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翦伯赞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的阴谋活动，不只限于社会学、经济学等部分，也包括历史学在内。我现在就历史学这方面说几句话。
解放以来，我国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都初步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观点，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历史，拥护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还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的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有很多共同点，主要的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和其他部门的右派分子一样，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一些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例如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都发表了这样的谬论，他们都是从原则上反对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历史科学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它和经济学一样，它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就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把代表阶级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辩护历史家自己所属的阶级的利益。因而在这一方面右派分子就带着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他们妄想在历史科学领域中反掉马克思列宁主义，让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复辟。
雷海宗用一本所谓“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
向达则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问题，来进行攻击。他所指的五朵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应该指出，向达提出的五朵花的问题，是不符合事实的。解放以来我们是着重地讨论了这五个问题，讨论这五个问题并没有错，因为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过除此以外，在历史学方面我们还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其中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然而向达就只看到这五个问题，用他的话说，只看到这“五朵花”，而且最讨厌这五朵花。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正因为如此，向达就不高兴，到处宣传，好像这就是解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罪状。向达不仅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而且十分轻蔑马克思主义。汤用彤先生在他的著作“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重版时作了一个后记，里面说到“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就说：“这是降低身分”。显然照他看来，只有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才是高人一等。
如果说雷海宗和向达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用买办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荣孟源则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荣孟源在他的“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的初稿中，充分地暴露了他的这种反动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隐晦的笔调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从前后文看来，荣孟源所谓的论文，就是指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写的论文。这种论文，在荣孟源看来，是妨害了历史科学的发展的。他又说“编年史继承我国的历史传统，既要直言无隐，又应注意书法，即注意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编年史，我们认为编年史虽然也有它的缺点，但仍然是我国史料编纂学中的优良传统之一，所以解放以后，我们把“资治通鉴”整理出版了。不过用编年体的方法来编排史料，并不排除应用新的立场和观点；反之应用新的立场和观点来研究历史不是就不能“直言无隐”，然而不难看出，荣孟源是把直言无隐和立场观点方法对立起来，好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就不能直言无隐，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一种恶毒的污蔑。荣孟源在攻击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提出了编撰各种不要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的建议。按照荣孟源的建议去行事，就必然要使中国的历史学退回到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
尽管右派分子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产阶级的乃至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但是要想把中国的历史学拉着倒退是不行的，原因就是时间太迟了。马克思说过：“同一件东西对某一个世纪是一个完成品，但对另一世纪，只是用到新的生产去的原料而已。”资产阶级的乃至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都有他自己的世纪，它们的世纪已经过去了。因此即使在它们中间有一些有用的部分，也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原料了。
第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些具有严重右派思想的人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对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向达、雷海宗、荣孟源等都是这样。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经常摔纱帽，也就是表示自己要向外行抗议。向达自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所谓外行就是共产党。向达还以老爷自居，叫这个下台，那个下台。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又是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给他的破格的光荣，反而诬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他恶毒地诬蔑党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他恣意挑拨说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他威胁地说：“把我们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们是受气，我要控诉”。
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
“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
荣孟源也极端仇视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他在前述文章里，歪曲和捏造了一些党员说的话，然后攻击说“我认为这说法很无知，可是只能腹诽，不敢说出口来，腹诽应当杀头，但无所表示，他人不知，其奈我何”。他简直是把共产党员看做封建专制的君主，其心怀仇恨之深是可想而知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都是隐蔽在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之下，叫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对社会科学的领导，以便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取消科学的火车头的阴谋。
第三，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在白天打着灯笼到处寻找共产党的缺点，而对于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之下的历史科学的迅速发展，则装作没有看见，或者不愿看见。他们把解放以后的历史科学说成漆黑一团。向达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他闭着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请问向达，你从那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那里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以研究机关而论，解放以前只有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解放以后有三个历史研究所、一个考古研究所、一个语言研究所，为什么反而奄奄一息呢？以大学而论，院系调整以前，北大历史系只有一百五十九个学生，现在有了五百以上的学生，还有十一个国家派来的留学生四十一人，为什么反而意气消沉呢？
在这方面雷海宗也表现得很恶劣，他对学生散布了很多毒素。他说解放后出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说这些书“内容贫乏，逻辑混乱”。甚至恶毒地诬蔑：“解放前最坏的书都比现在的好。”“解放后出的书没有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就业务观点说，应该多读解放前出的书”等等。
所有这些谬论，其目的都是企图否定我们在历史科学方面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替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复辟寻找理由。
第四，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向达、王钟翰、荣孟源等人都是如此，不过他们各人觉得自己的“本钱”的大小不同，因而野心大小有别。向达对于个人权力非常重视，他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就把该馆搞成一个独立小王国。他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任副所长，就十分注意是第一副所长还是第二副所长。他为了个人权力欲望不满足时常闹情绪。他错误地以为共产党吃硬不吃软，认为共产党软弱可欺。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想做官，说别人都是官。近来向达为了满足个人野心，甚至置七十多万人的湘西苗族和土家族的利益于不顾，和右派分子潘光旦以及湘西土家族中的少数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很多反党的活动。根据揭发的材料，他们在苗族和土家的关系，土家内部的关系，土家与党的关系，省与苗族自治州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拨和分裂的活动。又据湖南民族委员会同志的揭发，湘西土家族中的一小撮右派分子已经和向达商量，请他去当他们阴谋中的土家族单独自治的自治州长。他们还阴谋扩大势力，建立跨有几省的自治区。不用说，这个阴谋如果成功，向达就可以当这个理想中的自治区的主席了。荣孟源的野心看来是想当个“民国史馆”的馆长。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右派分子王钟翰，阴谋组织各民主党派联合会，借“监督整风，保障大鸣大放”为名，企图夺取整个学校的领导权。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右派分子都是趁火打劫，企图夺取对社会科学的领导权，有些右派分子并且发展到夺取政治领导权。
右派分子也许说，他们发表的谬论是学术研究问题，而学术研究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共产党不是要继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吗？是的，共产党是要贯彻而且还要继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也坚决拥护这个方针。学术上的意见分歧是可以自由争辩，而且还可以继续大争大辩，过去如此，今后还是如此。但是正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
“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这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
以上所举的还不是史学界的全部情况。在这次反动的风浪中，在全国各大学中和历史研究机构中还出现了不少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史学界应该开展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来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这对于发展历史科学、保卫社会主义都是必要的。我们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击，消灭他们在历史学上留下来的恶劣影响，粉碎他们企图改变历史学路线夺取历史学领导权的反动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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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考古工作的今昔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夏鼐
右派分子从各方面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到处点火，无孔不入，他们的魔爪也深入到文物界里来。右派分子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党放弃对文物界的领导。他们的办法是否定成绩，夸大缺点。他们把解放以来的文物工作说成一团糟，把新中国的文物事业说成今不如昔。他们要把文物事业的发展道路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到走资产阶级的道路。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愿意利用解放前后我国考古工作情况的两条道路的对比，来揭穿右派分子的谎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伟大成绩，便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的铁证。
我们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说起，从前是半殖民地的做法。周口店的发掘，是由美国垄断资本家罗氏基金会出钱的，指定只能在周口店工作，所以掘了十几年，只是围绕着周口店龙骨山打圈子。解放以来，才扩大了调查的范围，并且结合人民群众和工程部门的报告。于是，在山西省境内便发现了襄汾的丁村遗址，曲沃的里村遗址和交城的范家庄等遗址。广西的洞穴调查，除了发现新旧石器之外，还发现了巨猿化石。最近9月20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河套萨拉乌苏河再度发现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消息。
再举一个例子，解放以前的殷代遗址，差不多限于安阳小屯的殷墟。在安阳发掘了十五季，目标只是想挖甲骨和铜器。每次由南京去安阳都经过郑州，却没有发现郑州这个重要的殷代遗址。解放以后，不仅在郑州的发掘中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并且还发现了河北邢台、河南洛阳和黄河三门峡水库区的许多殷代遗址。
至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从前发现了一个遗址，便好像是了不起的事情。解放后，展开了调查工作，像黄河水库调查队和山西普查队，一发现便是好几十处。解放以来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已是好几百处之多。同时我们又做比较深入的工作，例如西安半坡遗址，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挖石器和陶片，而是了解当时人民生活的各方面，从住宅到粮食，都要弄清楚。现在已在原地盖了博物馆，保存下来供给大家参观和研究。三门峡水库考古队也正在几个新石器遗址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南京博物院最近也在江苏南部选择几处（如丹徒大港、南京市北阴阳营、锁金村和安怀村），从事发掘，以求进一步了解华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面貌。
两周时代出铜器的墓葬，从前一出土便入古董商人手中，大部分还经过古董商流散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去。解放以后，西周的铜器群，重要的有西安斗门镇、丹徒烟墩山、旧热河凌源和最近的陕西郿县李村和山西洪赵永凝东堡。东周时代的墓葬，发掘得更多，收获更丰富。重要的有辉县、长沙、洛阳、长治、寿县、西安等地。最近连天津和宁波也都有战国墓葬发现。今年河南陕县虢国贵族墓地和信阳长台关战国木椁墓都有非常重要的出土文物。前者以铜器为主，大件的有几百件，有些还有铭文。后者有大批精美的木器、漆器、铜器和竹简。这些古物如果是解放以前被发现，一定分散出卖，大部分流落国外。现在是整个保存在人民的手中，提供大家欣赏和研究。
考古工作不是挖宝，而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做发掘和研究，以求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情况和社会经济制度。所以关于两周时代的发掘，我们也选择当时的居住遗址来做。西安丰镐村附近的张家坡不仅掘到西周时代的车马坑，还清理出当时的屋址和陶窑。在洛阳西郊和河北石家庄，也都发掘到战国遗址。在洛阳的涧西还有一片两周时代的遗址正在清理发掘中。
汉墓是几乎到处都有发现，在洛阳、长沙、鞍山市等处，一发掘便是几百座的汉墓。对于汉代墓葬的演化过程已有初步的认识。最近又注意到汉代居住遗址的发掘。辽阳三道濠的西汉村落遗址和洛阳汉河南城的城址，反映当时城乡的人民生活。今年又开始发掘汉代长安城。虽仅只掘了三座城门，但已可使我们了解当时城门的结构，并且还看到二千年前王莽时兵乱火焚所遗留下来的红烧土。西安郊区发掘出来的汉代建筑物，可能是辟雍和离宫，也是研究汉代建筑的重要资料。云南晋宁的石寨山，出土大批铜器和金器，包括一颗黄金铸的“滇国王印”。虽然是墓葬或是窖藏还没有弄清楚，但确是汉代边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大发现。
再往下讲，西安的隋唐墓葬，出土了大批古物，包括墓志石、三彩陶俑、瓷器、铜镜、金饰等。最近又开始发掘大明宫的遗址。洛阳也调查了唐城和发掘了一些唐墓。
我想再不必往下列举，新的发现多得是无法在一篇短文内说完的。去年又开始了文物普查工作，这是从前走单帮式的调查工作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可以预料到今后的发现将会更丰富。我们从前曾梦想有这么一天能展开我国的考古工作。现在这些梦想都实现了，怎不令人兴奋！
如果我们将解放前后的情况作一对比，便可知道这是两条路线的不同。今日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由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前的考古工作是自由散漫的无政府状态。个人只要有钱便可自由去干，谁也不能干涉。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到处掠夺文物，明抢暗偷。我国的不肖的古董商人，也以买卖古物来发横财。现今在党的领导下考古工作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工作要配合基本建设，分别缓急，有重点和有步骤地布置工作。当然，我们还只踏上这条道路朝这个方向走，还没有完全通过这条道路达到目的地。换句话说，我们现下的考古工作的领导还不够强，组织还不够密。今后应该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但是右派分子的意见恰巧相反，他们用各种方法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有的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自封为专家要闹独立，挂帅印，叫党员领导同志下台。有的抱着地方割据的封建思想，想独霸一方。有的还结成小集团，想夺取领导权。
右派分子的论调是可恨的，他们在文物界中也有市场，这是值得警惕的。像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目前的知识界中，左派还是比较的少数，多数还是可左可右的中间派。在这方面，文物界的弱点更为显著。文物界的许多人是由旧社会中过来的，像一般知识分子一样，还残留许多旧思想，不易洗清。并且文物界所接触的有许多是古旧的东西，所以更容易对于旧事物发生留恋，不习惯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生活和新工作方式。因之，更容易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幸得这次右派分子的阴谋在各单位都被揭露，引起大家的愤怒，因之，在各单位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我们要求文物界的右派分子低头认罪，彻底交代，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同时，我们要在这斗争中自我教育，锻炼自己，提高觉悟，以便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关。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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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刊论文摘要
我们和右派分子在独立思考问题上的对立
科学工作中的独立思考，首先必须是根据事实，根据实验和实践，所以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掌握大量的具体事实和材料，钻研事实和材料得出一些新的意见和结论，从而补充或者修正原来的理论；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不是墨守原来的理论而一成不变。这就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独立思考的最好的典范。按照右派分子的谬论，则凡是承认前人已经肯定了的真理，就都不算独立思考。因此，凡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人，在他们看来就都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人，是“木脑瓜”的人。他们可以完全抹煞事实，任意捏造，颠倒是非，将白的说成黑的；他们也可以抓住某些片面的事实，加以夸大歪曲。他们这种“独立思考”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的。我们和右派分子对于独立思考的看法的根本分歧，从思想体系上说，它表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根本对立；从政治立场上说，它表明了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在右派分子看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接受党的领导会阻碍独立思考，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党的领导以及组织性、纪律性等等，非但不阻碍独立思考，恰恰是我们进行独立思考的准绳。 （摘自1957年学习半月刊第十九期汪子嵩：“谈谈独立思考”）
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斗争
资产阶级社会学在解放前曾经在中国传播数十年之久，事实证明，这门“科学”，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所谓“农村调查”，旨在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运动献策；他们的所谓工矿调查，旨在为反动的统治阶级镇压工人运动献策；并且他们的调查研究，也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资料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今天的问题不仅在于资产阶级右派要“恢复”如此反动透顶的一门“科学”，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要在恢复这门“科学”的名义下，为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集团提供颠覆人民政权的“理论”队伍和思想武器。因此，当前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企图“恢复”旧社会学的斗争，不是学术上的斗争，而是一种严重的政治斗争。 （摘自1957年学习半月刊第十九期林涧青：“资产阶级右派企图‘恢复’旧社会学的目的何在？”）
加强党性锻炼，克服个人主义
一般说来，党内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同志在其没有变质以前，他思想上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是并有的，它们矛盾着斗争着。
问题的关键不是个人主义思想的有无，而是对个人主义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有的在党的帮助下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用正确思想来克服错误思想，因而有转变有进步。有的人对错误思想自我原谅，自己思想斗争不开展，又拒绝别人的帮助，因而错误思想日益发展，政治上日益蜕化。例如有这样一种人，当他们的个人主义错误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们常说：在理论上思想可以通，在具体问题上思想就是不通。所以，他们并不想真正下功夫改造个人主义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至多在情势不利时把个人主义思想暂时隐蔽起来。中国有一句古老的哲言：“求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思想改造也是这样，坏思想如果不努力克服，就要发展。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严重程度就成为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这时候就不辨是非了，因为他看任何问题都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和党没有共同的语言，从党的人民的立场出发的正确意见，他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很反感，认为是高调，是教条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是如何的重要；作为一个党组织，不断加强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如何的重要。对于错误的思想，必须防微杜渐，决不能因其尚不严重、尚不突出而忽视之，姑息放纵。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同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不及时严肃地批判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切断这个路，就存在着失足的危险。 （摘自9月25日安徽日报亦辉：“加强党性锻炼，克服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