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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甘肃省委领导干部下乡当农民
据甘肃日报消息 近日来，共青团甘肃省委机关、团报、团校的干部，纷纷要求组织批准自己，第一批到基层去参加体力劳动。
团省委常委会根据团中央决定精神，结合所属单位干部情况，在9月26日研究了具体执行的意见。会上大家就当前全省县以上机关、厂矿、学校团的干部情况作了分析。针对这些情况，团省委初步决定在七年以内分期分批组织县以上机关团的干部到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锻炼一、二年，取得农民、工人资格，再做团的干部。
10月8日，团省委常委会第二次开会，研究批准了团省委秘书长徐行，组织部副部长桑兴祥、青农部副部长李群、甘肃青年报副总编戈治达等二十个同志的要求，第一批下去参加劳动锻炼。这些同志将组成四个组分赴华池（老区）、定西（干旱区）、安西（风沙区）、武都（山区）等县的几个农业社劳动。被批准了的同志用大字报向党提出保证：到农村去，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10月10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霍维德，常委王秉祥、李培福、李正廷及秘书长万良才同志接见了他们。霍维德同志恳切地告诉他们说：这一次下乡人数虽然少，但是给全省的知识青年参加体力劳动树立了榜样。农村是丰富的知识宝库，你们要好好学习。省委常委们也指出，这一行动是伟大的移风易俗的行动；这个锻炼是光荣的，锻炼的过程也就是改造和提高自己的过程，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决心，直到取得胜利。
对下去参加劳动锻炼的同志，团省委常委会向他们提出了具体要求：积极劳动，锻炼自己，争取在一年至二年内取得农民资格；一般应做到相当于中等劳力所得的劳动日。在下放半年之内，不担任乡、社任何领导工作。经常地和当地团委取得联系，特别是和团省委联系，主动地汇报自己的劳动、学习、工作、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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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邮电局裁并机构
一百二十人参加农业劳动
本报讯 陕西省邮电管理局根据紧缩编制减少干部，并把这些干部输送到劳动战线上和基层工作岗位上的原则，最近进行了裁并机构的工作，决定裁并四个科和室，减少干部五百三十六名，占全局人数一半以上。这些减少的干部将分别输送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和下放到基层工作。据9月底统计，已有一百二十人回到农业战线上参加劳动，还有二百八十九人担任了投递、线务、话务、营业等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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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一级工会
百余干部去作农业工人
本报讯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和市产业工会第一批到基层直接参加生产的干部一百一十七人，已经在14日愉快地走上劳动岗位，他们全部被分配到北京公私合营北郊畜牧场去做农业工人。
14日上午，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和市产业工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举行了大会，热烈欢送这一批带头从机关走向生产岗位的伙伴们。会上，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鲁恒、祖田工都讲了话。他们指出：调一批干部参加劳动，这对改进机关工作，锻炼干部以及转移社会风气都有很大意义。并勉励大家要有决心克服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放下架子做一个普通的农业工人，要和当地的领导、工人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好好劳动，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新型的劳动知识分子。
下放干部的代表潘党生、陶建南、霜梅、郝余，也相继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要努力从劳动生产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和关怀，决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当一个可耻的逃兵。
这批参加生产劳动的一百一十七名干部中党、团员占二分之一以上。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是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干部和解放后从工矿企业提拔的工人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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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先当农民再当干部
分配到西南师院的三十八名大学毕业生到了农业社
本报讯 今年暑假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的三十八名高等学校毕业生，于最近分别到北碚金钢、双碑、永远等农业合作社参加为时半年的体力劳动。
大家对这次能真正到农村中去接近农民，和他们共同劳动感到非常兴奋。张秀华激动地说：“党把我们放到劳动中去锻炼，将把我们锻炼成为更有用的人，我自己甘愿作个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向农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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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国棉二厂抽调干部当工人
增加了生产骨干节省了管理费用
据新华社青岛14日电 国营青岛第二棉纺织厂在6、7月份先后批准八十四名干部到车间参加生产以后，已经收到良好效果。
这个工厂在织布保全方面共有三个平车队，原有四个工长，人多事少；平车队则因抽走了生产骨干而完不成生产计划。从6月份将三个有实际经验的工长下放到三个平车队担任队长以后，月月都百分之百地完成生产计划，质量还很好。去年9月提拔为工长的原第二平车队队长王信元，技术很好，是生产中的骨干，这次回到原队担任原职，使这个平车队由原来月月完不成计划转为连续三个月完成生产计划而受到奖励，成为全厂第一流的平车队。工人们也反映：学技术有师傅了。留下的工长赵永朴（1955年进厂的大学生），工作虽然较前紧张了些，也是很愉快的。
下放的干部中，有五十五名到帘子布车间，保证了这个车间扩建以后所需要的工人。经过三个月的培训，他们在10月初正式参加了生产。
这个工厂在6、7月份下放的干部占全厂行政管理干部和党群干部总数的13.77％。他们参加生产以后，不仅增加了生产中的骨干力量，为国家多创造了财富，而且也节省了企业的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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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县二十四名干部回到了生产岗位
本报讯 辽宁省金县二十四名区、乡干部，已回到了生产岗位。韩建成原来是八里乡的团总支书记，现在是丰产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的支部书记；石河乡乡党委宣传委员龙治传，现在在旅大市农业机械厂当钳工。他们回到了劳动战线上以后，心情愉快，生产积极。
此外，自今年春天以来，全县还下放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二百二十一名，大大地加强了基层组织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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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干部陈继同（右）和姚莲芳（中）是结婚未满一年的新夫妇，他们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图为出发前陈继同和他爱人以及特地从乡下赶来送行的岳母一起愉快整理行装的情景。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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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管理科科长牛玉明（左）被批准去参加体力劳动，他非常高兴。这是他在临走前详细地向接替工作的蔡东勇（右）交代工作。 新华社记者 楚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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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郊萧家河乡树村社的老社员马文高（左）正在教新社员、下放干部赵双庆打水浇田。
京郊萧家河乡树村社的赵老太太家里住了四位下放干部，当他们劳动回来时，赵老太太立刻倒茶水给他们喝。
新华社记者 安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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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变相单干
勒竹社社员坚决不走回头路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13日电 广东省顺德县勒竹农业社社员，在要不要走合作化道路的问题上展开大论战，辩赢一些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的论点以后，被称为“动摇派台柱”的何有、何枝、何镜等六个上中农还不心服，他们又提出了“三包到户”的主张，并且到处宣传“三包到户”有五大好处：一是出勤自由，早晚听便，小孩也可帮忙干田里的活；二是家肥归自己支配，爱在那里施就在那里施，又可以随意搞副业；三是自己安排出勤能紧凑，不浪费工分；四是增产部分可以全归自己；五是省掉队长排工的麻烦。初时，第三分村有三十来户贫农和下中农也被这几个“好处”迷惑，说这样做也未尝不可。个别干部也认为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担子。
当大家追问怎样“三包到户”时，这些上中农户便说出了具体办法：由各户包工、包产、包成本，土地抽签归户使用；耕牛轮流使，农具分给各户；产量订出定额，超额的归自己；各家门前自晒谷。这时大家便感到不对头，马上议论纷纷。贫农郭信问：“谁先占用耕牛谁就占大便宜，土地翻晒早，赶上农时，一亩地就可增产五十斤。究竟是你先用好还是我先用好？”贫农何执也说：“全社三百多户，只有一百只艇，怎能分？再说独自干活，减产了谁来照顾？”接着大家又问：“土地有远近，有肥瘦，谁能分得均匀？如果按劳动力分，劳力多的占了便宜，如果按人口分，小孩少的又吃亏。”这时上中农何有和何枝又反辩说：“各户领回自己原来的土地不就行了吗！农具若分不开，就投标，谁出高价就归谁。以后生产生活好坏，各顾各就是了。”上中农梁同和冯为根更干脆说：“你们说这样行不通那样行不通，过去单干不也是自己管自己！”
这么一说，大家可清楚了，贫农们纷纷说：“不行啊！这样就是搞单干，走回头路。”“果若如此，当初何必组织合作社！”“果若包到户好，当时单干为什么甘蔗和稻谷产量比今日少几成？”大家还列举了这个主张的许多坏处：“教咱们相争，头破血流”；“生产无人领导”；“富裕户可以专心搞自发”；“连片的甘蔗地和鱼塘又要拆开了”；“产量一定会退回单干时的样子”……。贫农陈礼才说：“这么一来还不是穷人耕瘦地，瘦地耕穷人。”
经过辩论，全社三百多户，到最后坚持这个主张的人，从倡议人何有等算起，也不过是十四个上中农。他们的关系，几乎不是父子、兄弟，就是叔伯。其余的人，包括上中农，都表示反对。
以后，这少数的上中农又曾经提出由合作社出租土地给社员耕种的主张，然而再没有人附和了，大家都说：“还不是老花样。”至此，几户上中农便提出退社。社员们认为如果他们一定要退就让退，但是大家也要求马上集议想法限制搞“自发”的单干户和那些不积极出勤的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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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部队官兵写信教育家属分清是非
许多乡干部致函各地驻军领导机关大加赞扬
新华社14日讯 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驻军领导机关收到许多乡干部的来信，反映部队官兵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期间，纷纷写信教育家属，起了一定的作用。
有的乡干部的来信上写道，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前后，许多军人家属都接到了子弟从部队寄来的信，有的接连收到三、四封。军人家属们都十分重视他们的子弟的意见。
许多乡干部的来信，赞扬部队官兵用亲眼看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生动而实际地向家庭说明各项政策的正确。有些士兵还拿新、旧社会作对比，拿父母兄弟过去受的苦跟今天的情况作对比，讲明农业合作化是农民共同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部队官兵寄到家乡的书信中，都表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很高，立场很坚定，而且提出的意见很有说服力，从而帮助家里人分清了是非，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如某部战士黄世贤的父亲就在黄世贤来信的教育下扭转了一时想退社的思想。上等兵徐仁林的朋友朱金虎也回信告诉徐仁林，他要在斗争中站稳立场，争取当积极分子。中士班长王文崎的哥哥写信向他保证：“我们一定多卖余粮给国家，打击右派分子！”
新华社平壤14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官兵十分关怀家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纷纷写信教育亲属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许多战士对记者说，他们在信中就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希望亲人在大辩论中坚守社会主义阵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炮手王清在家信中写道：“解放前，咱家六口人给地主干牛马活，自己没有颗粒的收获，终年靠糠、麸、野菜生活，妈妈常饿得昏厥。苦难的日子永远不能忘记。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来，全家不愁吃穿。有些地主、富农污蔑社会主义不好，你们就用这些事实剥开他们的鬼脸吧！”战士王禄在家信中说，前年家乡闹灾荒，不是因为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把丰收地区的粮食运来，才使我村没有一个挨饿和逃荒的吗？如果在解放前，不知要有多少人流浪到外地呢？那些污蔑统购统销政策的人，实际是不要社会主义。上等兵何良福在写给他的父亲的信中，希望他的父亲不仅自己要积极参加辩论，还要帮助社员擦亮眼睛，向资本主义思想作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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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面大鸣大争 一面抓紧生产
湖南农村整风生产两不误
新华社长沙电 湖南省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农村大鸣大放中，注意紧密结合生产，做到了整风、生产两不误。现在，全省五万多个农业社正一面展开鸣放和争辩，一面抓紧积肥铲草，趁雨后突击抢耕冬种。
今年，湖南农村秋冬生产动手早、质量好。据农业部门统计，到10月初，已有一千三百多万亩土地完成了播种工作，并且改变了播种粗放的习惯。
全省自8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乡、社干部都是白天参加生产，晚上领导群众开会鸣放。因此，各地在整个运动期间始终没有影响生产。原来因旱情严重估计只能完成八百万亩双季晚稻，经农民积极抗旱抢种，结果完成了一千零五十八万亩。邵阳专区许多地方在秋冬生产中出勤人数比春耕时期还多，并热烈地开展了劳动竞赛。常德专区每天有二百四十六万人出勤，他们超额16％完成秋播任务后，又趁雨后抢耕冬种，每天出动四十万人和八万头耕牛，在半月内就翻耕了二百多万亩板田。
根据各地经验证明，只有在搞好鸣放的同时认真抓紧当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鸣放，收到运动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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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过辩论觉悟提高
长山乡出现大批妇女积极分子
新华社杭州14日电 浙江省萧山县长山乡妇女通过大辩论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这个乡有两千多妇女参加了大鸣大放大争，占全乡成年妇女90％以上。各农业社的女社员共提出了二百五十多条意见，这些意见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在辩论中，许多妇女都回忆了解放前吃不饱，生了孩子之后就吃杂粮、草子、螺丝甚至吃草根。前后对比，一致认识到只有粮食统购统销大家才有饭吃，并提出了许多节约粮食的办法。通过合作化问题的辩论，女社员们也认识到去年战胜台风灾害是合作社的力量，有三十九个妇女揭发了一些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破坏合作社的行为，不少妇女还动员丈夫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经过大辩论后，妇女纷纷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原来退社的惠荣嫂，诉说了自己退社后的苦处，已重新要求入社。
全乡大放大鸣大争后，共出现了近百名妇女积极分子。全乡七个农业社的女社员，劳动出勤率都在90％以上。各社和各生产队的女社员，还订出了三爱（爱国、爱社、爱家）二勤（勤俭办社、勤俭治家）公约，准备今后经常检查。
中共长山乡总支部对这次妇女们提出的意见，都作了研究，能解决的尽早解决。如接受过去对妇女工作缺乏领导的意见，中共乡总支和各社分支都确定专人负责妇女工作，对孕妇注意安排轻工，对产妇社里也根据妇女经济、劳力情况给予一定照顾，各社还正在检查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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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动、活泼、有力！
记南漳县两个合作社的辩论会
湖北省南漳县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相信群众的多数，放手发动群众展开辩论。目前许多地方出现了父子、夫妇、亲友、邻居之间的互相帮助的群众性的辩论。这些辩论是这样的生动、活泼、有力！
家庭辩论
在和平第十社。
小组会上，人们和富裕中农杨俊章辩论好几次了，但是他还是坚持这些论调：“统购统销是富国穷民；从农民手里夺去粮食，又来统销剥削农民。”“有活干，没钱用，合作社是坑人店。”“现在世道不光明。”
每次，杨俊章参加罢小组辩论会回家，总是这样得意地想：“哼，不管你们说什么，反正我就是这一套。”
可是，有一天，杨俊章回到家里，这种得意的心情消失了。这个不愉快来自自己的家里。
原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参加过几次辩论会之后，明辨了大是大非，母子两人商量了一个和杨俊章辩论的办法——如果说不过他就“揭底”。
辩论开始了。妻子说：
“你说现在世道不光明，才是有意跟人家‘蛮盘理’（胡闹）。我来你家的那几年，你晚上不敢睡在家里，白天不敢在地里做活，早的晚的怕拉兵，怕着怕着，在解放前一年仍然将你拉走了，押在乡公所里。我卖了十二石粮食、一个猪娃将你赎回来，才买来你这条命。现在，谁个再敢惹你？”
“这话没说的。”杨俊章点了点头，接着说：“可是，入社以后，没钱用，捆的紧，吃点油盐就不方便，这不是真的吗？”
“你这是睁开眼睛说瞎话。”妻子瞪了丈夫一眼，说：“单说你去年一个人就缝长短七件衣服，尽是细布的，过去那有这回事？现在家里还放着三十元钱，你还借给人家十元，这怎么说没钱用呢？”
杨俊章伸手搔着后脑勺，不作声，半晌，徐徐地说：
“你们说的再好，我总觉得把粮食统给国家，就不如在家里放着好。”
这时候，坐在母亲旁边的儿子杨建国说话了：
“把粮食统给国家，不如放在家里，你的意思不是还想搞剥削、走一人富万人穷的资本主义道路吗？”
“谁个想搞剥削？”杨俊章霍地立起来，粗声说。儿子倒沉住气，慢慢地柔和地说：
“春上放了一石二斗苞谷给殷清凡、杜兴乐，‘大加三’的利（一斗加三升），黑里来黑里走，你当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囤粮不卖，放高利贷，这就是剥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儿子偷偷地望着父亲，父亲低垂着脑袋。儿子继续说：“国家卖粮食，春冬价钱一样，不赚农民的钱，怎么算是剥削农民呢？”
杨俊章默默无言，睁着两只眼睛望屋梁，半晌，嗫嚅地说：
“我老糊涂了。”
第二天，杨俊章把过去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社的错误论调收回去了。
揭穿内幕
苗圃乡第一社第八生产队的小组辩论会开起来了，辩论的对象是吴元真。
吴元真是富裕中农，过去有三十四亩地，三个劳动力，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他“随大流”加入了高级社。入社以后，他经常发牢骚，说怪话，三个劳动力只让两个参加社里的生产，他自己留在家里经营自留地，有时做些投机生意。他的这种行为曾经受过社里的批评。这次大鸣大放当中，他认为“吐苦水”的机会来了，就拉拢了五户中农起来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社。他首先发表意见说：“统购统销害死人：1953年统购把我的小娃子饿死一个，另一个饿的现在不会走路，老婆饿的和我离了婚，儿子（招的女婿）也因为挨饿逼的去当兵，并和我分了家。在合作社光干活，没钱用，还不如过去一个长工。……”现在大家针对他的这些言论和他辩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统购统销和合作社有十条好处。但是，吴元真不爱听，脑袋一摆，说：
“我说的几条，任你们千张嘴万张嘴，今年说到明年，我也服不了。”
第一次小组辩论会就这样过去了。第二次小组辩论会吴元真仍然表示不服，第三次………大家有点焦急了。
吴元真的出嫁了的女儿吴金秀，离了婚的妻子龚德英，以及一些邻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早就提高了觉悟，分清了是非。现在他们听说大家驳不倒吴元真的言论，都自告奋勇地参加生产队的小组会同吴元真辩论。他们不说别的，首先就吴元真说的“统购统销害死人”这一条把事实弄清楚。
“统购统销是不是害死人？不能这样说。”吴金秀轻轻地说：“儿子是招的女婿，你嫌他不好，把我们赶出门来，怎么能说统购统销逼的分家呢？他是适龄应征去的，当兵也是青年人应尽的义务，怎么能说因为统购统销挨饿逼跑了呢？”
话音一落，龚德英接着说：
“小娃子是1952年病死的，那时还没有统购统销，那能说统购统销把人饿死？那个五岁的小娃不会走路，是生下来就残废的，也不是统购统销饿坏的。你要离婚，是你嫌我不好，怎能安到统购统销上头？”
吴元真脸孔拉得长长的，猛抬头，一个邻居又说话了：
“我和你住隔壁。你说统购统销不好，还说1953年给你留的粮食不够。这不是事实。那时你白天故意煮青菜端到人们面前吃，晚上却偷偷地吃起大米干饭了。”
吴元真?了?眼睛，说不出话来。显然，揭穿他的内幕发生了效力，于是大家继续摆出了一些事实：
“你说合作社光干活，没钱用，不如当长工。就算一算你的收入账吧：1952年你种十七亩地，收入三百四十元，除去公粮种子四十五元，全家纯收入二百九十五元。入社的第一年（1956年），全家纯收入三百六十元。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六十五元。合作社是不是对你不好？”
吴元真无法回答，气呼呼地把话转到另一方面来了：
“1953年统购，你们查了我的仓，关了我，脱了我的衣服……”
“这不是事实。”生产队长王奈生说，“那时因为你抵抗统购统销，转走了粮食，在你家开了一夜动员会，谁关了你？衣服是你自己脱光耍赖。你那时还说：“不相信我，今夜冻死算了！”至于干部的态度不好，我们检讨。可是，你不卖粮就对吗？”
吴元真涨红了脸，脑袋垂下来了……
在下一次小组会上，吴元真不和大家辩论了。他说他接受大家的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说明：“我为什么对统购统销和合作社有抵触？就因为不能请长工不满，不能放高利贷不满，不能囤积粮食、贱买贵卖不满。这都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今后要坚决回过头来。和大家一起积极劳动，走社会主义道路。”本报记者 古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