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列宁号”原子破冰船
安装机器准备下水
新华社莫斯科18日电世界上第一艘装有原子发动机的“列宁号”非军用原子破冰船船身已经焊接完毕。列宁格勒造船厂的职工们正在修整破冰船的内部，紧张地进行下水的准备工作，装配工人正在往底座上安装机器、发电机和其他机械。
这艘破冰船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艘破冰船，其发动机总功率为四万四千匹马力，比目前美国最新的破冰船“冰河号”的功率要大一倍。它的长度达到一百三十四公尺，最宽处有二十七点六公尺，排水量为一万六千吨。它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可以不靠港航行四百天之久，而用煤的破冰船只能航行二十天，用柴油的破冰船只能航行四十天。它是极地航行最好的工具，没有中途燃料断绝而被冻在冰中的危险。（附图片）
下图：原子破冰船模型图
第6版()
专栏：
苏联基本建设投资迅速增加
每天平均新建和修复三个大型工业企业
新华社莫斯科18日电 从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苏联已经在各方面的建设中投入了约一万八千亿卢布（按1955年7月1日价格计算，下同）的资金。
从1929年到现在，苏联平均每天新建和修复约三个大型工业企业，约十公里铁路干线和支线。此外，在这期间还建立了五千多个国营农场和约九千个机器拖拉机站。
苏联在建设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才开始的。从此以后它的增长速度特别迅速。在从1918年起的十年中，苏联的基本投资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七亿卢布，每年平均十五亿多；在从1928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增加到六百一十六亿，每年平均一百四十五亿；而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期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六千二百九十三亿，每年平均一千二百五十一亿。1956年的基本投资又增加到了一千八百亿卢布。
基本投资大部分用在工业建设方面。在第一个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投资中，工业占60％以上。最近几年来，农业投资大大增加了。在1955年结束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投资增加为第四个五个计划的二点五倍；第六个五年计划增加为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两倍。
过去十年中，建筑费用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70％下降到59％，设备费用由26％上升到35％。
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苏联生产力的分布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业产量有三分之二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伊凡诺沃和乌克兰。苏联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开始的。1955年，苏联全国已经有60％的石油，二分之一的煤、钢和钢材，40％的电力是在东部地区生产的。
1913年，西西伯利亚只生产了八十万吨煤，去年就增加到六千六百多万吨。乌拉尔去年生产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吨钢，而在革命前生产量还不到一百万吨。哈萨克和中亚细亚的工业产量现在已经超过了革命前的俄国，它们所发出的电力相当于1913年俄国发电量的五倍。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苏联建立了八百多个新的城市。1926年，俄国城市的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只有三个，超过十万的只有二十八个，现在这样的城市分别增加到二十二个和一百一十三个。
第6版()
专栏：
苏联采煤技术水平居世界首位
煤产量为英法西德的总和并将超过美国
据新华社莫斯科18日电 据苏联报刊报道：从1913年到现在，全世界煤产量增加还不到一倍，而苏联的采煤量却增加了十四倍以上。在同一时期，苏联煤产量在世界采煤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2.4％提高到20％左右。苏联现在的采煤量已经紧紧跟上美国，并有可能在不久之后超过美国。
世界产煤量目前已从由1913年的十二亿二千五百万吨增加到二十亿吨以上。统计材料表明，这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苏联增产的。因为，最近四十年来，苏联的采煤量一直在迅速增加，而资本主义世界产煤最多的国家如美国、英国、西德等国的煤产量却在减少。到去年，苏联煤产量又进一步增加到了四亿二千九百多万吨，今年头七个月，苏联的煤产总量已超过了二亿五千万吨。
十月革命以前，苏联的煤产量占世界第六位，现在它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法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它的煤产量差不多已等于这三个国家煤产量的总和。
革命以来的勘探工作说明，苏联煤矿的蕴藏量比过去增加了。十月革命以前，俄国被认为是最缺乏煤矿的国家。由于大力进行勘探工作，还在1937年苏联已经勘探出的煤矿储量就由1913年的二千三百亿吨增加到一万六千五百亿吨，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经过最近进一步勘探，苏联煤矿储量又增加了约一倍。
苏联采煤工业的分布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单是东部地区的煤田的采煤量就比革命前增加了三倍以上，它们的采煤总量已经占全国总产煤量的46％。
苏联采煤工业的技术装备也在日益完善。现在是世界上采煤工业机械化程度最高和煤矿中采煤联合机最多的国家。
第6版()
专栏：苏联通讯
“朋友，你好！”
本报记者 戴枫
莫斯科第十四寄宿小学校长乌契科夫和我刚刚走出校长办公室，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姑娘飞跑过来用流利、清晰的北京话向我说：“朋友，你好！”这时，一个男孩子接着就叫了起来：“中国人，中国人！”宽敞的走廊里立刻聚拢起一大群孩子。一个个抢着用中国话向我问好。他们让我听他们讲的中国话对不对，并说出他们的心愿。
个子较高的奥莉亚说：“我学好了中文，将来到中国去研究中国艺术。”一个粗嗓音的男孩子接上去说，“我要去中国研究中国文字，将来回国来好当中国语文教授……”“你还能去得上，‘象’字写成了个‘马’字。”……孩子们哄笑开了。
“我们喜欢中国，都想亲眼看看她！”想研究中国艺术的奥莉亚又急忙接着说：现在我们只能从电影上看到中国。我们看过“祖国的花朵”、“鸡毛信”、“为了和平”。我喜欢看中国电影，就是你们的电影片子太少，在我们这里上演的还不够多，而且有些影片中新中国的情形少……。
这位十五岁的姑娘奥莉亚看样子想畅谈下去。她那双洋溢着喜悦的眼睛，流露出对中国的热爱。但是别的孩子们打断了她。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谈到了他们的中国朋友，领我看了中国学生送给他们的礼物——一只木头雕成的小船“少年二号”，还让我看了中国朋友给他们寄来的信和他们拥有的中文儿童读物……。
莫斯科第十四寄宿小学是去年9月1日才成立的。全校招收了二百一十五个七岁到十五岁的小学生。小学生正规化学习中文，这里可算是苏联的第一个。孩子们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俄文、算术、地理、历史之外，还分组学习三种东方语言：中文、印地文和乌尔都文。学习中文的一共有七十五个孩子，都从二年级学起。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每周四小时，五年级到七年级五小时，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每周授课时数最多的俄文课。明年，学校开办八、九、十年级后，中文课还将适当增加。
孩子们学习中文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至今还没有正式的小学中文教科书，更没有中文文法和书写法课本。读本教材是由教师克服了许多困难临时自己编写的。为了使孩子们能正确发音，学校还装备起了一架电动中文发音机。由于孩子们热爱中文，成绩还是巨大的。不到一年，全校六个班七十多个学生都已掌握了二百到二百五十个中文单字，可以用中文讲些简单句子。学校计划到明年6月孩子们一般要掌握五百到六百单字。
校长乌契科夫介绍我认识了中文教员玛脱费爱娃。她是莫斯科大学语言系中国语文班毕业的。不久前才派来学校任教。玛脱费爱娃也谈到没有中文教科书的困难。她还谈到学生们学习的情况。她说，孩子们记中国单字还比较容易，就是容易忘掉。为了巩固孩子们的记忆，教学方法上采用了看图识字，循环反复地认字和记字方法。教一个中国单字，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用俄文字母先拼出中文发音，然后注上俄文解释，最后学习写法。中文和俄文的发音、音调完全不一样。所以孩子们在掌握正确发音和语调方面更困难。特别是男孩子讲中国话都带着“俄语腔”。
上课铃响了，老师邀我一起去听课。我们走进五年级宽敞的教室。孩子们向我投来一双双惊奇的眼光。
“老师好！”孩子们用中文齐声说。玛脱费爱娃也用中国话回答了同学们的问候。
教师领着学生复习了头一天的功课，逐个检查了全体十三个同学的作业。然后把卡拉契和薇拉叫到了黑板前边，让他们练习会话。这两个小学生相互用中文一问一答地说了起来：“今天你看过中国书吗？”“没有，看过中国杂志。”问题提得虽然不多，但回答都是正确的。
老师又念了一句俄文，“在我们学校里有很多学生。”请他们写出中文来。
孩子们在黑板上先用俄文字母写下这句话的中文拼音，然后根据拼音再写出中文来。孩子们写方块字显然十分不习惯，出现在黑板上的白道道都是弯弯曲曲，但是看得出他们是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
下课后，玛脱费爱娃说，由于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热情是惊人的，所以困难也是一定可以顺利克服的。（附图片）
莫斯科第十四寄宿小学七年级学生正在上中文课（塔斯社稿）
第6版()
专栏：苏联通讯
我们是老战友
——访苏联前抗日志愿航空队队长
本报记者 李何
人和人之间生死的交情是可贵的；一国人民和另一国人民之间生死的交情更是可贵的。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之间有这种交情，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也有这种交情。二十年前，苏联志愿航空员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向当年苦难的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的手臂，正是这种生死之交的一个表现。多年来，我想会见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久前，我才幸运地遇见了这个航空队的队长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格里申科。
格里申科上校，已经退伍。结实的身体，机警的脸孔，晒黑的皮肤，看去不像是一个已经五十三岁的人。他的步伐比平常人缓慢一些，坐的时候左腿仍然伸得笔直，要是他不下坡不上台阶，并不显得是失掉左膝盖以下小腿的残废人。
我瞧一眼他的左腿，问：“战时挂的彩吗？”
“是的，在1942年，”他不无自豪地回答，“这是参加苏联国内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的一生中唯一的纪念。”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中国。我时刻注意中国的事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时候，我在地图上寻找过江地点，可惜没有详细的地图！在这条中国的伏尔加河的上空，我飞翔过多少次呵！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它的壮阔的面貌。我听说要在武汉建设钢铁工厂，这个消息像在我的家乡建设钢铁工厂一样令我高兴。在那个城市上空，我进行过多少次保卫战呵！听说在洛阳正在盖起一座拖拉机工厂。那也是我作过战的地方。我一向像注意本国事情那样注意中国的事情。”
格里申科热爱中国的心情，使我想起今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苏联时，贺龙副总理在莫斯科一个机场上说的话。在检阅苏联超音速飞机的表演以后，贺龙元帅向苏联空军将领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志愿航空员保卫武汉的英勇事迹。
是的，抗战初期，上海、广州、武汉……，到处遭受了日本轰炸机的滥炸，苏联志愿航空员狠狠地抑挫了它们的气焰，替中国人民吐了一口气。这一页历史的光辉没有而且也不会随着岁月的迁移而减色。格里申科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我们航空员有机会帮助中国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想到中国去。我们成为义勇军，经过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洛阳到了武汉。我们每个人都想立刻飞上天空，和日本的兀鹰搏斗，因为它们欺人太甚了。当时日本知道中国空军很弱，只有四百架旧飞机，所以日本轰炸机毫无阻挡地从低空闯进城市，恣意轰炸。
“我们到武汉的时候，日机正想大规模轰炸这个城市。我们肩负了保卫武汉的任务。我在武汉上空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那是1938年4月29日。我们得到了通知：有日本三个轰炸连（二十七架）空袭市空。信号塔上挂起黑旗：全体飞上天空去。飞上天空时，我外表虽然非常镇静，心里极为紧张。全心只想赶快接触日机，打击日机。在机翼下伸展着人口几百万的武汉。我已参加保卫这个城市，使人们免遭轰炸，我内心充满豪迈的感觉。
“第一次战斗的印象永生刻在我的脑子里。我记得：我们在空中布成六层的队列拦截敌机，最高层在六千五百公尺。我在第四层，从高处看到了一连日本轰炸机从东方飞来了。它们以一小时三百三十公里的速度飞着，每架飞机载着一吨炸弹。日本飞行员发现了我们，不敢飞进武汉就把炸弹扔掉，掉过机头就跑。我们扑上去赶。在我们的一阵猛烈射击下，对方的领队轰炸机像泼上煤油燃烧的三合板，着火下坠了。后来知道，在这架飞机上有日本在华中战场的空军指挥官。失掉指挥官的日机，混乱地逃跑了。
“回机场后知道，这一天在武汉附近天空打下了二十二架日机。这是给五一节的献礼。”
在1938年的这些空战中，由苏联志愿航空员组成的这一支空中义勇军，经常以寡胜众。虽然苏联飞机的质量比较优良，苏联航空员的技术比较高超，但是众寡悬殊，空战频繁，战斗是艰苦的。
“有一次”，格里申科说，“我们七架飞机和七十架日机作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只能用彼此靠紧的战术作战。战斗空前之长：打了整整四十分钟，我感到非常累，耳鸣、头痛、口干、恶心，直到打败日机，结束战斗，才透了口气。
“有一天，7月4日，我们已经两次飞上天空，打退了日机，击落了其中几架。但是我们的机场上总共只有二十多架驱逐机，而日本在这一线的飞机比我们多八、九倍。他们想纠缠我们，分两三班轮回进袭。我们不换班地守在机场。警报又响了，我们的十二架驱逐机飞上五千公尺的天空去迎击。突然我们看到了三十架日本轰炸机。敌众我寡，可是我们还是勇敢地进攻了。日机被打下了几架，赶紧乱扔炸弹，转身逃跑了。我们也飞向自己的机场。就在这一瞬间，一批掩护轰炸机的日本驱逐机，五、六、七架一群，像骤雨般向我们扑来。我们的汽油和子弹都不多了，我们还是接受了这次战斗，一天四次战斗！我们第四次战胜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气力和神经多么紧张呵！”
“我们当时是为中国人民，为正义而战的，”格里申科说，“现在人民中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空军，已经建设了现代化的飞机工厂，这令人多么高兴！”显然，这种高兴不仅因为他为中国人民战斗过，同中国有生死的交情；而且因为他亲眼看见过旧中国曾经怎样处在赤手空拳、任人空袭的状态；因为他在中国和本国亲身体验过航空力量在国防中的意义。
格里申科是一个钳工的儿子。他在少年时代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不过那是在陆地作战。他从中国回来以后，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在乌克兰的热托米尔区迎击来袭的德机。他那一团航空员，除了他个人年过三十以外，全是年青人，没有作过战，然而都是热爱祖国、恨透敌人的勇敢的人们。在头六个月中，他们和敌人保持一比七的纪录，他们每消耗一架飞机，敌人要消耗七架。格里申科自己和他指挥下的年青航空员一样，和苏联一般航空员一样，充满着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坚毅精神。
“有一次，在1942年，”格里申科说，“我们三架驱逐机和德军七架驱逐机遭遇。我们一下子打掉他们的两架。恶战展开了。一刹那间，一架敌机已经衔尾开炮射击。我的飞机被弹片击中了。我在三千五百公尺高空跳伞降落。我的左腿被打断，血流如注。在大约还有六分钟即可到达地面时，我逐渐失去知觉。我知道需要把受伤的腿缠起来，把血止住。但是手边没有绷带。德军“搭救”了我。他们向降落伞射击，子弹打断了降落伞上的几条带子，我拉下来绑腿。落地时，刮大风，我没有气力收拢伞，最后，我放走降落伞时，腿上的止血带也被扯走了。血又开始涌出来了。这时我抓了把由我的血浸湿的尘土塞进伤口。血总算止住了。后来我被救了起来，送到机场。在那里我还对战斗作了部署，才被运到医院去。
“医生一下子给我注射了三公升血。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输血过量或者流血过多都要死亡。我被输血后又活了。这和我平常注意体育，体格强壮，也有关系。过了几个月，总指挥部允许我再上前线。当时我指挥一个师，在第二白俄罗斯前线作战。已经一年没有飞行了。我带着假腿，坐上飞机，开动马达，练习飞行。我必须驾驶只有脚闸的飞机的时候，机械员就把脚闸改装成手闸。”
格里申科一直到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再没有下过战场，再没有受过伤。1948年复员以后，他想驾驶喷气式飞机。医生一再说服他休息，但他还当了一年半地质勘察队队长，在党的区委会工作了一年。
这位有三十年党龄和军龄的航空员兴奋地继续谈起苏联年青航空员的成长。他们这老一辈的辉煌榜样鼓舞和培育着年青一代的苏联航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