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国家对工人和农民同等重视一样关心
上海市委召开郊区三级干部会议辩论工农联盟问题的大是大非
本报讯 记者季音报道：不久前，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一次农村三级干部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有关工农联盟问题的思想大交锋。
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解放后都有较大改善，目前还保持着合理的差别
大交锋首先是从“农民生活苦”挑起来的。会议一开始，一部分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的干部，就发出了一连串的愤愤不平声：“农民的生活苦，工人的生活好，国家太亏待农民了”，“工人三层楼，农民一层楼，相差太悬殊”……
“农民的生活到底苦不苦？”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太含糊，应当说得更明白一些，如果笼统地说苦，那末我们国家今天生产还落后，不但农民生活清苦，工人、干部的生活也还清苦，都有笔苦账。如果说农民今天仍和过去一样苦，那就完全不是事实。
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弄明白的，因为会上的许多农村干部本身就有一笔翻身账，上海郊区农民解放后生活的蒸蒸日上，他们也是目击者。会上人们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事实：解放前的“陈家白墙”（村庄名）并没有白墙，现在真造起白墙瓦房了；过去许多农民吃麦头饭，现在都吃大米饭，磨麦头的石磨和石臼都变成磨刀石和水桥板了，东郊星光社第六生产队的六个石磨、六个石臼都改派了这种用场；过去郊区农民生活是“一篮青菜八两米，只见青菜不见米”，现在像西郊虹星一分社三百一十八户纯农户中，已有88％的农民过着富裕农民的生活，去年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七十八元，平均每户收入八百五十八元。过去农民根本享受不到文化生活，现在看电影、听广播，还有俱乐部，各乡有卫生所、联合诊所，治疗血吸虫病……。
当然，郊区也有比过去苦的人，他们是地主、富农、一部分懒汉和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但绝大部分农民生活比过去改善得多了，这一点，人们争论不大。
争论多的是工农生活是不是悬殊很大？人们从各方面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大家举出工人生活太好的例子，大都是一些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工人，或者家在农村的工人，而一般工人和农民生活虽有差别，但并不大。而且郊区有一部分农民的收入还比工人高，西郊虹星三分社去年平均每人收入二百二十九元，平均每户收入八百二十一元，而195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只有六百一十元，如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平均每人一年只有一百五十二元的收入，远没有虹星社农民多。上海有不少工人，如清洁总队的四千多工人，颗粒肥料厂的工人，很多收入不及郊区农民。
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上海郊区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九十九元，以一户五人计算，近五百元。如果工人每月工资六十元，一年是七百二十元，这样看来好像相差二百多元，但城市、农村生活水平不一样。城市里的工人，柴草、蔬菜、鸡蛋等都要花钱买，而农村里常常不用去买。城市里的工人还有许多农民所没有的开支，如水电、房租、工会费、看弄堂、倒马桶、交通费等。这样一算，工农收入的差别就很小了，决不是什么“天上地下”。
“农民种棉花，工人加工，双方都劳动，收入应当同等，为什么要有差别？”“说工人劳动大，难道农民挑扛耕地，劳动不大吗？如果按劳取酬，就应当平等！”周龙祥等几个人进一步提出问题，他们不同意工农生活水平应有差别。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工农生活水平如果悬殊很大是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工人阶级要主动注意这个问题，在生活福利上不能有过高的要求。不过，工农生活水平保持合理的差别也是对的。他们举了一些上海工厂的调查材料来说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要高得多，创造的经济价值大，而他们所享受的只占很小部分，如上海汽轮机厂一年创造净产值二千三百七十一万元，但工人工资、福利支出仅三百二十四万元，尚有二千零四十七万元都是国家收入，占全部净产值86.3％。别的工厂的材料，也大都如此。人们又拿上海郊区的材料来对比，郊区1956年的总产值是六千七百九十万元，除去35％的生产成本，创造净产值四千多万元，交农业税二百九十二万元，只占创造价值的7％，农民自己享受的达93％。这两个调查材料，使大家认识到了两种劳动的不同，他们说，工农收入的差别，就好比农业社里记工分也有高低，社里如果死分死记，大家干起来就会没劲。当然，这个材料的对比，只是为的说明工农生活所以有差别的由来。至于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对工业的支援，自然不能只从农业税一项来看的。
还有的农民说工人干活“写意”，实际上是“没有尝到滋味不知苦”，1954年郊区有些农村干部调去做营业员，去了不久都吵着要回来，说“一天站到晚，腿也酸死了。”
国家努力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农民要使生活更有保障，要靠发展生产
“工农生活差得不大，差一点也对，这点我们通了，但是我们农民的生活没有工人的生活有保障，他们的工资是‘天打不落’，还有劳保福利，农民什么也没有，天灾来了就受苦，这一点我们还是不通。”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农民的生活没有保障吗？大家在讨论中回忆解放前郊区农民的生活确实是毫无保障的，冻死饿死的年年有，都没人管。现在已完全不同了，大家举了许多例子，如去年刮大台风，区长亲自下来，带着钱救济灾民，二塘乡被龙卷风刮倒一百多间房子，国家就拨款五万元，帮助农民造了一百一十三间房子，压伤的人全部医好了。结果这年受损失最重的第五社，98％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说到看病，也不知比过去好了多少，农民周林根生了急病，一打电话救护车就来，医院分期付款、免费。另外大家还谈到，政府几年来在郊区修水利，建设电力灌溉，拖拉机站，发贷款……，都是为了保障农民的生活，去年郊区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副业总产值比丰收的1955年还增加11.3％，有65％的农户增加了收入，20％的农户不增不减，只有15％的户略有下降，这不就是保障了农民的生活么？
接着大家又谈到：农民的生活保障条件现在确实要比工人差一些，收入还不能完全稳定，但这是两种生产不同的关系。工人的福利也是从自己的劳动中得来的，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给国家生产的财富多，福利自然就好些。农民要使生活更有保障，就得更加发展生产，逐步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这是提高福利的根本。人们并举了些例子，说明有的社生产好，福利就好得多。福利不能光依赖政府，得依靠自己从劳动中来得到。
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比解放前缩小了，随便降低和提高对国计民生都不利
“工业品太贵，农产品太便宜，农民吃亏太大。”这是讨论中提出的又一个大问题。有人甚至直接提出：要加强工农联盟，就得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
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比过去扩大了吗？参加这次讨论的商业部门的同志提出许多材料，证明和解放前比较，上海郊区工农业产品的差价一般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这是因为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措施稳定了物价，使工业品基本上维持原有水平，农产品收购价格作了适当提高。从下面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出：一百斤中白粳在1956年和1946年，同几种主要工业品交换比例的变化是：
在1946年可换 在1956年可换十二磅龙头细布 五○·三九尺 五九·八八尺美丽短梗火柴 四九·四四封 八九·一二封固本肥皂 七七·二八块 九一·四○块榴花砂白糖 二二·六一斤 二四·三六斤
在讨论中人们也承认，有的工农业产品差价如果和抗战前比，是扩大了一些。但这里有许多原因须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说现在就不合理。例如抗战前有的工业品价格偏低，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时候上海是帝国主义国家商品倾销的市场，他们利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低价推销商品，打击我国民族工业。上海的民族工业普遍开工不足，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如1934年，上海工厂的开工率，棉纺业是75％，火柴业仅70％，橡胶业更低，只有35％。民族工业为了和帝国主义竞争，也不得不压低产品价格。
另外，由于解放后工人的工资和原料收购价格都提高了，工业的成本也随之加大。因此，有些工业品的价格比较高。
解放前的上海，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廉价剥削我国劳动力的基地，他们在上海开设了许多工厂，工人工资极低，据机电、造船、卷烟等九个行业统计，解放前工人平均每月工资是二十元九角一分，合三百一十五斤米。其中纺织厂工人平均工资只有十元零五分，合一百五十一斤米。火柴厂平均工资只有十一元七角一分，合一百七十七斤米。养成工是五元钱一个月，生活像牛马一般。解放后，工人工资得到了提高，上述九个行业1956年平均工资是六十五元四角九分，合大米四百三十九斤。工人工资的提高，工业成本也就增加了。另外，为了加速积累国家工业建设的资金，现在部分工业品的税率也有提高，国家增加工业品税收，不增加农业品税收，这是有利于农民的，因为工业品税率是由全民来负担的。为了发展国内的原料生产，使上海的工业不再像解放前那样大部分依靠美国棉花等进口原料，解放后也提高了一些原料收购价格。这两项，也都加大了工业品的成本。
“去年许多工业品价格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不提高，这太不合理。”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去年一些商品价格的调整，对农民来说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涨价的大多数是呢绒、高档卷烟等高档商品，一般不损害农民利益。只有食盐和农民关系较大，但每斤只涨二分，每个人全年负担增加不到二角钱。而去年许多运销农村的商品价格下降了，如丙丁级卷烟降低8.8％，新式农具，治地方性病的药物（如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的药品），价格都降了很多。国家同时又调高了毛猪、油料的收购价格。自由市场开放后，农村土特产品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些都直接的或相对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讨论最后归结到：现在应不应当普遍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不是这样就能改善农民的生活？讨论结果是：这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办事，而要根据客观的条件来决定。降低工业品价格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工业品供应充沛的基础上，譬如上海的药品过去大部分是依赖进口的，解放后上海制药工业发展很快，绝大多数都自己制造了，因此近二年来药品价格降低很多，而且目前还有条件可以继续降低。但目前上海工业品大部分不足，生产又不可能短期内增长，降低价格就会造成严重脱销，结果不是重新被迫提高价格，或者就产生黑市等纷乱局面。普遍提高农产品价格目前也没有条件，硬提高了，就会使人民负担增加，物价不能稳定，那是非常危险的。不利于国家和人民，自然也不利于农民。
国家对农民多方面的支持证明对工人和农民的待遇没有什么不公平
这次讨论中还谈到了其它的一些问题，例如“国家对工农的待遇是不是不公平，对农业要得多，支持帮助少？”大家又摊开了账，看国家是不是不支持农业？上海郊区从1954年到1956年三年中，国家向郊区农民收的农业税是九百五十九万二千二百三十七元，而在1955年到1957年三年中，国家在郊区建立拖拉机站、抽水机站、电力灌溉网、兴修水利、农业技术推广站、有线广播等，共用去一千一百四十四万四千元，解放以来国家银行贷款给农民一千七百一十万元，到现在农民欠国家到期应还而未还的各种贷款还有四百四十九万元，这就是说，国家给郊区的投资比从郊区农民那里收进的超过了一千八百多万元，这个数字，说明国家对郊区农业是完全支持的，工人阶级对农民弟兄是支持的，不是支持少而是支持得很多。人们还说，国家和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支持，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还要从政治上看，如国家领导农民实行了合作化，开辟了永远摆脱剥削、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提出了今后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划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今年国家又进一步提出了工农业并举的建设方针，这些都是最大的支持。
在工农关系的讨论中，大家认为农民们反映的有一部分意见还是正确的，这就是目前工人中的学徒工、青工、临时工、杂务工等的工资偏高，农民们不满意。例如他们说南大社附近牛皮仓库工人，多是从农村去的，搬搬弄弄，一个月就是五、六十元，甚至七、八十元。有的青年人从农村进了工厂，一进去就是四、五十元一个月，戴起了手表，穿上呢裤子。但是，这类人在工人中并不是多数，国家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将要逐步加以改进。
这次讨论就这样经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分析，辩论，对比，算账，许多人的思想结子解开了。他们还检查了产生这些糊涂思想的根源，认为主要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只看到农民的局部和眼前利益，不看到农民的根本、长远利益，“自己好像站在农民这边，事实上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对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模糊，思想方法片面、狭隘。经过辩论，许多人心情愉快地说：“过去谈工农联盟，自己思想不大通，也常常说服不了农民，这次采取辩论的办法好，道理多，材料多，说服力强，心里服服贴贴，以后同别人再辩论就有本钱了。”
第2版()
专栏：
干部密切依靠群众 群众主动协助干部
重庆部分厂矿整改大有进展
有些工厂开始露出生产高潮的苗头
本报讯 重庆市部分厂矿企业的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学会走群众路线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大大鼓舞了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觉和劳动生产热情。有的工厂工人已提出“边提边改”口号，主动帮助领导上解决生活福利问题。比如重庆钢铁公司大型平炉车间的干部们，有一个时期，曾经不分白天黑夜地处理群众意见。可是群众并不体谅他们的辛劳，反而批评他们是：“边整边改，老是不改”，“处理的意见尽是‘鸡毛蒜皮’”。干部接受了群众的批评，着手处理多数群众关心的问题；成立各种专业组，吸收工人参加，征求工人意见；及时公布处理结果。这样，问题的处理迅速得多，群众的意见也少了。
嘉陵机器厂三车间有个段长，开始他一个人守更熬夜地处理群众给段上提的意见，但真正解决的却很少。群众批评他办事拖拉，他才意识到必须走群众路线，把各种意见交给群众一齐动手研究处理，两天内就处理了六十多条。
干部们的这种做法，也教育了群众，加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
重庆钢铁公司就出现过许多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动手处理各种问题的生动事例。工人们提出，“整风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领导上提出‘边整边改’，我们来个‘边提边改’”。最近有四十九户工人让出自己住的房子，给缺少房子的工人。工会给石工文全贵分配两间新房子，他不要，说，“我的房子还能住，分配给缺少房子的同志吧”。最近机修车间分配到十三户新住宅，因为工人们互助互让，结果解决了四十二户人缺房的困难。小型轧钢车间工人郑锡清出张大字报，说“家中灶房漏雨，打伞做饭”。工人王立元说，“这用不着领导上解决”。他下了班，邀集几位工人就把郑锡清的灶房修好了。
嘉陵机器厂六车间，过去工具管理和使用相当混乱。例如，有些工人为了使用好工具，下班后把工具锁在自己工具箱里，其他工人上班后找不到工具，就把别人的工具箱打开检查，常常引起纠纷。车间干部绞尽脑汁也解决不了。这次工人们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干部就让工人自己讨论，提出处理办法。工人以当家作主的态度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重新制定了工具管理制度，互相监督，切实执行。从而消除了长期不能解决的工具管理和使用的混乱现象。
有些工厂、车间或工段，由于在整风运动中干部走了群众路线，正确地处理了各种问题，群众劳动热情开始上涨，不断创造新纪录，开始露出生产高潮的苗头。
西南第一丝纺厂已经处理了群众提出的95.8％的意见，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的检查组，逐件作了检查，职工代表大会认为，99％的意见处理得是恰当的。这个厂9月份就空前全面超额完成了七大指标，出现了五A、六A的高级丝；绢丝合格率达到100％；并且超额5.7％完成了第三季度计划，扭转了历年第三季度因天气炎热，产量质量下降的惯例。
重庆钢铁公司耐火材料车间从9月18日开始整风以来，出现了八十个新纪录。第一周产量计划超额3.34％，第二周超额9.73％，第三周超额14.25％。生料段老工人胡清云看到群众提出的意见都作了处理，心情畅快，主动和班长、工人研究，消除生产忙乱一团现象，大家明确分工，各有专责。他们连续创造六个生产新纪录，最高超过计划89％。
但是，有些厂矿企业的干部，在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解决问题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群众提的意见和要求是否正确，一律接受下来；办不到或者不合理的要求，也不加以解释和说服。这种做法引起了大多数群众的不满，批评为“闭着眼睛走群众路线”。
第2版()
专栏：
闻过即改 绝不等待
中国电工厂领导干部作风大转变
本报讯 上海公私合营中国电工厂的共产党员接受群众在整风中提出的批评，认真改进作风，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群众的称赞。
大量意见提出以后，领导上震动很大，一致认为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对自己有帮助，并愿意认真改进。但当时领导干部存在着等待思想，认为现在大鸣大放，而且领导工作很忙，等到将来整改阶段坐下来再检查改进。
党总支在研究了这些情况以后，认为全体党员应该根据群众意见，马上转变作风，决不等待，切实做到边整边改，并连续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具体措施：一、每逢厂礼拜，党、行政、工会、共青团领导干部轮流访问生活上有困难的职工和生病职工的家庭，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二、领导干部每星期以半天时间下车间参加体力劳动，帮助群众解决各种问题；三、每星期召开一次职工谈心会，轮流听取职工意见；四、切实改变领导干部特殊化的情况，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
制度订出后，领导干部便立即执行。现在党员厂长、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等领导人都先后利用星期天访问职工家庭，和职工谈心。工会主席杨纪泉在访问包装间工人陈寿君家庭以后，发现他家中生活困难，就由工会给予补助，陈寿君非常感激。过去工人对公方厂长唐坚柏作风生硬、态度粗暴很有意见。现在厂长转变了作风，耐心地听取工人意见，生产上有什么问题，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工人看他作风有了转变，不但在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找厂长，而且有些生活上的问题也去找厂长谈谈。工人批评总支书记滕企明联系群众差，面也不广，只注意一些积极分子。现在滕企明除了每星期有半天参加劳动外，还经常下车间和群众多接触，因此，下班以后，工人、艺徒经常找他谈心。
群众亲眼看到领导上有决心改进工作、转变作风，生产情绪愈来愈高：8月份，这个厂按计划完成任务；9月份开始整风以后，超额完成任务；本月份不但可以超额完成任务，而且产品质量有了提高。
第2版()
专栏：
开花短结果快的整风运动
本报记者 钟林
和许多工厂一样，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们，这些天来也投入了大鸣大放的高潮中。长期存在着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陆续被大字报或小组会揭发出来了，长期没得到解决的问题，现在开始得到解决了。一个问题的解决，也鼓舞着工人的干活劲头。大家都称道这次整风运动，真是“开花短，结果快”。这里只讲这个厂整风初期的几件小事，虽然是“管中窥豹”，但的确也还是“可见一斑”。
几年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机械加工车间旋床上用的菊花刀盘，因为规格不齐全，有的刀具没有合适的刀盘来卡，就用坏刀盘来凑合，上下刀具的时候，就得用锤子敲敲打打，这不仅耽误了生产，还容易损坏机器。两三年来，机械加工车间的工人就不断地提出意见，要求把菊花刀盘的规格配齐。这件事，工艺设计科修改设计和图纸拖拖拉拉拖了好久，今年春天才好容易设计好，交给工具车间去制造了。几个月来，工具车间虽然都把菊花刀盘的制作列入计划，但其他任务一紧，就把制作菊花刀盘的计划挤掉了，所以一直还没有开始作。厂里开始整风的第二天，9月15日，职工们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向厂长呼吁道：“全厂旋床上所用的菊花刀盘已提出两三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能看着机床受损坏吗？”整风办公室把这个意见转给工具车间主任，要他答复。工具车间主任心里想：“生产任务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排好了，哪有时间作菊花刀盘呀！”但和车间的老工人一商量，老工人说还可以挤时间做出来。经过研究以后，就把做菊花刀盘的任务交给刀具组了。刀具组的工人一商量，就马上调配力量动手赶制。9月17日，做好的第一套菊花刀盘就给机械加工车间送去了，而且刀具组还保证9月20日再交三套，9月底把八套全都交齐。
“我们有时间帮你们的忙了！”
自从崭新的菊花刀盘送来以后，机械加工车间也掀起了改进工作的热潮。机械加工车间的环境卫生不好，他们就立即动手进行了清洁工作，还订出了每星期六进行清扫的制度。他们车间各种车床上用的压板螺丝不够用，常常耽误生产，也影响了工人们的计件工资收入，工人们很恼火，但问题提了不知多少回，也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回，工人们贴出大字报批评了这件事，车间主任赶快领了料来要做，但需要锻工车间给帮忙做毛胚。当机械加工车间主任找锻工车间主任商量时，锻工车间主任不像以往那样推说没有时间了，而是马上满口承担下来，并且保证月底交活。这使得机械加工车间主任有点惊奇了，他问这次为什么就有时间帮忙了呢，锻工车间主任说：“整风开始以来，我们车间连一向完不成计划的小组都天天超额完成任务了，现在怎么会没时间帮你们的忙呢”！
下班后可以换上干净衣服回家了
入秋以来，总务科把烧锅炉的工人减少了一个，澡塘每天只开放八小时，因而有两个班的工人下了班，就不能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才回家。总务科给这两个班的工人每人每周发四张洗澡票，要他们到市内指定的澡塘里去洗。这样一来，不少的工人们下了班，还得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回家。工人们不止一次地到总务科提意见，认为发洗澡票对公家不合算，对工人也不方便，要求恢复原来的办法，让一昼夜三个班的工人下了班都可以洗澡。但总务科就是不采纳工人们的意见。这次，工人贴出大字报来批评了总务科，并建议恢复澡塘整天开放的办法，让三个班的工人下了班都能洗澡。总务科的同志们经过研究并请示领导后，决定接受工人们的意见，第二天就恢复澡塘整天开放的作法，并且在大字报上公布了这个决定。
第2版()
专栏：
多方解除顾虑启发鸣放
训练骨干队伍展开辩论
泾阳钢铁农业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办经验
本报西安27日电 陕西省的农村整风运动正在试点阶段。目前全省在二百二十四个农业合作社进行重点试办，正在进行的省委扩大会议总结了这些重点试办的初步经验。目前该省各地正在进行紧张的抗旱斗争，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将从12月份起陆续开展。
泾阳县钢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风运动试办的经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典型介绍。这个社的整风试办工作计划共分五个阶段：一、约用七天时间，消除顾虑，调查研究，启发鸣放；二、约用十天时间，发扬民主，大鸣大放；三、约用二十天时间，训练骨干队伍，开展辩论；四、准备用二十天时间，改进社的工作，并进一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整党、整团；五、用五天到七天时间总结工作、巩固整风成果。从8月30日开始，到10月15日，已进行到第三个阶段的后期。
整风开始，该社干部和群众思想顾虑很大，特别是对如何分别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模糊不清。工作组到该社发现这一情况后，就深入田间，帮助群众生产，从中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同时穿插谈话、小会和大会，向社干部和党团员积极分子讲解整风的政策，还专门召开了老年、青年、妇女、富裕中农、地富分子等小型会议。而且根据群众初步反映的意见，各村都改进了几项目前能够改进的工作，如公布账目，查清贪污账，分配剩余的麦秸和豆蔓，改善牲畜饲养室的工作等。这样，工作组就在群众中有了初步的威信，社干部和群众对整风的目的有了初步了解，顾虑初步消除，开始了小鸣小放。工作组在这一阶段，还注意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和团结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
在大鸣大放时，工作组掌握群众先远后近，先正面后反面，先谈一般问题后谈重大问题的规律，因势利导，使大鸣大放由浅而深地波浪式地前进。群众认为，这样“先撕开了面皮”，就越来越放开胆子提出意见。这个社的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一起齐鸣齐放，对形成大鸣大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干部向上级提出批评，也暂时不作说明和辩驳，以免给群众鸣放热情泼冷水。
在鸣放过程中，该社继续注意消除群众鸣放的顾虑，对于干部家属的顾虑也予以特别注意。有一个队长的女人看见丈夫受到群众批评后，对丈夫说：“你黑不顾黑，明不顾明地工作，现在人家还整你，要是把你弄去坐法院，你先把我和娃娃安顿好。”以后，就专门召开了家属会议，才消除了这样的顾虑。
该社在鸣放中还注意防止落后分子暗地抽火。因为在鸣放中群众内心里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有人在鸣放前后思前想后，很不放心。有些落后分子说什么“人家哄瞎狗咬石狮哩”，“人家日弄傻娃跳崖哩，看你说了怎样收得回来”，“管闲事，惹闲气，白得罪人不顶事”等等。工作组及时注意了这些流言，还召开了顾虑最多的老人和落后分子开会，进行了解释，对群众情绪起了稳定作用。
钢铁社经过各种形式的小鸣小放和大鸣大放后，一共提出意见二千七百二十八条，其中属于社的经营管理的九百四十五条，社干部作风的六百八十七条，有关国家政策方针的五百零八条。工作组干部帮助各队和社的整改委员会把所有意见作了研究，分类排队，提出处理意见。
在大鸣大放以后，该社决定先选出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大是大非的问题进行大争大辩。为了作好大争大辩，该社整改委员会在工作组的帮助下，着重训练了骨干力量并组织他们先进行大争大辩。这种争辩会先由小到大，先召集觉悟高的党团员会，统一他们的认识，再吸收少数贫农和下中农参加会议。这样训练一批，吸收一批，新旧穿插，以旧带新，逐步扩大了骨干队伍。
训练骨干队伍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回忆、对比、算账、辩理，逐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非界限。在辩论中，并引导他们联系批判自己的自私心理和糊涂思想，解除他们自己的思想包袱，然后理直气壮地投入战斗。
该社在骨干队伍训练以后，就展开对社会主义大是大非的大辩论，而且指名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开展辩论。该社在辩论中，继续帮助骨干力量研究分析错误观点、搜集批驳的事实根据。辩论时，要很好组织，分工发言，互相支援、互相补充，使辩论对象理屈词穷。
在辩论中，该社对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二十九个富裕中农、一个新富裕中农、两个原来的小土地出租者进行了辩论批判。对两个流氓二流子进行了斗争教育。对三个贪污分子进行了揭发和清算。对十个有忘本思想的新下中农也进行了辩论。现在，该社正对几个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这一说理斗争完毕后，就结束大鸣大放大争为主的阶段，转入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主的阶段。
第2版()
专栏：大辩论带来新气象
冒雨秋收 兴修水利
澄江农民克服等天思想
本报讯 云南省澄江县农民，通过大辩论克服了等天思想，积极投入秋收，并冒雨兴修水利。
10月上旬以前，天气连日阴雨不晴，二十天中全省秋收只进行了25％，部分谷子已经出了芽。在大辩论中批判了坐待天气的思想，12日起，在八千多名干部、师生的支援下，全县农民日夜投入抢收。不到一星期，已成熟的谷子即全部收割完毕。如果在过去，至少需要二十天。过去，一张掼盆（七个人）一天只掼二十到三十挑谷子，现在提高到四十到五十挑，最高的达到五十七挑，浪费也比以前减少。
为了防止干旱，与秋收的同时，农民还冒雨兴修水利。如广龙社已加高了两个塘坝，整修了五个坝塘，增加的蓄水，可多灌田一千余亩。
第2版()
专栏：大辩论带来新气象
湖南部分地区出现生产高潮
本报讯 湖南省湘潭、常德两专区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的广大农民，通过社会主义大辩论，觉悟普遍提高，因而掀起了生产高潮。
到目前为止，这三个地区已播种了秋冬作物八百万亩，有一万多个社开展了规模巨大的秋季积肥运动，湘潭区的七千九百六十个社，平均每社积了二万一千担混合肥。常德专区最近每天有四十万左右的农民在翻耕板田。湘潭专区浏阳县杉松社94％的社员分清了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许多社员自觉订立了粮食节约计划。这个社有五个社员过去一贯不爱劳动，现在也订了出工计划，积极参加生产。
（李梅恩）
第2版()
专栏：大辩论带来新气象
华丰社三十万斤余粮
决定全部卖给国家
本报讯 吉林省永吉县大河川乡华丰农业社，今年除晚插秧的三十公顷水田减产外，其他作物普遍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大大超过去年。
在大辩论前，有部分社员甚至有少数社干部也盲目跟着富裕中农吵嚷说：“今年咱们社丰收了，可得多留一些粮食宽裕宽裕。”还有的说：“今年完成征购粮任务就行啦，剩下的给社员分一分。”社党分支部在乡总支具体帮助下，通过大辩论，对社干部和广大社员进行了“先公后私”“以丰补歉”的粮食方针的教育。经过社员热烈讨论，一致同意把全部余粮卖给国家。
今年全社粮食总产量可达到二百四十五万二千多斤，扣出农业税三十八万斤、人口留量八十万斤、饲料十一万斤、种籽十二万斤、“三定”购粮任务六十六万斤等等，还可以有余粮三十万斤，决定全部卖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