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胜利
——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姚溱 王力
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也是坚决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苏联共产党人的榜样,坚持着国际主义的旗帜。毛泽东同志一向认为,在中国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它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一向认为,中国要独立,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要把“革命”两字取消,变成为反动的民族主义,变成为向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变成为反革命。中国历史证明,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联合还是反对,就是革命与反动的分界线。毛泽东同志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当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明确地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宣布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宣布世界上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宣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制度,并且愿意和全世界一切主张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不断地进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教育,坚决地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再三告诫自己的党员和全国人民,必须以国际主义作为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行动的准则。我们的党多次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主要手段,就是利用各国人民中的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阂。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阶级和真诚革命的人们,必须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是从追求利润的天性出发,从资产阶级狭隘的私利出发,来对待民族问题和决定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我们对待各种不同作用的民族主义,应当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共同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应有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民族侵略主义,以及主张联合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民族投降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对于那些主张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则是我们应该赞助和支持的。主张中立的民族主义,如果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对于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也是有重要作用的;因此,这也是我们应当同情和支持的。但是,即使是带有进步性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者所应当采取的立场。民族主义既然是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它的进步作用充其量也不可能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如果企图把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用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那就只能起消极的、有害的作用,而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前一时期,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大肆散播反动的民族主义谬论,并且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上层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方面获得了共鸣。这个事实严重地告诉我们,虽然全国解放以后,我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已经完全清除了,右派分子的煽动已经丝毫不起作用了。直到现在为止,有一些认识模糊的人,特别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还是容易受右派分子的迷惑的。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顽固的思想,它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不会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而立即消逝。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甚至在无产阶级内部也发生了长久的影响,并不是很容易清除的。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不注意防止和批判,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残余还完全有可能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从而在某些人的思想中形成大国沙文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些都是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利益不相容的,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不相容的,也是同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相容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散播反动的民族主义毒素时,常常吹嘘他们的主张是“爱国主义”,而他们自己则是“爱国主义者”。但是,人们知道,反动的民族主义是同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刘少奇同志说过:“纯正的爱国主义尊重其他民族平等,同时希望世界人类优秀的理想在自己国内实现,主张各国人民的亲爱团结。至于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则煽惑各国人民的互相敌视与仇恨”。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我们认为,各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互相结合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就是希望自己的人民从一切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希望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自己的国家里得到实现。为了达到这些崇高的目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绝对不应该煽动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敌视,特别不应该反对苏联;而应该尊重其他民族,促进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苏联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各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如果脱离了国际主义而谈什么爱国主义,那就只能陷入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中去。
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其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叫嚣中,集中反对我们对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反对我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主张实行所谓中立的“中间路线”。非常清楚,这种不区别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分敌我的主张,只是为帝国主义所欢迎的一种论调。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力量的对立,是当前国际斗争中最基本的特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成一个阵营向人民进攻,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团结一致,结成牢不可破的阵营,才能团结其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最后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这是非常清楚的道理。对于一切真正的朋友,我们都是应当争取的,但是必须首先团结自己,必须分清敌我,而不可以认敌为友,然后才能谈到争取朋友,战胜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划分阵营,实际上不过是为了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垄断资本主义是国际性的,帝国主义阵营总是客观存在着的。右派分子所主张的“中间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所主张过的,这只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并且使全世界的反帝统一战线陷于瓦解,而便利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进行它的战争阴谋。其结果,势必严重地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甚至有使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遭受战争浩劫的危险。因此,对于这种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提倡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必须严格批判和坚决反对的。
我们认为,只有“一边倒”才是唯一正确的对外政策,这个政策不仅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国际战争势力,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对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团结。人们知道,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这才便利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这才使中立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一切社会主义业已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尽一切可能去支援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广大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内,我们和他们的友好合作,是符合彼此的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是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不但是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且是以社会主义为共同目标的团结。我们必须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才可能更好地团结各个民族主义国家。我们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国家不团结,而能团结各个民族主义国家。这也说明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但不排斥和其他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相反的,这将更便利于发展这种合作关系。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国际主义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特别是加强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团结和联盟。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是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和巩固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证。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全世界人民事业的利益,必须不断地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由于社会主义各国都已经消灭了产生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所以相互之间的关系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根本的矛盾和利害冲突。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为人类树立了光辉的楷模。为了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有关问题,去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以及11月1日我国政府发表的支持苏联这个宣言的声明,都强调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各国按照这些原则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相互的关系,并且正在继续为着不断地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合作而努力。事实非常清楚:社会主义各国在相互关系上的任何问题,都是完全可以在团结的基础上经过真诚的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求得顺利解决的,以苏联为首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任何力量所不能破坏的。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必须担负起并善于尽到自己的国际主义的责任。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需要兄弟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我们也应尽力支持和帮助兄弟国家。我们认为,每一个兄弟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对我们的最宝贵的援助;而我们也应当做好自己的工作,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以此作为对于其他兄弟国家和世界人民事业的一种支持;同时,我们还应当在其他兄弟国家需要的时候,毫不吝惜地克尽我们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一贯地重视伟大的苏联在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首要作用,并且以我们有苏联这样一个伟大的兄长感到光荣。
人们知道,苏联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各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正是十月革命最伟大的历史成果。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为了加强自己的团结,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就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中最先走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阶段,它的经验最丰富,国力最强大;全世界的人民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苏联,帝国主义侵略者用恐惧的眼光望着苏联,所以,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中以苏联为中心,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都可以在自己的斗争中有所创造,来丰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重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苏联的经验是最完备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是一个完全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而苏联的基本经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学习这些基本经验,就是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正确地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还必须正确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因此,任何认为可以不要中心或者可以不以苏联为中心的想法,都是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都是不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向认为,中苏两国的团结一致,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关系到国际革命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毛泽东同志说过,“这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友谊,是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必然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苏两国的团结一致,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一致,也有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再指出:中苏两国的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直把努力巩固和不断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作为我们最重要的国际主义责任。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在妄想挑拨和破坏中苏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被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武装起来的中苏友好团结,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任何挑拨所无法破坏的。甚至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发言人杜勒斯也不能不承认“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由紧密的思想联系连结在一起的”(6月28日在旧金山讲话)。帝国主义反动派每一次的挑拨和破坏,都只是提醒了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般地捍卫中苏两国的友好团结,捍卫社会主义各国的兄弟团结。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永远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战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中国人民永远同苏联人民坚决地站在一起。中苏八亿人民的友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
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同苏联团结在一起,永远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在一起,永远同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着我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旗帜在我们前面飘扬,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取得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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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妙的喜剧
——介绍重庆市川剧院的“乔老爷奇遇”
戴不凡
一个恶公子想抢一个姑娘,结果,却给自己的妹妹抬回个丈夫;一个上京赴试的举人,——在演出中,他是个鼻上涂着白粉的丑角,坐在轿内被人抬去错作新娘;……如此令人哄堂的内容,已完全够得上“传奇”的水平了。然而,仅仅是一部“错中见奇”的作品,那终究是易入窠臼,难列上品的。我以为重庆市川剧院演出的“乔老爷奇遇”(原名“黄界驿”或“乔老爷吃酥饼”),是一本上品的奇妙喜剧,其根据不止在于它的诱人喜剧情节,同时更在于这使人忍俊不已的故事中,出现了一位令人喜爱的人物——年青的举人老爷乔溪。
变化莫测,出人意外,难以窥其底细的场次安排,使这个喜剧,更添加了它特有的丰彩。你看,因听岸上庙会锣鼓而忽动游兴的乔老爷游完了寺,看看天色不早,唯恐船上的考伴久等,一边唱着“下句”:“急忙忙奔江边去把船寻”,一边绕场直走到上场门口,——这时,按照戏曲的通常排场,谁都会以为这场戏是完了。然而,不。乔老爷忽然又匆匆地走出场来,边走边思索:“哎呀,我是从那里下的船呀?”——原来他找不到归路了。他唯一能记得起的是:船原来停在一棵柳树下面,但现在似乎连柳树也跟船一块儿开走了。一个三尺之童找不到归途,我们会寄予莫大同情;但乔溪是一位举人老爷啊,按照他的年龄、身份和生活经验,他是不应当找不到归路的;他的行动跟他的老爷身份是如何的不调和啊!一心上岸游玩时,却没有想到自己还要回船。就在这不常见的排场中,剧作者让我们在笑声中看到了乔溪的形象。
作者的笔几乎像巧妙的魔术师一般,忽而使你紧张,忽而使你轻松,他充分注意到场子安排上的“冷”、“热”更替,善于在最紧急的关头,把他的主人公安祥、平静地端出场来,让人松一口气地看清他的真面貌。在公子蓝木斯率领家丁沿途紧紧追赶黄小姐时,突然安排日暮穷途的乔老爷和蓝木斯相撞受伤,从而表现这是个不太考虑面前蓝家家丁的拳头痛不痛、天官之子有多大威势、拉去见官的后果如何的穷酸举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接着,黄界驿的投宿则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蓝木斯追赶黄家母女到黄界驿投店;准备等她半夜一上轿,立刻由家人抬起就走。观众在屏声息气地等待这一严重事件的发生,不料,作者又卖了一下关子:几乎被我们遗忘了的乔老爷,扶着腿伤,又踽踽地出现了。他囊无分文,无处投宿,天黑、饥饿、疲乏、伤痛集于一身,正在进退无路的时候,忽然摸到黄小姐的轿子,于是,就坐进轿里酣睡起来。——原来我们最关心的是黄小姐的遭遇;并认为乔老爷不过是剧中的穿插而已,可是,当乔老爷一进轿子,谁都不会再去更多地注意黄小姐的命运,而要集中精力看着轿内的乔老爷了。因为,这位自称是“随遇而安,乐在其中矣”的酸而又丑的君子,才是立刻就要被蓝木斯抬走的“新娘”啊!这样,这位异常精通戏剧结构的作者,轻轻一笔,就把剧中两条线索天衣无缝似地集中在一起了。作者要写乔老爷,然而他却故弄玄虚,使人在极度关心被迫害的黄小姐的情况下,才轻轻地、诙谐地把乔老爷这个人物推到观众的最前面,他真善于运用他翻腾变幻之笔!
作者写这个戏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单纯地批判蓝木斯这样的恶公子,或者仅仅为了使观众大笑一场。如果他的用意只尽于此,那么,只要做这样的安排就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了;蓝木斯在路上掀开轿帘,一看“新娘”原是个男的小丑;或,径将轿子抬回蓝府,发现“新娘”原就是昨天撞马头的那厮。可是,作者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写;紧接着上一场,他抓住观众现在最瞩目的人物乔老爷,写了“吃酥饼”这一场精彩好戏,把乔老爷的正义性格作了最充分的描绘。
黄桷树下驻轿等天明这场戏,喜剧性决不亚于“蒋干盗书”。急于想和黄小姐成亲的蓝木斯在埋怨天“咋个不快些亮嘛”;自以为办事有功的蓝心会则要求公子重赏。——他们脑海中都以为这一番终于把这位其貌无双的佳人搞到手了。可是,从轿帘内伸出头来的却是个其貌不扬、鼻涂白粉的穷酸书生!——这是何等风趣的喜剧性冲突!到这时,在轿内酣睡了半夜的乔老爷,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当作黄小姐抬来了。然而,到这时,观众还不能了解乔老爷究竟是何等人物?就在观众最迫切期求答案的时刻,剧作者和演员终于把谜底揭开了:从乔老爷痛恨,害怕,要走,终至于决定留下来打抱不平,这一真实细致的内心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一个书生,但却是个有正义感的书生面貌。但是,别说是现在,他处在如狼似虎的家丁包围中,赤手空拳,腿有伤痛,腹内空空(连晚饭也没弄到吃呢!),身疲力尽,即使在平时,一个穷酸举子要碰一下声势赫赫的天官公子,这也是不自量力的行动啊!一句话,乔老爷决定要做的事,跟他本人所有的力量,根本是不相称的。但是,由于他所要做的是一件正义的事,所以我们会在欢笑声中感觉其精神的崇高可爱。
按照上面的分析,这抱不平原是没法打的。但是,这位诙谐和富有才情的民间作者,在这里却作了出人意料的奇巧安排:乔老爷一顿足,黄小姐挂在轿顶上的一套衣裙和一盒酥饼落下来,打中了他的脑壳。“乔老爷只要酥饼吃,随你把我抬上天都要得”。他于是狼吞虎咽,欢天喜地地大吃起酥饼来(演员在此有绝妙的技术)。——在穷愁困厄之中,乔老爷就这样永远不失其乐观和泰然的诙谐风度。他吃饱酥饼,精神一振,在一无办法之中,绝妙的主意便自然而然产生了:索性把黄小姐的衣裙穿在自己身上,改装作新娘。堂堂举人老爷,就这样忘我地用跟自己身份、地位、性格、性别、面貌完全不调和的方式——装扮成为一个“女佳人”,从事一件严肃的事业:打抱不平、救人。虽然,乔老爷这一番似乎是仔细了一些,想了一下被抬进府以后如何脱身。可是,听见金鸡三唱,仍无计策,他也就干脆不再去多想了:“?!他总不能跟我拜堂!”回想一下:他上岸时不去认记归路;定要拉蓝公子去告状而不计其他;更可见这位富于正义感的人物,碰到了自认为应做的事,他就十分泰然地去做。他很少去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蓝木斯的失败和乔老爷的胜利,现在是注定的了。但是,这位高明的传奇作者,是深懂观众心理的,并不把他的这部好戏草草收场。乔老爷被引进蓝小姐的卧房中,彼此发现就是昨天在寺中相互留情的人(在这里有很风趣和细致的描写,不详述)。蓝木斯跑进房来,……戏演至此,只要蓝木斯把“新娘”的头盖一揭去,便可终场了。然而,作者并没有这样做。他让蓝小姐去奔告母亲,接着,众宾客上场,蓝公子穿着大红吉服兴高采烈地出来,准备拜堂;最后,由怒气冲冲的蓝母,喊出“新人”——乔老爷,和蓝小姐拜堂成亲。这样,蓝木斯在最得意的时刻,突然落到和他设想截然相反的最失意境遇中去,不仅更富于喜剧意味,而且使蓝木斯更加狼狈不堪。同时,在鼓乐声中,由乔老爷和蓝小姐拜天地结束,也符合传奇“大团圆”的结构;这比在蓝小姐房中结束全剧,更是喜气洋洋。
这个出色的喜剧,是由川剧名丑李文杰导演的。李文杰自己在剧中演蓝公子;虽然这个角色很难发挥他的精湛演技,但是,他把这位丑恶公子演得恰如其分,特别是很传神地表达蓝木斯既焦急,又顾全自己身份地位的内心状态。如果蓝公子只是焦急,那么,轿内“新娘”的秘密早就在路上被揭穿了。顾全自己名誉这一点,对演蓝公子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乔老爷在台上的形象是个丑角,但演员李文韵则原是小生。这个别致的安排,一方面既使乔老爷的形象具有川剧丑角特有的幽默、诙谐、温文尔雅,同时,又具有川剧穷生身上那种特有的书卷气和穷酸劲儿。而这一点,对于囊空如洗的乔老爷来说,更是不可缺少的。小生扮丑再“加”旦角,李文韵把任务完成得很好。另外,演蓝小姐的苹萍和店妈的王清廉,也都是很能传神的好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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