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许立群
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的经验，不仅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夺取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证明了在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阶级专政之后，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仍然是绝对不能削弱的。
有些对社会发展规律无知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时期里的任务，只要发布“一批最革命的法令和法律”就可以达到了。实际上，工人阶级的政权，如果没有共产党作为它的支柱，没有和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共产党员作为政策法令的宣传者，并且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自我牺牲精神，率领群众为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而奋斗，那些
“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也会变成空谈。在过渡时期、特别是它的初期，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并不会甘心失败，他们总要收集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并且利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来继续向无产阶级作斗争。所以，阶级斗争不仅没有消灭，而是采取另外的形式继续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会继续到一个很长的时期，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是更曲折而复杂的，会继续到更长的时期。列宁说，过渡时期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与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因此，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了政权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中进行艰苦的工作，并以最坚决彻底的态度领导他们向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作斗争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够巩固。
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不只有镇压国内剥削者的反抗和抵抗外国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任务，它还要动员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组生产，改变生活的一切部门，进行规模极其巨大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有的人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毕竟和阶级斗争不同，阶级斗争固然需要党的领导，但经济文化建设却并不一定要党来领导了。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并不是什么可以脱离阶级斗争而单独进行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本身，并不是什么单纯技术性的工作。因为，按照什么路线、采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这种建设，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实质上就是按照什么路线、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串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各方面工作中，也贯串在经济文化建设工作中。这一斗争的胜负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随着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生活的一切部门都要发生改变，这就会引起列宁说的惯于按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习惯势力的抵抗，这种抵抗，必须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才能克服。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而一定会经历许多的困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从未有过的新的生产关系，它在产生以后，必须经过一个时期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产力虽然能够有迅速的发展，但也须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逐步做到满足人们的需要。外国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总要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制造困难，而社会主义建设者由于还缺少经验，也会在工作中造成某些错误和损失。这些情况都会引起尚未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动摇，工人群众中的不坚定分子也会表示不满，而资产阶级当然要利用这种困难来进行他们的复辟活动。苏联共产党内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托洛茨基分子向党的总路线的进攻，他们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反对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的方针，主张采用剥削农民的方法来积累工业资金——实际上也就是用破坏工农联盟的办法来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布哈林分子则是从反对国家对粮食的统制、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方面来保护富农的利益。他们都是企图把社会主义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面去。这些剥削阶级的代理人，在党内只是极少数人，但是他们因为得到社会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中富裕阶层的支持，就会在一个时间内形成不小的声势。托洛茨基分子还用恶毒的手法进攻党的领导机关，向青年献媚，说老干部“蜕化”了，党的机关已经“官僚主义化”了等等，企图篡夺党的领导。要击退这种进攻，也只有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无限忠心的工人阶级先进部队——共产党才能作到。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工业化初期所作的这种进攻，在一场大辩论当中完全被粉碎了。这一场斗争的严重意义，对于已经胜利地击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中国人民，是并不难于理解的。
否认经济建设工作中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早在1921年，也即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坚决批判的党内的“工人反对派”的小集团，主张把组织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交给所谓“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并“由这些生产者选出管理共和国全国民经济的中央机关”。这个纲领，实际上就是取消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他们用职工会来和党与国家对立，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职工会。列宁严厉驳斥了这种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指出所谓“生产者”的概念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一个把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者混同起来的概念。因为，“生产者”既包括了无产阶级，还包括了半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这个概念，是完全离开阶级斗争的要求的。列宁认为这种“专靠非党群众”、“逢迎非党群众”的作法，是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他指出这种倾向是要把党对无产阶级职工会的领导作用，把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工作完全取消。
列宁在这里所驳斥的“专靠非党群众”和“逢迎非党群众”的思想，实质上也就是否认广大群众必须由先进部队领导才能前进。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总是喜欢用所谓“绝对民主”之类的空谈来欺骗群众，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就会对这种思想加以附和。他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原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实质上是“少数”领导“多数”，这岂非太不“民主”了么？列宁曾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演讲中说：“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群众遭受不断的剥削，而不能发挥他们的人的能力，这时工人政党底最大特征，正是它只能包括工人阶级底少数。政党只能联合阶级底少数，正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只构成全体工人底少数一样。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个有阶级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们跟着自己走”。他又说：“什么是有组织的少数呢？假如这个少数是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假如这个少数善于领导群众跟着自己走，假如这个少数能答复每一个摆在日程上的问题，那末，这个少数在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政党。”（“共产党的作用”）在我们这里也有不少右派分子，他们根本否认人群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否认人群必须由先进部分来领导才能够前进，并且主张共产党不应该领导群众，而是应该由群众来领导共产党。实际上，他们所玩弄的“多数应该领导少数”的把戏，也无非是为了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知道，只要把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瓦解，资产阶级的复辟就不困难了。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切社会主义的敌人总要千方百计地来进攻共产党的领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披上了“社会主义”的羊皮，来掩盖自己的剥削者的本质。1921年的喀琅施塔德的反革命叛乱分子，提出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这和我国的右派分子提出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同样荒谬的。此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他们说什么“共产党只要进行政治领导，不要进行组织领导，因为有了组织领导就会产生官僚主义”。这种谬论实际上就是劝诱工人阶级交出自己的政权罢了。他们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可以领导政治经济方面的工作，但是不能领导科学工作”。试问苏联科学的高度发展，连同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许多方面（如最近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导弹的试验成功）在内，都大大超过美国，难道不是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所获得的么？因此，共产党是应该领导一切工作的，而且，共产党是能够把一切工作领导好的。自然，党必须努力学习，任何时候也不应该安于当外行。另外，我们所说的党的领导，主要是就党能够给一切工作指出正确的方向，并且从组织工作上给以各种保证而言，并不是认为党对一些技术性的细节问题都要加以干涉。那种作法只不过是对党的领导作用庸俗化的理解，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
总之，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绝对不能削弱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就尤其如此。列宁在为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党内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中说：“……十八、十九与二十世纪各次革命的经验总和，却万分明显和万分确凿地表明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底统一性、力量和影响若受到丝毫削弱，则这种动摇的结果，便只能促成资本家地主政权及其私有制的复辟。”他又说，这种对共产党领导路线之削弱，实际上是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我们清楚地看到：去年匈牙利反革命复辟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作用的削弱是分不开的。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贡献给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这一项基本经验，是一切真心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绝对不能忘记的。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确性，这个问题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包括它的关于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的学说，其客观真理性，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今天，已经被大量的、不可辩驳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所证实了。四十年前在地球上的一个国度里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天不仅在地球上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由这些国家所组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并且使得美国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来奴役全世界人民的阴谋不能得逞了。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都是由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所组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党人是这些国家的脊梁，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鼓舞者和组织者。正因为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保卫者，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利益，因此，它就获得日益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并且有愈来愈多的、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参加了它的行列。现在，几乎在全世界一切国家里，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它的成员总数已经达到三千万人以上。
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以来四十年间的伟大历史进程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它的全部学说都是不可战胜的。十月革命的旗帜将继续领导着我们胜利地前进。（续完）
第7版()
专栏：
谈谈繁荣美术创作和专业化
王朝闻
美术界右派分子江丰，不只是反对党的文艺政策，而且关于繁荣创作、提高创作质量等问题的言论，也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艺术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学家、艺术家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党的文学艺术原则。为人民的利益创作而不是为艺术家个人利益创作，才是繁荣创作的目的，才是繁荣创作的道路。再不应有别的目的，也不应有别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在群众的教育和鼓舞之下，加上艺术家个人的努力。可是坚决反对党繁荣创作的“百花齐放”方针的江丰，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式的个人奋斗，是要文艺从革命的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地位中分离出来。
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公开认为，我国的美术创作不繁荣，关键在于美术家没有专业化。美术家在工作单位领工薪，生活有了保障，人就变懒惰了，不努力创作了。一旦专业化了，就会像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上海的艺术家那样，因为穷，要避免挨饿，不得不从事生产，创作就能够繁荣了。江丰甚至为不服从组织分配、专业化了的毕业生汪志杰吹嘘，说他怎样有钱，生活舒服。而且号召同学们像资本家生产商品一样自由竞争，甚至到马路上零卖劳动力，为人画像。这些话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怀疑，顾虑，甚至动摇了一些人本来就没有十分巩固的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专业化和繁荣创作，可以是不矛盾的；所以不应该一般地加以反对。陆定一同志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大会上告诉我们：有修养有经验的老作家，可以专业化。各方面还很不成熟的青年专业化，对于革命事业和青年人本身都是有害的。过早地专业化，等于是要花草脱离土壤，得不到生长。同样的，青年美术家的成长，不应该靠专业化而是应该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身地投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改造思想，锻炼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能力。这样才能成为真正有才能的美术家，才有可能创造性地使用美术的各种特殊形式，用正确的思想和健康的感情来影响人民，促进人民的团结，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我们不原谅某些因为生活有保障而不从事劳动的美术家。满足于剥削别人劳动的寄生者的地位，消耗别人的劳动成果，自己却不提供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品，显然是不光荣的。可是我们也不愿意走回头路，让穷困和饥饿来妨碍而不是繁荣我们的创作。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画家，那种把浸透了自己心血的画稿当柴烧来取暖的生活状况，那种借用街角落的路灯来刻木刻的生活状况，那种以画商的脸色为尺度而从事制作的生活状况，不知道葬送了多少天才，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包括江丰也推崇的林布兰在内，如果不是因为穷困，他们将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好作品，历史上也将出现更多的大画家。
这种生活状况，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术家想摆脱而难于摆脱的。可是江丰却当成是繁荣创作的推动力。我们的新社会不容许江丰人工地制造困难，也不容许江丰借此对新社会的社会生活进行歪曲。江丰这种“诗穷而后工”的主张，是矫揉造作的，没有根据的。如果说战国时代的项羽的“背水战”的战略是不得已的，把士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是不得已的，那末，生活在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文艺事业工作条件中的美术家，有什么必要在这一点上人工地制造困难呢？
和江丰这样来讨论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说话的中心意图不在这儿。江丰鼓吹个人奋斗，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竞赛的生产方式，目的不过是反对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和监督，使我们从党的文艺事业的整体之中分裂出来，成为个人野心家江丰的反党工具，成为江丰满足其领袖欲的资本，成为江丰和党分庭抗礼的后备力量。
为了金钱而创作，和因为有了创作而得到报酬，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是两种不同的行动目的。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币而创作，是艺术家与唯利是图的商人之间的区别之所在。为了金钱而创作，不能繁荣革命的创作。也许，钱可以通神，可以使得鬼推磨；马克思不是说过，“钱可以使美德变成恶行，恶行变成美德”吗？可是，钱不能给有良心的艺术家带来创作的原料，也不能带来创作的灵感和创作的喜悦。我们虽然不以今天的社会生活为满足，我们却很高兴，已经摆脱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把艺术家当成用钱雇佣的仆役。想不到身为共产党员的江丰，为了使人们被他迷惑，以便扩大他的反党势力，公然歌颂早被革命导师所诅咒过的资本主义。
今天的美术界，确实有一些人的行动和江丰的号召相呼应。除了江丰所称赞过的汪志杰，还有大家知道的沈同衡、萧里，这些脱离组织的，个人奋斗的人，不但专业化了，而且走的正是江丰所称赞的资产阶级的老路。他们为了多赚钱而抄袭别人的作品，一稿数投；像商人一样争夺市场，互相攻击。这些连起码的自尊心都没有的行为，至少是不值得称赞的。画家的灵魂是高尚，是卑鄙，将决定作品的成败。思想腐败唯利是图的画家，即令他们不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漫画，又怎能生产真正有利于人民的团结和进步的创作呢？正如为了多赚钱而提倡为小市民创作、宣传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何迟一样，正如为了多赚钱而把自己的小说改头换面一再出版的刘绍棠一样，汪志杰等这些所谓美术家的道路，不论如何是走不得的。他们不能繁荣创作，只能毁灭创作。既然按照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对待创作，他们的实践只能加深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思想。江丰为了反党而提倡的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的专业化，如同他为了反党而提倡的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的同人刊物和画会一样，不利于革命事业，只会损害不甘堕落到资产阶级泥坑的美术家。
江丰提倡专业化的重要理由，是为了创作的自由。在江丰看来，党的领导和监督，不是美术家创作自由的保证，相反地它要妨碍美术家的创作自由，所以他才号召学生“各人去闯一条路”。这是行不通的主张，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歪曲。今天，美术家的创作自由受到了什么不合理的妨碍呢？多少有一些成绩就得到了党的鼓励的许多美术家，不是因为受到党的培养而有了更多成绩吗？其中有一些人反而骄傲，在紧要关头，以怨报德，向党进攻呢。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文学是最自由的文学，因为它摆脱了金钱的依赖。江丰却要人们依赖金钱，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的文学是最自由的文学？这句话的意义，还不只意味着文艺家摆脱了金钱的控制，而且还意味着摆脱了存在于艺术家本身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
为个人的名利而创作，其目的是卑微的，因而也就是不自由的。为个人的利益而患得患失和顾前顾后，谈得到真正的创作自由吗？而且，自由的感觉也基于对现实的认识。艺术家如果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缺乏反映什么和怎样反映的主动性，怎能够感到创作的真正自由？艺术家只有主动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建立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才有可能主动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够在创作实践中处理主观与客观的正确关系；既不是自然主义地给现实照像，而且想像和虚构也不会歪曲现实。可是江丰唯恐资产阶级思想这一鬼魂太快地离开我们，偏偏要引导美术家回返到使人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的老路。
繁荣创作当然不只是数量的增加，同时也应该是质量的提高。纸花决不能代替真花。这是大家了解，不必讨论的。而提高质量，也只有按照毛主席指示我们的原则，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只有艺术家感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和抒发感情是和谐一致的，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才能够是统一的。如果思想反动，感情颓废，即令他懂得一些有关创作的知识，学会了一些油画技术，也难免流露出不健康的情感。感情不健康的作品，其质量是高的还是低的很容易判断。右派分子王流秋在“八一”展出的作品，大家感到情调异常阴暗，非常缺乏乐观主义的精神。很明显：即使描绘了人民的生活，要是作画人的思想反动，也不能保证作品有较高的质量，不流露阴暗的有毒的感情。正如准确和熟练的技术不能保证作品的质量一样。
江丰也不反对提高创作的质量，可是江丰提高质量的标准，是资产阶级的，是违反毛主席所提出的方针的。江丰一再武断地认为：美术界当前存在的中心问题，是提高技术。在美协党组，江丰公开叫嚣：连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美术家也不愿意听你们那一套了（他所说的那一套，就是深入工农兵和改造思想的重要），他们要听的是油画家关于油画技术的知识了。他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技术。1954年我同江丰到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位教师公开问我：“听说你反对学技术，你是不是反对学技术？”似乎，深入生活和认识生活与掌握技术有不可解决的矛盾，似乎，只要反对忽视前者就是不要后者。技术，是学到老也学不完的，必须认真学习；可是也必须把它在艺术创作上的地位摆好。把技术看得高于一切或神秘化是不对的，不能正确解释艺术创作这一精神生产的过程，也不能解释在创作上技术和其他各种条件的关系。技术的准确性和熟练性是可宝贵的，可是它也不过相当于说话的发声和修词，不应该以它来代替说话的内容，把技术神秘化。
我们常常接触到的问题之一，创作的“一般化”。究竟是因为缺乏技术才不能得心应手地加以反映呢？还是因为不能站得比现实更高，不能看出发展中的现实的特征之所在，不能看出不断变化的人的性格？每一个艺术家有其特殊的具体情况。可是我们知道：要是艺术家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至多是在现实中被动地接受一些东西，不可能主动地发现一些东西；即令有了较高技术修养，也不能有效克服“一般化”。所以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家的世界观是创作的灵魂。江丰不是完全不理解这极普通的道理，可是被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所蒙蔽，反而以为世界观妨碍了创作。
如果说马路上的人行横道线是描写的对象，王流秋对人行横道线的不满是作品，那么，把有利多数人的安全的措施说成是妨碍他的自由的东西，这是技术问题吗？不是。如果说肃反运动是描写的对象，江丰对它不满的言论是作品，那么，是技术高低的问题吗？决不是。因为他思想反动，所以才把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措施加以歪曲的描写。如同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把工农干部写成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虚伪而冷酷、没有任何理想一样，如同刘绍棠的小说“西苑草”把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团干部描写成为头脑僵化、冷酷无情、作为恋爱对象也不配的人一样，这是艺术的堕落，这是可耻的叛变。我们不容许江丰反党的创作繁荣，因为这种创作再繁荣下去，就会给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就会阻碍社会的前进，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艺术的繁荣。谁要是再支持江丰反党的“创作”，他自己也一定要遭到人民的唾弃。
由江丰反党这一现象得来的教训，证明我们需要提高的一个方面——思想的改造的重要性。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而反对党的文艺方针，不能引导美术家积极参加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伟大事业，也不可能提高创作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