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
李普
我现在要揭露右派怎样利用人口问题、节育问题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大家记得，那时候文汇报对这个问题很起劲，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罗隆基的爪牙刘光华访问了陈达、李景汉等等所谓人口学家，写了长篇的访问记。费孝通在他那篇有名的纲领性的文章——“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中，也极其恶毒地讲了一大段人口问题。从9月18日费孝通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交代可以看出：他那篇文章，是章罗联盟的首脑人物策划于密室的结果之一。可见，右派分子就人口问题大肆活动，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不仅要假借这个问题，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由头之一，还要进一步把它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由头之一。他们不愧是阶级斗争的老手，所以才能够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高度和政治斗争高度。
把人口问题说成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就是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英国资产阶级早在十八世纪末，就通过马尔萨斯开始这样做了。在中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也早就这样做了。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这些右派分子，就正是在这种长期的阶级斗争当中培养出来的。
这回他们是怎样利用这个问题的呢？原来，他们是要利用中国人口众多这一点来证明：我们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办不到的；好像在沙滩上建设宫殿，白费力气。他们的基本论点是：因为人口过多，所以消费很大，所以积累极少，所以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费孝通在“社会学搞些什么”一文里说：“就拿我国的情况而论，如果说剩余的为数很少，不能积累起来发展重工业，那就很难想像这个社会能进入社会主义了。我们现在要发展的不是其他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那就应当算算账，一个人要多少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要多少钱，怎样去积累这笔资金。”这段话的真实意思，就是指出进攻的方向，要同伙的“专家”们用算账的办法，来证明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
于是，吴景超就来算账。他在新建设3月号上发表了“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文。这篇文章满身披挂着马列主义词句，因此曾经迷惑了一些人。他主要抓住两条：一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必要性，一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生产。他把这些马列主义词句肆意加以曲解，又大算其片面的账，证明这样搞不对，那样办也不行，然后阴险地说道：“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都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这意思很明显：就是前途暗淡，没有办法；尽管你们干得再起劲，也不过是胡闹。
算账的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他算的面更宽。他不仅从资金积累的状况，扩大积累的要求，并且从扩大外汇和工业原料的来源，以及推进科学的研究等等方面，算了一大堆的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金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型工业。然后他抬出列宁的一句话来画龙点睛地点清了他这些话的意义。他说，列宁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搞不成社会主义。
这里，我们来谈谈这些论点的最主要之点。看他们怎样地故意抹杀事实，制造混乱。
我们能不能建设重工业、大工业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重工业、大工业呢？我们的钢增加到了四百多万吨，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了，能够制造汽车了，这是不是重工业、大工业呢？建国刚刚八年，这些成就，总不能算少、不能算慢了吧！
吴景超的基本论点，归纳起来是这样：第一，人口太多，大量地消费了可以积累的资金，因此无法装备高度技术，而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要求的。第二，拿这点有限的资金，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每年所能新增加的就业人口就很少，就会有越来越大量的人失业。第三，如果一定要增加就业人口，就只有降低劳动生产率；但那就是社会的后退，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了。第四，那么，让一部分人先走一步，装备高度技术，让另一部分人暂时装备比较落后的技术行不行？不行。因为这不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他确实是这样说的，请看：“当然，我们对于每一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
为什么“不符合”呢？吴景超自己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其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并没有要求一下子使“每一劳动者”都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生产；那是办不到的，而且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吴景超不过是故意曲解罢了。因此，他只好“举个例子”，蒙混过关。他这样写道：“举个例子来说，在纺织工业中，我们所要求的，是在自动纺织机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而不是在手纺机或手织机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如此这般，他就得出了他那个预先制定好了的结论：“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
请看，全部把戏就建立在这种“高度技术”上面，建立在这种“理想的水平”上面。他就是靠这些“自动化”，“电气化”，以及所谓对劳动力的“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利用”等等这些词句，来蒙蔽人们的眼睛，来支持他那篇大文章的论点。不过我们要请教一下：为什么纺织工业也非得马上“要求”自动化不可呢？为什么如果不是自动化，就非得是手工操作不可呢？自动化同手工操作之间，还有半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这些阶段，堂堂一位在大学里讲授“计划经济”的教授，绝不可能没有这点子常识，那么为什么故意隐瞒不说呢？
现在我们再谈谈他那个所谓“方案”的问题。有没有“大家满意的方案”呢？我们有的，不过当然不能使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满意。这在技术政策方面，就是一方面必须建设一批头等的大企业，装备最新式的技术，这是我们工业化的骨干和支柱。另一方面，我们又决不盲目地追求一切都要高度技术，一切都要自动化，大规模；绝不盲目地追求使“每一劳动者”，一下子都装备高度技术。同吴景超之流所说的恰恰相反，发展一些中小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某些落后技术，对我们是有利的。中小企业的设备，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可以节省外汇；中小企业投资少，建厂快，见效易；有助于比较快地积累资金，又能容纳较多的劳动力。我们要求很快地增加生产，但是资金不多，而劳动力资源却很丰富；所以我们正好采取这种方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演中说：“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对什么是好事呢？对社会主义。对什么有困难呢？也是对社会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丰富这个有利条件，充分照顾人口众多所引起的困难，同时积极提倡适当节制生育。总之，是两点论，不是一点论。
其实，右派先生们完全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只是故意要这样说，以便在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对工业化丧失信心。
也许右派先生们还要狡赖，说我们冤枉了他们。他们会说：他们至多只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而他们的用心是好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提倡节制生育。
是的，右派先生们，当你们利用人口问题来反共反社会主义时，的确是把题目做在节制生育上面；装出只有提倡节制生育之心，毫无反共反社会主义之意；相反地倒是拥护共产党的，倒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可是第一，你们已经千方百计地证明，现在人口已经太多，已经建不成社会主义了。第二，你们自己很清楚，节育绝不是马上行得通的。即使从此时此刻起，在全中国马上行通了，而且百分之百地严格，百分之百地合乎理想，也只有在十几年之后才能见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们的鬼把戏，是瞒不了人的。
其实，你们正是这样说的：“人口太多是中国的致命伤”，“人口问题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应当首先解决人口问题！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什么社会主义改造，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什么发展重工业，什么农业远景规划，什么改善人民生活，都是倒行逆施，都是胡作非为，都是徒劳，都是梦想！
右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点很明显。现在问题在于，究竟怎样走法？这点，章罗联盟的人不敢公开说出来。可是前述那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倒无意中透露了一点消息。他说：要解决中国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他指出了两条道路。他说：“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这确实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这点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他接着就说道：“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79％与21％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呢？一看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看，既然是这样，那就只能走前一条路了。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走这条路，是逼上梁山，是不得已；而且是爱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为了解决人口这个基本问题，是为了实现工业化这个伟大理想！换句话说：把中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有了理论根据了！当然，事情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但这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资产阶级右派的首脑人物心里是雪亮的，他们正是这样打算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早已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早已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所以，他们一定会热烈鼓掌，赞赏这种论调。
可见，右派利用人口问题的战略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开辟颠覆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开辟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不是已经够危险，够卑鄙，够毒辣了吗？但是右派觉得这样还不够。右派利用这个问题，还有更直接和更现实的目的。那就是利用人口问题来进行煽动，来挑拨和扩大矛盾。费孝通在他那篇纲领性的文章中放了第一枪。他说：
“最近很多人注意了人口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怎样说法，总是存在的。过去却因为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大家都不敢再提这个问题了。好像谁一提这个问题就该批判似的。”又说：“大家不敢谈，并没有取消这问题；以致一松口，就出现了‘吃蝌蚪’的不科学的宣传。我并不怪宣传吃蝌蚪的人，更不怪吃蝌蚪的人，而要怪阻碍研究人口问题的帽子。”这不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是什么呢？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你看他怎样如获至宝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对共产党充满了怎样刻骨的仇恨，怎样恶毒地进攻，怎样阴险地放火！
还有比这个更露骨的。另一个右派分子“哲学博士”陆钦范，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自称“对人口问题强烈关心已有二十多年”，是进行这种活动的很积极的一个。他非常称颂吴景超那篇大作，然后自己也写了好几篇文章。他希望文艺工作者，写一些产妇群众们如何不满，砸医院，砸牛奶场，砸工会要求福利等等，这是第一阶段。接着是父母们为了孩子入学，砸学校；城市青年要求就业，砸厂矿，农村青年们为了扩大不了耕地面积，纷纷离开合作社；以至牲口们为了养犊育驹，要求饲养基地等等。敲起警钟，让候补的多子女父母们，赶快下马。我们要问一问，首先，人口问题那里有那样严重，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其次，你说是为了提倡节育，那么办法很多，为什么要砸这个，砸那个？这不是煽动人民来反共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这一类罪证，我们只要指出一点：他们很注意挑拨农民，挑拨工农关系。这点，从吴景超和前述那位经济学家的文章都可以看出来。
根据上面所说，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时期中，他们谈的并不是什么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彻底打垮他们，揭露他们的阴谋，粉碎他们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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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造卫星与地球物理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朱岗昆
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人类对于宇宙空间的特性的认识，对于作为太阳系的一个行星地球的性质的认识，都将因而加深和扩大。
火箭和人造卫星都是研究地球物理现象最重要的工具。但火箭只能在上升和下降的短时间内作快速的观测，因为它不能在空中作较长时间的逗留；只能测到高空大气垂直方向的结构，很难测高层大气物理状态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情况。人造卫星利用多节火箭发射出去，不但能到达更高的高空，还能环游地球数周、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并能行经广大地区的上空，获取几乎“同一时期”测量的科学资料，因此它更能使人们掌握较全面的知识。
人造卫星可以帮助提高大地测量的精确度，更精确地测量地球的形状，以及为研究重力场大范围不均匀分布开辟了新的途径。地球是一个扁平的椭圆球体，人类寓居在上面，又受大气层蒙气差的限制，因此测地的精密度受到一定的影响。利用人造卫星，地球上真正的三度空间的大范围测量，就可能胜利实现，不仅可以精确地测定洲际距离，测算地球的形状及其扁平度和提高历表编制的准确度，而且对于研究地球自转的不规则变化，以及大陆漂移学说的验证，都有所帮助。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行，由于地表密度分布的不均匀，人造卫星在运行的椭圆轨道中，将发生小的摆动，精确的观测可以发觉这些小的摆动，从而推算地球质量大范围不均匀的分布，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地壳的构造。
距离地球表面八十公里左右以上的高空大气层，气体是在带有电荷的游离的状态中，这就是与短波无线电通讯密切有关的电离层。截至目前为止，研究电离层主要是利用无线电波从电离层反射回地面的方法，测得不同电离层的相当高度和代表最大电离密度的临界频率。现在实际上还不知道电离层的上界的高度是多少。由于人造卫星的发射，如对人造卫星所循轨道附近大气的游离状态进行测量，分析其发生的机构，是一个重要的和新的研究课题。又如在地球表面测量从人造卫星放射出来的电波信号级和各种频率的无线电波的折射角，就可以得到以前没有研究过的电离层部分的无线电波衰减的资料和关于这些部分的结构的一些资料。对于这些科学资料作详尽的研究，有助于无线电波传播理论的发展，可以帮助改进短波通讯的效率。
利用人造卫星，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太阳物理和地球物理的关系。由于大气层的存在，特别是高空臭氧层的存在，波长短于零点二九μ的太阳辐射，没有到达地球表面以前就被完全吸收了，因此这部分的辐射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又当太阳上发生喷焰时，虽已初步查明它与电离层中的“D层”的电离程度骤然加强，以及无线电通讯突然衰落三者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但这种喷焰辐射的详细性质也还没有弄清楚。人造卫星既然在极大的高度围绕地球运行，实际上已超出大气层之外，那就可以在它上面装置特殊的仪器，来测量太阳光谱紫外线、X线和Y线等部分，特别要查明这些短波的太阳辐射，对于各电离层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这些辐射在高层大气中被吸收的物理过程。
太阳的粒子辐射对于许多重要的地球物理现象也是紧密地联系着的。太阳发射粒子辐射，是引起地球磁暴和高空电离层扰动的直接原因；当磁暴和电离层扰动强烈出现时，会严重地妨碍地球上人类正常的电讯交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这种太阳的粒子辐射，又和地球上高纬度出现的极光有因果关系。原来从太阳发射到地球上空的带有电荷的质点，在地磁场的影响下，将沿着螺旋轨道，以加速的运动分别趋向于南北两个地球磁极。当这种高速质点进入高空大气层时，碰冲到稀薄的空气分子，使气体处于激发的状态而产生了美丽的极光。因此，解决微粒辐射的本质，量测太阳粒子辐射的强度、进入高空大气层的速度，以及查明它在形成上述许多地球物理现象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用特制的仪器装置在人造卫星上，就可能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
宇宙线的观测研究，虽然曾经在地球各地进行，但同样由于大气层的存在，对于宇宙射线的原始组成和变化情况，还没有完全清楚。近年来虽已利用飞机、气球和火箭进行高空观测，但所得资料也很有限。利用人造卫星装置新型的仪器，由于它以极大的高度绕地球运行，就能在广大地域的上空不断地测得有关宇宙射线各种有益的科学资料。从人造卫星上观测宇宙线所得到的材料，还可以帮助搞清楚宇宙线的日变化、半日变化和二十七日的周期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同太阳物理现象的关系。
在星际空间内，还存在许多星际的物质，较大的如陨星和微陨星，较小的如原子大小的低能量微粒。高层大气中存在这些微陨星和低能量的微粒，就决定和制约了高层大气中某数种物理过程。同时，陨星和微陨星的存在对于人造卫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即使微小的质粒具有每秒五十到七十公里的速度也能穿破人造卫星外壳。因此，研究这些星际物质的强度、能量以及它们在空间的分布，对于将来星际旅行中所可碰到的“陨星危险”作出妥靠的估计，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把记录陨星碰撞的仪器安装在人造卫星上，以便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料。
人造卫星携带精密仪器在高空环绕飞行，对于地磁学将有两方面的贡献。第一，对于地球磁场规则的和不规则的短期变化情况以及它的成因都是和高层大气中运行的电流系统密切相联系的，过去仅凭间接的方面来验证这个重要的学说，现在已有可能直接检验这些电流系统，测定它的位置和强度，并研究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第二，利用人造卫星上面特殊的装置，可以在广阔的空间内进行高层地磁场的测量，以便了解地磁总强度以及它的分量和高度函数的关系。
还可以举例子说明人造卫星在地球物理方面的应用。如随着时间的消逝，由于人造卫星在地球大气上层受到稀薄大气的阻力，卫星轨道的形状和大小将逐渐发生变化。我们从轨道和速度的变化，就可以求得各种不同高度的大气密度。又如，人造卫星上可以安装电视，连续拍摄地球上云层覆盖的变化情况，这对于天气预报也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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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怎样认识个人利益和自由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思想，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决不是尊重一切人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社会。资产阶级口头上说的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保障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在阶级剥削社会中，享有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发展个性，都只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这点上，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极少数的大资本家的利益统治一切，而广大劳动人民没有自由，也谈不到个人利益。资产阶级所以要在群众中宣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者要用这种思想来为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权作辩护，并且用来证明他们应当有发展他们的剥削事业的自由。他们企图使人形成一种错觉，好像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能自由发展，而他们的有权有势并不是靠了别的什么，而只是由于个人努力，自由竞争的结果。大家都可以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粗看起来，似乎很公道、很合理，但是很明显的，在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之间，按照资本主义的轨道来进行所谓“自由竞争”，其结果一定是前者永远过着豪富的生活，后者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和受剥削的命运。资产阶级宣扬个人主义，吹嘘“个性自由”，目的还在于传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毒素，腐蚀无产阶级思想，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瓦解无产阶级的战斗队伍。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要影响小资产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统治者极力向他们宣传资本主义的“福音”，以便把小资产阶级群众牢牢地吸引在资本主义方面，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使他们幻想着只要依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就可以找到他们个人的美好的出路。
任何社会都不能同时保障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是要使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自由得到保障，所以就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性发展，那么它所取消的只是以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为基础的利益、自由和个性。我们既然要消灭剥削制度，当然就不能不消灭建筑在剥削制度上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否认一切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但我们明确地宣称，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和自由，什么样的个人利益和自由和什么样的个性解放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公开宣称，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和自由，什么样的个人利益和自由，什么样的个性解放是不能允许的。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没有个人利益，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但也决不是只讲个人利益的和所谓绝对自由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社会，是在发展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保证个人利益，使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结合的社会。（摘自“中国青年”半月刊1957年第十九期胡绳：“关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