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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贫沾富光而是贫受富害
顺德东宁社经过三场大争彻底辩赢富裕中农
据南方日报消息 广东省顺德县羊额乡东宁社在大鸣大放之后，一方面根据社员的意见，积极改进工作，一方面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提交社员自由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发扬民主，辩明了合作化问题的大是大非，绝大多数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提高。
东宁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个三类社。去年因生产没有搞好，全社减产，因此在秋收分配以后，一些富裕中农就带头闹起退社风潮，煽动社员到县里申请退社。经过教育以后，退社风潮虽然平息下来了，但思想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有些富裕中农虽然没有退社，却很少出勤。到这次大鸣大放的时候，这个减产问题，就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富裕中农的社委陈华说：“依我看，合作社人多手脚乱，肯定是无法办好的。合作化后，只给农民带来‘三衰’，第一衰是社员减少了收入；第二衰是限制了社员的自由；第三衰是辛苦还收入的少。”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啦，我入社前每年都收入八万多斤甘蔗，仅这一项就有一千多元收入，养鱼、养蚕还不算。可是入社后，收入还不及过去一半。”这个意见，不少富裕中农都同意。何和说：“合作化确实来得太快了，说社好是骗人的，我们社里起码有七成人减少收入。”他还摊开手向大家说：“请问在座有那个增加收入的？”甚至有些贫农也同意了这个意见。
社限制了谁的自由？谁影响了社的增产？
这个“三衰”问题提出来后，立即就成了群众议论的中心，有人对这个意见表示同意，也有人表示不同意。为了分清是非，社里决定把这些问题提交社员讨论。贫农周辉幽默地说：“陈华说他入社后比过去辛苦，我看是对的。但是，试问他入社前一年收入的八万斤甘蔗是怎样得来的呢？他脱过鞋到蔗地做过工吗？从种蔗、戽泥到砍蔗，都是雇我们替他做的，他只是做些轻工。”这样确实是收入又多又不辛苦，因为辛苦都落在我们替他做工的人身上了。”
周辉这样一说，有些给陈华做过工的社员马上联想到陈华说的“入社不自由”的问题来了。他们说：“陈华入了社，的确没单干时那样自由了，第一，他入了社只能按劳取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雇工了；第二，走自发的道路也不如过去那样自由了；第三，也不能自由改种了。”有些人又说：“我看他还是太自由了，不搞社的生产，专搞自己的副业，还说分得少。”这一说，打中了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的要害。富裕中农中有名的师爷唐苏马上起来辩护了。他说：“鬼叫社预分少，人家搞副业赚钱多，你们有本事也可以去做呀！谁也有这个自由。”
唐苏这样一辩，倒把社为什么分得少这个问题引出来了。许多出勤比较积极的社员立刻起来反驳他说：“正是你们这些人自私自利，顾私不顾公，搞坏了社的生产，才使劳动日值拉低，结果使积极出勤的社员吃了亏。”他们还摆出了事实：如该社的第四生产队，全队六十多户人，除三户富裕中农外，其余全是贫农和下中农。他们负责耕种的蔗基是全社最瘦、最远、最分散的，但是，由于他们认真负责，一心把生产搞好，出勤最积极，结果，在去年全社减产的情况下，他们队却增产了三成。今年生产也是该队最好。反之，第五生产队的土地最肥，自然条件也最好，又近村边，但由于这个队中农占多数，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大家都只顾搞自己的副业，结果去年全队的甘蔗却减产了三成。这个事实一摆出来，再也没有人敢说去年减收是因为社不好了。
要求包产到户，就是要走回头路
说合作社“三衰”的论点一一被驳倒了。但富裕中农李伟却说：“合作化不是不好，如果真是不好，毛主席就不会提出来了。不过，要想办好我们的社，就一定要包产到户。第一，包产到户能加强社员的责任心，避免生产上的混乱；第二，能够保证社员增产增收，社员积极性会提高；第三，社员也可以比较自由，自己安排生产时间；第四，不会‘生蛤拉死蛤’，各负盈亏，互不揩油。”这个意见一提出来，马上就获得不少富裕中农的拥护，何星甫首先说：“李伟提得对，加强社员责任心搞好生产的唯一办法就是包产到户。老实说，我在单干时劲头十足；参加互助组只做八成工夫；入社呢，只做五、六成工夫。我担保，包产到户一定能完成规定产量。”刘明接着说：“我不但能保证完成产量，还可以抽出一些土地，看那样作物价高，就种那样。”邹骚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主张把原有土地分回给各户，鱼塘、桑基、蔗地也都分给户，社的领导机构可以不变，社员给社交租金，由社统一交公粮、水利谷。他还兴高采烈地拍着社主任黄勤的肩膀说：“你呀，今后再不用操心，很快就会肥起来的了。”甚至贫农社委黄添也给迷惑住了，认为这样做确实可以省去天天排工的麻烦。
可是，不少贫农下中农却焦急起来了。麦娣说：“这样就苦死我们了。”冯银二说：“实行包产到户，除非社准备几箩谷救济我们，否则必然饿死。”贫农周辉也说：“包到户，想搞个人发财的中农就好，贫农只有死路一条。”他举出事实说：“我的生产组十一户人，四十多亩蔗地，只有四只艇，两个戽泥篸，这些农具都是富裕中农的，包产到户叫那些缺农具缺劳动力的社员怎样办？”贫农何静心急得扯着工作队干部的衣服说：“你们快些帮口吧，这样做就要逼死人了。”工作队的干部建议他们好好考虑，第二天继续讨论。结果，引起了第二场大辩论。
一听说是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连老太婆也扶着手杖来参加了。是否包产到户就能加强责任心搞好生产呢？贫农梁伟首先提出反驳说：“如果说包产到户能增强责任心搞好生产，那么，为什么却有这么多单干户搞不好生产呢？”他举例说：单干户、富裕中农何其沛，今年就是因为只顾做投机买卖，丢荒了二亩蔗地。他说：“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单干，走回头路。”贫农罗兰接着揭露了邹骚提出带回原有土地包产到户的目的。她说：“去年东宁社闹退社风波，邹骚到处发动社员签名，这回他要以户包产，带回原有土地，实则是想挂羊头卖狗肉，取回自己的鱼塘养鱼花，然后挂着社的招牌，高价卖给我们。”跟着，许多社员都指出，包产到户必然带来四大害处：第一，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缺农具，缺劳动力的社员就会破产，只有对小部分富裕中农有利，但也不保险。第二，增加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社无法检查督促生产。第三，更加助长了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第四，不利于社内团结。贫农周辉还站在会场的中间驳斥说：“所谓包产到户才能增强社员的责任心是一派胡言，只有不爱社的社员才偷工减料和不出勤。”许多妇女都指着邹骚等人问：“你们的主张，是不是想打烂我们的饭碗？”
究竟贫沾富光？还是富沾贫光？
由于包产到户这个主张给群众识穿，遭到大多数社员特别是贫农的反对，那几户富裕中农不得不承认这个主张不对。但富裕中农何星甫依然不服气。他针对包产到户大多数人吃亏这个论点说：“合作化虽则是对大多数人好，但是生蛤拖死蛤，终归是富裕中农吃亏。”有人问他：“怎样吃亏呢？”他说：“入社前，富裕中农土地好、资金多、劳动力强，入社后一拉平，还不是贫农揩富裕中农的油水？”何和更在旁边说：“提到这个问题，真是伤心到睡都睡不着了！”
他们这么一说，贫农又议论纷纷了。有的认为确是揩了富裕中农的油，如贫农麦娣说：“我入社前只得两条瘦基，他们入社大都是好基好塘。”因此不敢驳。有些也只是说：“合作化嘛！共产党嘛！少不了要揩点油的了。”这个时候，经过几次思想交锋锻炼出来的贫农周辉，却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我不同意何星甫说贫农揩了富裕中农油水。解放前，贫农和富裕中农虽然也一起受地主剥削压迫，但富裕中农本钱大，经常挖贫农的墙脚（夺耕），因此占有土地大都是好的；解放后，搞土地改革，贫农斗地主最积极，出力最大；但分土地时，富裕中农是按原耕地不动，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合作化前，我们贫农没本钱，富裕中农却炒卖鱼花，高价卖给我们，当我们把鱼养到快一斤重，正是长肉的时候，因为缺乏本钱，又只得贱价卖给富裕中农，这样他们又揩了我们不少油。合作化后，我们一样交入社基金，积极出勤想办法把社办好；而你呢（指何星甫），只放五六成力量在社，留恋单干，搞自发，拖坏了社的生产，拉低了劳动日价值。结果，我们劳动得多，为社积累公积金出力大，连国家的公粮义务，也替你们不出勤的人负担了，怎能说我们贫农揩了你们的油水呢？要说，倒过来说才对呢！”
经周辉这么一说，贫农觉得道理是在自己这一边，腰马上硬了起来。有人打个比喻说：“我们入社如同坐一条船，贫农拚命出力划，搞自发的却半心半意坐在船上轻摇，究竟是谁占便宜呢？”这时，何星甫等人再也提不出什么道理来争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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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合作化事业 抛弃资本主义道路
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
农业社重新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
新华社杭州电 新华社记者伊心恬报道：浙江省温州专区纠正在农业社实行“包产到户”这个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的错误。全专区实行“包产到户”的约一千个农业社，绝大多数已经重新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十多万户实际上已经单干的农民重新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包产到户”是把社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包到生产队后，再包到每户社员；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小块，确定每块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办法，包给每户社员去分散经营。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完全责任，超产部分全部奖励，减产部分全部赔偿。平时社员单独生产，农忙时小组互助，全社性农活大家出工。社里农具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
这个办法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然后搞起来的。李云河错误地认为“包产到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于是在去年冬季向永嘉县的区乡干部作介绍，并布置各区多作试验。在试验中，受到了富裕中农的欢迎和拥护，不少对农业社生产管理缺乏办法的干部，当时也认为这是个新办法，赞成试行。今年春天，永嘉县便有二百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虽然永嘉县的大多数干部反对，中共永嘉县委也作出停止推广的决议，中共浙江省委和温州地委也都指出其错误，但由于对“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本质和严重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坚决地纠正。到今年夏季，温州专区各县曾出现一股搞“包产到户”的歪风，共约有一千个农业社、包括十七万八千多户社员（占入社农户15％左右），实行了这个错误的做法。
据各地农民在大鸣大放中反映，“包产到户”的危害性很大。凡是搞“包产到户”的社，实际上由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倒退为分散经营、个人单干，成为“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
这些社实行“包产到户”后，以户为单位分散生产，收成和收入决定于个人的劳动，这样，资金足、肥料多、劳力强、生产条件好的少数富裕农民兴高采烈，可以增产增收，大多数生产条件差的贫农、下中农重新发生了困难。有的贫农说：“‘包产到户’后，我们又是赤手空拳了。”原来在社里做些轻活的老年社员和有病的社员，承包土地后很多种不下去，有的人只好雇工种，有的人荒了田，减少了收入，“五保”户和困难户也失去了合作社的依靠。因此，不少乡村又出现了当田、租田、雇工、高利贷、卖青苗等各种剥削现象。永嘉县溪心、小坑两个村就有六十多户贫农、下中农在“包产到户”后当田租田或卖青苗；文成县潘山社“包产到户”后，六十五户社员中有十三户出卖了土地。在“包产到户”的社里，互助组的矛盾重新出现，最明显的是在农忙季节争牛、争农具。永嘉、瑞安、平阳等县实行“包产到户”的社，今年早稻大多数减产。
实行“包产到户”的社很难正确处理国家、农业社和社员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分散经营，不能接受国家计划指导，不能贯彻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特别是在执行国家粮食政策上，不能以社为单位计征计购计销，这就破坏了粮食“三定”政策，少数富裕农民便隐瞒产量，偷窃粮食，对抗统购统销，不交公粮，不卖余粮，把粮食在黑市上高价出售。
温州专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和中共温州地委书记、副书记李铁峰、李文辉等人，都先后到农村去调查研究，然后向干部指出“包产到户”是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引导农民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使合作化事业和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中共温州地委在8月中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开展了辩论和批判，统一了认识，决定坚决、彻底地纠正这种错误做法。温州专区各县也在干部中进行了批判和辩论，许多干部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永嘉县代表大会，严厉地批评了李云河的错误，李云河在会上作了检讨。
现在温州专区实行“包产到户”的社，绝大多数已经纠正，在这些社里，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情绪显著提高，他们在一起修塘、抗旱、除虫、下肥，使晚稻又一片油绿了。许多纠正“包产到户”的社还迅速地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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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十老翁一本账
王子英
贵州省金沙县城关镇一个八十高龄的谯老大爷，有一本记了三十八年的老账簿，它既不是银钱来往账，也不是商业流水账。谈到这本账的来由时他说：“在旧社会里，我们穷人最怕粮食涨价，粮食一涨价，什么东西都跟着往上涨，今天一块钱可以买一斗米，明天也许一升米也买不回来了。庚子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间用一百四十个铜钱买一升米，到7月间每升米就要八百个铜钱了。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想靠皇帝发善心，把物价稳定下来，好让我们过活，可是皇恩总是降不到我们百姓身上，多少穷人饿着肚子过日子呵！到壬子年（1912）龙旗被扯掉了，宣统皇帝被推下金銮殿，到处都在摆谈什么民权、民族、民生，我们满以为从此不挨饿了，可是那些奸商、地主，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物价倒是更不稳了。那时我恨透了官吏豪绅。为了让后世看一看他们的‘德政’，我就从癸丑年（1913年）开始替他们建立了这本账。”他的账本上记的都是各个时期的粮价，盐价、油价、肉价。
我找到谯老大爷，看了他的这本账簿。上面记载的物价情况是：从1913年到1939年，物价有涨有落，像是“吊桶打水”一上一下。从1940年到1949年的物价，就像是一支射向天空的飞箭，一直上升。1949年的粮食价比1940年上升了二十二万七千六百四十二倍。这种上升幅度多么惊人！
“同志，你再仔细看看戊子年（1948年）的情形吧！”谯老大爷指着民国三十七年那一页向我说：“你看，那一年正月间的米价是十一万二千元一斗，3月份涨到二十三万元一斗，到8月份就上升到四百万元一斗了。那时候手里拿着钱就像拿火炭一样，生怕燋在手里。”
可是，到1950年以后，谯老大爷突然不再记账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开朗地笑了。他说：“没有办法记啦！自从共产党领导以后，物价一天天稳定，特别是政府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物价天天都是那个样，还有什么可记的呢？如果要记的话，每个月都是照例写个‘同前’，那倒不如到刻字工人那里刻个章子，刻上‘同前’两个字，每个月盖一次，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他接着说：“有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硬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自由。我经过三个朝代了，可是那个朝代都没把物价稳定下来，只有共产党才把物价彻底稳定下来了。我说这个政策好得很，如果谁再说它不好，就请看看我这本账吧！”
（原载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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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基层工作 到农村劳动
湖南省级机关千余干部下放
本报讯 中共湖南省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和当前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的领导力量，最近从省级机关又抽调一千多名干部下放到农村。这批干部将在13日和16日分两批下乡，他们要比较长期地在农村基层组织中工作和参加劳动生产。这批干部中有30％是副科长以上的干部。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湖南省从省、专、县三级机关中已下放干部三万多名。其中有八千九百多人直接回到生产岗位，主要是到农业社当社员。大批干部下放后，省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已比原来减少30％到40％，工作效率都比以前提高。同时，基层领导也大大加强，现在全省各乡的党总支书记，都是原来的区委委员等干部担任的，每乡都有三名以上的干部是原来的区级干部。很多下放的干部在基层工作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原林业厅干部周毅，下放到隆回县七江乡工作后，由于他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并能与群众同甘共苦，现在不仅已熟悉了农业生产，而且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最近在隆回县扩干会上被评为甲等模范工作者。预计最近抽调的一千多名干部下乡后，将是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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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大批干部回到生产岗位
全省下放干部达两万三千多名
本报讯 从今春以来，江苏省各级领导机关已下放干部二万三千余人，其中很多人都回到了生产岗位。仅据二十四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就有八千一百余人。
回到生产岗位的干部，都能积极的从事体力劳动，并带动群众积极从事生产。盐城县原西堡乡干部葛余顺，回到农业社后，制订了家庭生产节约计划，努力参加生产，本人已做了一百一十个劳动日，他还担任了社的干部，积极工作。江宁县回家生产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纷纷表示决心，要在生产战线上打胜仗，争取做劳动模范。青浦县白鹤区生产建设助理黄宝昌回到生产岗位之后，积极生产，又担任副社长，在排捞抢救中发动社员支持兄弟社；当有少数社员要退社时，就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受到社员爱戴。金坛县农林局回乡生产的干部，都表示要把自己的技术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各地农民都热烈欢迎回乡生产的干部。丰县、嘉定等县还开了大会欢迎干部回乡生产。听说一个供销社的干部要到他们那里参加生产，就给他写信说：“你快点回来吧，我们连给你干什么活都安排好了。”武进县新闸乡汤梅丙，看到自己的亲人汤梅青回社生产就说：“我们梅青回来了，增加了一个劳动力，以后生产别怕了。”
干部下放之后，加强了基层组织的领导。松江专区一百二十个乡的三百多个乡委书记，一半是由原来的县委委员或县委正副部长担任的。全省七十一个县中，有六十七个县委书记得到了加强。这些县委书记中有省委委员、省委部长、省人民委员会厅长和省级机关处长一百二十名。由于基层组织领导力量的加强，党的政策也能比较迅速正确地贯彻到群众中去。许多地方反映说：过去一件工作从县到社起码要五、六天的时间，现在三天就够了。基层干部说：“过去布置工作是县及时，乡脱时，到群众已过时；现在布置工作是县及时，乡适时，到群众正当其时。” （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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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
南成
在合作化运动中，有的人竭力想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重新再走过去的回头路。今天，本报发表的广东和浙江的两则新闻，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广东顺德东宁社的富裕中农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坚持合作化的农民驳倒了。浙江温州专区由于个别县委领导干部错误地推行了“包产到户”的管理生产办法，使上千个农业社一度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倒退到了分散经营、个人单干的老路，而农村中买卖土地、雇工、放高利贷、买青苗等剥削现象，又重新出现了。现在，这个错误已经纠正，但它又一次说明，某些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是很严重的。
“包产到户”这个错误办法所以能够在许多农业社里推行，主要原因是它正好适合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拥护和支持。江苏省江阴县新苗乡第五农业社从今年春天起就闹着要实行“三包到户”（也就是“包产到户”）。8月间县委工作组下乡发动粮食问题的大辩论，这个社的干部和社员要求工作组帮助他们推行，并扬言如果工作组不帮助他们搞“三包到户”，就不参加粮食问题的辩论会。据了解，坚决要求实行“三包到户”的，大部分是富裕中农。他们到处宣传“三包到户”的“好处”，把多数社员鼓动起来，使乡支部书记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农业社的生产还没有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还没有完全巩固起来的时期，一部分劳力强、农本足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对合作社始终是离心离德的。他们怀念单干，寻找退社的机会，在社内劳动不积极，闹事生非。为了达到单干的目的，他们明里暗里宣传单干的“优越性”，甚至企图搞垮合作社。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变相单干，使他们的“单干”目的合法的达到了，他们怎么不积极欢迎、坚决支持呢？
“包产到户”为少数富裕中农社员所欢迎，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社员却是不欢迎的。他们说：“我们又是赤手空拳的了”，许多人已经因为实行“包产到户”而在生产和生活上发生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又不得不重新忍受剥削。他们有些人所以对“包产到户”随声附和，不加反对，只是由于受了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或者是害怕别人说他们想揩富裕中农的油，而不得不勉强跟着走。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要求坚持集体生产的。
问题是很明白的：一方面是大多数贫农、下中农要求坚持集体生产，一方面是少数富裕中农要求“包产到户”，分散经营，这不正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表现么？那么，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在斗争的前面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是领导农民前进呢？还是领导农民后退？温州专区个别县委领导干部在这里迷失了方向，他们对农业社内部的具体思想情况缺乏阶级分析，忘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错误地认为“包产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事实证明，他们所调动起来的只是少数富裕中农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却遭受了挫折。
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无数的事实证明，只有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克服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才能达到团结中农的目的，完整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可是，一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把团结富裕中农理解为无原则的迁就，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既不批评，更不斗争，甚至还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影响，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话、办事。这样不仅达不到团结中农的目的，而且会造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大危害。温州专区发生的“包产到户”的错误，就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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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字报万岁！
本报记者 甄为民 张竞
人们对大字报的评价是：“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短小精悍，触目惊心”，“虽则字少，字字都发挥着威力”；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自编自排自写，可以在上面发挥自己的思想，可以批评自己认为应该批评的人和事，可以畅诉衷肠，一张写不完，两张、三张甚至一连数十张，还可以展开自由争辩……。
正像南京化工厂一个工人在他的快板中歌颂的那样：
“大字报，大字报，你的好处真不少，
以前要是提意见，只有少数人知道，
要给领导提意见，可能几天没传到；
整风有了大字报，批评马上就知道。
意见不论大和小，公开批评不客套，
帮助整风大字报，你的功劳真不小。”
这里且举一件我们亲眼看到的例子：
一张大字报的风波
有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的事情，这时，免不了会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论，从争论中人们明辨了是非，也督促领导上改进了工作。
在无锡新纺织厂染部车间里，曾因为一张大字报而引起了一场很有益的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
染部车间的绷布工人戴坤宝，在4月1日夜班时，因不服从值班长的调配，被车间主任王正诗扣了七小时的工资。对于这个处分，戴坤宝一直思想不通，但闷在肚里没有机会发作。大放大鸣开始后，他就在车间黑板报上写了一篇“我要鸣”的大字报，责问车间主任为什么要扣他的工资，并要求大家帮助他弄清这个问题。
这块大字报引起了全车间职工的争辩。“难道不服从行政调配也要扣工资吗？上级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的？照这样下去，以后扣工资的事就太多了。”工人钱金山并且这样提出了问题：“不服从行政调配就扣工资，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采取教育的办法。”甚至有人画了漫画，把车间主任王正诗形容得和资本家一样。但这种看法，也受到了另一部分工人的反对，署名乃禾的工人写了一篇反驳的黑板报，他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担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每个同志都要服从整体的利益，对那些屡教不改，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人，扣工资也是正确的。乃禾的这块黑板报写出后，不同意他意见的人，就把这块黑板扛到饭堂门口，要求全厂职工来辨明是非。
原来，事情的实际情况不像戴坤宝起初说的那末简单。戴坤宝不服从行政调配，不遵守劳动纪律，已经不止一次，车间主任和值班长曾几次三番对他进行过教育，但很少有效果，这一次值班长分配他工作，他不满意，索性在班上睡起觉来。这种故意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应有的处分的。但是，行政上因此而扣他的工资，是否正确呢？在辩论中，大家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大家认为戴坤宝屡次不服从调配是错误的，应该受到适当的批评和处分，但行政上没有经过群众的讨论，就硬扣工资也不合适。非但不能达到教育戴坤宝的目的，反而增加了群众的误解，扩大了行政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最后，由戴坤宝在车间职工大会上检讨了自己不服从调配的错误，行政上撤销了原来的决定，补发戴坤宝被扣的工资。
这一场争辩，暴露了矛盾同时也解决了矛盾，群众反映说：要不是整风，要不是这一场争论，这问题怕很难解决得好！车间的行政干部也从此得到了一个教训。值班长黄茂正说：“我们以后做什么事都得考虑考虑大多数群众的意见，这件事我们就错在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性的用行政手段扣工资，反而没有能达到目的，这是一个大教训。”车间的工人，同样也在这次争辩中，提高了遵守劳动纪律的自觉性，现在，在车间里睡觉，不服从调配的现象已经很少发生了。
李杏泉的心思
大字报的作用，当然还不仅如此。大字报的诞生和出现，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上所引起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不管是写的人，看的人，被批评的人以至批评别人的人，都在经历着严酷的锻炼和考验。
几天前，无锡柴油机厂召开了一次全体技术人员会议，电动力设备科技术人员李杏泉，介绍了他如何消除顾虑，帮助党整风的思想过程。
李杏泉出身于三代工人之家，自己已有二十七年工龄，在本厂工作了十一年，最近才由工人提升到动力设备科担任技术员。亲眼看到工厂从官僚资本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老工人热爱工厂，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1950年由于他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反咬；1953年又由于他证明一个同志没有贪污，遭到投机分子的诬告。加上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使李杏泉在一个短时间里遭到误会。因此，他变得沉默了，除份内的工作以外，厂内大小事情一概不管。他想自己政治上不能得到信任，只有在技术方面用功钻研，于是他由小学而初中，再到南京电力工程学校无锡夜分校学习，使自己由一个半文盲变成一个有中等专业技术知识的技术人员。不久前他的工作也由电器组提升到动力设备科。可是，他对于工作的变动却有另一种看法，因为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个党员，他就误认为党在有意识地排斥非党员，对他不信任。
这次整风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学点乖，不发表任何意见，如果要提意见也要适可而止。不久后，党委开小型座谈会，对5月份鸣放中提出的问题，边整边改的情况做了交代，并向三反、肃反中被错斗了的人道歉，这次会使他相信党是大公无私的。这时，党委鼓励大家大鸣大放，他鼓足勇气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本科科长，但他却要一个共青团员和他一齐署名，那个团员没有同意，他的勇气就垮了。
厂党委书记于卫生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找他到办公室里来进行了一次倾心畅谈：在这次谈话中他把几年来压在心底的“隐痛”向党倾诉了，党委书记也向他倾谈了自己对他的看法，检讨了过去在几次运动中对他的错误了解。要他抱着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帮助党整风，他这才丢掉了言多必失的顾虑，想到自己是工人阶级，只要自己是诚心帮助党整风，意见提得再尖锐也没有关系。回去以后，他就把那张准备和别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署上自己的名字，贴了出去。被批评者很快表示接受他的批评。他的积极性更高了，他先后共贴出十多张大字报，在他的影响下，纪明德等也放掉包袱，写出大字报，畅谈心里话。
现在，李杏泉已经完全改变了那种沉默寡言，郁郁不乐的情绪，变成了一个心境舒坦，积极愉快的人了。他兴奋地对人说：“我一定要把已学到的技术贡献出来。”
大字报上鲜明的思想内容、尖锐的战斗气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这一切特点，使它成为工厂领导决心整风和改进工作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成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自我教育的最有效的形式。我们在苏州、无锡走访过六、七个工厂，看到成千上万张形形色色的大字报，但是从没有看到因为大放大鸣和大量张贴批评性的大字报而影响了人们积极性的现象，相反的许多工厂却出现增产节约的新高潮，生产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成绩和纪录。凡是开展鸣放的工厂，到处显示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新面貌。
事实证明：大字报不仅是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武器，也同样是我们人民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迅速、及时、灵活、有效的新形式。
大字报已经为我们社会主义的报刊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它永远保持着它的光采！
大字报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