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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充实了基层 又锻炼了自己
浙江近三万名下放干部大有收获
本报讯 浙江省的省、专区和县三级机关，在整风中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工厂、文教卫生等下层和基层单位工作。截至8月底止，全省已下放干部二万九千九百零九名，其中有省级机关处长和地委、市委机关部长以上干部三百二十八名，省、专区级机关科长、县委部长级干部二千三百五十三名。这些下放的干部，大都是长期从事过基层工作，有一定工作经验。因此，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担任了下层或基层领导工作，绝大部分人参加基层具体工作。
浙江省干部下放后，加强了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使工作得到迅速开展。如温州专区的七十二个区和七百六十七个乡，都配备了县级和区级干部担任区委书记和乡总支书记，由于他们生活在群众中，工作中的问题便及时获得解决。瑞安县宁益乡有些合作社过去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县委下放干部林荣发到该乡任总支书记后，便和原来的干部一起深入调查研究，一面进行解决，一面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同时，他还以身作则带动干部、群众参加劳动生产。这样，一个多月后，该乡的落后面貌即有了改变。社员不但不闹粮食问题，而且还把六千斤余粮卖给国家；原来要求退社的社员不但不退社了，而且还要求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社员的劳动出勤率也提高到90％以上。
全省下放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也得到了锻炼。许多干部下到基层后，学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领导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他们反映：投入了火热的生产斗争以后，特别是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同时也增长了许多实际工作经验，这比进一次学校还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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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春工业系统下放干部在生产中起模范作用
本报讯 长春市地方工业、手工业系统下放了三百多名干部，加强车间力量，推动了生产。
这批干部是从4月份开始先后回到生产中去的。他们之中有科长、股长、工会主席、车间主任和一般干部。他们在生产岗位上，大部分人都能虚心学习，努力生产，并且在工人中还主动地进行思想工作，鼓动大家的生产情绪，更好地完成任务。长春市煤气公司工会主席赵从文，原来是修表小组的组长，他在修表小组的时期，小组生产成绩优异，被评为公司的模范小组。从1953年起，赵从文和几个技术工人先后被调出当了干部，组内技术力量减少，工人思想混乱，彼此之间闹不团结，影响了生产。1956年，这个小组经常出返修品，完不成任务。今年6月，赵从文主动要求回到小组，仍然担任小组长。在他领导下，小组建立了民主生活会，加强了思想教育工作，工人之间团结了，生产也有好转。他还带动大家把残破的表修好，节约了大量材料。长春市食品厂供销科干部冯连贵，回到面包组当了普通工人。他看到组内有些工人劳动纪律松懈，小组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他便和工人们讲解小组生产任务和工厂以及国家计划的关系，鼓动大家加紧干活，按时完成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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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武汉下放干部受到赞扬
本报讯 武汉市各机关贯彻边整边改精神，已陆续下放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到基层工作。其中近四百名处级和科级干部，已分别担任了街道、学校和郊区的党总支、支部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或乡长，七百多名工人出身的干部回到原单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
这些干部下到基层后，一般都能和群众共甘苦，向群众学习，并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原任市保险公司副经理的仲增武同志，7月里调到洪山区南湖乡任总支书记以后，很快就和农民交成朋友。在“抗涝抢救”中，他依靠群众的力量，把原来集中保管的谷子，改为分散保管，减少损失十五万斤，保证了社员的收入，受到群众赞扬。农民们说他是党的好干部，农民的好朋友。下放到武汉冶金建筑公司第一公司三工地当支部书记的马学有同志，一到工地就同工人生活在一起，真诚地关心工人，许多工人把多年不愿讲的心里话都向他谈了。许多从事劳动生产的同志，也在不同岗位上创造出许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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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员们分清大是大非 领导上坚持边整边改
肥东安乐社一扫长期落后的面貌
本报讯 安徽省肥东县安乐社的社员们在辩清了大是大非、整顿了合作社以后，同心合力办好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加坚强。
据统计，目前社员的劳动出勤率已从大辩论前的70.2％提高到95％。收割中稻不仅比去年提前十二天完成，和收割中稻的同时，还犁了板田一千七百八十亩，而去年同期仅犁了三百亩。大辩论前社员们都把积肥上到自留地里，现在全部卖给合作社，因此社里的积肥数量激增，按秋种面积计算，平均每亩可施肥二十九担，而去年的秋种作物却有65％没有施过肥。去年的今天，全社的公粮还一粒未交，余粮也一颗未卖，但今年就在大辩论后的十几天内（到9月21日），社员们除全部交纳完毕公粮外，卖余粮的任务也完成了83％。全社购买公债的任务，仅在三天内就完成了。这些，都是建社以来少有的现象。
安乐社原是三类社，在生产管理、领导、镇反、党团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问题。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到今年7月全社还有空白田三百一十五亩，旱地作物中有20％田地里的草长的比庄稼还深。全社五百六十七户就有五十户表示要坚决退社。这次社里充分发动了社员大鸣大放，在八天内社员提出二千八百多条意见，归纳成九十多个问题，其中十二个主要问题是有条件改进的，社里立即予以改正解决。如全社一百五十五名干部中，就有六十九名经常不参加生产，现在全部参加了生产。1955年建社以来，社里从未公布过一次账目，现在账目已全部清理公布，社员们都心中有了数。过去全社口粮不分大小口一律五百二十斤，现在实行以人定量。过去社里实行死分死记，不分男女老少，体力和技术，做一天活记八分工，以致造成“上工晚、收工早、干活赛小跑”，“田头蹲一蹲，回家拿工分”等窝工、混工现象。现在改变了这种办法，社员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大辩论前的一年中，党和团都只开过一次支部大会，现在党团组织生活也正常了。此外，对破坏合作社的反革命和坏分子也进行了处理。对此，社员大为高兴，说：“政府过去宽大无边”，“这回可把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拦路虎打净了！”
社员们看到社里接受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决心后，又通过大是大非的辩论提高了觉悟，都明确了今后应走的道路，因而增强了办好合作社的信心。本来坚决要求退社的不退了，二十三户单干户中就有十六户申请入社。社员们说：“过去整社像田里过水（不解决问题），现在整社像火里烧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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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里的大字报
武汉市裕华纱厂自8月20号开始整风。在整风中，全厂职工积极对本厂干部作风、生产管理、生活福利、党群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批评，到9月20日为止，全厂职工共提出三千二百七十七条意见，贴出了二千零二十张大字报。现将其中一部分大字报摘录如下：
仓库座谈会
房东（仓库主任）：今天请了大锭子、钢领圈和其他诸位同志来参加座谈会，主要是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害”，想你们在本厂小库住了不少的日子，希望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踊跃发言。
大锭子：我们一共有四万套，按每套八元计算，价值三十二万元，是很大一笔财产。自从1954年改装小锭子，把我们换下来以后，设计改小锭子的万毓琦、叶奎声二位工程师与老师傅金汉文等都得了奖，小锭子运转至今已有四年了，它的优越性是肯定了的。可是，领导上却把我们长期软禁起来，不作处理。汉口申新纱厂来调拨，不给。西安大华纱厂费了不少周折，才拨去了三千套。人家要，不给，而自己又不好好照顾，让我们在二号栈堆得乱七八糟，弄得弟兄们好多都颈弯背驼。这是不是领导上官僚主义呢？照这样下去，我们得提前告老退休了。
钢领圈：去年我厂纺四十二支纱新产品，经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必须1 3/8吋的钢领圈一万只。经理室和叶总工程师敕令供应科限期供应，慌得供应科六神无主，好容易才在8月份花了一万一千元，将我们从上海请来武汉裕华厂。说也奇怪，我们刚一到厂就被打入冷宫，无人过问，真令人纳闷。仔细一打听：原来本厂有1 1/2吋的钢领圈，它们已代替了我们，而且工作得非常出色。并不是你们冤枉花了一万多元，我们还要抱怨，可你们难道事先不能考虑一下吗？真是慷公家之慨！别的兄弟们都在生产战线上立了功，而我们花了工人同志们许多劳动力，却在这里长期休养，这真是叫人从何说起？
变速皮带盘吊综钩及牙螺丝母（异口同声）：你们二位虽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到底还有个安身之处，可怜我们原是织造车间姜德骏主任消灭次布的“三宝”，由于姜主任的“技措（技术措施）”不“计错（计算错误）”，他刚刚走，我们就被革职拿办，白白浪费了几千元。更可怜的是我们“死无葬身之地”，被日晒雨淋，到现在连尸骨都腐烂无存了，?，?，?……
大字报编者按：我厂党委及行政领导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教育亦嫌不足，有过分迁就的现象，以致助长了工程人员对国家财产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造成材料大量积压与浪费。领导上平时对琐碎小事也抓得蛮紧，而对这种大量的损失则充耳无闻，熟视无睹，这是否“只顾拣芝麻，不管泼香油”呢？
裕华纱厂齐放社
好一个“质量第一”！
领导喊：“质量第一”！
领导叫：“质量第一”！
请问领导：——质量无人管，是不是还要说“质量第一”？
8月，布厂的布幅突然增宽，规定九一点四四公分，却出现了九二点二五甚至还有九二点三的，于是乎，布的经线密度不够了，试验科试，技术监督科查。通知！通知！一张一张送到织造车间，可是谁看呢？谁管呢？
问车间主任：好，好，好，就解决。
问工长：好，好，好，马上就解决，可是，我这个班调整了，下班不调整怎么办？
问副工长：（到还干脆），不调整吧，调整了断头多，生活不好做。
于是，一天两天半个月过去了，问题还是问题，却始终无人解决。
我们要问织造车间：你们到底解决不解决？你们到底对工作负责不负责？
摘自裕华纱厂金风报
这两千多元是怎么付出去的？
织造车间工人宋月珍的弟弟（非供养亲属）于1956年因病住工人医院，在9月26日由工人医院转结核病院结算医药费共八百多元。到1957年3月22日又由结核病院转武汉医院结算医药费用共一千一百六十八点二八元，到7月份该医院要取消肺病病床，来电话与厂中联系接回病人。厂里医疗科才找车间询问，结果车间主管与工会负责人花了三、四天时间，才把问题搞清楚，宋月珍的弟弟是非供养亲属，应该由他本人付费，而厂里却将他当作供养亲属垫款两千多元。请问医疗科负的什么责？开了三联单以后，为什么就不问讯了？第二次结账时发现花这多钱，经理室是怎么批的？而财务制度又是怎么掌握的？
裕华纱厂万瑶廷
一年死多少人也要订计划
1956年上级工会要求各企业单位订一年的死人计划，冯国辉主委（劳动保险委员会）无可奈何来问我怎么办？我活了五十年，还是第一次听到要订死人计划。当时，我说：“没办法，就只好订死两个，我一个，你一个。”结果去年死亡共计是四人，超额百分之百完成了“死人计划”。真是：官僚主义逞强，下级干部遭殃。
裕华纱厂白衣战士社祝持刚
（医生）（附图片）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在写大字报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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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许多乡村大鸣大放形成高潮
甘肃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开展大辩论
据新华社南宁2日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鸣大放大争辩运动，已经在广西省三千多个乡里逐步开展起来。现在大部分试点和第一批铺开的乡，大鸣大放正处于高潮，运动进展较快的乡，已经转入大辩论。
在这三千多个乡里，有一批鸣得好，放得透，问题暴露得彻底的乡，争辩起来就具有生动内容，对群众的教育也比较深刻。容县、邕宁和贵县有些乡鸣放一开始，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和群众在一起鸣放，群众的顾虑很快就解除了，对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关系和干部作风等各方面的意见，成百上千条地提了出来。邕宁县建新乡一个农业社鸣放高潮形成后，一批富裕中农在散会时仍不离去，坚持要和贫农进行辩论。辩论中，贫农举出许多实例，说明入社后粮食充裕、生活得到了改善；富裕中农却硬说粮食不够吃。最后，这批富裕中农不服输，自称没有收集好材料，要准备准备再行争辩。两方面一直经过好几次针锋相对的大论战，那些过去多少有过剥削的富裕中农，一直到无话可说时，才表示服输。
但是，在另一部分乡里，领导群众鸣放的干部满足于一般的小鸣小放，不敢充分放手，他们花很多工夫收集了许多正面材料，再三向群众讲解社会主义优越性。群众刚刚开始鸣放，很多富裕中农还没有开口，马上就被批驳，结果，资本主义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暴露，使运动走了弯路。
新华社兰州2日电 甘肃农村已有一万多个农业社七百余万农民投入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开展大辩论的农业社占全省农业社总数的56.6％。全省许多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也在积极进行部署，准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内容的大辩论。如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夏河等县准备以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农牧业生产、巩固合作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内容进行辩论。
各地农业社的大辩论，一般都采取了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步骤，层层宣传动员，反复交代政策。辩论中一般都坚持民主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的方法明辩是非。各社的辩论都有专区或县派去的干部或工作组领导。如平凉专区派到农村领导辩论的干部有五千一百八十五人，其中部长级和县委书记、县长及一般县级的干部就有六百人，全区每个农业社平均有两个干部。各地大辩论全面开始以前，还有一百九十二个农业社进行了试点工作，为全面展开农村大辩论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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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过大辩论克服瞒产私分现象
扬州专区农业社纷纷报实产量
本报讯 江苏省扬州专区自全面进行农村社会主义宣传和在近百个试点社大放大鸣大争之后，农村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粮食问题上的“顶牛”现象消除了，干部纷纷说出瞒产私分的情况。晚秋作物尚在田中，全年征购任务已完成60％以上。
今年夏季，扬州专区夏熟作物减产二亿多斤，各级党委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农村干部和群众受城市右派煽动言论的影响，情绪比较动荡。江都、泰县两县曾发生严重的闹退社现象。夏粮征购进展也较迟缓。近两个月来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普遍开展后，各县区乡党的组织派出四千多名干部，深入到社进行工作，并先后训练了二十多万基层骨干积极分子，同时在各级干部会上也对农村粮食、合作化、农民生活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以后，干部检讨了资本主义思想，有的农业社干部带头瞒产私分，这次也带头报出了实际产量。全区在提倡忠诚老实以后，核实全年粮食产量为四十六亿多斤，赶上了1953年和1955年的丰收年景。
兴化、泰县等县在社会主义教育开始进行时，忙于抓秋收和征购，大辩论没有展开，瞒产私分现象仍很严重。县的领导干部亲到基点乡进行忠诚老实教育，乡社干部报出产量真实情况后，最近又以区为单位集训队以上干部，对今年年景到底好不好展开大放大争。许多干部分析了今年气候比1955年好、合作化后产量平均上升、调换了良种等有利条件，并列举出许多农业社核实产量的事实，证明今年粮食产量不低于1955年。兴化县辩论后，各区多报出五千多万斤粮食。泰县桥头乡原报每亩产三百一十九斤，后实报为四百一十七斤。
群众受到社会主义的教育后，分清了两条道路的界限。江都、泰县等县闹垮了的社已全部恢复起来，闹退社的农民也已纷纷回社。闹粮食不够吃、骂干部、说合作社不好的言论都已消声匿迹。高邮县三垛区一百二十七户退社户和五十多户单干户都积极要求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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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开展
——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吴德峰
中国科学院现在正展开对右派分子阴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等的斗争。我们认为这一斗争，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极关重要的。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在这次会上的讲话，认为必须把这个斗争坚持下去，以取得彻底胜利。
法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趁科学院批判社会科学方面右派分子的机会，在这里我代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想简单汇报一下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党开始整风以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5月27日起召开了首都政法座谈会，广泛征求法学界人士的意见。会上有不少法学家对政法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而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如钱端升、张映南、杨玉清、俞钟骆、楼邦彦、王铁崖、吴传颐、陈体强、谭惕吾等，却趁着这个机会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的气焰甚为猖狂，妄图夺取法学界领导权和实现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政法学界也就开辟了一条战线，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截至9月21日止，首都政法座谈会已开会四十一次，全国各政法机关、院校的反右派斗争，也正在继续深入开展。
法学，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一门学科，它是和国家法制密切相关的。大家知道，资产阶级法学和它的国家法制是彻头彻尾虚伪的。真正科学的法学，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产物，是马克思揭穿了国家法律的本质之后才形成的。我国人民民主法制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产物，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思想指导下，结合我国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它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起了巨大的作用。右派分子不甘于反动阶级的死亡，他们懂得破坏和削弱人民民主法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影响，他们也懂得人民民主法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因此，他们竭尽全力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学理论，企图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破坏人民民主法制，从而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只要稍具革命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最根本的问题。右派分子为了推翻这个理论，曾从各方面进行曲解和诬蔑。他们公然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把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对于国家的领导，歪曲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他们把对人民敌人的专政，说成是“只强调专政，而忽略了民主”；他们反对宪法确定的民主集中制，把最便于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说成是“形式主义”；甚至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已不正确了”，他们竭力吹嘘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虚伪的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法治精神”，要以欺骗性的“全民民主”和资产阶级法制来代替保障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法制。他们的企图极为明显，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
法律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反映着一定阶级的阶级利益，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古今中外一切国家的法律都是这样，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承认这个真理，也就可以明白中国人民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废除国民党伪法统、废除伪“六法全书”，批判旧法观点、肃清旧法学对于我们工作和思想的影响，是做得完全正确的，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地方。而法学界右派分子却千方百计地抹煞法律的阶级性，把法律说成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全民意志”的体现。例如上海的杨兆龙竟说，法律既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也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法律，也是无产阶级意志的表现。有人还这样说：若“处处讲阶级性就显得庸俗了”。根据这种荒谬的说法，张映南更露骨地叫喊“新旧法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公然企图恢复伪法统。
我们在法制工作中一向坚持的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逐步完备和群众路线的方针，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法制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根据这一方针，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千件的法规，这些法规，曾经有效地指导和保障了我国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而右派分子硬不承认这个事实，叫嚣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为“黄文正”“谭青天”所要的却是压迫人民、保护反革命的法律，自然，这就难怪他们说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了。我们应该正告右派分子，你们要求的那种法律，在人民的国家里，是永远不会有的。其次，我们的经验还证明：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变动的情况下制订带固定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典，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但右派分子却说我们“立法工作迟缓”，恶毒地诋毁我们法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爬行经验主义”，“阿Q精神，自我陶醉”。他们毫无根据地说我们“排除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忽略了间接经验”。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他们所谓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他们所指的间接经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验。在这里右派分子倒提醒了我们，过去我们对这种“理论”的排除是不够的，对于他们经验的蔑视也是不深的。为了捍卫法制工作的正确方针路线，还必须对这种“理论”和“经验”，进行更为坚决、彻底的斗争，直到把它们全面、永远地从工作、思想中消灭干净为止。
政法部门是执行国家专政职能的机关，因此在干部选择上必须更加严格和认真，以保持它立场上的坚定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目前，在政法机关里，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干部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还需要按照使国家机关构成符合宪法规定的原则，继续派遣完全忠实于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干部（包括学过旧法经过认真思想改造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员），去加强这些机关。而右派分子却竭力诋毁政法工作的干部政策，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恶毒地丑化老干部，吹嘘没有改造的旧法人员的“才能”和“经验”，很明显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这些有“经验”的旧法人员重新“上台”，以篡夺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把“刀把子”交给他们，使人民民主专政武器变质。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分子窃据了专政机关的工作岗位，他们不仅到处散播什么“无罪推定论”“审判有利于被告论”以及繁琐的“证据论”等荒谬有害的观点，而且还公然以这些论点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根据，利用职权，以各种借口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轻纵罪犯（这种事例在不少地区均已发现）。这种情况不仅说明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而且还说明这种斗争的更直接、现实的重要意义。
法学界右派分子为了恢复旧法学，占领思想阵地，扩大反动影响，据已有材料的揭露，他们早就秘密集会，进行筹划；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视察、检查工作的机会，以反动的旧法观点为武器，进行挑拨和煽动，到处搜集“材料”串连点火，攻击人民民主法制，散播反动的旧法思想。他们一方面诬蔑我们政法教育“落后”，叫嚣法律科学“中断”、“绝种”，说过去院系调整、课程改革有“方针上的错误”，公然企图恢复旧的政治法律课程，而且还要不加批判地进行照本传授；另一方面，他们阴谋活动以钱端升为首成立一个不要党委领导的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样的“大政法学院”，以王铁崖为首成立一个不要外交部领导的“大国际关系系”，以楼邦彦为首成立一个“大法学研究所”，企图通过这些方案和计划的实现，推翻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篡夺党在政法教育和法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权。然后按着他们的意图，妄想“桃李满天下”，进一步把他们的反动思想影响扩展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去。
从以上事实完全可以看出，法学界右派分子企图以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理论，以反动的旧法代替社会主义的新法，使旧法人员重新“上台”，这实际是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根据各地揭发的材料，也证明了法学界的主要右派分子都是和章罗联盟有组织关系的；其他和章罗联盟有关的右派分子，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又几乎都涉及到法制问题；而他们进攻的目标、口号和纲领，也都是一致的。这就充分说明，法学界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是章罗联盟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支肆无忌惮的、最猖狂的主力军。
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学理论和人民民主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极为重要的部分，法学界的斗争，是直接关系着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根本问题，它直接关系着我国国家法制的加强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这个斗争必须更加广泛深入的开展，这个斗争必须取得彻底的胜利。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坚决地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把社会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粉碎右派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阴谋，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在科学方面的毒害，使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更加蓬勃顺利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