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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增产更多的农产品打基础
吉林安徽大力兴修农田水利
内蒙古农田灌溉面积突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1956年8月下旬以来，吉林省各地农村先后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并已取得很大的成绩。
截至目前为止，据三十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已建成水库、塘坝、拦河坝、抽水机站、扩大灌区工程等四百四十三处，打成水井五百八十九眼，共可灌溉水田一万九千多公顷。正在施工的水利工程还有八百余处，水井三百四十三眼。已竣工和正在施工的水利工程，共可灌溉水田六万三千九百多公顷，占今年计划开改水田面积十五万公顷的42.5％。同时，还完成了防洪排涝工程六百万土方，复堤堵口和加固江、河堤防四百九十七公里，给沿江、沿河两岸成万公顷的良田免除水涝灾害打下了有力基础。
去年秋季以来，这个省的各项农田水利工程的进展是比较快的，这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上加强了领导，对施工组织及农村各项工作都做了全面安排。进度较快的九台、舒兰、伊通、东丰等十一个县，在去年底以前即完成了今年开改水田计划的60％左右。目前虽然进入了严冬，但许多农业社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仍在积极进行中。
从这个省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总的进展情况来看，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工程完成较好，而许多机械性水利工程因为水泥、钢筋、动力机械器材的不足，完成的很不好，这是应该注意解决的。
本报合肥电 安徽省淮北地区有成百万人在兴修水利。淮北地区以治涝圈圩、改种水稻为中心，开展农田水利工作。去年淮北地区有一百多万亩改种水稻，一般收成较好。这个事实鼓舞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现在，淮北地区已有一百四十多万人投入农田水利工作。宿县十多万农民，十多天就完成去冬今春兴修水利计划的15％。
冬季治淮工程也已全面开工。蚌埠、阜阳和六安三个专区的二十三万农民，已经到达淮河中游各治淮工地。
本报讯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的农田灌溉面积，在1956年扩大了三百零六万亩，加上原有的水利工程，已浇地一千二百多万亩，比1955年增加了两倍多，超过解放前灌溉面积一倍以上，超额23％突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现在，全区水地面积已占总播种面积的15％。
在兴修水利方面，这个区把重点放在投资少、收益大、群众乐意经营的小型农田水利上。全区组织了数百万劳动大军，在广大山地和平原开展了打井及多种多样的水利工程。在1956年计划年度内，全区打成新井四万八千五百二十九眼，为计划的138.9％，开挖大小清、洪水渠一万零一百五十二道，整修旧渠五千九百多道，完成灌域岁修工程一百零八项。
在水土保持方面，由于明确了水土保持是建设山区和发展多种经济的基本道路，组织群众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水土保持工作。1956年计划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一千平方公里，去年上半年就已完成一千二百六十七平方公里。所有这些，对战胜干旱，保证农业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今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已作了全面安排，初步计划全区增灌面积为三百万亩，其中群众性小型水利增灌面积为二百六十万亩。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水利厅已要求各级水利部门，首先帮助群众大力开展冬季农田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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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西北高原的农村里
本报记者 朱波
新年以前不久，我访问了陕西省的农村。到过渭河两岸，到过帝王陵一带，也到过秦岭上的山庄。在出发以前听人说：1956年冬天农村的情况不如1955年冬季那样令人高兴。但是，我们在访问陕西农村的时候所感觉到的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了许多可喜的现象。这是陕西省合作化后第一年全面丰收带来的结果。
据陕西省农业厅的同志说，1956年陕西省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都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一百一十五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五亿斤；棉花总产量二百四十万担（皮棉），比1955年增加了九十万担；油料作物芝麻、花生、油菜籽都增加了一千多万斤。
在临潼县人民委员会，我们访问了统计科的几个同志。他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农业生产统计工作。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统计工作总是枯燥无味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非常有兴趣地在做这个工作。增产数字本身给他们增加了兴趣。他们谈了全县增产的几个主要数字以后，兴奋地说：临潼县基本上消灭了缺粮现象，成了余粮县了！年青的统计员李海停刚从农村中调查回来，他说，1956年比以前大不同了，工作更有劲了。接着，他把行者乡的情况告诉了我们。这个乡是个一般的乡，共有十八个初级社，八个高级社，每个社都增产了。高级社增产20％的一个社，25％左右的一个社，30％以上的六个社。初级社增产10％以下的二个社，10％—20％的三个社，20％—30％的五个社，30％以上的八个社。由于社里增产，大部分社员的收入都增加了。据这个乡罗家村社的调查，这个社共五十八户，社员增加收入10％以下的九户，10％—20％的六户，20％—50％的五户，50％至一、二倍的三十三户；收入不增不减的两户；减少收入的只有三户。这三户分的粮食也吃不完。例如，减少收入的上中农景德有，九口人，每人合一千多斤粮食。这个社有些“五保”户，每口人也都分到四百五十斤以上的粮食。我们亲自访问过的其它农业社，情况和这个社差不多，有些社的增产成绩还超过这个社。在新丰区，区委书记周继武同志告诉我们说，新丰区1956年每亩平均产量是五百多斤，而1955年亩产只有三百多斤。这里到处都是粮食，树上挂的是玉米，房子里放的是麦子、谷子、豆子。新丰三社秋收分配的时候，有30％的社员（全社共四百二十四户）不愿要粮食，他们要求分给现金，因为夏季分配的麦子已经够吃了。
渭南、蒲城、大荔、醴泉、咸阳、武功等县的情况和临潼差不多。这些县的县委书记告诉我们说，1956年收的粮食一年是吃不完的。例如蒲城县1956年所产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和完成购粮任务以外，农民平均每口人合一千斤。有不少的社收下的粮食可以吃二、三年。
粮食增产使农村里起了巨大的变化。在一年前，很多人还在喊叫粮食紧张，粮食零售站的门前整天拥挤着买粮食的人群。现在呢？粮食购销站门前仍然拥挤着人群，但是不是买主而是卖主了。我们访问了几个粮食购销站。在临潼粮食局新丰购销站里，二亩多大的院子里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这些粮食有的是按出售任务送来的，有的是出售任务以外的余粮。购销站的翟俊逸同志看见我们，就笑着说：“看见了吧！每天都是这样多，一天最少要收六、七万斤粮食。不得了，仓库里都快放不下了！”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个站的情况。这个站共担负新丰区四个乡的购销任务。1955年这个站售粮的数字是全县最多的，共二百多万斤，从10月就开始售粮，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待四百个买主，出售三、四万斤粮食。仓库里一直没有存粮，都是边收购边出售。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1956年原计划收购一百零一万斤，后来又增加了一百零五万斤。现在，收购计划早就完成了，增购计划也快要完成了。1956年县粮食局给这个购销站的出售任务是三十九万多斤，可是直到现在，一斤粮也没有卖出去。据粮站同志的调查，四个乡只需要供应二万二千五百斤就够了。
因为余粮多，陕西农村的粮食自由市场逐渐兴起来了。临潼县新丰镇每月有九个集，逢集的时候，社员们就背着粮食到这里来出卖，每集交易量在一万斤以上。很多社和社员因为出售不了粮食而发愁。渭南县双王乡和平社现在还存着十万斤玉米，二万斤芽麦。社员已经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了二万多斤粮食，还要出售五、六万斤。我们在这一带经常碰到农业社的社员用车推着出售的粮食，他们因为粮食售不出去而表示不满。一个农业社员说：我的芽麦并不算坏，可是六分钱一斤就没有人要。粮食部门没有看到这些新的情况。很多地区冬春两季都不需要供应粮食了，他们还制定了庞大的销售粮食的计划。
由于丰收，农业合作社更加巩固了，高级合作化发展得十分迅速。去年10月份以前，全省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64％，到了冬季，全省就实现了高级合作化。
1956年冬季的合作化运动，看起来是不如1955年热闹，没有打锣打鼓的。但是，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运动的发展是非常健康的。这是因为既有了丰收，又发扬了民主。我们访问了临潼县的斜口乡，这个乡在扩社并社的时候，建社干部采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那些没有入社的农民，都事先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选举社干部，过去是由党支部提出候选人名单，现在改为先由群众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过支部和建社委员会研究以后，交社员群众分组讨论，再由社员大会通过，最后进行选举。对这种做法，社员群众都非常满意。有人说，如果过去用数字来计算成绩，那么，今天还应该添上一条，那就是用广大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来衡量今天合作化的成绩。在这里，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他们爱说的这一句话：入了社以后，就是用八抬大轿也抬不出去了。
在我们访问过的几个县里，也有一些减少收入的上中农对合作化表示不满，个别的甚至要求退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上中农都减少了收入。蒲城县委书记告诉我们说，他们调查了几个农业社的上中农的情况，十里铺乡后泉农业社共二百六十五户，增加收入的有二百六十三户，其中有二十户上中农都增加了收入。如上中农雷明新，全家七口人，前年在初级社里共分了三百六十多元，去年共分了七百七十多元。据雷明新自己说，去年收入多的原因是他全家人都积极劳动了，挣的劳动日多。对于这一点，有些本来不相信高级社的优越性、不积极劳动因而减少了收入的上中农，已经认识到了。他们说，“减少收入不亏，明年再见吧！”
我们在访问以前，曾听到有人说，1956年的冬季生产不如1955年搞的好。这种说法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有些地区在秋收后曾一度发生松劲的现象。原因是有些领导人员和基层干部在反对主观主义以后，有束手束脚的现象，没有抓紧领导冬季生产。从群众方面来说，主要是因为劳动了一年了，秋季又获得全面丰收，就想歇一歇，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在咸阳县“五一”社里，我们就这问题问过很多社干部，也访问了不少的社员。他们都说，紧张地劳动了一年，自己的事情都放下了，现在丰收了，增加了收入，大家都想趁这个机会修修房子，盖间房子，妇女们都要拆洗和添制全家的棉衣、棉鞋，有些人家还要给姑娘准备嫁妆……。因此，冬季生产不如1956年春季紧张。这种说法是合乎情理的。在其他地方，我们也看到社员分了的粮食还没有存放的地方，大批的玉米还挂在树上，给社员一些时间料理家事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有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如醴泉县烽火农业社，全社收的粮食可吃二、三年，于是，有些人对冬季生产就不积极了。他们说，冬天休息一下吧，来年收不好，也挨不了饿。总的说来，放松冬季生产只是少数地区的暂时现象。我们所走过的地方，到处可以看到农业社的社员在进行冬灌、冬耕、送粪等工作。
从目前的情况看，陕西农村中最大的问题是耕畜缺乏的问题。据农业厅10月底统计，全省减少耕畜一至二万头，而且耕畜普遍瘦弱，最严重的是耕畜繁殖率都非常低。据蒲城县龙阳乡的调查，全乡有繁殖能力的母畜六、七百头，大部分没有配种。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社里的活太忙，社员怕母畜配种后影响生产。目前，各级领导已经开始注意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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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涝排水工作座谈会提出
加强群众性的防涝排水工作
新华社7日讯 我国群众性的防涝排水工作几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今天结束的防涝排水工作座谈会的统计，仅河南、河北、湖南和东北地区等十一个省从1949年到1955年所完成的防涝排水工程的受益面积就达五千八百多万亩，而在1956年，全国又有十个省在四千多万亩耕地上进行了防涝排水的工程措施和农业措施。这些工作的进行，对减少涝灾面积和减轻灾情以及保证农业增产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防洪排涝的设施和能力不足，因此每年涝灾的面积仍然是很大的，并且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许多损失。鉴于这一情况，座谈会认为，进一步做好防涝排水工作，是当前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但是防涝排水又是一项牵连面广，极为复杂的工作，必需在水利工作全面规划的基础上，结合江河治理和防旱灌溉并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以及上下游之间历史上的排水关系等特点，本着小利服从大利、局部服从整体，因地制宜地来开展这项工作。
我国沿江、滨湖和低洼等地区的农民，和涝渍作斗争是有很丰富的经验的，因此会议特别强调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来进行防涝排水工作。在推广防涝排水经验的时候，还可在自然条件相似的省和地区之间，组织干部和群众互相参观和学习。
座谈会认为改善和充分发挥现有排水设施的潜力，也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防涝排水工程种类多和分散，因此，还必须发动群众做好管理养护工作。对现有的抽水机站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加强，以达到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机械利用率的目的。
座谈会还指出，一般群众性的防涝排水工程的兴建，必须继续贯彻“民办公助”的原则，依靠农业社的集体力量来进行，对工程较大、技术复杂的闸、坝等工程，则由国家有计划的投资举办。
座谈会对平原低洼地区、沿江滨湖圩垸地区的防涝排水的具体经验都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加强防涝排水工作的具体领导问题也作了研究。
这个座谈会是水利部1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座谈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天津等十四个省、市的代表共六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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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化革命摇篮井冈山
本报讯 江西遂川县组织广大群众，绿化革命摇篮井冈山。井冈山的许多林木，在解放以前，曾被国民党反动派烧光。据调查，共有荒山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亩。解放以后，当地为绿化井冈山，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建立了国营井冈山林场，培育杉苗五十多亩。从去年11月1日到12月6日，在井冈山开展了造林整地运动。在窗溪、建设、和平、草林、堆前、下七、黄垇、五江、盆珠、井冈等十个乡六十七个农业社内，共调集了一千八百八十一名社员，组成一支造林大军，一队一队开上了井冈山，绿化英雄的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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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互助合作组织和国家扶助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开始定居
本报讯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组织起来的部分牧民，已经实现了定居。从东乌珠穆沁旗到苏尼特右旗，长约两千里的白雪皑皑的草原上，部分组织起来的牧民除了走“敖特尔”（移场放牧）的以外，老弱妇孺全部结束了千百年来的纯游牧生活。定居地里的座座土房冒着缕缕炊烟，瘦弱牲畜也得到了精心饲养。东、西乌珠穆沁旗和苏尼特右旗的四百多个牧业互助组、合作社建立了临时定居点，阿巴嘎旗也有十四个牧业社、互助组新建了土木结构的房屋。去年全盟新修土房二百五十四间，占全自治区在定居点里新建房屋的50％以上。这些，几乎全部是由国家贷款扶助来解决的。
实现定居游牧，没有饲料基地是不行的。历来，锡林郭勒盟牧民的粮食和牲畜饲料，都全部依靠外地供应，在1956年这种情况也开始改变，全盟开辟了十几处饲料基地。在邻区五十一位农民的技术援助下，有些牧业社、互助组的牧民吃到了自己耕种的粮食，也初步解决了一些牲畜饲料问题。
牧民们购买了打搂草机、水车和二十四万斤饲料，搭盖了三千六百间牲畜棚圈，还打成了水井。国家除了贷款帮助牧民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外，并在阿巴嘎旗投资建成了牧区第一处机械供水站。
据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中心支行的初步统计：国家在1956年就给全盟牧业社、互助组以及牧业社员、互助组员和个体牧民，发放了贫苦牧民合作基金贷款、饲料基地贷款和过冬保畜贷款七十多万元；贷给各种牲畜七千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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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忻县专区
引用苏联良种羊大量繁殖细毛羊
本报讯 山西省忻县专区五年来试验引用苏联高加索种羊和美利奴种羊繁殖细毛羊成功。目前这个区已繁殖新种细毛羊达三万九千五百余只。新种细毛羊是用人工授精方法给当地母羊输精而生的杂交后代。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产毛多，毛质好。细毛羊毛主要用途是纺织高等呢料和细毛哔叽。据统计，每只第一代改良羊一年平均产毛三斤十四两至四斤一两，最高的一只羊年产毛七斤。而第三代改良羊每只每年可产毛十斤。第三代新种细毛羊比本地羊每只每年可多产毛八斤半。由于新种细毛羊毛质优良，所以每斤毛比本地羊毛价高50％（本地羊毛每斤八角至一元，新种羊毛每斤一元二至一元五角）。岢岚县王兰沟村农民武成来1955年靠喂细毛羊就收入七百六十三元。
新种细毛羊耐寒，抗病力强，正适于忻县专区饲养。这种羊还有能吃粗饲料的优点，成活率也高。据统计，从1952年至1955年底，共生羔两万四千五百四十五只，成活的就达到两万二千八百二十六只。成活率达93％。
新种细毛羊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预计到1957年5月底，这个区新种细毛羊可繁殖到六万多只。
（郝全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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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牧民开始接羊羔
新华社西宁7日电 剪过羊毛以后，青海省草原上又到了接羔的季节，牧人们身不离羊群地注视着孕羊的动静。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扎萨地区牧民经过充分准备后，冬季首批接下的一千四百三十四只羊羔，成活率达到96％。
去年春季以来，青海草原上干旱、虫害和畜病等比较普遍，一部分地区的牲畜缺草。为了使孕羊在产羔前后能吃到足够的牧草，早在严寒来到以前，各地就把避风向阳的地方留作了产羔草场；在缺草地区、有的就把羔羊和牛、马等大牲畜赶到山腰和高山草场去放牧，腾出离水源较近的平坦草场放牧孕羊。
不少地区更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母羊健康和羊羔成活。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贡公麻地区牧民用石头和土块垒畜圈，又用牛粪泥住隙缝，在畜圈四周挖了护圈沟防狼。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天峻县下环仓区的一百零四户牧民，家家都准备了人工哺乳器和供羊羔取暖用的接羔袋。有的地区还割储了大量野草，购置了食盐、油渣等饲料，准备补饲产后的母羊和较大的羊羔；有的地区还打了水井，以解决大雪封山后人畜饮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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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农业增产速度是快还是慢
华恕
（续昨）
有人有这样的疑问：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不高，化学肥料的供应有限，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也刚开始不久，为什么同很多国相家比，农业增产的速度会这么快呢？
还有人有这样的疑问：旧中国是一个所谓“灾荒的国度”；近半世纪以来，又长期陷于战争炮火之中；而根据历史的记载，战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很不容易（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主要谷物产量，经过了十六年之久，才恢复到战前水平，法国的主要谷物产量的恢复也经过了漫长的十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农业生产，也都经过了五年甚至七年的时间，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中国解放以后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为什么会这样突出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势必论及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经济制度等许多方面，难免牵涉过广。在这里，我们只作最扼要的分析。
首先要提出的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广大的劳动农民，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样，不但满足了无地少地的农民的愿望，而且使他们原来每年要为地主交纳的三千万吨以上的粮食的地租，从此归他们自己所有。不难想像，这对于鼓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的投资，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其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劳动组织，在国家的大力领导和援助下，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和生产积极性。几年来，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一年比一年增多。如在1950年时：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还只占总农户的10.7％，到1952年就增加到40％，1955年更增加到了63％。而1956年6月，已达91.7％，并且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大部分成了高级社。
无数的事例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以后，80％以上的社，都要增产10％—30％。从全国范围来说，如1955年参加秋收分配的社，共六十三万多个，年底，又增加到一百九十万多个，入社农户的集体经营的面积，已达十亿亩以上，占全国总耕地面积64％左右。这一年，据在各种农作物主要产区的调查，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地超过了一般个体农民：稻谷多产10％、小麦多产7％、大豆多产19％、棉花多产26％。
再其次是几年来所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对大自然的巨大的斗争。
据竺可桢在“中国气候之变迁”一书中的估计，在我国本部十八省的范围内，自纪元一世纪至十九世纪，共发生水灾六百五十八次，旱灾一千零十三次。又据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估计，自纪元前1766年（商汤18年）至纪元后1937年的三千七百零三年内，共发生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五千二百五十八次。而灾荒之后，如史册所载，往往是“赤地千里、禾稼尽绝”，“人食草木，道多弃儿”。农民自称“靠天吃饭”，农业生产毫无保障。
解放后，党和政府以最大的力量，领导亿万人民对自然灾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特别是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上，成效更加显著。谁都知道，黄河是中国的大患之一，1934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洪水的最大流量（以郑州附近秦厂的流量为准，以下同）只有八千五百秒公方，黄河却在河南长垣决口四处，淹及六个县。1935年的洪水最大流量为一万三千三百秒公方，黄河又在山东鄄城大决口，淹及山东、江苏十几个县，受灾二百余万人。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4年的洪水最大流量，达一万四千秒公方，黄河却安然无恙。
当然，我们建国未久，还不可能把需要建设的工程，很快地就一一完成。因此遇到1954年那样的特大洪水时，黄河虽然无恙，但在长江流域，却也曾泛滥成灾。从前，农民遇到了灾荒，只有离乡背井，四处逃亡；而今天却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抢种补种，生产救灾。这就大大地减轻了原有的损失。虽然1954年的灾情相当严重，但最后的生产成果，比起平常年景的1953年来，主要农产物的收成还能达到如下的比例：稻谷九十九、小麦一百二十八、大豆九十一、杂粮九十七、棉花九十一。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如1934年亦曾发生水灾，波及鄂、湘、赣、皖等十一个省，当时这还不算最严重的灾情，但据所谓“中央农业实验所”事后的调查，其农产品的产量与平常年相比如下：稻谷六十三、高粱七十三、玉米七十一、小米七十五、大豆七十、棉花六十四。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几年来翻身后的广大农民，在增产技术的钻研和实践方面支付了惊人的劳动。
问题很明显，自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面积的扩大比起产量的增长，不算太多，到1955年才增加了一千一百万公顷。可是播种面积，仅粮食作物就增加了近两千万公顷，这主要是改变耕作制度，增加复种指数的成效。而在扩大播种面积的同时，在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上，也有着出色的表现。
水稻，1949年全国每亩平均产量才二百五十斤；到1955年就提高到三百五十六斤以上，增长了42％。至于个别地区，如广东潮安县，1949年全县平均每亩产量只有五百七十七斤，到1955年即上升到一千零十七斤多，增长了76.3％。因此这个县在1951年时，还缺粮二千四百八十二万斤，但到1955年就有余粮二千四百六十五万斤了。像这样全县每亩产量超过一千斤的县，仅1955年在广东一省就出现了三个。
又如棉花，在全国范围内，1949年每亩平均产皮棉才二十一点四斤，到1955年即提高到三十五斤以上，增长了66％。至于个别地区，如新疆玛纳斯河流域，1950年初种棉花时，每亩平均产籽棉才五十点二斤，到1955年即上升到四百斤以上，增长了七倍多。又如浙江慈溪县1950年全县每亩平均才产皮棉三十九斤，到1955年就上升到七十九斤，增长了102.8％。
如果要从全面增产的效果来看，可以看看安徽省。这个省，在解放以前，是出名的灾区，生产水平很低。1949年时，全省粮食产量只有九十一亿斤。几年来，由于修治了淮河，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进行了农业技术的改革，1955年粮食产量达二百二十七亿斤，不但比1949年增长了150％，而且还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这个省的指标，其他如棉花、茶叶、蚕茧等也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当然，以上这些事例也可以说明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解放初期的农业生产水平是相当低的；因此，经过切实的整顿以后，其上升的速度，也就相对地易于突出。然而，正由于过去生产水平较低，所以生产的潜力也较大，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农业及其副业的发展速度，势必更加提高。
事实正是这样。
1956年，中部地区如江苏、安徽等十个省，正当五、六月间农事紧张的季节，遭受了严重的台风和暴雨的袭击。不久，南方发生干旱，北方发生水灾。最后调查，受灾面积与1954年不相上下。可是，据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预计，全年全国粮食作物和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不但大大超过了1954年的产量，而且比丰收的1955年，仍然显著增产。其中粮食增长5.4％，棉花增长将近4％，而且1956年的稻谷、小麦、薯类、杂粮和烤烟、茶叶的产量，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57年的生产指标。
这就是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最具体的表现。前面说过，1956年6月，入社农户已达全国总农户91.7％。而在1954年时，还只有10.9％。所以在1956年内，全国大约完成了一亿五千万亩农田灌溉的扩大和改善的工程，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解放六年中所完成的总数。又如在改变耕作制度方面（如单季改双季等），仅江苏、浙江、福建和安徽四个省，就因而增产粮食七十亿斤。
应该知道，这还是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也还是在许多农村工作人员领导这种比较大规模的农业经济还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绩。以后，不但我们的工作经验日益丰富，而且越来越发达的国家工业，也越来越能给农业以更多的支援。因此，我国农业增产的速度的继续提高，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按照党中央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所规定的农业生产的指标，到1962年粮食的总产量要达到五千亿斤左右，比1957年的原计划数增长30％左右，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7年比1952年只增长17.6％；还有棉花，到1962年要达到四千八百万担左右，比1957年原计划数增长47％，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7年比1952年只增长25.4％。至于总的方面，到1962年农业增产总值要比1957年原计划数增长35％左右，这又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23.3％的速度，有显著的提高。
不过，也必须认识到，我国人口众多，增殖很快，人民生活也在不断改善，需要量越来越大。我们还需要更多增加农业生产，决不能盲目地满足现有的成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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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溪柑桔丰收
湖南辰溪县是著名的柑桔产地，近几年来，组织了果农生产合作社，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1956年柑桔丰收，比1955年增产20％；外销率达85％，比1955年多17％。
下 木洲农业社的结果累累的果枝之一，共九个果，重三斤。
右 沙堆农业社的一个柑桔，三寸五分高，三寸二分宽，一斤二两重。社员们把它送给农业技术推广站转湖南省农业厅。
李集蔺、李滨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