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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查执行勤俭建国和工农业同时并举方针的情况
国家经委会提出整改重点
新华社28日讯 国家经济委员会已开始全面转入整风运动第三阶段。这个委员会提出要以检查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等作为重点，展开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和缺点。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代表这个机关的整风领导小组在23日给机关的全体共产党员做了动员报告，除传达党的三中全会讨论的各项重要问题外，他号召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下决心“引火烧身”，造成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热潮，坚决彻底地整顿和改进领导和工作作风。
薄一波在报告中指出国家经济委员会要以下面九个方面作为整改的重点：第一、检查在编制和执行国家年度经济建设计划的过程中，是否认真贯彻了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和勤俭持家的方针，即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多快好省的方针。薄一波说，对这个方针的任何怀疑和动摇，是错误的。今后在国家建设中还必须继续贯彻这个方针。第二、在我们国家的年度经济计划中，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地检查，因为它是能够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针。
薄一波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认真检查有关编制经济计划的体制、制度和方法，检查在这方面是否存在着妨碍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第四、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是否切实执行了认真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和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方针；是否认真贯彻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第五、要切实检查和改正机构臃肿和人员编制庞大的情况。第六、在党和群众的关系方面，要着重检查宗派主义的毛病和各种脱离群众的作风，检查党员干部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的特殊化倾向。第七、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着重反对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不深入群众研究具体业务、不用脑筋、只靠命令行事的恶劣作风，必须坚决铲除。第八、检查和纠正在执行干部政策和工资福利措施方面的不合理现象。第九、在干部思想作风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方面，要着重检查进城以后是否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
为了加强对整风第三阶段的领导和做到及时整改，现在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已做了具体分工，他们都直接参加所属各个基层单位，同群众一起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以便使领导干部直接加强整风单位的具体领导，并且倾听群众意见，及时解决问题。
为使国务院所属各个业务部和省、市地方能及时监督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整改工作，及时发现经委本身难于发现的错误和缺点，经委还将在整风第三阶段中及时召开各种专业会议，加强同各部和省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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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整改决心大 群众鸣放热情高
公安部逐条研究群众意见按时公布处理情况
新华社29日讯 公安部转入整风第三阶段以后，领导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鼓励和支持群众鸣放，在一星期之内，这个部的大鸣大放已形成热潮，贴出了一千三百多张大字报，给公安部领导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见。
公安部在10月21日全面转入整风第三阶段，公安部党组已开过三次会议，讨论了领导群众鸣放和改进工作的问题。为了加强领导，党组指定两位副部长专门负责整改工作，并要他们每天或隔一天向党组汇报一次情况。党组在每次会上都强调领导干部不要害怕“引火烧身”，要有决心烧掉领导工作中的毛病，要相信群众的多数，要反复动员，解除任何顾虑，一定要多为群众办事，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必须及时研究和处理，保证作到件件有交代。
公安部转入整风第三阶段后，即加强了部的整改领导小组的力量。这个小组下分编制、干部工作、生活福利、业务方针政策等五个小组。整改领导小组每天下午开会，研究全部的整改情况，注意运动的发展，并且及时督促各单位加强整改工作。公安部所属各单位也都有一位主要负责干部领导整改工作。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或整改小组每天逐条研究和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并且在当天或隔一天按时公布一次处理情况。这些措施都鼓舞了群众的大鸣大放。
这一星期内，各单位认真执行了边整边改的方针，可以改的坚决地改正。大字报揭露一位处的领导干部用福利费去买高级生活用品一事后，部的整改领导小组即通知有关单位要他退回福利费。大字报批评一位副科长过去长期不服从组织分配，现在这位副科长表示诚恳接受批评，以后要坚决服从分配。目前各单位很重视群众提出的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意见。有的人贴大字报批评有些“局长为什么不参加处务会议”，有的批评一些局级负责干部不深入检查工作。这些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引起了领导干部的注意，许多人都表示接受批评，领导作风开始有了新的转变。现在，公安部整改领导小组正在拟定改进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案。这个方案将交给群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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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气象局订出具体办法
提高干部业务和文化水平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订出具体办法，提高干部的业务和文化水平。
气象局有许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不懂气象这门科学，工作困难。过去他们一再要求学习技术和文化，今年7月，全疆气象台台长和站长到乌鲁木齐整风，又提出这一要求。气象局领导上接受了这一意见，制定出提高干部业务和文化水平的办法，在奇台县成立了文化班和业务轮训班，让台长、站长、观测员、报务员等轮流地集中学习。同时，还遣送了工作年限较久的技术员四十多人到北京和成都中等专业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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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师大教师帮助整改畅所欲言
对领导上提出坦率批评和积极建议
本报讯 为了让教师们充分大鸣大放，帮助学校领导上进行整改，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会于23日召集了有十几位教授和讲师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提出了五十多条批评和建议。这些意见内容丰富，有许多涉及到学校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对领导上的尖锐批评。教师们在会上畅所欲言，直言不讳。主持座谈会的党委负责同志，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率直的态度，一再表示欢迎。
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在发言中批评了学校党政领导上对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缺乏审慎的考虑和研究。他举例说：过去每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要作两次教学实习，这是培养高师学生成一个合格师资的重要实践过程。但是去年夏季，部分学生和教师提出学生要多学中文、数学、理化等业务知识，要求实习改为一次，学校并没有很好地考虑、研究，就改为一次。今年上半年教育部规定还是要实习两次，学校又改为两次。这是应该的。整风开始，一部分人又要求改为一次，学校又照改了。叶苍岑认为这是一个涉及高等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究竟几次好，今后还可以辩论，学校改错了也可以改过来。问题在于学校领导上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缺乏自己的研究和见解，是不应该的。
中文系讲师杨敏如批评了学校党政领导人过去对学校业务领导抓得不紧、联系群众不够的缺点。她说，我是相信党能领导业务的。但是过去党的领导同志不去积极抓业务，结果反而成为一些右派分子攻击“党不能领导业务”的借口。杨敏如说：党过去也联系群众，但是很少深入基层。对于一些人的了解，只限于表面，而不了解他们真正的思想情况。学校党组织过去抓的是如何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但并没有抓好，因为对大多数人的了解还很不够，结果只团结了少数有名望的人，对于这些少数人也是团结多，教育少。俄文系教师吕和声也说：群众中对俄文系教员中右派分子胡明在系里滥用职权、中文系右派分子黄药眠工作不负责任早有反映，过去教务处派人到系里征求意见时也有人提过，但因学校领导上对大家的意见重视不够，所以没有及时引起注意。
教师们对于教学方面人力浪费的现象也提出一些批评。地理系教师赵淑梅说：过去学校里一提到紧缩机构，就考虑到紧缩行政人员，实际上教学方面的人员也可以大大紧缩。她说：地理系一门课五、六位教师担任，一个人教一段，结果教师清闲，教学效果也并不好。会上许多教师建议，应该保留教师工作量的制度。数学系教授郝炳新、教育系教授骆涵素等都认为计算教师工作量是对教师工作考勤的标准之一。
教师们对学校如何领导科学研究的问题也提出一些意见，有的人提出：去年教师中对科学研究问题嚷得很厉害。中文系系主任、右派分子黄药眠拿的一级教授的工资，用每天五小时、共两个月的时间写论文批判朱光潜的实用主义美学观点，结果他自己的那篇文章，也是实用主义思想。教师们提议，学校要把科学研究工作认真地管起来，今后不能偏激地不搞科学研究了。教师们说，今后要注意的是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首先要和教学工作结合起来。
物理系副教授张阜权还对教育部工作迟缓拖沓作风提出一些意见。许多教师还提议要教育部能经常把一些有关中、小学教育的情况，向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们作报告，让他们能随时了解中、小学教育发展方向、存在的问题和领导意图，以便教师们能在教学中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教师们对学校行政工作中某些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等现象也提出一些批评建议。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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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高等学校
整改运动全面展开
出现了一片民主团结和勤俭办学的新风气
新华社29日讯 首都二十九个高等学校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整改。在这些学校里，不仅大字报、座谈会上鸣放的意见的数量逐日激增，而且群众和领导干部一起动手改进工作，出现了一片民主团结和勤俭办学的新风气。
到28日为止，这些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们所提出的意见已经有十五万八千多条，平均每人一条多。运动发动较早的地质勘探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对外贸易学院等校群众提的意见更多。对外贸易学院师生平均每人提出四条意见。在前一两星期里对鸣放还有些犹豫的教师，这一星期在大字报和座谈会上畅谈了心里话，喻善初教授提出一份三千多字的意见书，对学校的机构、教学方针、培养目标等各方面问题都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并且列举事实直率地批评了一位副院长的官僚主义作风。师范大学师生员工已经提出三万多条意见，教师中90％以上都提了意见，揭露了学校领导在帮助知识分子改造和培养人材方面的主要缺点。地质勘探学院师生们的大字报的批评对象已从一般生活福利和教学问题，转向紧缩机构和勤俭办学校。许多学校的党委和行政领导不但对生活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了改进，对领导作风、教学质量等方面的问题，也迅速地有了改进，各校普遍建立了正副校长和正副党委书记接见师生日的制度。北京大学正副校长已经接见了一年级学生代表和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的教师代表；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在近一个星期里，听取了二十多个来访者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两个党委书记并亲自去历史系、中文系听课，借以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这个学校的其他几个党委副书记有的参加学生支部的活动，有的检查了伙食工作。外交学院、对外贸易学院都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发展方向和培养目标等问题。铁道学院、北京医学院等校解决了实习基地的问题。人民大学的工作人员编制已经紧缩了将近40％，现在全校的教师、员工，几乎每人都担负了以前两个人的工作，各个系和教研室的正副主任大都参加了讲课。法律系、新闻系、农业经济系和政治经济学专业都根据师生们提出的意见，改进了课程内容，增加了系统批判资产阶级法律、新闻、经济学观点的内容，克服了过去只进行正面教育的缺点。
在整改工作开展较早的学校，师生员工大鸣大放的锋芒已经逐渐集中在全校的重要问题上，他们不仅提出问题，而且就解决问题的办法展开了讨论，有的学校采用了专题鸣放的形式。地质勘探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等校的教师和职员在上星期鸣放的主要问题都是关于勤俭办学校方面的。对外贸易学院的教职员们对紧缩机构的问题在大字报上讨论得热烈而认真，各个教研室各个科都在大字报上公布了现有工作的人数、分工情况、每人担任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根据这个情况提出的紧缩机构的方案。
有些学校召开师生员工代表会议来解决各种问题。对外贸易学院26日召开的学生代表会，对助学金使用、图书资料供应等有关勤俭办学校的六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前，学校领导曾把这方面问题的意见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提出了处理方案，25日发动全校学生讨论了解决方案。召开代表会议，可以使群众意见通过代表得到充分的反映，问题讨论得集中而深入。最近，他们还将举行教职员工代表会议讨论紧缩机构和抽调人员下乡生产的问题。地质勘探学院和师范大学也召开了这种会议。
现在，许多学校的师生员工已提出“整改工作，人人有责”，他们一面提意见，一面把能够改进的工作立即动手改进。师范大学生物系教师在揭发批评了系内许多实验仪器和用品存在着严重的无人负责现象后，这个系的副主任和教师们在上个星期天进行了初步整理，检修了二十二架显微镜，清理了二十多个标本柜。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师生都已开始轮流值日打扫教室办公室，用义务劳动修建校园。清华大学的学生下课后，每天都有人参加修筑道路，他们计划在年底以前完成四条三千公尺长的混凝土道路。航空学院有八百多师生参加平整校园。师范大学的师生们已把十三万平方公尺面积上的杂物乱堆清除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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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便利群众 有利国家
安徽改变粮食供应办法
本报合肥29日电 安徽省粮食部门在边整边改中，对执行统购统销的一些办法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对群众和国家都有很大好处。
安徽去年曾经规定：一部分遭灾的产稻地区农村粮食留用量计算年度，从当年5月到次年6月，在麦收后群众以麦接稻。但因产稻区群众种麦不多，接不上秋季的稻米，这时国家便又要供应。秋季收稻后，因为要扣除麦收后供应的这一部分口粮，秋季留粮又往往接不上第二年的小麦。这就造成了群众“寅吃卯粮”，国家增大了买进卖出的数量，既浪费粮食，群众和国家还都感到不便。最近，粮食部门改变了这一规定，凡产稻地区粮食留量计算时间，仍然以稻接稻。
农村人口的粮食以前是凭粮票供应的，这种办法有不少缺点。粮票从省到户，层层发放，有的县、区、乡往往扣留机动粮，使群众实际需要得不到满足；粮票也往往不能及时发到户；买卖粮票的现象也很多。现在安徽省粮食部门实行了票、证结合的办法，即把粮票钉在粮证里，粮证上有姓名、住址、定点，票、证在统购结束以后，一年一次发到户，二者缺一都不能购买粮食。这就避免了从中扣发、迟发，以及买卖粮票等现象发生。
安徽省粮食部门对农村还普遍实行了以人定量的分配粮食办法，各地农业社正结合预分方案拟制以人定量的方案。实行这个办法，稻田地区成年人可分到六百到六百五十斤的口粮，杂粮地区也可以分到四百斤以上。这样，在国家留量标准以内，就能使每一个人的粮食消费情况趋于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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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职工表现了主人翁的责任感
主动帮助领导解决问题
真正作到了“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
本报哈尔滨29日电 在哈尔滨四百多个企业的整风运动中，职工不仅提出了九十九万多条意见，而且许多工人还主动协助领导解决问题，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
整风之前，黑龙江省食品工厂的副产品车间，相当长的时间始终没有解决肠衣弦的粗细不匀的问题，产品合格率只达到60％左右，损失很大。鸣放期间有的工人提出这个问题。技术工人郝宗就和其他两位工人，不分昼夜地研究了七、八天，终于发现了油皮和配匀方法不对头，找到了解决办法，现在合格率已提高到95％以上。哈尔滨机联机器厂铸造工人使用的型砂，过去是过筛后制型，由于砂子硬度不强，透气不良，浇铸容易呛火，铸出的产品气泡多，影响产品质量。以水暖锅炉片为例，由于型砂管理不当，废品率竟高达30％。技工韩守志、安景龙等人经过详细研究后提出：型砂过筛后有比例地掺拌黄土、粗砂、细砂和淀粉，调合了型砂的软硬度，解决了铸造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质量关键，使水暖锅炉片的废品率降低到15％以下。哈尔滨轴承厂车工车间加工内沟的四尺车床，是用手打胎，工人很吃力。鸣放中工人提出要改汽压卡胎，施工员、机械组长和总工长等人，亲自动手试验安装上了汽压卡胎，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日产量也提高了52.5％。
许多工人在解决生产和生活问题时，都贯彻了“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的精神。机车车辆修理厂客车车间的最后一道工序——装配、喷漆、刷色，都在一个厂房里工作，油工刷色时，其他工种也跟着受油烟熏。在鸣放中有些工人要求扩建厂房。工人李永庆说：“应该想个不用花钱的办法，不能单从花钱增加设备上想。”他提出了先把客车各部件喷漆后再装配，使各生产工种分开作。这样，既解决了劳动保护问题，生产也有了秩序。
在整改工作中，哈尔滨电线厂和松哈机械厂等单位的职工还组成了职工代表到各单位督促检查整改工作情况，收效很好。如松哈机械厂一车间翻砂室，有个三公尺高一公尺半宽的门窗没有玻璃，寒风刺骨，工人提了意见没有及时解决；代表视察后立即向厂改进组提出，马上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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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委召开工厂干部会议
批判在整风中压制批评的事件
本报上海29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工厂干部会议上，批判了一件工厂整风运动中错误的压服职工正确批评的事件。被批评的是公私合营新中动力机厂党委书记祝复华等部分领导人员。
新中动力机厂在开始鸣放时，工厂护士王建兰连续写了三张大字报，揭发工厂的党委组织部长孟庆辉因小孩争吵而粗暴的殴打她等错误行为。这几张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群众的公愤，几天内出现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大字报上群众还批评了部分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上的特殊化倾向，认为厂的党委书记上下班时不应当坐小汽车。这个批评，本来只要处理得当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但该厂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却采取了错误态度。受到批评的党委组织部长孟庆辉认为这是“坏分子有意丑化领导”，“向党进攻”，“与我为难”，党委书记祝复华、副厂长季平等也作了同样的估计，并决定对群众的批评来一个所谓“反击”。当这个问题在党委会讨论时，曾有人提出应当根据群众的批评能改的马上就改，以此向群众表明领导整风的决心，但是党委书记祝复华等部分领导干部仍坚持要对群众批评实行“反击”，并召开会议，进行布置。
接着，他们便贴出了“反击”的大字报，许多大字报不摆事实，不讲道理，而只是空洞的斥骂对方“卑鄙无耻”、“无中生有”、“阴险毒辣”等等，党委组织部长孟庆辉也写了一张数千字的大字报，向曾对他批评的人讽刺挖苦了一顿。大字报上还要求撤销提出批评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职务。
这个错误的所谓“反击”，引起了职工们的不满，有的工人说：“这是什么整风态度！”许多写过大字报批评过领导干部的人，情绪都很紧张，柴油机车间的工人把写的大字报底稿拿出来看了又看，深怕有错，受到“反击”。这样，职工群众写大字报的热情就一落千丈。
新中动力机厂的这个错误作法，很快就被中共提蓝桥区委领导上发现，当即制止了，并且督促该厂领导干部作了检讨，撤销了党委书记祝复华的整风领导组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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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什么就辩论什么
燕凌
当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正在进行着的时候，在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另外一种辩论——日常工作中的辩论，也可以叫做“小辩论”。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一般都是在工作组的领导帮助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进行的；关于日常工作的小辩论，则是基层干部和群众以“做什么就辩论什么”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小辩论，不但直接推动了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水平，改进了基层干部的作风。
河北静海县马帝庄农业社，按照计划应播种小麦一千八百亩。种到一千亩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说剩下的地都太旱，不能再种。计划究竟能不能完成？要不要完成？一场小辩论展开了。终于辨明了：为了明年供给国家足够的麦子，为了明年自己能吃更多的麦子，一定要完成种麦计划。有些人认为不能再多种了，那是因为没有充分了解合作社的优越性。合作社力量大，有大量的旱地也有力量浇；不用浇就可以种的地，也还有。一些有经验的农民立即出动到地里勘察，的确找出了不必浇就可以播种的五百来亩地。社干部到地里搭棚搭铺，在地里吃饭，在地里睡觉，不几天又浇地一千多亩。结果，总共能种麦三千亩，大大超过了计划。因为经过了辩论，大家出主意大家干，干部群众思想一致，干得特别起劲。对于集体的力量，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这个县的元蒙口农业社，在评定秋季粮食产量的时候，专就评实产量、报实亩数的问题进行了辩论。干部和群众在辩论中把思想统一了起来，向政府报出了过去隐瞒了的几百亩地（能收十九万多斤稻谷），干群关系也更密切了。
别的许多地方也开始在日常工作中运用辩论的方法。要不要开渠（在这上面多费工多用钱值得不值得）？要不要改种高产作物？要不要多留公积金？要不要按期归还国家贷款？……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事先经过辩论的，工作就都进行得比较圆满。
这已经可以作为一种正常的工作方法来运用了。在已经开展过大辩论的地方可以经常运用它，在还没有开展过大辩论的地方也不妨实行。有工作组帮助可以实行，只在农村支部领导下也可以实行。在日常各种工作中，在干部中间，在群众中间，在干部和群众之间，本来就常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也发生争论。但是，也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而并不争论，或者各自只在背后议论，互不照面。其结果，或者是工作做了，而在一些人心里留下一些疙瘩；或者是工作进度迟缓，甚至推不动；或者是工作的布置确有错误和不周之处，做到中间或末后才发现错了，造成损失。把不同的意见都明摆出来辩论一番，这些情况就都容易避免发生。辩不好，顶牛了，打起架来，怎么办？应当相信，把辩论的方法用得习以为常了，正是从根本上避免发生严重纠纷的方法。
哪个地方在日常工作中都能运用这个方法了，那可就可以说：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有集中又有民主，那种政治局面在哪个地方是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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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车上听到和想到的
本报记者 吕建中
南同蒲线列车从太原一开动，我就拿出从各县向中共山西省委的汇报中摘录的笔记来看。我想冷静思考一下脑子里对山西省当前农村整风运动中的一些我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
可是我想不下去，车厢里山西老乡们谈论得太热烈，也太吸引人了，而且我仿佛觉得他们谈论着的和我正在思考着的事情大有关系，于是我全神贯注地听着邻座那几个农民的对话。
“要说不够吃，那是不掏良心。俺村自从大辩论，我们不吃四百二十斤，情愿吃四百斤。”
“不是缺粮，就是缺钱。”
“钱？钱有啥用，走黑市吧，违法，买肉吃吧，不节约，反正由不得你自己。”
“阎锡山在这时，借一斗麦，还三斗秋，那倒由得你自己！”
“那社干部呢？他们就该比社员特殊？……咳，我金杓子银碗入了社，以后尽吃尽穿啦，反正是社会主义！”
“那也不对，社干部自私自利，我们也不能光顾自己，不顾国家。”
这时候，坐在我对面那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农民对这场小辩论也听得满有兴趣，他有时扭回头来对我笑笑，意思是说：你听，这问题到处都存在，不光是我们那一个村呀。
他是平遥县一个老贫农，名叫段云保。他说他在抗日时期就参加过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决死队，打过日本鬼子，也打过阎锡山。如今有了合作社，他的生活虽不很富裕，总算够吃够用了。今年庄稼受了旱，合作社在管理上也有毛病，减了点产，富裕中农就趁此兴风作浪。段云保好心给社干部提意见，反而受了打击，于是富裕中农又乘机拉拢他。他又气，又苦恼，不知如何是好，便跑到太原铁路局找他儿子寻主意。他儿子鼓励了他，要他回村好好参加大辩论。他说着，挽起袖口，让我看看他胳膊上的伤痕，说：“我心里明白，我过去和阎锡山拼命是为了啥！咱能跟那地主、富裕中农挖社会主义的墙根吗？”
过一回，我穿过几个车厢到餐车吃饭的时候，我有意识地留心一下，每个车厢里都听得到人们在谈论粮食呀，合作社呀，社会主义呀，等等。
可是，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干部就是害怕辩论会，或者发愁群众辩论不起来呢？现在看看我笔记本上的纪录吧：
有的乡，干部不敢让群众大鸣大放，怕搞乱了没法收拾，于是便采取“边鸣边堵”的办法，有人提出问题干部马上就站出来解释，或者立刻就“发动辩论”，把意见给顶回去。
有的乡，虽然让群众鸣放出来了，辩论的时候却又不耐心，也抓不住主要问题，觉得“鸣放容易辩论难”。因此有的抓住一个小偷或违犯劳动纪律的农民来辩论，有的一开始就批判单干户，第二天单干户要求入社，干部就认为已经达到了辩论的目的了。
有的乡，忽视思想发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有的乡在辩论中顶了牛，干部就骂人、甚至打人。
仔细对比一下，我感到有的干部这些对当前大辩论的思想问题，和车厢里的群众对大辩论的浓厚兴趣是多么不协调呀：群众就怕心里的话说不完，辩论不完，而有些干部却还在怕鸣放，怕辩论，或者在愁眉苦脸地喊着“辩论难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于是我又问我身边的段云保：“你乡里有没有上级派去的工作组？”
“有啊！我们那是个总社哩。工作组就住在我隔壁。”
“他们没有找你们这些人谈谈吗？”
“没有，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他向我探过身子来，放低了声音说：“工作组光听他们的，不听我们的。”
在这以前，我只感到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村大辩论将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个问题就是还有些农村工作干部对农村这场严重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他们习惯于用压服的办法来解决农民的思想问题。然而我还没有进一步想清楚，干部对大辩论所产生的那些抵触、畏难思想，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而此刻，我在列车上的见闻，尤其听了段云保的那一席话，我脑子里清楚了，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思想，段云保的话不是最尖锐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吗？我们有些干部在喊“辩论难”，事实上这个“难”字并不发生在群众，也不发生在辩论本身，而正是发生在干部自己的思想上，因为当前这场思想革命最紧密不过地连系着每个群众的前途和他们的切身生活，这怎么会不搅动起他们的激烈地思想斗争呢？事实上只要你稍一留心，你就会发现不论在家庭里，田野间，也不论在柳荫下和列车上，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自由地辩论着。
现在，我再打开笔记本，重看一下中共山西省委对全省当前农村整风运动的打算——在第一步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的胜利基础上，总结经验，提高干部，贯彻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立即在全省范围内结合整党整社，深入开展一个“全民整风”运动。这时候，我对它的重要性的体会就深切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