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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阶级路线 大争一定胜利
吉水县干部会关于在“富村”辩论粮食问题能不能辩赢的结论
本报讯 在江西吉水县干部大会上讨论开展粮食问题大辩论，发生了一场在“富村”能不能辩得赢的争论。
吉水县所辖地区跨越赣江两岸，赣江以东绝大多数农业社每人平均有土地五亩多，群众用粮习惯较宽，所以一般称为“富村”。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留粮标准够不够的问题时，这些地区工作的干部思想抵触很大，认为留粮标准太低了。冠山乡的干部说：“我们乡里每人平均有十亩田，解放前没有粮食统购统销时，除了完公粮以外，每人平均至少有一千斤粮食；现在每人平均留粮四百八十斤到五百二十斤，拿什么道理去向群众辩论呢？”东营乡团总支书记叶自行说：“不要说五百二十斤，就大胆提到六百斤，群众没有意见都算怪事。”总之，存在这些思想的人，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在“富村”是一个理亏的事情。
这个盖子究竟怎么样揭开？会议给属于“富村”之列的五岑乡中元村算了一笔账。1948年这个村有十八户（现在是二十四户），全村有田六百零七亩，每人平均十一亩多，粮食出得确实多。全村在1948年有五户余粮户，共十九口人，包括喂猪、做酒、打米粿等，全年共用粮一万四千六百三十斤，每人平均用粮七百七十斤；有四户够吃户，共九口人，全年用粮四千九百五十斤，每人平均五百五十斤；九户缺粮户，共二十五人，全年用粮一万零五百斤，每人平均四百二十斤。以上三种人全年用粮是三万零八十斤，全村每人平均用粮五百六十七斤。根据去年粮食统购统销中，这十八户共留粮三万三千三百五十斤（包括饲料在内），每人平均达到六百三十斤。统购统销前后对比，是统购统销后比统购统销前留粮标准高了六十三斤。问题只在于分配关系有了变化，即富裕户每人降低了一百四十斤，而贫苦户每人提高了二百一十斤。因此，这个村只是几户富裕户对统购统销不满意，其余大多数农民都说统购统销好得很。如贫农谢竹礼在1948年种了四十五亩田，收谷一万斤左右，其中除交租谷二千一百斤，生谷四千五百斤，典谷五百斤，赊肉谷二千一百斤，牛租谷七百斤以后，实际剩下只有二百斤谷了。怎么办呢？他只得丢下禾镰又要去向地主、富农借谷吃，虽然他也年年要做点酒、赊点肉吃，但平时饱一餐饿一餐，干一餐稀一餐的日子却占多数。
会上还给东营乡算了一笔这样的大账：先在各阶层中找出了一些典型户，摸清他们在解放前的留粮标准，各阶层的留粮标准大致是，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为一类，这类人只是少数，他们用粮较宽，每人平均约六百二十斤，一般的中农大致与现在五百二十斤的标准差不多，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包括下中农）只有四百五十斤左右。从表面看，贫民也许年年要做点酒和打些米粿，但平时喝稀饭的时间较多，在解放前全乡还有5％的人讨饭吃。全乡共有四千二百人，根据上述各阶层留粮情况，其中只占30％的富裕户，每人平均比现在的留粮标准要高一百斤，即多用粮十二万六千斤；另外占半数的贫困户，要比现在的留粮标准低七十斤，即共低十四万七千斤。那末两数相比，统购统销后，全乡的留粮数实际数量比解放前是多了二万一千斤，而不是少了。
通过以上算账，大家都说：“现在胆壮了，敢同群众辩论了。”从算账中，大家深深体会到党的阶级政策的正确性，特别在粮食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那些人拥护统购统销，那些人反对统购统销，都是由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在开展粮食问题的大辩论中，也必须贯彻阶级路线，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头脑，取得大辩论的全面胜利。
（雷力行、李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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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工人住房问题？
吉林铁路分局建筑段工人展开自由辩论
据吉林日报消息 吉林铁路分局建筑段的工人，就工人的住房问题展开了自由辩论。
住房应否完全由国家负责解决？
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工人提出将近二千条意见，其中关于房子问题占相当数量。工人张禄说：“解决房子问题必须依靠国家，因为上级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依靠它依靠谁？”工人刘锡英说：“解决房子依靠国家就对了，你看铁路局盖的那些大楼哪个是个人掏了腰包，盖的简易住宅哪个是个人拿了钱？还不都是国家吗？”工人刘忠富竟对段上的干部说：“限你三天给我解决房子，不解决我就不上班”。
问题摆开以后，工人们都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有的还写了大字报。李忠厚说：解决房子完全依靠国家是不对的，我们的国家目前还很穷、底子薄，钱有限，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呢。如果都依靠国家解决，国家就不要建设社会主义了，就光搞房子吧。国家的困难，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要带头克服，其实，国家对我们照顾的很好，又盖楼房，又盖住宅，可是我们员工多，不能一下子全解决，有解决不了的，个人也得想个办法，不能全依靠国家，躺在国家身上。接着，他又对比的说：过去谁管咱们工人呀！看看现在，我们就满足了。工人张贵福说：国家建设是有计划的，不能放下生产光搞房子；要这样，对国家不利，对个人也没好处。刘海说：我是五十岁的老工人，在伪满干活，别说不干，就是歇歇气都得挨打，有一次，我在脚手架上砌砖，因为慢了一点，就被“小鬼子”一棒子打倒在架子上。现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是领导阶级，给自己干活，有点困难就不干活，我看不对，是错误的。经过辩论，问题弄清了，结论是：解决房子问题不应该全依靠国家，而且要先发展生产，逐步解决住宅问题。经过辩论，刘忠富也提高了认识，主动报名要求盖简易住宅。
在分配房子时，是否先干部和党员而后工人？
在房子分配上，有不少工人提出了意见。他们说房子分配不合理，是干部党员优先。工人张禄说：当党员当干部的没有房子就解决，当“小工”的要求好几年都不给解决，这不是和过去一样，干部党员优先吗？田万兴说：上级对干部关心，对工人不关心，解决房子先紧干部。有的工人也同意这种说法。
在辩论中，工人们都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辩驳了这种说法。李华祥说：分配房子是干部、党员优先，我看是没有根据。远的不比，说近的吧，咱们梁段长，家里有老少三辈子九口人在一个炕上住。梁段长觉着不方便，到俱乐部来睡觉。要按条件他入路十几年了，家里又住不下，是党员又是干部，可是他从来没要过房子。咱们段的王宗山也是党员，他家住的是草房，下雨哗哗漏，他也没有要过房子，这能说是党员、干部优先吗？韩再兴说：现在分配房子是分段研究，大家评定，评的条件是比，打听哪个人困难，困难当中挑最困难的，我们没有打听哪个是党员、哪个是干部，如果党员、干部优先，那就不要评定了。谁是党员、干部就先给谁了。所以我看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摆出这些事实后，刘奚英说：在分配房子上有的地方是不太合理，但不是说是谁优先，不能说是党的政策歪了，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哪能没有缺点，有缺点就要改嘛，这次整风不就是要改正缺点吗。大伙辩论之后认识统一了，张禄也没有话讲了。
国家折旧收买自建公助的住宅，是不是剥削行为？
为了照顾工人的生活，国家曾把快要坍塌的自建公助的简易住宅，按原价折旧6.3％收买回来。可是有的工人没有理解这种照顾，产生了误解，不仅不表示感激，反而说国家剥削了他。如工人李宪结说：房子是用个人的钱，个人的工盖起来的，国家收买和资本家没有两样。他刚说完，很多工人都争先恐后地发了言，用自己的切身体验，驳斥了这种说法。他们说，这怎么能和资本家相比呢？我们的房子眼看要倒了，工人自己修理不起，国家收买回来，免得工人受损失，这不是照顾我们的生活吗？过去资本家能买咱们的破房子吗？我们家过去有一间房子，东倒西歪的了，资本家不是买，而是给没收了，这不是很好的对比吗？李忠厚为了帮助李宪结弄清国家收买房子，工人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就算了几笔账。李忠厚说：从咱们分段所维修的一百三十二栋房子来看，平均每栋国家收买价格是二百七十一元，国家在大修的时候，一米平均花七元八角钱。修好以后，再租给原住户，一百三十二栋房子，每个月收租是六百五十多元，可是国家每个月花在大修、维修方面的钱就是一千五百三十多元，你们看，是国家吃亏，还是占便宜？辩论以后，李宪结的思想搞通了，他说，“砂锅”不打不漏，这回我的“砂锅”打漏了，问题弄清了，我不应该忘本、忘了共产党给我的好处。
通过上述问题的辩论，基本上端正了工人的思想。他们的认识统一了，误解消除了，工人和干部都受到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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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教育加上制度保证
堵住资本主义的窟窿
广东白土区和沙园社在大鸣大争中实行大改
本报讯 记者林里报道：广东农村的大放大鸣和大争，已经普遍展开。经验证明：在大放大鸣和大争的同时，还必须规定一些限制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办法，解决一些当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没有一定的法规和办法，就不能堵住资本主义的窟窿。没有一定的法规和办法做保证，思想教育也将成为架空的东西。
自留地过多，私人副业无限扩大，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养资本主义
从鸣放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农村资本主义的活动场所和个人“发财致富”的方法还很多。工作上的任何疏忽大意，都会为资本主义所利用。当前比较突出的表现是自留地过多，私人副业生产的方面太广，对单干户缺乏必要的领导和管理。像曲江县的沙园农业社，建社初期每户农家只有二分五厘自留地。全部自留地加在一起，也只占社内土地面积的5％。但自去年8月以来，人们在“照顾私人利益”的招牌下，把每户社员的自留地增加到了两亩以上。全部自留地竟占了社内土地面积的16％。富裕中农成洪基，自留地竟多达十三亩半。沙园社有两项比较大的副业生产——给砖瓦厂割草和采药——，收入占全社副业收入的80％。这样集中的副业生产，理应农业社统一经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让给了私人。这样一来，社员就把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放到了自留地和副业生产上。近半年间，每个社员的每月出勤率平均只有十三天，而且每天劳动不过六小时。有五个全劳动力，一年半中没有出过一天工。因为社员把60％以上的时间拿去经营自己的生产，所以农业社的粮食减产，副业办不起来，集体收入总赶不上私人收入。据统计：去年全年，社员从社内分到的东西是二万四千元，而私人收入却有四万六千多元。今年夏收，社员从社内分到的东西值一万九千元，私人收入竟高达三万六千元。沙园社没有办好，但在几次的退社、散社风潮中，这里却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平静。退社风潮最严重的时候，要求退社的农家也只有三十户。原来人们以为这是一种“好现象”。直到这次大放大鸣，才弄清了不退社的真实原因。贫农说：“沙园社是打赤脚的做给穿鞋的吃。”富裕中农说：“既然在社内可以发展私人资本，又何必要退社呢？况且，合作社还有各种方便和便宜。”人们把这两方面的意见总合起来，说沙园社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是“社会主义养资本主义”——由于自留地过多，由于私人副业生产的不适当的扩大，沙园社已不像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了。
不歧视单干户变成优待单干户，白土区单干户炫耀单干优越性
在广东，单干户的比例已经很小很小了。但这些为数不多的单干户，一般都是所谓“有本事”的“能人”，因此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随时随地的影响着社员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户，不光是彻底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需，而且也是堵塞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否则，不但达不到改造单干户的目的，反有被单干户所改造的危险。在对待单干户的态度上，广东曾经走过一些弯路。一般来说，合作化高潮时期，对单干户的精神压力和舆论打击多了一些。比如说，某些地方公开提出不准单干户走大路，只准走小道；某些村社不准单干户跟社员结婚等。去年8月，中共广东省代表大会上，曾就单干户问题作过研究，针对当时情况提出不要歧视单干户。但是近一年来，不少地方却把“不要歧视”执行成了多种优待和一味迁就。因此就严重地影响了和继续影响着农业社的巩固。像曲江县白土区，单干户不按国家计划安排生产，一百零三户单干户，普遍缩减了粮食生产，而增加了土烟和花生等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收获后，又不按统购物资卖给国家，反以高于牌价两倍的价格去零售。在兴修水利的工程中，单干户不出工，修好后反优先用水。供销社出售肥田粉，要农业社的社员到很远的仓库里去领取；卖给单干户，便就地卖予，并说“这是照顾单干户的劳动力不足”。单干户做投机生意和走私漏税，乡社干部也不干涉。……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单干户的气焰，削弱了社员的积极性。有些单干户就翘着大拇指头说：“社员同志，咱们比比看，你优越还是我优越。”有的竟狂妄地把贩运来的腊肉挂在门口，来显示单干的优越……。
白土区和沙园社在大鸣大争中，采取措施，堵住资本主义的漏洞
大放大鸣当中，沙园社和白土区在展开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的同时，都把堵塞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当做了一项重要课题。沙园社重新讨论了自留地的数量，重新安排了集体副业和个人副业的比例，白土区则以政府名义规定了五项限制资本主义的办法。这五项规定的要点是：单干户要执行国家计划，完成国家分配的粮食征购任务和油料、生猪等等的收购任务，服从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单干户不得重荒土地去弃农就商，不得进行投机买卖和放高利贷；不准经营需要动用国家资源和雇工经营的副业和手工业；单干户应负担兴修水利，建筑桥梁道路的社会劳动，不得享有特权等……。中共广东省委认为沙园社和白土区这种双管齐下，既经过思想发动和思想教育，又有了法规制度保证的方法很好，对全省各地都有教育意义。因此已把“五项规定”印发给了全省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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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粮食征购工作迅速进展 农民觉悟程度大大提高
江苏农村大辩论效果显著
有些地区还放得不深鸣得不透辩得不明
本报南京10日电 最近两个多月来，江苏省广大农村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展开，在粮食和思想两条战线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凡是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地区，干部情绪高涨，不良的作风也得到改进，特别是分清了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干部群众报实了产量，“顶牛”情绪消除了，征购工作也进行得较快。太湖流域和旱改水田地区的晚稻虽然还没有收割，但到9月底，全省已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的46.6％，超过去年同期的49％。大鸣大放大辩论搞得较好的徐州，目前已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盐城、扬州专区也已完成全年征购任务的80％以上。兴化县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忠诚老实的教育、辩论了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以后，乡、社共补报出隐瞒私分的粮食近五千万斤，目前已入库的粮食比丰收的1955年同期多18％，比去年同期多五倍。在大辩论中，许多农民都认识了合作化的优越性，要求退社的也不退社了，许多单干户也纷纷要求入社。江都、泰县六百多个闹退社问题较严重的社，已全部恢复正常生产秩序。武进、吴江、无锡三县原有三千多户社员要求退社，现在也坚决表示不再动摇，而且还有二千三百多户单干户要求入社。
但是运动开展得很不平衡，有些地区还放得不深，鸣得不透，辩得不明。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部分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对于农村全民性整风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大辩论当作完成征购任务的手段，因而在未完成征购任务的地区，发生了乱扣帽子等急躁现象；在已完成粮食任务的地区，干部认为“粮食任务已完成得差不多了，群众也没有什么意见了，还辩什么呢？再辩论下去，不是自找麻烦吗？”因此想草率收兵。更有些基层干部抱着“整人”的错误态度，没有下决心在运动中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沛县有些乡干部就这样说：“儿子三月狗三月，受了一千天的气，现在该让我们出出气了。”雎宁县王集乡有些社干部竟私自开会，背着工作组威吓群众，不让他们鸣放。如联丰社社长对群众说：“工作组是县里派来的，你们不能胡说八道。”
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部分干部的右倾情绪未得到彻底的纠正。他们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觉悟，因而既怕放不起来，又怕放乱了不可收拾。江阴县就有不少基层干部对鸣放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如：社员觉悟高的地方可以放，觉悟低的地方不能放；干部好的地方可以放，干部缺点多的不能放；正确的意见可以放，错误的意见不能放；高级社能放，初级社不能放等等。大丰县卫国社开会时不敢发动群众鸣放，却先谈法制，结果没有人敢提意见。
上述情况，已引起中共江苏省委及各地委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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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昌农村大辩论后出现新气象
生产情绪高涨售粮任务超额完成
本报讯 许昌专区农村已经有八百四十三个农业合作社结束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普遍提高，同时，农村生产、售粮、勤俭持家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风尚。
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一向是积极主张改正缺点办好合作社的。由于过去自己认识糊涂，也曾受到某些富裕中农“叫喊”的影响。现在，他们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划清了界限。如长葛县蔡寨乡孟村桑村贫农桑法安说：“过去只知道自己的粮食足够吃（三百六十斤），但对人家说不够吃的话，也不敢反驳；经过这次辩论，俺队六户富裕中农，三户都有余粮，这时我才算认清了他们的叫嚷是想干啥的了。”
据四千四百十六户贫农的统计，运动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占52％，一般的占35％，对新社会稍有不满情绪的占13％。现在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由52％增长到80％以上。这说明了目前农村以贫雇农为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队伍，已经开始形成了。
其次在富裕中农当中也发生了变化。在这场激烈的社会主义辩论中，由于我们坚持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不少的富裕中农认识也提高了。据一千二百户新老富裕中农中的统计，运动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占37％，随大流的占36％，抵触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占27％；运动后，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占72％，抵触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约占5％。这说明富裕中农的变化也是较大的。
再一个变化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骨干增多了。经过这次运动，农村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据舞阳等五个社的统计，积极分子由运动前一千一百十八人增长到一千三百八十一人，比运动前增长24％。
由于上述的巨大变化，促使了目前农村生产、售粮、勤俭持家的三个方面出现了新的风尚。如鲁山马挖社群众普遍反映：“大辩论一场，心里亮堂堂，要想多吃粮，必须把劲用到土地上”。出现了生产高潮。这个社今年播麦面积共三千七百多亩，到9月20日止，已浇地二千多亩。叶县宋庄乡在十天之内，浇地三千四百多亩，占抗旱种麦总任务的49％。即使不下一滴雨，种麦任务在10月12日以前可以保证完成。
仅据鲁山石坡头、长葛双庙两乡统计，在辩论后共多卖给国家余粮十九万八千多斤。鲁山全县秋粮征购已入库九十三万斤，比去年同期入库量增加五倍多。（金天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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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蔬菜卖给谁？
——记京郊星火农业社菜农的一场争辩
甸义 思茹
把蔬菜卖给谁？——把蔬菜卖给国家、执行统购包销政策，还是卖给私商小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以蔬菜生产为主的北京东郊区星火农业社社员们进行大辩论的主要题目之一。
8月初，这个社第五生产大队在队长刘海等干部的怂恿下，不执行国家蔬菜的统购包销政策，背着农业社管理委员会，把菜卖给了小商贩。有些贪图个人利益的社员，受到他们的蒙蔽，还真的梦想“增加收入”呢！
中农王文正在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反映出这般人的思想。他说：“菜站有中间剥削，收购价钱比小商贩低。依我的意见，咱们把菜直接卖给吃主，何必叫菜站倒把呢！”王文正刚说完，马上就有七八个人争先发言驳斥他。第五大队会计刘长林说：“说‘菜站有中间剥削’，我不同意。菜站是国营企业，是为农业社和市民服务的，怎么可能有‘中间剥削’？有时候，咱们郊区农业社的菜供应不上，菜站还要从外地调来大批菜，赔很多钱。去年冬天建国门外菜窖里的大白菜，不就是从山东运来的？国家从山东买来白菜赔钱卖给市民，你在哪儿见过这样的‘中间剥削’？我还见过有些菜，装车、卸车反复折腾，损耗很大，菜站二分二厘一斤买进来的，只能卖一分八厘，这样的事儿小商贩办得到吗？你说把菜站取消，叫我们到胡同去卖菜，这纯是做梦。你想咱们社每天上市的菜，少说也有上千斤，多了就是几万斤，这么多菜零售起来社里该抽多少人力和牲口？那样地里活儿还干不干了？社还能不能办下去？”
王文正被质问得无话答对。
崔续生和王瑞接下去说：私商小贩才真靠投机倒把和中间剥削来发财呢。你想他们要不从中赚点谁还干这行买卖。他们三分进货就七分出，用低买高卖手法来坑人，反正吃亏的不是社员就是市民。再说过去我们菜多的时候，小商贩来过没有？如果不是菜站拚命收，恐怕就是放烂了也没人管你的。可是等菜缺了你再瞧吧，小商贩就都来抢快货。从这件事上看，谁是真心为咱社员不是很清楚吗？
王文正的“理由”已经站不住脚，又不肯服气，抓住刘长林方才说的“损耗很大”反问道：“菜站的菜为什么有那么大损耗？我们农民种的菜，他们为什么不爱护？”杨德元站起来，列举事实，回答说：“这个问题，咱们也有很大责任。比如从前吧，都是把西红柿擦了又擦，筐底儿垫上麦秸，然后才送到市场上去卖。现在可好，不擦不垫，在车上一摇晃，还有个不流汤的？你说这事怨谁？”
生产小队长崔续生起来揭露说：“我说把菜卖给小商贩不是什么好事情。王文正大概不知道五大队长刘海在8月1日晚上小队长会上怎样布置的，那天刘海背着支部书记老程，向小队长们布置了这件事。他要我们告诉社员‘要想增加收入，都能穿上长裤子，就得把菜卖给小商贩，不然连裤衩全穿不上’；还说‘这样做社管理委员会和党总支已经同意了’。可是他又叫我们‘这件事谁也不能讲出去，上级知道了你们都跑不掉。如果上级查问，就说社员要这么做，叫他们找社员去。’大家想想，如果这是好事情，大队长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做？”
一个叫杨秀珍的年轻姑娘接下去说：“把菜卖给小商贩是遂了那些不想搞合作化、想走资本主义路的人的意。刘海只背地里这么一提倡，五大队就有人想多留点自留地，将来好自己卖小菜，还有人想等到秋后退社，这样下去大家兢兢业业办起来的社就不能巩固。现在大家应该分清是非，团结起来保护合作社，保卫社会主义！”这时候，大队长刘海也站起来承认把菜卖给小商贩是错误的，并且向社员们检讨这种不执行国家政策、不执行农业社同菜站订立的合同的资本主义思想。
这一场激烈争辩真是针锋相对。大多数站在人民立场、维护农业社利益和社会主义的社员，辩得有理有据。过去弄不清应该把蔬菜卖给谁的人，也都擦亮了眼睛，看到把蔬菜卖给国家对菜农的好处，看到把蔬菜卖给小商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
最后，同大家争辩的王文正也说：“我认错，我向真理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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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制呢厂干部当工人
正在边整边改的北京清河制呢厂，已有将近一半管理人员下放当工人，第一批下放干部四十人，已开始工作，第二批下放干部三十一人也在10月8日下达车间。他们将要成为既有技术理论又有实际经验的技术人才。全厂紧缩机构以后，原有的十二个科室，将合并成为五个科。因为全厂科室集中，使领导指挥更及时、灵活和统一，大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新华社记者 楚英摄
宋运生和张湘富（左起第二、三人）原来都是技术员，现在到车间当保全工。这是他们和老工人在一起改装一部细纱机。
厂长赵钰亲自下车间掌握生产情况，解决生产上的问题。这是他与长毛绒工区的职工研究改进机器装置，改善工人劳动条件。
上图 细纱车间的档车工徐敏淑在欢迎她的新徒弟杜晓兰（握手者）的到来。杜晓兰原是行政科的干部，这个科已由十七人减成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