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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针对具体顾虑 进行具体教育
中苏友好农业社是这样发动贫农和下中农参加大辩论的
本报讯 记者缪宜琴报道：在田头，在场边，在街口，在炕上，到处在热烈地争辩着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京郊石景山区八宝山乡中苏友好农业合作社的近日大辩论的情形。这个社在开始进行大辩论时，不仅没有这样热烈，而且许多辩论会开都开不下去，会上只有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讲话，社员群众包括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到的很少，到了会的人也不积极发言。
群众的种种顾虑
这个社的群众甚至不少贫农和下中农为什么没有积极参加大辩论呢？他们存在哪些思想顾虑呢？领导上作了研究和分析。
“自己不正如何正人”
一种情况是：部分贫农和下中农对合作化是拥护的，感到自己的幸福和合作化休戚相关，但是由于农民有自私自利、爱讨小便宜的思想，他们也常常出去“抄肥”，如放放羊，打打草，情况严重的人甚至影响到合作社的出勤。因此，当这次大辩论开始时，这部分人就感到“自己不正，如何正人”？自己是理不直，气不壮，抬不起头，伸不直腰，不敢批判别人。
“一家一姓怎好揭底”
另一种情况是：中苏友好社有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组往往就是一个姓，因此，他们不只是一般的邻居关系，而且还是什么叔侄、兄弟、伯叔、祖孙的关系，尽管贫富相差悬殊，总是一个祖宗，因此，他们就感到：“总是一家一姓的，怎能揭底呢？”“只要我自己一心一意为着社就行了，人家的事何必管呢”？“合作化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
再一种情况是：极少数贫农和下中农在入社后，由于天灾人祸、劳动力不足等情况，生活有困难，向信用合作社贷了款，欠了债，他们没有看清楚自己生活不好的真正原因，只是说：过去单干时不欠债，现在拉下了债，合作化对别人好，对他不好。因此，他们也不积极参加辩论。
解除顾虑的办法
针对以上情况，工作队、乡、社干部采取了召开小型座谈会以及深入田间、里弄、个别串连、谈心等方式，对各种具体思想顾虑，进行了生动的、实际的、细致的、耐心的教育。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小非
再批判富裕中农的大非
对于第一种人，一方面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另方面说明这种错误是小是小非，只要能承认并改正错误，群众是会原谅的。如贫农王玉林过去只顾自己割草出去卖，影响到社里出勤，大辩论开始时，每次批判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杜甫时，他总是默默地低着头。工作队干部在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后，就找他谈话，向他说明：合作社社员在外面“抄肥”是不对的，如果你也抄肥，他也抄肥，合作社的活计谁来干？并且向他算了账：王玉林割草出去卖，一天顶多挣不到一块钱，在社里劳动，就以去年年景算，还能挣到一块七角，如果大家都不出去抄肥，在社里好好劳动，还怕不超过一块七角吗？另外，也向他说明这些错误是小是小非，和富裕中农杜甫闹退社、拉社员退社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因为自己有点小是小非，就弄不清大是大非，而应该承认、改正自己的缺点，同时这次还要好好批判杜甫。后来，在一次小组辩论会上，王玉林又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群众很满意，他自己的包袱也解开了。
两条道路水火不能相容
一家一姓也要辩个分明
对第二种人：除进行一般的阶级教育外，主要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因为是一家一姓，不愿参加辩论，对不对？说明我们要走合作化道路，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像水和火一样不能相容，因此，不管是什么至亲骨肉，只要反对走合作化道路，我们就应该批判他。贫农李文和在批判富裕中农李士忠时，不愿发言，工作组干部就通过回忆，对比，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对他说：“在合作化以前，你连玉米面窝窝头也吃不上，日子过得挺困难，李士忠呢？有大车，有骡子，有吃有喝。他亲眼看见你上顿不接下顿，可是他管你了没有？并没有给你一粒粮食，还不是他享他的福，你受你的罪。现在合作化了，你有穿有吃还有余，你如果不批判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他要搞垮合作社，还不是他享他的福，你受你的罪。”这一来，李文和的脑子想通了。在这部分人中，除进行这方面教育外；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一个人走合作化道路，不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究竟能不能搞好合作化？在这方面，对新下中农王海泉的教育是一个典型例子：王海泉一家六口，入社时一粒粮食也没有，入社那天，合作社干部背了一大袋粮食送去，几年来，生活年年提高，去年一年收入八百多元。他知道合作化好，可是他就是撕不破情面，工作组干部在向他进行教育时，举出邻乡古城乡“七一”农业合作社的例子：该社有一个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去冬今春，闹退社闹得很凶，把牲口也拉出去了，在他影响下，别的富裕中农也闹退社，拉牲口，严重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这不正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没有受到批判的结果吗？这一事实，使王海泉认识到：光我一个人干是不行的，还得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引导回忆对比帮助算账
穷人都沾了合作化的光
对第三种认识模糊的人，主要也是通过回忆、对比，帮他算账。如贫农武玉贵媳妇肚里长了瘤，信用合作社贷给他四百元，才在北大医院开了刀，治好了病，但是却拉下了债。工作组就帮他具体算一算：这个债是怎样拉下的？是不是合作化让他拉的？武玉贵一共十五亩地，合作化前，每亩地能打一石粮食，共打十五石粮食，好坏粮食，每石以十五元算，共二百二十五元，加上有时种点经济作物，顶多超过不了五百元。入社后，二个劳动力去年一年就挣了八百多元。收入不明明增加了吗？要说拉债，研究拉债原因，是你媳妇生病拉下的，你说合作化对你没好处，其实如果没有合作化你媳妇生了病，还没处借钱呢？这不正是合作化的好处？经过这样算账、对比以后，武玉贵不仅认识到：拉债并不是合作化让拉的，相反的，不是合作化，媳妇的命不知是否保得住呢？顾虑一解除辩论展开了
当群众解决了以上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以后，参加大辩论的积极性就空前高涨起来，原来开辩论会，发言人数不到30％，现在80％以上的人都能积极发言了。贫农王玉林在解除顾虑后，每次会议上，都能理直气壮地批判杜甫，一次，他批判杜甫说：“牲口入了社，还天天去摸摸是瘦了，还是肥了，其实心里是想拉回去呀！”杜甫反驳说：“我这是爱护公共财产嘛！”王玉林连忙说：“嘴巴上说得好亮堂呀！其实完全是鬼话，如果说是爱护公共财产，满地庄稼，你怎么不爱护？满棚牲口，你又为什么单单爱护你那一条。”这一席话，将杜甫驳得哑口无言。群众不仅在会上和他们辩论，在田头、在场边、在街口、在炕上，到处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言论展开了辩论。过去群众称呼为“退社义务宣传员”的富裕中农李士忠，有一天在自己自留地里干活，李广林、王振阳等十几人在社里劳动，看到了李士忠，就在休息时，将李士忠叫来，大家坐在田头上，给李士忠算了一笔账：李士忠三块自留地，一共三亩多，一年收入最多超过不了二百元，如在社里积极劳动，一年能挣二千五百分，一个分一角七分钱，可挣四百多元，他们问李士忠，你在自留地干活，既无名，又无利，究竟为了那一桩？贫农老丁宽和李士忠门对门，老丁宽三番五次地找到李士忠家里，和他算账。老丁宽说：你说合作化不好，其实是你自己不好好劳动，凭我这个老头儿，去年还挣了四、五百元，你比我年纪小，另外还有一个半劳动力，你们二个半劳动力，如果好好在社里劳动，至少能挣一千多元。
群众到处展开了大、小辩论会以后，一部分原来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在事实面前开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李士忠感动地对人说：大辩论救了我，我要跟贫农、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连日来，他积极在社里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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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省口粮 马省饲料
立志社秋收中将节约粮食十四万斤
本报讯 在秋收中，中共黑龙江省双城县兰棱乡立志农业生产合作社支部，结合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向社员进行了节约粮食的思想教育，现在全社已初步树立起人人爱惜粮食的新风气。
第一生产队饲养员傅成志老大爷提出喂马时不剩槽底、添料不拉拉，他负责饲养的三十二匹马在不影响马膘情况下，每天节约六斤四两粮食。二队炊事员李树芳提出做饭计算好再下米，不剩饭、不夹生，多做菜，每天每人保证节约一两粮食。社员佟忠信还向全体社员提出两条建议：第一，不用粮食换鱼和换零嘴吃；第二，不拿粮食（黄米、豆包）送礼。各生产队也都提了秋收节约粮食的具体措施。根据现在各队各户提出的计划，秋收中全社共可节约十四万五千八百四十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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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场刨根挖底的对辩
温江清平乡一村四社社员说服了富裕中农涂华兴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四川温江县清平乡一村四社在大辩论中，挖出了富裕中农凃华兴反对合作化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根源。
这场辩论是以对辩的形式出现的。开头，凃华兴重述了他在鸣放阶段提出的“入社没有单干的收入多”这一意见。许多贫苦农民便举出建社以来自己连年增加收入的确凿事实反驳他。但凃华兴辩解说：“合作化只对你们贫苦农民有利，对富裕农民来说，入社没有单干收入多。”这席话，正合乎在场的少数富裕农民的心愿，但他们又不能不承认贫苦农民举出的合作化优越性的具体事实，因而没有一个人发言支持凃华兴。为了拉拢别人，凃华兴指着少数富裕农民问道：“你们不是也对合作化有意见吗？为什么不说呢？”富裕农民张月培说：“我原来是说单干户可以瞒产多留些粮食，社里卡的太紧；经过讨论我认识了这是一种只顾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怪。这和你说的合作化光对贫苦农民有利是两码事”。接着，张月培就举出了一些事例，说明合作化对富裕农民也有好处。他说：我入社以前，扣除口粮外，每年净收入一百一十元；去年入社以后，净收入则增加到一百五十元。今年的收入，还要增加很多。
但凃华兴仍然口服心不服。他说：“我说合作化对富裕农民都没有好处是没有说对，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合作化对我是没有利”。这时候，贫苦农民罗金山马上揭露了他的老底子。他说：“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解放前你家里雇了个哑巴当长工，光管饭吃，不开工钱，整整替你白干了七年，叫人家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们家还佃了地主的田，然后再高价转租，自己当二地主。入社以前，你年年种甘蔗高价出卖，并且做投机生意赚钱。你说合作社不好，就是念念不忘剥削。”
这一下说得凃华兴不吭声了。于是，大家便进一步向他指出：他家在解放前的总收入虽有三百八十元到四百多元，但其中有五十元到七十多元是依靠转租和雇长工剥削来的，自家的劳动收入只有三百二十多元。他家单干时每年的收入虽有四百一十元，但正当的收入只有三百八十元，多余的部分是由于违背国家计划而多种了甘蔗和麻，并投机取巧卖高价钱得来的。而凃华兴去年入社以后，全家的收入达到四百来元，今年还要增加，从正当的劳动收益来看，显然是超过了解放前和单干时的收入的。
接着，许多农民又纷纷举出合作化以后，连年增产、全社的贫困户由六十多户下降到十来户，并有四十来户贫困户上升到中农生活水平这些日益使大家富裕的事实，来批判他那资本主义思想。
经过这番说理辩论，终于使凃华兴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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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紧缩组织机构不留一个闲人
西安市干部将减少30％到40％
据新华社西安20日电 西安市已经制订出将全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企业管理部门的干部减少30％到40％的紧缩机构方案。
这个方案规定：西安市一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要在原编制基础上平均减少30％以上的工作人员；工业系统紧缩后的管理干部一般只要占职工总人数的7％到10％；基本建设系统紧缩后的管理干部只要占职工总人数的9％到12％左右；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一般要在现有工作人员中减少25％到40％。方案要求首先大力紧缩组织机构，坚决撤销可有可无的重叠机构，裁并性质相近的机构，尽可能地减少管理工作和指导生产的层次。其次，要大力紧缩人员编制，做到精打细算，不留一个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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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新疆许多领导干部深入下层
本报乌鲁木齐20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干部深入下层工作，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
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自治区党委书记武开章，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辛兰亭、杨和亭等，先后到和阗、喀什和阿克苏专区，领导征粮、购粮工作和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他们下乡时，住在维吾尔族农民家里，有时和农民在一起劳动，和农民谈心时，发现农业社和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立即协同县区干部及时解决。自治区人民银行的领导干部自今年5月以来，轮流下到县支行和区营业所，检查信用回笼工作，帮助基层银行搞好农村和城市的储蓄、收回农贷、收回棉花和粮食的预购定金等项工作。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于9月下旬前往正在修筑的乌鲁木齐—库尔勒公路工地检查工作，他登上海拔三、四千公尺的天山高峰，和修路的战士同吃同住。克拉玛依矿务局党委书记张元林自今年7月下放到矿务局运输处任党委书记后，协同该处领导同志解决了许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生产出现了新气象。运输处从今年1月到3月，发生事故一百零二次，7、8月份仅发生轻微事故十五次，出车率也显著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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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单干毫无出路 入社大有前途
潮阳退社户重新要入社
本报讯 广东潮阳县有一万二千九百八十户农民，在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大辩论中分清了大是大非，报名要求参加农业社。
潮阳县第一批四百二十个社大部分在9月底已转入大辩论阶段。在贵屿、铜盂等合作化基础薄弱的地区，合作化问题是辩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地区很注意发动单干户和退社户参加大鸣大放大争，对他们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因而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石桥乡石港村的农民，经过大鸣大放大争，才知道他们退社是上了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的当。他们发现，当初积极带头闹退社的富裕中农陈裕兴等五人，原是为了搞垮社，以便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年来，这五人抢购了二千多斤稻谷，还囤积了不少老米、薯粉、生铁等物资，而被骗退了社的贫苦农民则有许多困难没法解决。有些地区因此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仙城二百零五户退社农民中，有二十二户富裕农民放高利贷、买青苗、买田置地，剥削贫苦农民。而另一方面，单是该社第三生产队退社的四十八户农民，便有七户卖掉田地。这些社外农民由此认识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又看到农业社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解决了社内许多问题，因此打消顾虑，要求入社。凤岗乡辉煌社六十七户退社户和当地十三户单干户，已有七十七户入了社。贵屿、铜盂等六个乡便有五千一百一十五户要求入社。
定陶单干户不愿再单干
本报讯 山东定陶县大批单干农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纷纷申请加入农业社。
截至9月21日止，全县已有三千六百二十余户单干农民正式向合作社提出入社要求，其中有一部分已被批准入社。这些要求入社的农民一致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合作化才是光明大道。仿山区杜路口村单干农民杜广文（中农）三口人，十亩好地，满以为单干下去能一年比一年好，结果因人少力弱，耕种不及时，产量很低。城关区小杨庄单干农民高景元，去年得了重病，庄稼长的很坏，少量积蓄也花光了，要不是政府救济，牲口、家具就保不住。今年他的秋庄稼又被水淹光，现在又遇天旱，生产更困难。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中，他痛悔地说：“我算是真正认识到单干的末路了，说啥我也要入合作社。”
湖南青年决心不走黑路
本报讯 湖南省八十多万农村青年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教育以后，大都认清了资本主义是黑路，社会主义才是光明大道。许多受过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思想糊涂的青年，现在都清醒了。在嘉禾县苟公社，过去有四个团员闹退社，他们说合作化不如单干好。团员李宗福甚至在抢收抢种中，也不出工，经常跑到外地去。这次辩论了“合作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四个人都醒悟过来，认识到正因为入了合作社，虽遇去年那样的旱灾，收成也比单干时还好；都表示决不退社了，李宗福也再不向外地跑了。武冈全县过去有一千四百五十二个共青团员想退社，现在全部觉悟，一致表示决不退社，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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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厂矿整风中出现新气象
厂矿整风中出现新气象
吉林国营煤矿
今年增产计划超额完成
吉林各国营煤矿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增产节约计划。截至10月12日止，辽源、通化、蛟河三个矿务局共为国家增产原煤九万五千七百四十六吨。
各矿务局职工自从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以来，共提出三万六千多条意见，各矿领导积极贯彻边整边改精神，使一些障碍生产的关键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因此，第三季度以来各矿生产都逐月上升。辽源矿务局在整风中扭转了上半年欠产局面，三季度内共超产六万吨煤。
在整风中各矿党政领导干部还切实转变领导作风，深入坑口和基层改进企业生产管理工作，推广先进经验，因此，进一步鼓舞了职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热情。
山西工矿企业
问题解决快 职工热情高
山西省工矿企业开展整风运动以来，绝大多数厂矿的领导干部都走出了办公室，深入车间、工段。由于领导干部深入群众，职工们的意见都能得到及时处理。据大同市二十三个单位统计，职工们提出的五千七百多条意见中，有三千八百多条已得到处理。晋城煤矿职工们提出的一百三十三条意见，已经全部处理完毕。
由于领导方面及时解决问题，鼓舞了职工的生产热情，各企业的生产出现了新气象。过去长期完不成计划的大同矿务局，现在日产量已经达到一千九百六十吨以上，比过去的最高日产量多了五百六十吨。晋城煤矿的经济核算制从来没有得到推广，现在也执行了，执行的头一个月，生产成本就降低了21％。
既解决问题 又节省资金
成都职工贯彻勤俭建国原则
成都市许多工厂职工注意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在整风中研究改进工作，尽量作到不花钱或少花钱。
成都机车修理厂锻工车间工人在鸣放中要求购置打铁洪炉和工具箱，但在整改中，工人们根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决定自己动手用现有砖料、铁皮修筑红炉和工具箱，而不花费国家的购置费。这个厂的机车车间职工，在鸣放中提出的一百多条有关生产、生活上的意见，由于积极想办法，自己动手，有五十六条解决时一文未花。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成都市的许多单位都有。有的工厂电工车间太挤，职工们开始要求添盖房屋，可是经过大家研究，只要调整一下工艺布置就可以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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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的丰收
本报记者 燕凌
一展开大辩论，很多人就明白了今年上半年在农村发生的许多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时受了引诱迷了心窍的一些人清醒了过来。曾经对农业社失去了信心、经常不参加社内劳动的人，加劲干起活来了。时常找社主任、找县委要求退社的社员，主动撤销了“挂号”。已经退社的人又要求回社，有些人怕批不准还主动作了检讨。一些“老单干户”，也在申请入社。仅据小甸子乡、静海乡等十一个乡的统计，9月底以前就有二百五十五户退社户和三十四户单干户加入了农业社。王口、独流等九个乡镇，过去退社单干或弃农为商的四百来人，都重新参加了社里的生产劳动。有一阵子曾经被每天几十个要求退社的人闹得十分苦恼的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张金义同志，现在眉开眼笑地说：“近些天还是有不少农民来找我们，可不再是要求退社，而是要求入社的。为了便于进行分配和结算账目，农业社秋后才好吸收新社员。可是，有些人等不及，来找我们，问‘为什么社里不要我？’元蒙口村的上中农王万铎对我说：‘张同志，我要回社了。’我说：‘怎么？你退社的时候不是挺坚决吗？’‘这大半年我觉得在社外干得挺没劲……’
‘秋后再回社吧。’‘我等不了啦！我秋季能收四千多斤粮食，我宁愿只按三定标准留下口粮，剩下的都给社里。’……”张金义同志说，据他了解，实际上是因为王万铎的生产比不上社里；再加上开展了大辩论，他对合作社不能不服气了。
小甸子乡大杜庄（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个共有十二名党员却只有四人积极工作、二十六名团员也只有四人参加工作的村子），过去的面貌是这样的：在七十户贫农和新下中农中间，有30％的人对于走社会主义的路思想动摇。翻身农民张友升，解放前经常讨饭为生，这些年盖了新房子，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却也在闹退社。特别是三十五户上中农和四十四户老中农，大约半数有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认为“入社不如单干好”，从多方面进攻，企图搞垮农业社。李明生等七户老中农经常不事生产，专搞投机买卖，甚至非法倒卖国家统购物资。地主韩尚林也时常造谣破坏，甚至敢于放肆地无耻地常以“过去穿的是绸缎，现在穿的粗布衫”来证明“今不如昔”。富农韩家如入了社，到了地里不光自己不积极劳动，还故意大说“小五义”鼓词，吸引社员去听，大大地妨碍了生产；他还经常以“社干部贪污”来挑拨离间社干部和社员的关系。这个社里的账目也的确不清，有一万多斤粮食居然下落不明。这个村，上半年有二十七户社员退社了。
目前，大杜庄的鸣放还不彻底，真正的大辩论还没有展开；可是，村子里的空气已经显然有了变化：在初步鸣放中给社干部提出了五十多条意见，绝大部分是合理的建议，社干部接受了，正在尽力实行。究竟有没有贪污，工作组根据社员的意见正在清查。这样一来，多数社员对于办社有了信心。在社会主义的光芒照耀下，社员们认清了一些人存心搞垮合作社的目的是为了自由自在地剥削别人，恍然大悟。韩家如在地里说“小五义”和挑拨干群关系是居的什么心。社里是减产了，可是这是谁造成的呢？一些社员和退社户恨起韩家如等人也恨起自己过去的糊涂来了，说合作社本来是好的，办不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干。阵营一摆开，许多事情一摊到桌面上来，是非立时分明。曾经做过“退社代表”的韩振来，也说现在才明白了入社、退社是怎样的两条道路，后悔不该退社，要求回到社里来。二十七户退社的，已经有二十五户回社。过去经常参加社内生产劳动的只有四十来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
自然，这还不是思想上的“大秋丰收”，顶多可以说是收获了一季“小春作物”。真正的大鸣大放大争大改还没有进行呢。
在全民整风已经进行了很久的情况下，还能不能鸣放得开呢？事实说明：只要放手发动，总是能鸣放出各种意见来的。最近静海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就开展了大放大鸣大争。鸣放和争论先在小组会上进行，分歧点主要还是集中在粮食问题上：今年春天闹粮食“紧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因为农业社去年减产了。有人认为：因为留粮标准太低了。有人认为：的确只不过是思想问题。鸣放以后，展开争论，各说各的理，争得相当热烈。这一争，就把许多过去不为大家注意或者多数人不知道的生动的事实摆了出来。道理加上事实，就“活”了；很多生动的事实，给真理添上了翅膀，使它飞到更多人的心里去。
不光是在小组会上能鸣放起来，在大会上，只要放手发动，也还是有人鸣放。有的人仍然说“怎么说一年三百六十斤也是不够”，有的人仍然说“去年社里就是减产了”。南河顺的党员干部薛中浮甚至说：“这个会，什么鸣放不鸣放，这招儿那招儿，还不是想法让多报产量、多要粮食！这社会还不如国民党时代好。”事实使人们明白了：只要有人鸣放就有好处。反面意见一提出来，争论就又有劲了，思想问题就解决得更深透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也就更广泛了。
许多生动的事实摆出来反驳错误的说法。“关坑是个受灾村，五十户人家，每个人都按供应三百六十斤发给购粮证，他们可以随便买。到秋前，还有二万八千斤余额没有买去。你说三百六十斤够不够？”“大台子一个社，去年秋后光从稻草里就又打出来五万斤稻谷；这怎么能不‘减产’？”“有些社员穿两条裤子，到场里把粮食装在裤腿里往家偷粮食；有些社员上地用大壶提水，用壶装粮食带回家去；有些生产队瞒产私分，社里怎么能不‘减产’？”有了“不如国民党时代好”这种话，就有更多生活年年上升的事实跳出来反驳它。人们还揭发出来了，薛中浮原来是这样一个“党员”：不交党费，还说“这几个钱不如给孩子买糖吃，他还叫声爸爸。”他的思想早被资本主义的毒水浸透了。………
在大鸣大放中，对县级各机关各部门提了五百多条意见。经过整理分析，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对改进工作有不少帮助。
“开了这次会，像洗了个澡，身上许多脏东西洗掉了，真痛快！”“像吃了一付清凉败火药！”许多基层干部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去了。
社会主义思想上升了，“年景”也随着上升了。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以前，全县各乡报的粮食总产量是一亿三千多万斤（去年秋季这个县西半部完全失收，全县总产量是一亿二千多万斤。今年全县是中常偏丰年景，这个数字显然不实）。开了一次会，上升到了一亿六千多万斤。据估计，这是接近实际的。
一个半月中间，静海县农村的大辩论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有了可喜的收获。可是，检查起来，这个时间也走了不少弯路，以至大鸣大放大争大改的高潮还没有形成。绝大部分地区还只是小鸣小放，至多是中鸣中放。因此，思想问题的解决还不普遍不彻底（只从党内来说，目前就还有七百多名农村党员工作消极或者不干工作）；已有的成绩也不能说是巩固的。现在，领导思想更明确了，也有了一些实际经验了，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也可以说基本形成了，县委的同志对于今后开展运动的信心和决心已经大为增强。他们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以后，除留极少数人在机关“看家”以外，县委书记、委员、各部负责人，还有抽调县级各单位的一大批干部组成的十几个工作组，都已经分头下乡直接领导大生产和大辩论去了。——白天大生产，晚上大辩论；用大辩论推动大生产。在这里，当前最紧急的生产任务是抗旱种麦。要按照国家计划的面积（全县三十二万亩），适时地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次收获播下种子。
社会主义的思想的种子，也正在又一次播种下去。“思想洼地”一定能改造好。让我们期待着在这里出现新的思想大丰收吧！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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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整边改生产面貌一新
广州市郊凤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在鸣放期间提出了许多好意见。社干部研究了这些意见，采取了各种措施，积极进行改进。现在全社生产面貌焕然一新，人们都说：鸣放带来了好光景！新华社记者 张家昌摄
“那里发现缺点，就在那里纠正它！”凤江社第二生产队的桔子地野草丛生，过去有很长一个时期无人过问。这次在大鸣大放中，社干部立刻接受意见，派工到桔子地去除草。
凤江社过去的菜地没有充分发挥利用率，往往在前一批的菜收获后，不能及时种上菜苗，经社员提出后，迅速改变了这种现象。这是社员在赶插菜苗。（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