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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析情况 改进工作 训练队伍
满城陉阳驿做好准备迎接大辩论
本报讯 记者王金凤报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如何转入辩论，中共河北省委派驻满城县陉阳驿乡的试点工作组在当地乡党委的协助下，初步摸索出了一些经验。
这个乡在10月1日前后，开始转向大辩论的准备工作。至9月为止，大部分村都已开始重点辩论。事实证明，充分做好以下的准备工作，对于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认真分析研究鸣放出的问题和意见，这是辩论前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样不仅在领导上分清是非，以便及时研究改进，更重要的是分析这些意见是什么人提的，他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全乡共鸣放出意见五千八百十七条。其中属于干部思想作风的一千七百五十九条，占30.2％；属于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千四百二十八条，占24.6％；属于粮食、工农关系方面的二千四百五十八条，占42.2％；其他一百七十二条。从性质上看，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如大赛村在鸣放出的七百五十五条意见中，正确合理的有六百八十五条，占90％以上。在分类排队的基础上，各村召集了支委会、社委会进行了讨论研究：对善意的正确的意见，能改进的就迅速改了一批，不能立即改进的定出计划，向群众作了交代；对误解的通过适当场合作了解释；对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行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就对转入辩论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在分析研究，分类排队的同时，对于正确合理意见，要下最大决心狠狠地改正错误，解决问题。这不仅对改进领导，提高工作是需要的，而且鼓舞了群众情绪，启发了群众参加大辩论的积极性。据统计，全乡对鸣放出的问题已经改进了的有二百一十七项（一项包括几条意见），作出决定即将改正的四十二项。其中有社、队财务账目的清理公布；村、社干部多记工分、参加劳动的问题的解决；牲畜使用、饲养的改进；社员自留地的调整；干部思想作风的检查改正以及生产管理问题的改进等等。
第三，调整与扩大骨干队伍，培养训练骨干分子，为大辩论训练好战斗的基本队伍。经过鸣放考验，原组织的骨干队伍，有的消极落后，有的有严重不满情绪而失去骨干作用。因此根据鸣放中暴露的情况，重新审查原有的积极分子，对运动中发现的新的积极分子（主要是贫雇农、下中农）也吸收进来，扩大了骨干队伍。对于骨干的训练培养，主要是通过阶级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进一步使他们了解运动的性质和目的，说明辩论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各村都分别召开了青年座谈会，贫雇农、下中农座谈会以及勤俭持家座谈会，在会上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摆事实的办法，进行翻心诉苦的阶级教育。如西辛章二十三户贫雇农座谈时，回忆起单干时没牲口、没车、没有水井，累死也种不好地，如今入了社，过去的困难都解决了。贫农王老爱说：“过去单干时我们这些人劳苦一年谁家也不够吃，现在都有吃有穿，有人说粮食不够吃是没有良心的。你看谁的面色不是红光满面呢？”特别是青年积极分子，他们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日子，积极性很高，但经不住反动言论的侵袭。因此各村都突出地抓住了对青年的教育，召开青年座谈会，由老年农民介绍过去情况；发动青年访问要过饭、扛过长活的农民，对他们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小赛村体验出，让青年人和自己的老人谈收效更大。团员路智立在听到别人介绍过去苦难经历时光笑，有不相信的样子，回家后又问他奶奶过去光景如何。他奶奶说：“我刚到咱家，借人家被盖，过荒年几天也吃不上粮食，丰收年每人每天也不过五、六两，三年两头吃不上饺子。”说着都哭了。路智立听了很感动，觉着只有辩倒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才能巩固社会主义，保住自己幸福。第二天他就找叫喊粮食不够吃的王老国说，今晚咱俩较量较量，并要找反对合作化、说现在不如过去好的富裕中农王庆祥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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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认识大大提高 工作热情显著增加
昔阳干部大辩论得到大收获
本报讯 中共山西昔阳县委召开县、乡、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通过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辩论，帮助干部提高认识，澄清糊涂思想，学会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方法。
辩论是这样开始的：在这次扩大会议的两天大鸣大放中，有些余粮社的干部提出：统购统销吃了亏，缺粮社讨了便宜。缺粮社的干部则认为：余粮社每人多留了三十斤粮食还不够吃，我们隐瞒粮食分给社员吃不算什么，再隐瞒，也比不上工人和干部吃粮多。根据这种情况，会议就三个问题展开了争论。
不管是余粮社缺粮社 都沾了统购统销的光
争辩的第一个问题是：余粮社、缺粮社留粮悬殊对不对？悬殊多大合理，隐瞒产量该不该（原来该县农业社隐瞒产量的情况相当普遍）？北井沟社主任说：“去年俺村卖粮十五万斤，收入一万零五百元，生产这些粮食需要四十个劳力苦干一年，缺粮社只用二十个劳力搞副业一年至少收入一万多元”。虹桥头社主任说：“加上送粮用工更不合理，多种土地总不合理”。大寨社主任陈永贵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说：“统购以来每年卖粮六万斤以上，能多卖粮是对国家支援大，单就去年来说，国家贷款一千八百元，买肥田粉一万斤，多增产粮食四万五千斤，超额完成统购任务四万一千斤，每人平均留粮达四百二十斤。全社八十四户，五十七户银行存款二千元，社员养猪一百一十只，去年养猪收入二千一百元，多积猪肥四千八百担，统购统销对余粮社并不吃亏”。小都社主任说：“俺村本来土地多，政府规定种线麻才变成缺粮社，每人留粮比余粮社少三十斤，就不公道。”西寨乡长安元秀算了一笔账：“全乡去年种线麻一千四百一十二亩，共产麻皮十五万斤，每亩平均产一百斤，每斤六角折款六十元，要种成粮食作物，每亩至多产四百斤，折款二十八元，种一亩麻田，顶种二亩半粮田，这难道不是利益吗？统购统销对余粮社有利，对缺粮社也有利，余粮社、缺粮社分别留粮就合理。隐瞒产粮不是因为留粮少，又想多花钱，又想多吃粮，是本位主义在作怪。”路家峪农业社干部说：“俺村倒是余粮社，但在1940年遭灾，全村一百
七十三户七百八十三口人，饿死二十三口，出卖十二口，外流八户，到外作雇工一百一十三人，有十二户全家死完了，贫农王熹成全家三口人，二天死了个光；1955年又是灾，比1940年还重二成，可是有国家救济十二万斤粮，全村没饿死一口人。农民购买力由1953年每人平均二十七元提高到三十五元，要没有统购统销政策，遭了灾余粮社该靠谁过活？今年全省有灾情，要节约用粮，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再隐瞒产量，灾民吃不饱饭我们就犯了大错。”经过这样辩论以后，到会乡、社干部一致表示今后绝不再隐瞒产量，对以前错误都作了检查，统购统销制度在党员思想上进一步巩固起来了。
工业生产对国家的贡献大 农民不应同工人斤斤计较
辩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工人、市民、干部供应怎样才适当。开始大部社干部认为干部比农民吃粮多，吃得好，工资高，生活好，农民养活他们，工人干部都应交劳动日，归社总分配。他们提出了许多疑难问题、说出了一些误解。手工业生产最发达的渡海乡社干部，认为这些意见不对头，他们算了三笔账来反驳：①工业产值大，农业产值低。全乡五个煤业生产社，二百二十个工人，每个工人全年产煤九十万斤，总值一千二百六十元；七个农业社共七百二十九个劳力，平均每个劳动力耕地二十亩，收粮五千斤，产值三百五十元。②工业对国家贡献大，农业上缴国税少。五个手工业社全年交国税二万零四百元，每个劳力平均交税约九十三元，可买布三十丈，供十七人穿一年；七个农业社全年只交公粮二十万斤，每个劳力平均交公粮二百七十四斤。根据算账结果，渡海乡干部认为工人产值大、贡献大积累多，个人生活稍高一些也合理。许多干部还不服气，主张提高粮价、降低煤价。渡海乡社干部又算了一笔账：全乡卖余粮二十八万斤，收款一万九千元，如果粮价提高一倍，农民只再多收入一万九千元，相反，全乡农民去年全年消费的日用工业品共值二十五万八千元，也会增加一倍，对农民不合算，对工人也没有利。经过这样一算账，多数干部认识到工农产品价格的关系，又比较了一下统购统销前后的粮食价格，觉得现在的粮价很合理，不应该提高。工农关系闹清后，又对干部和农民关系进行了算账对比。县长王贵科、农村工作部长郑融、检察院检察长翟文焕三户共十六口人，全年国家共供应粮食四千五百五十斤，每人平均二百八十四斤六两，比农民平均留粮三百六十斤低七十五斤十两。县长王贵科全年工资一千二百二十四元，全家七口人，每人平均一百七十四元，本村（他是白羊峪人）社员去年和王县长收入相等的就有三十七户，占白羊峪总户数的30％，比大寨社主任陈永贵全年总收入五百八十八元，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九十六元低11.2％。农林局干部四十八人，总负责抚养人口二百五十人，全年共得工资一万六千二百零四元，每人平均六十四点八元，白羊峪社员去年分益五万九千一百九十五元，每人平均一百一十三元，而且农民还有三不算：（1）菜田收入，（2）烧煤费用，（3）公共扣除投资。这样一比，到会干部都说：“目前工人、干部、农民之间的生活有悬殊，但不大，而且合理”。
只要精打细算节约粮食 现在的留粮标准并不低
第三个问题是：留粮多少才合理。建都社主任说：“去年留粮三百五十斤的户也够吃了，还吃的不错，但是同样经营条件的社员留粮五百斤至七、八百斤还不够，又闹粮。留粮多少才够吃呢？看来没有底限，古来说：穿衣吃饭量家当，过光景不能凭嘴说”。洪水乡乔远来说：“国家留粮标准够吃够用，嫌留粮少的原因是：想吃的好一点，自己存一点，有细粮想换一点，有黑市还想卖一点”。绝大部分干部同意这种说法，一致认为生活水平不能超过生产水平，留粮多少按生产发展水平定就算合理。经过大辩论，提高了认识，澄清了糊涂思想，到会干部热情饱满，一致提出在秋冬工作中要做到：保证不隐瞒产量，把以人定量分配工作作好；保证把大辩论搞深搞透搞好，作到边争、边改、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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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半数农业社大鸣大争
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粮食征购工作
新华社武汉13日电 湖北省已有半数的农业社近两万个社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襄阳、荆州、孝感等地区第一批三千五百多个社基本上结束了大辩论。
在这以前，全省将近有三十万名农村干部和党员，参加了各县三级干部会议和区、乡党员集训会，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首先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然后他们去农村协助乡、社的党组织，开展了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各地农业社、生产队除了召开小型鸣放会、辩论会以外，还采取了田间、稻场谈心，深入家庭访问串连等等办法，启发群众鸣放。在转入大辩论时，许多乡、社还举办了全乡、全社以及典型人物的今昔对比展览会，仅襄阳专区就举办了四千多起实物展览会。南漳县苗圃农业社的社员们，评论这场大辩论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重大意义说：“土地改革是第一次翻身，合作化是第二次翻身，学习总路线和实行统购统销是第一次保翻身，这次的社会主义教育是第二次保翻身。”
当前，湖北农村正忙于秋收和抗旱冬播，粮食征购和合作社分配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各地农业社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有力地推动这些工作的发展。有些地区由于干旱日久，水源困难，部分群众对抗旱冬播缺乏信心，农业社就引导农民从抗旱冬播辩论起，总结了前几年抗旱的成绩和经验，打破了群众“靠天吃饭”的思想，掀起了抗旱冬播的热潮。各地农民通过大辩论认识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后，交公粮、卖余粮的情绪极高，很多原来叫喊难以完成统购任务的乡、社，现在大多超额完成了任务。（附图片）
安徽省凤台县前进农业社在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同时，社员们对社里的工作提出了不少的合理化建议。社的领导也做到及时改进。
新华社记者 张文礼摄
左图：社员们要求社里公开从今年1月到现在的账目后，领导上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立即邀请了县委会计辅导员杜家轩（左一）帮助社里会计进行整理账目，准备公布。
过去，由于积肥报酬不合理，社员们积肥积极性不高；现在社里对积肥的报酬已作了合理的调整，激起了积肥高潮。这是社员们在挖沟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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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拿出比领导合作化运动更大的劲头
福建将掀起整风生产两大高潮
据新华社福州12日电 中共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最近召开了各地委农村整风工作负责人会议，决定在全省农村掀起整风、生产两大高潮。
会议听取了关于农村当前大辩论开展情况的汇报后指出，全省农村经过充分鸣放，大辩论高潮虽已逐步形成，但不少地区对整风、生产两不误贯彻执行不够，有许多干部对开展农业生产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还没有随着大辩论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潮迅速地掀起一个农业生产高潮。针对这个情况，会后要求各地领导必须向农村党员和广大农村干部反复教育，拿出比领导合作化运动更大的劲头来领导这两大运动，使这两大运动在全省农村获得巨大胜利。
会议强调指出，在运动中各级党委和乡支部、工作组要对整风和生产工作作统一安排，全力加强领导。在领导农业生产运动中各地应注意宣传大力发展山区经济生产，还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和积肥、选种运动，为明年的大生产运动及早进行有效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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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企业里的大字报
迅速简化管理机构
我们厂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大地浪费了国家的干部和工资。不到二千人的工厂，管理干部和福利工作人员竟达四百九十八人，占全厂生产工人的33.2％。希望通过整风，迅速紧缩行政管理机构。
我提出下列一个具体方案：我认为总务科、福利科、秘书室和保健站应合并成立行政事务管理科，因为这四个科、室的工作根本无法分开。工薪科和计划科也可以合并，因为工薪科的主要职责如定额、推广先进经验、组织劳动竞赛等工作，都应该体现到生产计划上。保卫科与人事科也应该合并，行政技术管理研究组应和业务科合并，改名生产工艺科，以加强全厂十分重要的工艺管理工作。目前研究组的工作重点是研究行政管理，这一工作将来可由厂长直接负责。化验室应划归技术监督科领导，并建议适当加强技术监督科的力量，把材料和半制品的检验工作做起来。机械动力科，就印刷企业的性质来看是否可以不要，因为我们不是机械工业，因此我建议机动科的工作绘图部分应划给修制部去做，机器修养等工作由各车间自己做就行了；修制部的油墨组应划归物资科领导，做油墨同修制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油墨与物资科的关系从材料供应上出售上都很密切。
如果领导同意研究或者是采纳上述方案，那末，必然会多出很大一批管理人员，怎么办呢？我建议轮流下车间直接去参加车间生产管理工作和参加劳动。
新华印刷厂 赵鹤
为什么不减领导干部？
公司合并后，财务科有四个科长，由于事少人多，科长分工，分来分去还是有一个科长无事可作。分工后领导财务科全面工作的李科长，管资金，科里无事，只好去工区要钱，这本是个办事员就可以作好的事，而偏偏要科长亲自出马。为什么紧缩机构科长级干部窝工就不紧缩紧缩呢？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财务小组
换汤不换药
公司在今年3月份讨论了紧缩机构，曾决定有的科室合并，有的科室取消，而结果呢？
1、计划科与合同科合并命名为计划业务科，事实仍是原摊不动，两个系统业务各不相混，三个科长互不相关，人员也未减少。
2、卫生科与管理科合并起名为行政卫生科。科长五人，暗中又增加个科长室，人员也未动。
3、教育科名义上是取消了，可是现在来看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校有校长，处有正副主任，下有干事、办事员。
我们认为，如此紧缩，只能说是换汤不换药。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计划科 张淑英、宋珍珍 冯允石
本来人多还给加人
我室人员多，机构大，而每月的工作量却少得可怜。每人每天工作时间最多半天，同志们闲得难受，剩下的时间有的聊天，有的甚至蹓公园去消磨时间。领导上不但不给试验室解决人员过多问题，相反的又把从建工局学习回来的三位干部送进试验室，这三位同志来到试验室后，武冠蓉进了水泥组，事少人多，组长无法分配工作，只好将已核定的试验结果再给他审核一遍。谭生义分配到二工区试验组作零碎工作，据他自己说每天一个半小时就干完了。金仁中同志分配到三工区试验组，也是整天无所事事。
他们都是青年小伙子，为什么不让多做些工作呢！
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记言
人多效率低
咱们公司有三位经理，一位主任工程师，四人之间分工不够明确，所以有时一个呈文上去必须写全四位领导人的头衔，结果转来转去，过一个手画一个圈儿，等到都画完了问题不一定解决了，可是日子费的不少。这种现象说明人多并不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现在正在大力紧缩机构，领导上是否先从本身这一层考虑一下呢？
公司有八科二室一队一库，组织不能算小，但是试问施工组织设计归谁管，塑化剂由谁买，工长的业务由谁指导？公司的安全措施由谁制订？机构大了并不见得多办事，反而有些事情没人管了。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修建公司 郭树声
如此紧缩机构
公司从3月份就开始紧缩编制的工作，并准备一个月结束，又专门成立了整编办公室。可是到现在这个工作还未结束。就在紧缩编制声中，材料科的编制不但没有紧缩，反而源源增加。材料科原有五十余人，就在紧缩编制期间，又调进了十七名。材料科由于人员增加；每月多开支千余元，全年就得一万余元。领导上总说材料科赔钱，这样下去哪能不赔钱呢？请领导很好的检查一下紧缩编制的原则吧！
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材料科 赵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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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忘本思想 推动当前工作
湖北展开“刘介梅思想转变”的讨论
本报讯 “刘介梅思想转变”的讨论，从9月12日中共湖北省委向各地发出通知后，目前正在全省许多地区逐步深入展开。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广大乡社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有著名的劳动模范；有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工人；有机关干部和财经部门干部；还有教员、学生。他们通过讨论，都联系自己批判了忘本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推动了当前各项生产和工作。
许多原来有类似刘介梅思想的人，都开始转变过来，许多原来有退坡思想的干部也表示要革命到底。汉川县三十九个乡的七千三百多个乡社干部，经过刘介梅思想转变讨论后，原来一百四十三个有类似刘介梅思想的人，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现在已有一百二十三人转变过来。在汉阳新隆区有一百七十八个党员参加的大会上，有四十一个党员检查克服了退坡思想。曾经当过二十年长工的铁铺乡副乡长张坤长，原来想申请不当干部，去搞投机生意，剥削别人，现在他沉痛地检查说：“我忘本了，要不是党挽救我，我险些掉进资本主义泥坑中去了！”此外，著名劳动模范官木生、饶兴礼、蔡以田等也都参加了这个讨论，并表示要很好领导社员认真地讨论好。
部分县在机关干部、工人、教员中也展开了刘介梅思想转变的讨论。江陵郝穴镇油厂职工三十多人的讨论会上，司机谭仁祥回忆过去讨饭受冻的痛苦生活后说：“现在的日子比起过去不知高了多少倍！由于党的教育，生产上我当上了先进生产者，学习上我当上了两次模范，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工会主席刘汉文并表示要克服不愿当工会干部的思想，克服困难，更积极地搞好工作。麻城宋埠镇手工业社三十多个党员干部，讨论后订出了保证修理好农具的计划，以支援农民开展冬播大生产。大冶县城关小学和郑城四中小学部的教师，都认真学习了刘介梅思想转变的材料，一致表示要在党的教育下，加强思想改造，在当前反右派斗争中，站稳立场，彻底粉碎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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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必须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根子编辑同志：
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关于刘介梅的几张“今昔对比”照片及文字介绍以后，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对旧社会的悲惨回忆。看那讨饭用的破碗烂瓢、补绽片片的长工短袄、曾用过八十年的破旧蚊帐，再进而看到一个面容憔悴、满身褴褛、手拿打狗棍的乞丐形象，真是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这不正是旧中国的真实缩影吗？另几张照片，又把我从不愉快的回忆中唤回来了：雕花大床新花被，像开服装公司一样的琳琅满目的新衣服，那位站在化子旁边的身穿干部服的刘介梅，不正是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真实写照吗？
一个人，两种形象，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真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如果我们每一个干部，或者说新中国的公民，大家都拿刘介梅的实例当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话，何尝发觉不了自己有和他类似的影子呢？
最近从北京郊区农场来的一位青年，想在上海找工作，开头就抱怨说：“三团（指我们过去的那个剧团）的同志，那一个都比我混的好。”我问他在农场作什么具体工作，他丧气地说：“耪地！”我说：“劳动是最光荣的呀！”他怎样回答呢？“我怕劳动”。
这不正好说明资本主义思想还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存在着，甚至发展着：他们斤斤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待遇的得失，而对为六亿人民造幸福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则表现热情不高；伸手向国家和人民要的东西多，为国家和人民贡献极少；一句话：脑子里资本主义思想浓厚，共产主义稀薄。不能设想：带着资产阶级思想走进社会主义而能很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根子，才能身心愉快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才能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
上海戏剧学院 苏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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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能说服动摇的富裕中农
本报记者 萧彦
山东省昌乐县埠头乡经过二十多天的全民大辩论，连原来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三十五户富裕中农，也先后认清了是非，检讨了自己想走老路的错误思想。可是，在全乡的一百一十九户富裕中农中，却还有五户思想没有转变，还是口服心不服，总认为自己入社吃了亏，说什么今天并不比过去强。
乡支部在县委工作组的协助下，具体地分析了这几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情况，找出了他们每个人的特点，认为政治翻身账要摆开，经济变化账也要算透。只要对症下药，挖到他们资本主义思想的根子，一定可以辩得他们口服心服。
赵堡村的富裕中农赵学书，家有三口人，去年他因生病减少了粮食收入，反而埋怨合作化不好，说什么：“粮食都叫国家拿去了”、“入社不如单干，分的钱还不够点眼药的”、“供销社白糖都不够卖，这是什么社会！”
辩论时，先给赵学书算了家庭收入账。1947年（解放前）三口人种三大亩（每大亩合三点二四市亩）地，全年收入二千一百五十五斤，除了田税五百斤，饲料三百斤，余一千三百五十五斤，每人平均四百五十一斤粮；去年他分粮一千二百斤，每人平均四百斤，粮食少了一些，现款却收入了一百八十元。
贫农赵凤林说：“去年你生了一年病，没怎么劳动，家里分足了口粮，还分到了现款，你若单干，就是生上半年病，家里也够受的。民国三十一年遇涝灾，你还不是逃荒到大连，弄得妻离子散！”贫农赵志盛接着说：“你种三大亩地怎能顶住天灾人祸？你忘了那年和你同时出外逃荒、要饭、打短工的就有四十多户？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你明明得了合作化的好处，反说合作化的坏话！”
赵学书还不服，低声说：“管怎么也不如我自家单干强，种上半亩黄烟也收二百元，爱卖就卖，爱存就存；早先有钱就能有粮食。”
贫农赵调元反驳他：“你去年生了一年病，若是国民党时候，光出夫就得逼你倾家荡产。”接着问他：“你想种半亩黄烟多少成本？”赵学书答：“得五十元！”、“是啊！除去成本，也不过得一百五十元。你去年却分到一百八十元，那项多？再说，你病了，你家里两个妇女能又种地又种黄烟吗？”贫农赵有明接着说：“白糖不够供应，是糖产多了，吃糖的人更多了。咱村解放前谁家能常吃上白糖？你赵学书一年吃多少？别不知足，现在你天天喝羊奶，还尽想喝放糖的？”在大家的驳斥下，赵学书无言可答了。
在北河村，经过两次群众大辩论还是心不服的富裕中农刘春书，在又召开了一次有十三个贫农和七个中农积极分子参加的座谈会上，终于服气了。
先给他家算了细账：解放前七口人种十大亩地，全年总收入加上雇工剥削所得共七千一百五十斤粮。除去苛捐杂税、种子饲料只剩二千六百七十斤。每人平均不过三百八十一斤。合作化后，去年总收入共三千一百一十斤，比解放前多了四百四十斤，还分了四百元现款。这就从根本上驳倒了他“过去收入多，现在收入少”的错误论点。
接着，大家针对着刘春书说的“共产党在这我也没得好处，国民党在这我也没吃亏”的谬论，进一步批驳他。
积极分子指出那个中农也都承认国民党时代派捐逼税、出夫抓丁，兵荒马乱，担惊受怕，现在却是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事实。进一步质问他：“你家弟兄三个在外，一个军官，两个干部，你是军属，却说出这种话来？国民党时候，你家里怎么样？”“军官、干部还不都是共产党培养，群众支持的？你家出了这么些干部，村里也都看得起你，新社会那点不好？带头出合作社，想回头单干，不是给你兄弟们脸上摸灰？”
贫农刘汝淮、孙田俊，中农赵世修、赵光武都现身说法，摆出合作化后生活改善的事实批驳他。
在事实面前，刘春书承认了生活确有改善，他说：“我光打自家的小算盘，总觉着入社吃了亏似的，过去光看毛收入，六、七千斤粮堆得大囤满，小囤尖，看起来蛮多，可是并没算过净收入的账。以前七口人，现在十八口。要不是合作化了，土地还是那些，人口增长这么多，别说分钱，光吃粮也不够。”贫农刘承溪质问他：“既然生活比过去好了，为什么还说国民党在你没吃亏，共产党来了你没沾光？”他又进一步检讨：“解放以后，本想靠剥削发家致富，过个体面生活；一搞合作化，那条路不通了，觉着不如单干自由，才说合作化的坏话。我是资本主义思想，走了错误道路！”
回到队里，刘春书又主动地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并表示自己要多卖五十斤余粮。在自己的小队里（他是副小队长）领导订出了全队生产计划，又回家把两年多没大干活的父亲（五十多岁）也说服下地干活了。前些日子他们大队三十五个劳动力一直保持着全勤。
赵埠村的富裕中农赵乐福、梁庄村的富裕中农姚振德、常庄村富裕中农李万禄在村里都散布过错误言论。有的想搞投机活动，不好好在社里劳动；有的贪图享受、留恋地主生活。但是，他们在事实和真理的面前，终于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