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们要把刘绍棠当作一面镜子
茅盾
关于刘绍棠的反党言行以及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品质，我已经写过两篇小文章（“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中国年青九月号；“关于写真实和独立思考”，中国青年报8月16日。还有一篇“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文艺学习九月号，也是驳斥刘绍棠及其他右派分子的谬论的），今天为了节省时间，不再重复。
在“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文中，我说过：“刘绍棠的反党的经过，正如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有其基本类似之处。”这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对党闹独立，觉得党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觉得党干涉了他们的自由，这样当然发展到反党）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篇文章写得早一点，现在看了更多的揭发刘绍棠的材料，我觉得刘绍棠还多一个特点，就是：无知（生活经验、文艺知识、一般文化知识都是很贫乏的）而又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这句话对他说是合适的。
他叫嚷着要“独立思考”，似乎党不给他独立思考；党是鼓励独立思考的，但不容许刘绍棠那样的独立思考，他一思考就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不是独立思考，而是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奴隶了。在大鸣大放期间，他自以为出之于他的“独立思考”的反党言论，诬蔑社会主义文艺的言论，我看实在都是拾人牙慧，拾了比他年纪大的右派分子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的牙慧。
他读过多少苏联作品？然而他竟也跟着喊苏联文学前二十年的比后二十年的好。这多么胆大！多么狂妄！他年轻，写得倒不少，看来读书不多。他既然没有看很多作品，就跟着叫，态度很不实事求是。
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怀疑他，对现实主义理论有过什么研究？研究过多少的中国和外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他是否把现实主义的各个时代的作品都看过了研究过了？研究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作品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高尔基的“母亲”起，直到今天，历史不算短；十月革命后四十年间，苏联每年新文艺作品有几千。如果要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老老实实就得把这些作品看过！我想他不过拾来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可是他也居然大胆要判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死刑！他知识贫乏得很，究竟现实主义是什么，他也不了解。“写真实”不能代替现实主义，更不必说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以为现实主义就是“写真实”，这是错误的。“写真实”是资产阶级的说法，“写真实”这话的背后就是不要立场，这也不是现在开始的，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立场；他们有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不过他们口头上却虚伪地说只要“写真实”。我们呢，因为认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且我们的任务是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所以一定先要提出立场问题。很多年轻朋友以为提“写真实”是应该的，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从这一思想（“写真实”）发展下去，就会得出结论：马列主义世界观是不需要的，思想改造是不需要的，而这样的结论，正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主要的论点。从什么角度、什么立场去写真实？这是问题的焦点。右派分子利用“写真实”做幌子，专找社会的黑暗面。这就是右派分子“写真实”的用心所在！
刘绍棠一方面无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这种不老实，不踏实的作风，都不是一个青年作者所应有的。一个青年犯了这种毛病，一定要毁灭自己！开这样的批判会，是指出他的病根来，挽救他。
刘绍棠的堕落过程，让我们注意到培养青年作家的一些问题。
我知道，有些年轻朋友开始写几篇作品还不错，出了名有了自满之心，就不想法积累生活，提高思想水平，这样就越写越坏，最后写不出东西来。另一些人不骄傲自满，但后来觉得肚里的东西挖空了，写不出了，年纪大一些的也有这种经验。到一定时候写不出来，就有苦闷。刘绍棠也有过这种苦闷，要想突破这一关就得走对路，刘绍棠是走错路了。他不了解他后来的东西不如以前的好，因为生活经验少，思想水平不高，到生活中也看不出问题来。这是写不出来的基本原因。刘绍棠这时应提高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应回到生活中去，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但刘绍棠不这么做。他以为写不出来是党的文艺政策约束了他，是技巧不好的缘故。他的这种错误观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加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就堕落为右派。
思想的指导应当重于技术上的帮助（技术上的帮助，指帮助青年们修改、发表作品等等），有不少青年写信要求帮助，总是说自己有生活经验，有材料，只要我们帮助他修改他那写出来的初稿，可是从没有或者很少有人写信要求指导他如何观察、分析生活。有人把问题看颠倒了，以为首先是写作技巧问题，而不是思想立场问题。青年们很少认真想一想：必须有怎样的头脑（人生观）方能在生活中看到最有教育意义的新事物。他们却老是在想：有了写作的窍门，我马上就可以成为大作家。这种错误观念，相当普遍，必须大力纠正才好。如有窍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把窍门说得明明白白了。
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我们鼓励青年习作者的各项办法不至于造成青年们的依赖思想。代为修改不是好办法，有副作用，会养成依赖性。青年写出作品之后，就希望找到一个人替他改。指出毛病而不代修改，也引起青年们的不满，可见青年们依赖思想之严重。青年老以鲁迅代人修改稿件为例来要求我们。但我只见过鲁迅在别人原稿上改一二字，没有见过他大改，像现在青年们所要求。这不是鲁迅躲懒，而是因为这样爱之反成了害之。和木匠带徒弟一样，使刨子要有点工夫，如果师傅见徒弟刨不好，就代他刨，徒弟永远学不会的。包办代替，永远是提不高的，许多青年不了解这个。
过早地让青年作家来做专业作家的办法必须改变。把青年的业余写作者过早地提为专业作家或者要他到编辑部去“提高”，使得他们脱离了生活。使得他们容易滋生骄傲自满情绪。而在职业作家自给办法下，又使得他们粗制滥造。刘绍棠如果一直在农村，在那里做一些工作，也许就不会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一个青年作家发表了一二篇好作品后即无以为继的情况，是因为脱离了生活之故。可是我们总自以为是技巧还不到家之故。这是极大的误解。脱离生活之后，技巧再好也写不出东西来。
走马看花，下去三、四个月，对于一般作家都不解决问题，而对于青年作家尤其不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到底年青，底子（生活经验的积累）差。
培养新一代，扩大文艺队伍中青年分子，其关键在于有效地鼓励和扶植业余写作。不要过早把他们从生活中抽出来，生活积累越多越能写出好作品来。帮助他们多从思想方面着手。
从刘绍棠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问题，上面不过举了一部分。希望青年们把刘绍棠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也应把刘绍棠作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但我们还多一个责任，就是改进培养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的方法。
（1957年10月11日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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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
本报评论员
今天本报登载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批判青年文艺工作者刘绍棠的反党活动的消息。从刘绍棠的例子，又一次证明：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时时刻刻警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滋长；如果把文学事业当作满足个人名利欲望的手段；如果脱离人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那末，不管他有多大才能，他就必然会蜕化、堕落，以致最后不能不滚到资产阶级的右派泥坑中去。
刘绍棠今年只有二十二岁。解放那年，他才十三岁。由于党和新社会的培育，他写出了几篇还算好的作品，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支持和鼓励。如果刘绍棠有一点文学写作的才能的话，那是和党对他的培养分不开的。刘绍棠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直接由党栽培起来的青年，即使有星星点点的成绩，也都是渗透着党的心血的。”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中，刘绍棠会从一个共产党员的青年作者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
刘绍棠本来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比较纯朴的青年，他最初写的几篇作品，还表现了他对农村劳动人民多少有一些感情。但是，发表了几篇作品，有了一点小名气，得到了人们的一些赞颂，就冲昏头脑，骄傲、狂妄起来了。他自诩是什么“神童”、“才子”，俨然以“天才作家”自居。好像他那几篇还不脱幼稚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坛上已经成了“气候”，已经成为有独特风格的“文学流派”了。他狂妄地吹嘘自己是中国文坛上的“河北派”、“北京派”，并以“中国的萧洛霍夫派”自命。他忘记了党对他的栽培，也看不起劳动人民了。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住下来做“专业作家”，偶尔下乡，要自己带伙食去，因为他吃不下乡下的饭菜了。党的生活也不愿意过了，他认为组织生活会妨碍他的创作，束缚他的“才能”。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比党和人民更高明，他就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成绩，认为党不能领导文艺，并且写出一些污蔑人民、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来了。
刘绍棠就是这样堕落下去的。这里表现了刘绍棠的狂妄无知，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作祟。我们不应因为他无知，便低估这种思想的危害性。不少文学青年由于缺乏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锻炼，他们虽然是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却仍然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文艺界的反党分子更在他们中间散布、鼓吹这种思想，使其更加滋长、泛滥。不反掉这种思想，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文学青年的成长，就会受到损害。广大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从刘绍棠的堕落得到深刻的教训，时刻警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要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成绩，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文艺家，必须首先是一个革命的战士；一个党员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好党员。谁要是像刘绍棠那样，把自己放在党和群众的上面，不听党的话，不愿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他就必然会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
刘绍棠的堕落，除了因为他本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之外，也表现了文艺界在对待青年作者的工作上有缺点。不少像刘绍棠这样的青年，才写了一两篇作品，就被调离实际工作岗位，做了专业作家，这样，他们就不但失去了一定的革命组织对他们经常的教育和监督，而且脱离了与人民的联系，失去了创作的源泉。而近年来社会上又出现了一种对青年作家一味捧场的恶劣风气，也助长了他们中间一些人的骄傲自大的情绪。这是一个教训。今后，青年文艺工作者，不应该过早的专业化，应该到工厂、农村或其他基层工作单位中去，担任一定的实际工作，或者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工农群众的劳动和斗争中锻炼自己，彻底改造自己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积累生活经验，取得丰富的创作源泉和艺术感受。过早的专业化，对生活经验、创作经验、社会知识等各方面都很贫乏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来说，是十分有害的。对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是培养、鼓励，同时又有严格的要求。有关的党组织和机关、团体，应该加强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他们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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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勖青年作家
老舍
青年发表作品是好事。没有青年作家的社会，不会是可爱的社会。国民党杀害许多青年作家，所以国民党极其可恨。青年作家给文艺带来青春。青年作家是文艺发展的希望所在。没有青年作家的花园必会不久变为荒地。没有儿女的夫妇，在旧社会里叫作老绝户；在新社会里，这已不是什么可发愁的事。但是，没有青年作家，使作家协会成了老绝户，的确是严重的问题。
青年发表作品也可能是不好的事，假若这叫青年变得趾高气扬，目空一世，什么地方都摆不下他，最后只好排在右派分子的队伍里！
青年发表作品，这么看来，有好处，也可能有坏处。这就要看青年作家的态度如何了。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年作家，知道怎么自重；不热爱社会主义的，会自暴自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个青年而想发表作品，真是千难万难的事。一个无名的青年，连个代理人也找不到，没有代理人而想卖稿子，只能到处碰壁。在我们的社会里呢，编辑部退还青年的稿子而没给注上意见，青年就来信质问。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优越，使青年发表作品没有很大的困难。青年作家应当认清这一点，从而热爱我们的社会制度。这么一来，我们就会越发自重，努力进修。反之，看见自己的稿子发表出来，而完全归功于自己的天才，就不但不感谢我们的好制度，和领导我们培养我们的党，反而一来二去会不满意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出版事业由资本家操纵，不知埋没了多少有天才的青年。在我们的社会里，文艺事业是由党领导的，每一个天才幼苗都得到雨露的滋润，希望它开花结果。我们的青年作家幸福呢？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作家幸福呢？我请在座的青年自己判断。
社会制度不同，对作家的要求也就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家，要求作家给他赚钱。社会主义国家要求作家为人民服务。对作家的要求不同，作家们的前途也就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作家既是资本家的摇钱树，他就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创作，不听出版家的指挥，宁可饿死，也不低头。走这条路的也就真有饿死的，他们的著作永远没有印出来过。另一条路是按照出版家的意思和市场的需要去创作。这种作品跟西洋妇女的帽子一样，力求花样翻新，过几天便被扔掉。作品成为商品，作家只好放弃理想，但求多卖，不管提高。
在咱们的社会制度下，对作家的要求既是为人民服务，作家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因此，作家因艺术的实践，必定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在艺术上与思想上有所进步。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对作家的要求恰好足以使作家逐步提高，有出息的作家会逐渐成为有最崇高理想的思想家与艺术家。
这两种要求与其结果，哪个好哪个坏，我也请朋友们自己判断。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也许有人要问，资本主义国家对作家的要求既是那样，为什么也出现相当好的作品呢？这须由两方面回答：一方面是假若那些能够写出相当好的作品的作家而能得到更多的、像我们所能得到的鼓励与领导，他们的成就，特别是在思想上，一定会更大一些。可惜，他们所得到的不是领导与鼓励，而是出版家与代理人等的控制与剥削，他们的才能便受到限制，不能尽量发挥。他们的思想是混乱的，有时候进步，有时候后退，不能始终一致，坚持真理。他们的社会制度限制住他们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相当好的作品，虽然不尽合乎出版家的要求，可是估计可能受到人民的喜爱，出版家也就不能不看在利润的面上印行他们的作品。
由上面这点补充就可以看出来谁有自由，谁没有自由。文艺界右派分子以为我们没有创作自由。我要问：是被资本家控制着剥削着的作家才算有自由吗？是因为迎合出版家与代理人的趣味，而写些不三不四的恋爱或侦探故事，以求一饱的作家才算有自由吗？是写作了一辈子，也不敢说一句比较进步的话的作家才算有自由吗？假若这算自由，自由这个高贵的名词便一文不值了。争取这样自由的作家难道不是胡涂虫么？
右派分子会说：不，不是争取这种自由，而是争取作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看，资本主义国家出的文艺作品多么花哨呀。好，让我们看看怎么花哨吧。以美国来说，销路最广的作品大约有三种：恋爱小说，侦探小说和电影故事。恋爱小说大多数只写到结婚为止，因为结婚以后，问题就太实际，不那么浪漫了。侦探小说呢，谁都知道只凭一点技巧，故做疑阵，在末一页才说出来杀人的或偷东西的是谁。电影故事就更无须解释，知道好莱坞多数的电影是怎样荒唐无稽，就晓得电影故事有什么文艺价值了。这三种“作品”几乎完全没有什么思想。“创作”这些故事的人有的作一辈子“无名英雄”，大量生产，报酬极低，出版家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给印在书上。他们不是作家，而是机器。花哨吗？太单调了，太浅薄了，太残酷了！
花哨吗？在美国，右派分子所崇拜的美国，诗是没有出路的。剧本的人物极少，一个景，两个半钟头能够演完，才有人投资演出。演出成功了，剧本才能印出来，否则全无出路。看看我们的诗刊诗集吧，看看我们印出来的剧本吧，看看我们的人多景多的“万水千山”和满台都是绣花服装，灿烂如锦的“群英会”吧！谁花哨？谁肯为文艺花钱？用不着我说了吧！
右派分子还有话说，可是不便说出来，一说出来就露了尾巴。他们要说的是，人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不必都写社会主义。是呀，这就是右派分子所羡慕的。他们渴望我们作家少说点社会主义，而多说点资本主义的话。他们以为作家们多说些资本主义就证明创作有了自由。这像话吗？让我们辩论辩论吧：
我们全国人民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作家要宣传资本主义，行不行呢？吃着人民供给的米面，而诱惑人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作家呢，还是汉奸呢？假若人民给作家这种吃里爬外的自由，人民不久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人民不会这么傻。
有人也许说，我不反对社会主义，可是要求思想放宽一些。这还是不像话。思想放宽一些？难道还有比社会主义更高更好的思想？若是没有，为什么不去宣传最高最好的思想，而要求放宽一些呢？难道人民需要我们宣传一贯道？
不，不是要宣传一贯道。是说：思想太一致了，文艺作品就太单调。我们说：为了六亿人民齐心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需要共同的思想。因此，我们过去所作的宣传不是太多了，而是很不够。至于作品单调不单调，就看作家的生活够不够丰富了。在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里，惊心动魄的事情，每天有，到处有，可惜作家们不知道，或知道得不深刻，于是就只写了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这一点也不能怪社会主义思想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美国恋爱小说等净是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足见不深入生活，在哪里也写不出好作品来。我们人民的生活，因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是新鲜的，活泼的，丰富多采的。我们没能很好地反映这种清新可爱的生活，应当惭愧，而绝对不该说这是思想一致的结果。
有的青年作家读了几本西洋的文艺名著，就怀疑社会主义了，以为社会主义不会产生伟大作品。这非常的不像话。假若有人看见诸葛亮坐的四轮车，而说我们不该制造汽车，我们必定说他愚蠢。同样地，前一时代的伟大作品并不限制后一代产生另一种伟大作品。四轮车解决诸葛亮的问题，汽车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作家，就该写出社会主义的好作品。这才是我们应有的骄傲与责任感。伟大作品并不专产生在某一时代。我们的时代应有我们自己的伟大作品。我们的时代的确会产生伟大作品，因为历史上没有过一回，像我们的党与政府这样爱护作家，重视文艺的。
古代希腊悲剧里表现了什么儿子娶了妈妈的故事，难道我们就也放下劳动英雄的事迹，而也去硬造出一个儿子娶妈妈的故事么？天下哪有这样胡涂的作家！
我们应当学习古典文艺，但绝对不是照抄内容，更不能说因为古代生活比今天的好，所以才产生了古典杰作。我们今天的作品的确还不都优秀，这恰好应当使我们更奋发努力，立志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我们自己不努力前进，而只抱着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落泪，我们便也快成了悲剧！
青年朋友们，请不必先想会不会成为莎士比亚，要紧的是去工作。只要你们肯热爱劳动，肯热爱社会主义，肯热爱人民，同人民在一起生活，一起奋斗，你们一定会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假若你们真成为莎士比亚，也是社会主义的莎士比亚。不肯吃苦，不肯工作，你们就只会唧唧咕咕，除了浪费大好时光，别无好处。
我愿热诚地鼓舞你们，因为我自己没有写出过好作品来。社会主义的作家应当彼此鼓励，彼此竞赛，而不应当嫉妒，我切盼你们的成就比我的大出多少倍！我愿鼓舞你们，你们可不该以才子自居，一个以才子自居的也许会使十个青年堕落腐化，不但毁了自己，还连累了别人。我刚刚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一篇“论才子”，假若你们愿意，可以看一看，我就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再说一遍了。
（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