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社会主义民主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
上海工厂整风气象万千
本报上海30日电 记者季音报道:社会主义民主的动人景象,充满着上海许多正在进行整风的工厂里。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正在这些工厂里逐步形成中。这是记者参观了一些工厂整风情况后的总印象。
上海市现在已有二百一十多个大型或较大的工厂企业,约三十余万职工,在热情澎湃地展开整风运动,目前大部分工厂已经或正由大放大鸣而转入大争,同时又大力地改进企业工作和干部作风。群众性的大辩论是目前上海工厂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两个月来的事实证明,辩论是群众用民主方法进行自我教育的良好锁钥,上海一些工厂中,这次辩论中思想暴露之充分,挖掘之深刻彻底,是过去历次思想教育运动中所稀见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上海锅炉厂、上海国棉一厂关于三个青年工人(顾六法、羊长发、李开展)的辩论,这次辩论中人们运用了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即举行生活对比展览的方法,在老年、青年工人中掀起了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这三个工人都是在旧社会里受尽折磨,在解放后得到翻身的,但是他们在近年来由于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逐渐忘掉了昔日的痛苦,严重的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欲望,最后就不满现状,发出了种种错误言论。这是上海工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这场大辩论给上海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上了深刻难忘的一课,在人们的思想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上海二百多个工厂中的鸣放和辩论现在正在继续展开和深入,许多国家政治生活,企业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正在一个个的被提到群众中间进行讨论,尤其是与职工切身有关的问题,例如关于工资和定额问题,上海汽轮机厂和公私合营中国纺织机械厂职工,都争论得很热烈。纺织机械厂职工在辩论中用丰富的事实驳倒了“定额员是剃头师傅”、“定额是剥削工人”的错误论调,说明今天的问题并不是定额高,普遍的倒是定额保守、落后,不合理的超额奖过多。但讨论中也反映出,定额制度在执行中,个别定额也有偏高的缺点,就在这一辩论的基础上,行政根据职工群众的讨论,将定额作了一次合理的调整。
社会主义民主的无限活力,在工厂企业边整边改的活动中表现得最明显。解决问题迅速、彻底、圆满,这是许多工厂这次在整改工作中的新变化,上海汽轮机厂在两个月中解决了二千多个问题。上海船厂在整风期间平均每天处理群众意见一百七十余条,这种速度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但问题还不在于速度和数量,还在于这些被解决的问题,有不少都是拖了多年悬而未决的积案。过去看来似乎困难重重,现在却一一清理了结了。这类事几乎在各厂都有。例如国棉十七厂有一段终年潮湿的烂泥路,工人时常滑跌而造成工伤事故,在四年前就要求翻修,一直因各种原因拖了下来,这次领导干部和工人一齐动手来修,不几天就修好了。上海汽轮机厂的工人,希望把厂休日由原来的星期一调整为星期天,也是个很早就提出的旧事,过去似乎牵扯很多,不好办,这回也顺利解决了。许多厂在处理问题中,都坚决抛弃了过去那种不必要的繁琐手续和拖拉作风,做到随到随办。
上海工厂企业的整风是采取了在大鸣大放之后,紧接着展开辩论的做法,而把系统地进行制度上和组织上的改革放在下一步,这是由于上海各厂在鸣放中出现的思想问题比较多,领导上考虑到好些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在群众思想上首先求得初步的澄清,制度和组织上的根本改革就会难以推行和贯彻。但是上海工厂整风并不因此而放松边整边改工作,一些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各工厂都力求最快的解决。
在目前阶段,上海在整风的工厂中把彻底改变干部的思想与工作作风、克服三个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摆在边整边改的首要地位。各工厂从工段长以上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正在与全体职工一起卷入整风运动,倾听群众的批评,在群众的帮助、督促之下改正缺点和错误。在上海不少工厂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一些关于干部改变作风的有趣故事。国棉十七厂二工场前纺车间副主任陈章铭,过去下车间不深入接触工人,总是两手岔着腰,扳起脸孔东张西望一阵就走,工人们背地里叫他做“观察家”。过去陈章铭对自己的缺点没有发现,这次工人们把对他的意见提了出来,他就认真改进,和车间工人关系搞得很亲热,“观察家”的头衔取消了。在公私合营中国电工厂拉线车间里,有一个共产党员蒋满彬,工人们叫他“家庭党员”,原因是他过去一下班就往家里跑,不和群众接近,但这次整风运动中这个“家庭党员”变化了,他改正了自己的缺点,变成了周围群众的亲密朋友。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就这样像一座大冶金炉一样锻炼着工厂里的各级干部,烧去了他们身上的缺点,保存和发扬了他们的优点,增进了他们和群众的联系。
在整风期间,上海各工厂的生产秩序井然,许多厂出勤率上升,不守劳动纪律的现象显著减少,劳动竞赛持续地进行着。
由于上海工厂数量庞大,情况复杂,因此整风运动严格按照分批分期地进行的方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批单位。上海大量小型工厂的整风,时间将稍为推后。在争辩告一段落之后,工厂中整风运动就将进入系统地进行组织、制度改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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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认真处理群众意见 要真正解决问题
唐山市委要求各企业彻底改进工作
本报讯 记者钟林报道:迅速把企业的全体干部、特别是作领导工作的干部,从思想上组织上发动起来,使他们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大胆地、坚决地、彻底地投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的热潮。这是中共唐山市委在22日向唐山各企业的党组织所提出来的主要要求。
唐山市首批进行整风的四十九个厂矿企业单位的职工,从9月23日到10月15日的大鸣大放高潮当中,通过大字报、小组会和座谈会,共提出四十万三千五百多条意见。运动转入整改阶段以后,企业领导方面连同在大鸣大放期间边整边改所处理的意见,到目前为止,已有九万条以上。其中处理得较好使群众满意的固然不少,但群众对一部分意见的处理却很不满意。据初步检查,各单位在整改当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是:有的领导人员只靠自己或只靠由少数人组成的专门机构去处理群众提出来的意见,而且在处理这些意见的时候,往往不跟有关的组织和有关的人员商量,也不征求提意见人的意见,有的单位机械地分工,对有关生活福利的意见都交给工会处理,但工会往往无法处理;有些在大字报或会议上提出来的意见,由于抄写或记录错误,处理时未经核对,许多问题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草率进行处理,结果是张冠李戴或者牛头不对马嘴,引起群众不满;有的单位没有把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首先解决,而是首先把一些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去向群众进行解释,说了一大堆困难,结果影响群众的积极情绪;有的单位单纯追求处理多少条意见的数量,结果,意见是处理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也使群众很不满意。
产生上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不少干部对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认识还不明确,对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的决心不大,积极性不高。不少干部对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依靠群众的多数来进行整改这一方针的认识也不够明确,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力量来进行整改。而党委的领导也没有及时跟上运动发展的需要。
因此,中共唐山市委要求唐山各企业单位的党组织,加强对整改的政治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并教育全体干部,认识整风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提高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大家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认真地投入整改高潮当中去。在整改当中,必须依靠组织,必须走群众路线,要很好地运用科室和车间的组织力量,结合业务去处理问题。对问题的处理要坚持原则,要进行调查研究,要跟有关的组织和人员进行酝酿,还要征求提意见人的意见,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真正把问题解决得圆满。对于处理问题的先后顺序也要注意,要善于分别轻重缓急,力求适当,不要盲无目的地乱处理。还要注意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助领导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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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边整边改 再次大鸣大放
冶金部大字报发挥着大作用
本报讯 冶金工业部自23日转入整风第三阶段以后,很快就开始了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群众性的大鸣大放热潮。截至29日为止,冶金部所属各司局,已经有二十八个单位共贴出大字报二千二百多张。大字报对过去冶金部各级领导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些大字报还针对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对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批评
大字报批评较多的是有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问题。许多大字报除表示热烈拥护吕副部长在动员报告中提出的司、局合并的意见之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批评和建议。有人质问劳动工资司为甚么要在司内设立办公室,是不是有此必要?有人建议把性质和任务相同的监察局的公民控诉处与办公厅的人民接待室合并。还有人主张司内的处与科也合并为一,以减少层次,便于克服官僚主义。机构重叠,必然会有冗员,大字报对人浮于事的现象作了揭发。监察局有的工作人员在大字报上分析了本单位的工作任务之后,提出了减少人员60%的建议。有人认为部长秘书人多事少,特别是在部长出差时更是无事可作,如果统一集中使用,人员可以减少一半。
大字报对机构问题的批评,不仅限于本部,同时也涉及到所属企业的情况。一张大字报以“企业里的机构为甚么愈来愈大?”为题,指出企业里机构大、人员多的主要原因,与冶金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分不开的。有些司局长强调专业化,为加强专业部门的工作,就指示企业增设机构。1956年冶金部系统企业由于上级指示增设机构而增加的人员就有一万多名。有人对各地工矿企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工作组等机构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机构作用不大,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太多,应该一律取消;如果有的企业必须有人在北京工作,可以住冶金部的招待所。
对体制问题的批评和建议
在体制问题方面,大字报也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冶金部的财务工作,现在按各司分工,分别由九个部门管理,工作中产生不少漏洞,有人就提出了加以适当合并的建议。另外还有人建议成立专门审核设计及预算文件的机构,由副部长或部长助理直接领导工作,以克服过去的审核层次过多(审核意见要经过科、处、局、部各级领导签发),时间拖长,而专业单位审核时间又过短,质量不高的缺点。
大字报也涉及到执行方针政策的一些问题。如有人批评基本建设部门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制定的厂房单位面积预算定额超过实际需要,使间接生产费用的百分比太高,给国家造成很大浪费。
对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批评
对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大字报也作了批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请翟司长下楼来!”批评办公厅翟副主任对兼管的对外联络司的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另外有人对设计局局长的工作作风不深入,以及不坚持按季度总结和布置工作的缺点提出了批评。还有一张大字报对供销部门的官僚主义作了揭发。这张大字报所揭露的事实是:重庆钢铁公司基本建设处需要钢板,重庆钢铁公司本身也生产钢板;但是,冶金部供销部门却分配重庆钢铁公司基本建设处去到鞍钢订货,而又把重庆钢铁公司的产品分配到东北地区。另一件事实是:重庆钢铁公司生产的钢材运往西北,本来应该由成渝、宝成铁路运输,但供销部门与铁道部订了合同,要绕道经过武汉运输。
对职工福利工作、职工教育工作、工会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字报也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有的更超出了本部的范围,就国家的某项制度或规定,如公费医疗制度、出差旅费报销原则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某些问题上已经开始争论
在大字报中,不仅有尖锐的批评和很多的建议,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也开始了争论。如有人提出供应局与销售局应该合并,以便使产品、材料平衡分配,避免扯皮,又可以节省干部和经费。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理由是供应材料和销售产品是不同性质的任务,不宜合并,合并后也不能达到上述目的;但他同意在这两个单位紧缩机构和人员。也有人指出不应把职工福利全部由公家包下来,对目前一些福利制度(如医疗统筹等)应加以改革;有人则认为目前这些福利制度还应当保留。
被大字报所批评的个人或单位,有的也贴出了大字报,向提意见的人致谢,并表示坚决地改的决心,或说明已经改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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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面发动群众鸣放 一面着手研究问题
四川省级机关开始边整边改
新华社讯 四川省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已开始全面转入着重整改阶段。现在,所有省级机关都已制订了整改计划,正在一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问题;一面综合整理群众提出的意见,找出本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准备组织群众展开辩论,提出改进办法。
在转入着重整改阶段以前,许多机关都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财政贸易系统先后抽调了三百多名干部组成八十个工作组,深入基层单位调查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并协助下面解决当前工作中的问题,这样就使整顿作风和改进工作和当前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厅在9月下旬全省中等学校开展整风期间,就派人到专区和市县收集意见,对主要问题进行了摸底。10月上旬,政法系统的一些负责人也率领工作组分别到绵阳、万县、达县等地,检查有关政法工作中的右倾思想等情况。
从10月初以来,少数单位已开始出现大鸣大放的热潮。水利厅的广大群众在党员的带动下,不到半个月就贴出五十多版大字报,提出意见和建议四百九十条。省防疫站九十多个干部已提出五百多条意见,相当于前一阶段鸣放中所提意见的一倍左右。工业厅在鸣放开始后,有二十一个干部和一个共青团支部贴出大字报,要求下农村和到基层工作。有些机关在鸣放的同时还展开了大辩论。交通厅的广大群众已围绕着工资、房子、统购统销、组织机构、统战工作等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农业厅、工业厅也根据本单位情况对需要辩论的问题作了安排,农业厅将辩论分级管理、农业生产的全面安排和加强技术指导等问题;工业厅将辩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举、勤俭建国、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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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各机关逐步转入整改阶段
省委向地、市委布置整改的要求和做法
本报合肥29日电 安徽省级机关和地、市委各机关在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后,逐步转入整风的第三阶段。现在省直属机关已有二十多个单位转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阶段。中共安徽省委除在前一时期对直属机关作过布置外,并于25日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对地、市一级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进行布置。在电话会议中省委指出,提高对整改的认识,克服思想障碍,是进入整改阶段掀起整改高潮的先决条件。省委认为,目前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障碍是:认为经过反右派斗争和边整边改,好像问题都解决了的盲目自满情绪;怕暴露缺点,丧失威信,工作不好做、不好收场的抵触情绪;认为群众提的问题多、牵涉面广、纠缠不清的消极畏难情绪;只看到群众某些偏激片面的意见,忽视了群众意见中合理的、正确的部分,或者认为群众所提意见笼统抽象,因而对群众意见不重视的片面认识。省委还根据本省情况提出了整改的要求和作法。目前整改的重点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报告精神,主要是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密切联系群众,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领导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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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下放干部两万多名
绝大部分在基层积极工作
本报讯 据河南省各级机关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二万四千多名工作人员,下放到基层单位工作;据开封等六个专区统计,区、乡干部下放到农村直接参加生产的有五千八百多人。下放人员中有处长科长级干部一千七百十五人。
下放的干部90%以上工作是积极的。新乡专署治蝗站站长张明柱同志,下放到武陟县华亭农业社当社长,自己买了锄头、粪叉等农具参加生产,并帮助饲养员把瘦弱的牲口喂养得很好。
在下放干部的影响下,一些原来不安心生产的农村干部大部分都安心了。中牟县观音堂五社干部李全聚说:“过去村里出个能干人就被提拔走了,弄得社里无人领导,现在把干部放下来,增强了我的工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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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建设社会主义的事要热爱社会主义的人
领导合作社离不开贫雇农
京郊军民友谊社辩倒了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
本报讯 贫雇农能不能领导合作社?这是北京市丰台区看丹乡军民友谊社大辩论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第三生产队富裕中农陈惠光。在9月间一次大鸣大放的中农座谈会上,陈惠光同他本家富裕中农陈登科、陈武光、下中农陈文光一起攻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认为贫雇农不能领导合作社,理由是“贫雇农过去都是种二、三亩地的人,没本事,没经验,现在要他们领导合作社一管就是几千亩,简直是笑话。”同时,他们竭力夸耀富裕中农的本领,意思是要让他们来领导农业社。经过六次辩论大会,社员们摆出许多事实,攻破了陈惠光等人的谬论。
当辩论到“贫雇农能不能领导合作社”的时候,参加辩论会的人比往常更加踊跃,会场空气也更加紧张,社员们抢着报名发言。当过长工的王德泉用反问的方式进行反驳。他说:“陈惠光,你说贫雇农地少没有经验,因此不能领导合作社,你的意思是富裕中农有经验,应该让富裕中农领导合作社。可是我要说你们的经验的确是有的,但这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我看要是让你们领导,准把大伙领到资本主义老路去,免不了大伙再当长工,受压迫。我们能要这种领导吗?贫雇农缺的是土地,有的是本领,过去受压迫,现在翻了身,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因此脚跟站的稳,不怕困难,他们不能领导合作社,还有谁能领导呢?”杨永祥说:
“要说过去穷人没本事,是因为那时没土地、没农具、没牲口,只得给地主扛长工。今天贫雇农翻身当家作主了,合作社只有翻了身的人才能领导,这可不能含糊!”
张国友不等杨永祥话落音,紧接着说:“贫雇农能不能领导合作社?还得看事实,远的不说,人人都知道去年我们这里遭了多么大的涝灾,我们的合作社碰到多么大的困难,可是,我们终于战胜了灾荒,把合作社巩固下来,这不是贫雇农出身的社干部领导的是谁领导的,你说说这究竟算有本领还是没本领呢?别说地主富农,就是你们这些富裕中农有这种本领吗?”
提起去年的大涝灾,人们记忆犹新。社员们描述着去年的情景:正当紧张的秋收季节,一连下了好多天大雨,到处汪洋一片,房子被水淹没了半截子。在这场严重的灾害面前,贫雇农出身的社干部,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他们七天七夜不眠不休地和洪水战斗。贫农出身的社主任田宝荣,黑夜里领着一百多人挖排水沟,当时堰沟被水冲坏,他立即躺下去用身子堵住缺口。武福民虽然是只有一条腿的残废人,但他还是积极指挥社员排水抢救,一直坚持到洪水退去。可是就在这个灾难的日子里,陈惠光等富裕中农却一连两、三个月躲在屋里,不但没有出来和水灾斗争,反而影响了三十多户富裕中农要求退社。到了今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社干部又领导大家搞副业,组织了六十多辆大车搞运输,领导一部分社员抢种蔬菜,大家都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贫农田宝顺、孙庆元每天啃窝头、吃咸菜,从来没有向社里要求补助,表示死也不退社。这时富裕中农怎么样呢?张仁信就是一个例子,他每天叫喊困难,向社里要钱,拿到了三十元钱,却买了一个放衣服用的大木箱。今年麦收时,社里富裕中农朱正贵,煽动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杜德春向社要求多留麦子,杜德春回答他:我坚决服从社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我们不能只顾个人利益。
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面前,陈惠光认了输。他向大伙检讨说:我满脑子装的都是资本主义思想,看问题同大家不是一条路子,这回大家对我的帮助,好像钥匙开了锁,我看清了资本主义是黑暗的道路,绝对走不通。今后坚决跟大家一道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服从社里贫雇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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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水乡面貌一新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吃过早饭,我们来到两水乡。这是中共随县县委的工作重点乡,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以这里为最早。我们本来想请一些干部介绍这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没想到他们兴致勃勃地忙着谈起社会主义教育怎样成为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全乡面貌开始一新的情况来。
财经工作顺利开展
“去年和今年,工作完全不一样。”两水乡乡长余文贵说,“去年是丰收年,可是工作不好推动,今年也是丰收年,可是搞了一段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顺当得多了。”余文贵是负责全乡财经工作的,谈起了财经工作情形:“就说联盟社吧,副主任周永万原来的本位主义思想很严重,只知道给社员多留些粮,多分些钱,工作就好干些。国家的利益根本不管。这次在全乡十个社队长以上的辩论会上,大家给他算了算国家对合作社的扶持账,和合作社的增产账,周永万的脑子清醒了。今年联盟社的粮食征购任务三十一万斤,他原来打算只完成二十六万斤,现在不仅全部完成任务,还多售余粮十一万斤。社里曾经欠国家贷款一万五千元,过期一二年之久都不归还,现在贷款全部还清了。他的行动教育了社员爱护国家利益。从1952年以来,社员欠银行和信用社贷款七千多元,没有归还,这次还了三千多元,准备今年全部还清;去年有七十多元公债销不出去,由社垫钱购买,这次社员不仅自动把这七十多元公债买掉,还超额完成今年的公债任务,并在信用社存了三千多元。”说到这里,余文贵微黑的脸孔浮起了笑容。他说,全乡十个社要算联盟社最不好打交道,可是这一次完全转变了,其他的社完成任务自然更不成问题。”“去年我们跑破鞋子,得罪了人,直到阴历年底,各项财经任务都没有完成,今年呢,从9月间到现在,只半个多月时间,各项财经任务都超额完成。”他瞟了我们一眼,要求我们耐心的听一听下面的一些数目字:去年全乡的粮食征购任务三百一十三万斤,阴历年底才完成了二百九十八万斤,剩下十多万斤到今年2月才勉强完成;今年全乡的粮食征购任务三百六十五万斤,现在入库的达三百七十四万斤,预计入库的要达四百二十五万斤,可超额完成任务六十万斤。去年的银行贷款五万三千三百元,到12月才收回一万四千元;今年的银行贷款四万零七百一十元,计划收回二万七千五百元,但现在群众自动还贷款的达三万零五百八十五元,预计年底可收回贷款三万五千元。去年的粮棉油预购款一万四千六百元,收到阴历年底,尚欠七百元,今年夏季才收回,今年的粮棉油预购款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一元,现在已经全部收回。此外,棉花、油料的征购,公债的推销,都超额完成任务;生产资料赊销款,信用社贷款,水利建设费等都比预定时间提前收回。
干部退坡又上坡
余文贵说到这里,干部们的话多起来了。有些人谈起:不久以前,乡里有队长以上干部和党团员三十余人存在退坡思想,现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不仅不退坡,还表示坚决干到底。联盟社主任萧成泽,一个脸孔红扑扑的青年,首先谈到他们第五生产队队长王海元(党员):这个转业军人曾经把生产队搞成生意队:贩卖牛肉、鸡蛋、熬糖、推板车……生产搞得减了产,还吵吵闹闹的要求退职去做生意——开弹花店。这次大家和他的资本主义思想展开辩论后,他认识到自己有“掉到大坑”的危险,猛省回头,把自己的弹花机,鱼网等都折价交社,生产态度也改变了:以前他做活有“四不干”——重活不干,分少的活不干,早晨不干(因为有露水),太阳太大不干——,现在为了抗旱冬播,他日日夜夜的领导社员车水、犁田、捡粪……说到这里。萧成泽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彩,又谈到他们社里克服退坡思想的李成江:“他是第一生产队队长(党员),过去当过长工、要过饭,翻身初期,工作还积极,这两年看见社员好给干部提意见,工作不好搞,又想到自己有吃有穿何必当干部呕气?便坚决提出辞职不干。这次大辩论中,他的思想起了斗争:“是过去当长工好呢?还是现在当干部好呢?”后来认识到“当长工是奴隶,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他不提出辞职了,并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以前认为工作不好搞,那是思想问题。”现在他在抗旱冬播中,白天领导车水,晚上领导送粪,屁股磨破,眼睛熬红,没有一点意见。”
转变作风,改进工作
萧成泽说完,在这个乡落户将近两年的工作人员老刘等,又转换了话题。他们说,这一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还有效地推动干部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作风。他们谈到有代表性的新春社主任张华顶说:“他一贯不愿意听取群众的意见,社里大小事情,只有他一个人说话算事。现在他听到一些社委反映‘在他的领导下有职无权’和社员反映‘主观包办’,他感到不对头了,检讨说:‘从前做事不放手,是怕人把事情搞坏,其实社这么大,光靠一个人,那能把事情办好?’现在社里大小事情,他都和群众商量。最近社里购买十行播种机和制定抗旱冬播的车水工分等,他都提到管理委员会讨论。”他们顿了顿,又谈到由于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推动群众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现在正在根据这些建议改进工作。例如,过去有些社借支不合理:能说会道的可以借支到钱,真正勤劳的老实人借支不到钱,结果出现许多超支户,群众的意见很大。现在根据群众的建议,实行按劳预支(约一二个月预支一次),大家都很满意,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过去有些社对于贫困户(他们由于家大口阔,天灾人祸等造成的)的扶持很不重视,有些人甚至认为扶持贫困户不如多买几条牛。现在他们批判了这种说法,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扶持贫困户上升的规划,进行全面安排。此外,根据群众的建议,还定出一些必要的制度:一、在党总支领导下,以副书记为首组织七人宣教委员会,各社分支以书记为首组织宣教小组,专门管理全乡党团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每月以分支为单位上党课一次;二、每个生产队都吸收老农为顾问,参加队务会议;三、社内的重大问题如分配、规划、三包、生产计划、大的技术改革等,必须通过社员代表会讨论,同时建立经常性的三种人座谈会制度;四、全乡所有党团员和干部每人搞一二亩试验田,以提高技术,指导生产。
新的生产高潮
访问的第二天,听一些社员谈到这个乡在社会主义教育之后,正在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规模巨大的抗旱冬播运动。
今年这个乡的冬播面积有二万二千多亩,其中有95%的面积需要抗旱冬播。这个任务很繁重,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在旱象面前低头。这里那里,不分男女老少,都在忙着车水、挑水、送粪、整田、播种,有时一直干到晚上。全乡除了病人和孕妇外,出勤率由平时90%以上上升到100%。一些老农谈起今年的抗旱冬播,非常感动的说:“今年我们从栽秧一直抗旱到秋收,现在冬播又要抗旱,而且抗旱面积几乎是冬播面积的全部,这在往年,根本不可能。这里历史上有抗旱救苞(即稻谷打的苞)习惯,没有抗旱冬播习惯。可是,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改变了历史习惯。”
尽管抗旱冬播任务这样繁重,但是人们对于冬播技术的改进并没有放松,甚至比旱灾很小的去年的冬播技术还要大大加强。去年整田是一犁一耙或二犁二耙,今年一律三犁三耙;去年小麦条播占60%(其余40%撒播),今年小麦全部条播(其中有五百多亩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实行宽幅条播);去年白子下田(即不施底肥下种)占冬播面积25%,今年白子下田占冬播面积不到5%。此外,为了解决稻麦种植的矛盾,提前半个月冬播,为了保证全苗,一律做到无墒不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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