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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市级机关大字报琳琅满目
领导上狠狠地改进工作鼓舞了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热情
本报讯 杭州市市级机关和区级党、政机关已经全面掀起大鸣大放的热潮。
现在各机关里的民主生活十分活跃，差不多都设置了“鸣放园地”、“鸣放专栏”和“鸣放室”，大字报触目皆是。一批旧的刚刚取下，一批新的立刻又贴上去。据杭州市劳动局、教育局和建设局等四十个单位统计，到上月月底止，已经贴出五千多张大字报，开过四千多次座谈会，总共提出一万九千多条意见。
哪个机关领导向群众诚恳表示整风决心，哪个机关群众大鸣大放的热情就高涨。杭州市文化局从大鸣大放开始后，墙壁上的大字报一直是琳琅满目；大字报的数字从八十张增加到二百三十多张。主要是因为文化局党组通过开大会和座谈会反复表明整风决心。杭州市邮电局市话科科长王瑜麟（非党员）本来对局里领导有些意见，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不讲了。局里大鸣大放开始后，王瑜麟一度显得很沉默。这时候，邮电局党委负责人一再诚恳地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领导同志还到各个办公室来征求意见。王瑜麟的顾虑消除了，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十三条意见。
领导决心边整边改，进一步鼓舞了广大干部鸣放的积极性。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处领导上开始动员群众贴大字报帮助党整风时，全机关一百四十多人只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而且不敢指名批评。后来，整风领导小组把以前几次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有关工作的意见，整理归纳成七十一条，对其中可以改进的五十六条，立即向群众宣布改进的办法。这个事实使群众看到了领导整风的决心。租赁组办事员张立功在座谈会上批评领导头太多、层次分工不明，领导接受了这个意见，及时下放了六个干部，领导干部也决心改进作风。张立功看见自己提出的意见受到了重视，他就更积极地帮助党整风，先后贴出了二十六张大字报。这样几天工夫，大字报就从一张增加到了七百多张。
许多机关的大字报的锋芒，逐渐从批评领导作风转到有关贯彻执行方针政策上面来了。市文化局有许多大字报要求局领导上检查为什么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贯彻不力？是否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市重工业局基建科小组对过去三个季度的基建工作只完成全年基建任务的48％的情况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省人委和省工业厅不了解下情，基建计划决定得太迟。他们要求省、市领导干部多深入下层，多了解实际情况，有效地纠正官僚主义作风。市重工业局干部郭林仙在一张“不容浪费国家资金”的大字报上写着：“花五十万元投资建成的无热料水泥厂房和机器设备，白白地空在那里，怎么办！花了四万元买来的滚珠钢，局、厂都有积压，大利厂积压的滚珠钢可用三十年，又怎么办？……”顾春林、周峰两位副市长来机关看到这张大字报时说：“批评得对，水泥厂的事我们市人委要负责。”
边整边改的原则在许多机关中被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干部接受群众批评，狠狠改正自己的缺点的事例到处都可以听到。杭州市建筑工程公司的党委书记娄秉宜，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他不该把公家的收音机拿到自己宿舍里去，第二天他立即把收音机送回来了。杭州市妇联出现了一张批评福利部部长钟学意工作作风不深入和办公时间经常迟到等缺点的大字报。这以后，钟学意同志不但严格遵守办公制度，而且每星期抽时间下基层去了解情况和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她热情地向基层干部提出：“你们如果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好了，晚上找我也行！”市检察院根据编制，还缺少十七个干部，通过鸣放，群众列举许多事实，批评了机关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暴露了原来的编制是超过实际需要的。像第一处七个干部和研究组的四个干部，工作不多，闲得只好读报纸。领导上研究了这些意见，立即拟订了精简机构的方案，交群众讨论。各科室在讨论这个方案中，又提出了本部门可以精简人员的数目。目前，党组已作出决定，调整了机构，干部不但不缺，并且下放一部分干部到区检察院。群众对这次机关精简工作改得快、改得好，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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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供销社湘潭办事处
采取各种办法鼓励群众鸣放
本报讯 在湖南省供销社湘潭专区办事处的机关里，会议厅、走廊和各科室门前的墙壁四周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和各色各样的讽刺漫画。从9月16日到10月6日，办事处的干部共提出了七百二十六条意见，写了一百六十六张大字报、画了九十四张漫画。往日下班后，办公室里冷冷清清，如今，夜晚办公室里还是灯光辉煌，同志们在三三两两热烈地商量着如何写大字报。
最初，许多干部有顾虑，不愿意鸣放。在办事处全体干部大会上，主任李长明反复动员，并再三表示以严肃、诚恳的态度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以后，又通过本机关的党、团支部，工会、妇女组织分别召开了会议，反复讨论鸣放的意义。同时，并摆出领导上根据5月间鸣放出来的意见改进工作的事实，使干部进一步认识到领导听取大家意见、改正缺点的诚恳态度和决心。如在5月鸣放中，干部批评领导工作不深入。领导当即表示诚恳接受，在6月初主任李长明亲自到茶陵深入到最偏僻、盛产楠竹的坑口。在坑口了解到由于运费偏低，影响楠竹输出的问题后，当即进行研究，决定每买一根楠竹补助一角五分的运费，解决了运输中存在的问题。这些事实摆出后，干部对鸣放的意义明确了，逐渐鸣放起来。
在鸣放中，领导同志并采取个别谈话、个别访问等办法进行思想发动。先后和十八个干部进行个别谈话，使他们说出了内心话。领导上并随时注意发现和解决干部在鸣放中的思想顾虑，鼓励鸣放。如在鸣放中，发现有些科的科员，有“不怕官只怕管”的顾虑，怕给本科的领导提意见。于是召开了各科室的领导干部会议，对各科领导干部进行了动员，各科的领导干部也都召开了科务会议，表明态度，从而解除了一些干部的顾虑。同时，领导上还组织干部到外机关参观，鼓励干部鸣放。
办事处的四位正副主任除分头掌握各组鸣放外，并参加各组和干部一起鸣放，并且都提出了意见，大大鼓舞了干部的鸣放劲头。如在9月21日，第一小组开会时感到意见不多了，这时，主任李长明便在会上对省社、对地委提出了七条意见。如批评地委在决定设立机构时不够慎重：设立服务局在湘潭、醴陵等较大的城市可以，而在茶陵、望城、临湘设立就不够妥当。这时该组的干部也跟着热烈鸣放起来。计划科张杰尖锐地批评了省社的官僚主义作风。如省社布置计划科作一个历史资料的调查，限期一个月，要求把从1949年到1957年八年的二十六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情况调查出来，而且要全面、准确。可是，1949年到1951年办事处和各地供销社还没有成立，过去的资料又没有，这又如何能调查清楚呢？缪科长只好召集本科的干部凭主观想出了一些数字，造好后报省。省社接到调查报告后，不但不加以研究审查，而且还通报表扬搞的准确及时。
这个办事处鸣放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灵活无拘束的，除在小组会、大会鸣放外，许多干部找知心人自由组合，三三两两在一起商量着出大字报、画漫画、写意见书。有些人有意见而又不愿写大字报的可以向领导上个别提出。机关生活委员会还出了六期黑板报，来稿即登。不会写大字报的，也有人代写。这就大大方便了群众的鸣放。
在鸣放进入高潮以后，机关成立了整改小组，研究鸣放出来的意见，可以改的立即改进。经过研究有六十八条能够而且可以立即改的意见，经过群众讨论，机关职工代表会通过，领导审定，出榜公布了改进的办法，立即着手改进，从而促进了鸣放的进一步开展，也鼓舞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如干部程寿松有十三年的精洗黄麻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可是从去年11月起却在土产废品收购站湘潭纺织厂棉花供应站工作，而办事处正缺少这方面的人材。在鸣放中许多人对这件事提出了意见。在9月初领导上已将程寿松调来办事处担任精洗黄麻的技术指导工作。他调来办事处的第二天就要求下乡工作。他在临湘骆坪社主动帮助社里传授培育黄麻的技术，并及时向办事处反映了临湘桃林乡桃林收购站在收购黄麻中有压级压价的现象。
现在，整改小组将鸣放中提出的意见已全部进行了归纳排队，建立了意见卡片。对当前可以改而且应该改的意见，经综合分类后，都将交各科室、各小组让群众讨论研究提出改进的意见，走群众路线，认真贯彻边整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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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大人民委员会各机关
转入边整边改阶段
本报讯 旅大市人民委员会所属机关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大部单位开始转入以改进工作为中心，以整顿组织机构为内容的大鸣大放阶段。在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李东潮副市长作了动员报告。现在旅大市许多机关已展开了群众性的改革组织机构的讨论。旅大市工业局在大鸣大放中较集中讨论了机构设置、职责范围、职权下放等方面的问题。经群众初步讨论结果，全局干部可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个科室可减至十四个。鸣放中大家对机构设置过细，人员过多的现象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批评。如供应科和销售科干部在讨论中，提出由于供销分置两科，不仅在工作中碰头很多，浪费了很多人力，而且还经常制造矛盾。经过辩论一致意见可并为一个科，既省人力，又提高工作效率。人事和教育的共同任务都是教育与培养干部，可是过去人事科光管使用，教育科专管培训，结果使用与培训经常脱节。并为一个科不仅可克服脱节现象，而且还能节省六个人力。经过群众讨论后该局已提出改革组织机构的初步方案，决定将此次精简下来的干部充实基层厂矿、工业学校和参加工农业生产。其他各单位也正在展开热烈的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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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专区和县级机关大鸣大放
领导上根据群众意见加紧改进工作
本报讯 目前，河北省专、县两级绝大部分机关、团体和企业的整风鸣放已经热烈展开。截至10月7日，据十个专区统计，鸣放已经开展起来的有三百八十五个单位，占十个专区直属单位总数的97.4％。邯郸、邢台、石家庄、天津、沧县和保定等专区的多数直属单位，大鸣大放已经形成高潮。在县级，全省有一百三十二个县（市）开始了鸣放，其余二十五个县正在部署和动员。
各地在鸣放中，灵活地运用了大字报、小组会、不同人员的座谈会、个别谈心、鸣放箱、整风接待站等各种形式，充分发扬民主，使广大干部职工畅所欲言。据十个专区的三百八十五个专直单位和吴桥等一百零五个县统计，已经提出各种批评和意见四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条（相同的意见按一条计算）。唐山等八个专区的三百五十一个直属单位和七十五个县，从9月下旬到10月7日半个月内即贴出大字报十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张。石家庄专区医院，一昼夜即贴出二百五十张大字报。有些单位院子里的墙壁贴满了，就另搭席墙或席棚。有的还设立了“大字报代书处”，给不会写字的人代笔。河间、沧县、吴桥三县，最近六天内即召开了不同人员座谈会一百八十六次，共提批评和意见两万一千三百多条。
广大干部提出的意见非常广泛，由领导人员到一般干部，由机关事务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唐山专区直属各单位所提出的五千七百多条意见中，直接批评本单位和专区党、政负责人的占16％，属于业务工作各方面的占32％，机关事务方面的占17.8％，干部政策和思想领导方面的占6.3％，工资福利方面的占5.3％，党群关系方面的占5.6％，有关人事关系和国家的某些方针、政策的各占1.4％，另外是属于其他方面的。
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大都亲自主持各种会议，听取批评和意见，阅读和摘记大字报。玉田县委书记郝生同志，不但看县委机关的大字报，还亲自到二十七个县级单位观看大字报。
在大鸣大放过程中，绝大多数单位坚决地贯彻了边整边改的精神。许多单位都以负责人为主，组织了“改进小组”或“改进委员会”，及时将鸣放出来的意见分类排队，研究改进方案，能立即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并将改进情况通过各种会议、大字报或有线广播向群众公布；有些问题暂时解决不了，就积极创造条件，并向群众说明。据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八个专区的三百五十个单位和邯郸等七十个县了解，现已改进了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三条（属于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由有关人作检查，不包括在内）。在改进当中，一般都注意了尽先解决有关当前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问题。如保定专区供销社生产栈，将分配给各县的化学肥料，重新研究，马上调整，克服了此处脱销，彼处积压的现象，解决了定县、徐水等地种菜肥料不足的困难。玉田县根据大家意见，修订了由城关至石臼窝的修路计划，据计算将能较原计划少开土方两万一千七百立方公尺，可节省人工七千二百五十个。在改进中各地还注意了领导带头和责成专人负责。迁西县委对各单位所提出的一百二十多条意见，及时研究，贯彻了边整边改，不少单位的工作中出现了新的气象。群众反映说，“从来还没见到过这样集中的批评和改进”，“这一回领导上真发了狠”。
当前有些地区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平衡，有的单位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改进上还迟迟不前。以上问题各地正在着手解决，预计在本月间全省专、县两级的所有单位的整风都将进入大鸣大放阶段，绝大部分单位的鸣放将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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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新生农业社社员舌战富裕中农
据山西日报消息 山西省寿阳县宗艾乡新生农业社在大鸣大放大争过程中，贫、中农一起畅所欲言，和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富裕中农，展开深入细致的说理辩论斗争。这场生动的辩理斗争，进一步教育了贫农和下中农，也使富裕中农认清了大是大非，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
窦占元并非缺粮 而是想投机发财
窦占元在过去即进行粮食投机活动，入社后不好好劳动，经常闹缺粮。有一次辩论会上，人们问他为什么“闹粮”？他还说：“没有粮食，不能等着饿死呀！”窦占元的邻居杨吉金说：“窦占元，说话要把舌头伸展。我亲眼见你头天弄回一百六十斤粮食，第二天就碾了四石谷，磨了一天面，那么多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
窦占元张了张嘴没有啃声，赵昧虎接着说：“你真没有粮食，要求国家供应，这应该，不能叫你‘等着饿死’，可是供应你了粮食，你却去卖莜面河涝……。”
没等赵昧虎说完，窦占元好像抓住什么把柄似地抢着说：“十斤莜面，顶多够五口人吃一天，卖了河涝能换七十斤玉茭，过光景吆，这不能说不对吧！”
大家算了算账，一斤莜面一角五，做成河涝能卖六角五，三倍多的利润。许多人质问：“你向国家要了粮食，做成河涝高价剥削人，自己发了财，还昧着良心说不够吃。像你这样，有多少粮食够你投机倒把？”
到这时，窦占元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检讨了想靠投机发财的资本主义思想，表示今后和大家一同执行统购统销政策。
王存扣想不劳而获 难怪他说今不如昔
在讨论合作化到底优越不优越时，一些富裕中农认为合作社不如单干，王存扣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说：“明明不如以前，总要说比过去强，你们说好，我就认为不好；要不是合作社和统购统销，我的生活早就比过去好了几倍了。”
许多人一齐站起来要和王存扣辩理，主持会议的人说：“大家坐下来，一个说了一个再说。”赵来运指着王存扣说：“你说现在不如以前，你倒忘了过去咱村的‘十多’了，我再给你说说：一是没地少地的人多。几户地主富农占了三千四百多亩地，六百六十二户农民占不到一半，现在都是土地的主人。二是扛长工的人多。全村有一百五十多个扛长工的，现在一个也没有了。三是没房住的人多。一百多户住的庙院、破窑，有的还在街上，如今都有了房子住。四是讨吃挨饿的人多。有一百多人讨吃，一百五十多人挨饿，现在大家都能吃饱。五是抽大烟白面儿的人多。这种人全村有七百多个，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六是卖儿卖女卖老婆的多。我知道的就有二十四个，现在一个也没有了。七是披麻袋、草包的人多。过去有一百多个，现在人人都是有新有旧。八是偷盗多。那种社会逼的穷人没路子，有一百多人干过这败兴事，现在都是好人了。九是耍钱赌博多。咱村有六百多个赌博的，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十是各种限制多。那时候，出门走路都不随便，现在的人民才真正自由了。这怎能说现在不如过去？”
王存扣还是不服，他硬着说：“别人好，我不好。我以前种二十四亩地，平常年景也打二十五石粮食，四口人，有吃有穿有钱花。现在动弹一年，除了吃，连二十元钱也拿不回来，这怎能说……。”
“原来你是说这个，”王庆明打断王存扣的话说：“你那底子我知道，你过去怎么好的？每年用牲口换一百多个人工，出租一亩土地能得两石多租，不是你自己劳动来的！你还想那样？”停了停又说：“就说你的收入吧，那时候，就你那个当家，加上剥削，一年也不过是一百三十来元钱的进项，苛捐杂税就得拿去三分之一。现在，你俩口子一年也做二百五十个劳动日，净得二百五十多元钱，这还不比你过去强？”
牛学贵也说：“我家是老婆汉子俩口人劳动，一年能做四百五十多个劳动日；你也是老婆汉子俩口人劳动，一年连三百个劳动日都做不到； 如果要不想过去，好好劳动，你的收入还会多。”
许多人说：“对呀，不想劳动，光想过好日子，那能行。”“存扣的生活不是不如过去，是他不想劳动。”
这时候，生产队长说话了：“你想你的路，大家想大家的路，如果照你的路走，少数人富了，多数人又得受穷，你也不敢保险自己不穷。合作社才搞了二年，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再过几年还会更好。”王存扣在大家帮助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表示说：“我走错路了，今后看吧，总要和大家一起办好咱的合作社”。第二天即找队长给他分配工作。
史福昌翻身忘本 竟忘了昔不如今
在辩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究竟好不好时，新富裕中农史福昌说：“你们说这也好，那也好，怎么粮食不能随便吃，布也不能随便买，烧饼、麻叶、糖什么的，总是不够？”
赵来运指着史福昌说：“兄弟，你从小东岢（村名）怎么来宗艾的？”
“一担担来的吧！”史福昌无意地回答说。
“对呀！”赵来运接着说：“那时候，你一担就担来个人家，房没房，地没地，整整扛了十八年长工。那时候，粮食倒随便吃，可你一年能吃多少？不用说三百六，就二百六你也买不起呀。那时候，布能随便买，你扯过多少？就是二年你能穿一丈布的话，也算不错。那时候，街上的烧饼、麻叶、糖倒不少，你吃了几个？还不就是看一看，落个眼饱肚里饥。解放后，你才分了房，分了地。现在入了高级社，光景过得好了，想买的东西多了，别人也一样呀。农民生活好了，工人生活也好了，就说你的三个儿子和媳妇吧，都是工人，不也是一样吗？过去大多数穷人买不起，东西就多；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都想买东西，自然东西就少了，就得分着吃，分着穿，分着用。现在这样大家分着吃用，总比那时候有东西买不起强吧。”
“润八哥（润八是赵来运的小名）！”史福昌站起来叫了一声说：“我的看法不对，一碗水泼到地下，收不起来了，你们以后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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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作者的鉴戒！
刘绍棠追求名利堕落叛党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和中国青年报最近连续召开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反党言行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青年文学作者、青年文学爱好者一千余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二十多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团中央宣传部长杨海波、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和作家严文井等在会上讲了话。发言者一致认为，二十二岁的青年作者刘绍棠堕落、叛党的经过，深深值得广大青年文学作者和青年们引为戒鉴。
自诩为“神童”、“才子”的刘绍棠，解放那年只不过是带着红领巾的十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解放后他写的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开始为文艺界所注意。几年来，在党的大力培养下，他进了北京大学，并且成为能够出版几本专集的青年作者。但是刘绍棠却渐渐背叛了他向党提出的“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诺言，走上了追求个人名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直到今年春季，在国际上反共浪潮和国内右派分子的影响下，刘绍棠在政治上和文艺上的反党思想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他在许多文章和谈话中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路线，反对文艺为工农兵、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的普及工作，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归根结底，他反对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企图在所谓“写真实”、争取“创作自由”的幌子下，贩卖他歪曲现实、宣传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刘绍棠还否定中国新文学和苏联文学在近一二十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企图抹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新文艺所起的极其深广的影响，说什么“近十五年来中国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作品和作家”。与此同时，他却认为自己各方面都已“相当成熟”，他污蔑许多知名的老作家，并以“河北派”自居，狂妄自大，不可一世。
许多人在发言中，揭露和批判了刘绍棠从资产阶级思想中剽窃来的胡言乱语。刘绍棠曾经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歪曲成所谓“纲领性”和“策略性”两部分，他一方面表示“承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等是纲领性的；但同时却认为当时提倡文学的普及工作是“策略性”的，现在再提普及和文艺反映政治就已经“过时”了。关于这一点，严文井等在发言中指出，刘绍棠的花招是想利用他“拥护”“纲领性”部分的假面具，来达到他全盘否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取消党的文艺方针的目的。大家指出，在1956年冬季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刘绍棠以农村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对于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没有丝毫反映，相反却充满了丑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毒素，他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向党的文艺方针进攻的文章。这些足以说明，刘绍棠从根本上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抗拒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他所谓的“创作自由”就是污蔑新社会和造谣诽谤的“自由”。老舍指出，全国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作家吃着人民的米面而诱惑人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是作家呢还是汉奸呢？假如人民给作家这种吃里爬外的“自由”，人民就会失去自由。老舍说，社会主义是新鲜，活泼、丰富多采的。作家写的少、写的不深刻，是由于深入生活不够，而绝不是现在作家思想一致的结果。大家在发言中都认为，作家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使自己获得改造，提高认识事物的能力，才有可能深刻地反映我们的时代。作家必须首先打破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的束缚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大家还揭露，近年以来，刘绍棠极端仇视党的领导和仇视集体，骂党是“自私自利”的“集团”。同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他也反对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反对党的政治思想教育，他并且诽谤社会主义社会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攻击农业合作化政策。刘绍棠不仅开始同北京、天津、浙江文艺界的几个青年右派分子搞小集团活动，他还拟议了一个农村“改造”计划，准备在乡村搞一个实验区，同党的合作化运动相抗衡。
刘绍棠这个一直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曾经受过党的教育，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是这次会上大家注意讨论的问题。发言的人们一致指出，这首先要从刘绍棠的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去找答案。刘绍棠出身于没落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的祖父是有权有势的伪乡长，刘绍棠的思想从小就被刻上了“光宗耀祖”的烙印。刘绍棠自己也承认他的“追求名利的信念是非常坚定的，为个人奋斗的思想从一懂事就扎下了根”，从他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起，他就想“一箭双雕”，“名利双收”。正因为如此，刘绍棠才把入党看成提高个人身价的“资本”。入党以后，他不仅不接受党的批评教育，反而不断发展个人野心，同党同人民越离越远。现在刘绍棠在北京买了房子。他的存款虽然已达一万多元，但仍喊“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刘绍棠经常不参加党的生活。他有了许多钱，但每月却只交一毛钱党费。他虽然也曾到乡村住过短时期，但在农村中从来不同农民接触，不参加劳动，整天呆在自己的“小屋子里”，连吃的白面馒头，也是从北京蒸好带去的。也就是这个自己终日过着优厚的物质生活的“青年作家”，却让同他在一起生活的母亲吃窝头。刘绍棠的灵魂深处，已经充满着腐朽的铜臭，他早已忘掉党和人民对他的期望。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从对刘绍棠以及青年文学作者的培养教育工作上，也可以找出不少经验教训。过去对于青年作者思想政治教育不够，对他们的鼓励不适当，而缺少严格的要求。有些青年作者刚刚写出些作品，就被调离原来工作岗位，脱离了生活。事实证明，这样既缺少生活经验，又缺少创作经验的青年作者是根本不应该脱离实际工作，当什么“专业作家”的。有些报刊、出版部门对青年作者的吹捧，也大大助长了他们的名利思想的发展。例如，刘绍棠的一些不够水平的作品被拿来发表了，他的作品还没有写出，出版社就预支了稿费。大家认为，对于青年作者的这些做法，今后必须认真纠正。
大家在发言中，以“不知天高地厚”来形容刘绍棠的狂妄和无知。茅盾指出，刘绍棠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艺的谬论，实际上是拾了比他年纪大的右派分子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牙慧。茅盾说，刘绍棠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我怀疑他读过多少中、外现实主义的作品，对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有过什么研究。以为现实主义就是“写真实”是根本错误的。不谈立场而谈“写真实”是资产阶级的说法，早有一百多年历史了。问题在于什么是真实，这就要看从什么立场、什么角度去写真实。老舍、严文井等都批驳了刘绍棠认为中国新文艺“今不如昔”的谬论。他们希望刘绍棠能向年纪比他大些的作家了解一下他们在旧时代的处境，他们说，以刘绍棠这一点能力和修养，在旧社会是很难成为什么作家的，在旧社会里，不知有多少比刘绍棠更有才华的青年被埋没。
茅盾、老舍、郭小川、杨海波等在发言中都谈到，这些年来，出现了很多青年作者，这是一个好现象。作家的队伍中，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但是，青年作者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深入群众斗争，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青年作者应当参加基层实际工作，在劳动中、在群众斗争中改造自己，利用业余时间或在必要时采取创作假期的办法进行创作。老舍说，青年作者们首先不必先想会不会成为莎士比亚，要紧的是去工作。只要热爱劳动，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肯同人民在一起生活，一起奋斗，就一定会写出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