无耻地主张“档案要公开”，“干部要民主管理”这个出身于反动的官僚家庭的右派分子的美梦还未实现，便被长沙日报全体工作人员揭露出来了。
第3版()
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赵家欣诬蔑新中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
最近出席福州市人代大会的福州市人民代表，用大量具体的事实驳斥了民盟福建省常委兼宣传部长、右派分子赵家欣的“新中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谰言。
赵家欣曾经写过一篇题为“风丝雨片”的文章，恶毒地诬蔑新中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他主张要办一个争鸣的“园地”，来刊登他所谓“批评尖锐”的稿件。许多代表对赵家欣的论点在会上予以有力地驳斥。列席代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副社长张壮飞说，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年，摧残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他颁布过许多扼杀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条例和办法。只颁布“出版法”和“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二项法令，仅北京一地就有一千种以上的书刊被扣烧毁。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宪法上还作了明文规定。仅1956年全国的出版事业同国民党统治时期文化事业发展水平最高的1936年来比较，报纸发行增加了三倍，书籍杂志发行额超过了十倍多，这难道说新中国言论出版不自由吗？
据揭露，赵家欣是章罗的走卒，接受章罗联盟的全部反动政治纲领，及其骨干分子沈志远的指示，从攻击人民出版事业着手，企图利用报纸来呼风唤雨，兴波作浪，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第3版()
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张良修歪曲宪法
以“国家法专家”自命的中山大学教授、民革成员右派分子张良修，为了达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不惜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精神，断章取义地援引宪法条文，否定全民早就公认党对国家的领导权。说“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和人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他公开叫嚣要他心目中“合理的”社会“站起来”，“不合理”的社会“倒下去”！这个在大革命失败后就成了叛徒的张良修，一直投靠国民党，在他写的一本所谓“宪政之路”里，就歌颂蒋介石“人格伟大”，希特勒是以身殉国，“庄严”人格是不可侮的。
目前大家正批判他的反动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