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一曲难忘
刘雪庵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男低音歌唱家鲍里斯·罗曼诺维奇·格梅里亚和伴奏者钢琴家列夫·奥斯特林1956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了访华演出的独唱音乐会。演出节目分两部分,共十六首歌曲。第一部分从乌克兰民歌到俄罗斯的著名作曲家鲁宾什坦、达尔戈梅斯基、拉赫曼尼诺夫、莫索尔斯基等的艺术歌曲及歌剧选曲,不仅表现了俄罗斯古典音乐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表现了歌唱家故乡乌克兰地区极浓烈的民间色彩。第二部分演唱的是西欧的古典优秀作品,包括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同罗西尼的歌剧选曲,德国玛斯奈、舒伯特、舒曼的艺术歌曲和流行的莫扎特的歌剧选曲。在听众的热烈要求下,最后还加唱了两首俄罗斯民歌。
整个独唱会的节目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以及不同作曲家作品的思想感情,通过演唱家及伴奏者以高度的专业技巧和深湛的表现手法,用真实优美、丰富多采的音乐形象,确切而完整地显示出来,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听众。
歌唱家演唱的第一部分歌曲:民歌“第聂伯河的狂叫”唱得是那样亲切优美;从比较响亮到越来越轻彻的声音,很快就把人引到乌克兰锦绣河山那种美丽而安静的胜景中去了。在达尔戈梅斯基的“夜晚的微风”中,细致精美的伴奏衬着温柔甜适的歌声,充分地刻划出月下幽情的趣味。“跳蚤之歌”是一般低音歌唱家经常演唱的节目,但格梅里亚不是像其他歌唱家那样用爽朗的讽笑的形象,而是用一种轻嘲微讽像讲话一样的方式把音乐音调与语言音调统一起来表演的;我觉得他把莫索尔斯基的原意表现得更深刻一些了。其他如雷森科的“奥斯塔伯的咏叹调”、鲁宾什坦的“叙事曲”、达尔戈梅斯基的“老班长”。拉赫曼尼诺夫的“阿列柯的抒情曲”都细致地表现了歌曲中所描绘的人物和他们的精神状态。像“阿列柯的抒情曲”最后唱到“而现在真妃儿变了心……真妃儿冷淡了……”的时候,歌声虽然是若泣若诉地微弱下来,但内在的痛苦却非常厉害,衬着钢琴伴奏激动的尾声,与演唱家丰满的情绪保持着无声与有声间的联系,显示了心理矛盾到极点的精神状态。
歌唱的第二部分中几首歌剧选曲:费力浦的咏叹调唱得那样阴沉失望,费加罗的咏叹调又唱得这样流利佻达,唐·巴齐里欧的咏叹调却唱得像惶惶不可终日一样,这不仅把作曲家的作品风格充分地揭露出来了,同时把人物的个性也作了深入的刻划。几首艺术歌曲的演唱,玛斯奈的“悲歌”唱得多么沉郁凄凉,舒曼的“我在梦中痛苦”表现的一往情深,使两首歌曲的内容同两个作曲家的风格都得到了不同的高度的表现。“小夜曲”和“上路”虽然是同一作曲家的作品,由于两首作品不同的具体内容,也给了听众不同的深刻的感受。
我要再一次说,鲍·罗·格梅里亚的独唱会,给我们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这不仅因为他的高度的专业技巧,控制自如的声音表现方法;最主要的还是他那现实主义的演唱修养。他通过自己优美的歌声和钢琴伴奏,忠实地表现了不同作曲家的风格和作品内容所企图表达的艺术形象。这是值得我们的声乐工作者好好地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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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玉玺的遭遇
凡工
我还记得很清楚,前年春天的那个夜晚,在北京天桥剧场内,观众正朝着站在舞台中央的一个六岁小孩子鼓掌。这个从吉林省来参加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的小演员,刚演奏完一曲胡琴独奏,正仰着微笑着的胖胖的小脸,提着和他差不多一样高的胡琴,向观众鞠躬致谢。
也许许多人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孙玉玺。
首都的观众们,那时候以那么大的热情和兴趣欢迎这个铁路职工的儿子。报纸上发表了关于他的访问记,画报上也刊登了他的照片。音乐家们和观众也为这个有才能的音乐儿童的出现而惊喜,为他庆幸。
事隔一年多以后,有一个画报编辑部为了使关心他的广大群众能知道他的近况,不久前,写了一封信给孙玉玺的父亲,询问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形,准备报道。但是回信来了以后,编辑部却得到了一个极不愉快甚至令人愤慨的消息。
从北京回去以后,孙玉玺就成了地方上的“红人”。前年11月,他又随吉林铁路代表团到长春参加吉林省的职工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会演期间的演出任务十分紧,连成年人都疲惫不堪,更别说小孩子了。但是团里的负责人为了“统一集体生活,争取纪律奖旗”,却把六岁的孙玉玺也当成大人看待,除了演出之外,他也得和大家一道,冒着风雪,赶到东去开会,赶到西去听报告。此外,大概也是为了争得全团的
“荣誉”吧,在某一次演出前,团里的一位负责人又硬要孙玉玺演奏一段他根本不会拉的一个比较复杂的曲子,让他在后台的一间小房里“现学现练”,可怜的孩子眼泪汪汪地苦苦哀求才罢。但是除了这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还不算,连会演期间举行的招待舞会,也要让孩子去演奏。跳舞的人玩到深夜,孩子也得在旁边等候到深夜。孩子实在支持不了,困得从椅子上掉到地板上来……。
就这样,会演一完,孩子回到家里就病倒在床上了!接着他的父亲又不幸因病停职,一家七口人只能靠微薄的劳保费糊口,孩子吃药的用费,就只能靠典卖家中的乐器,如胡琴、三弦、月琴,甚至孩子所得奖品、奖旗等来维持了!
是不是真没有人了解孙玉玺的凄凉的处境呢?倒也不是。孙玉玺病后,他的父亲就向参加省的文艺观摩演出会的吉林铁路代表团副团长反映过情况,副团长却“大发态度”,孙玉玺的父亲也就没有勇气把话说完了。吉林省文化局也知道孙玉玺的情况;但除了写了一封词意十分恳切的慰问信以外,也就没有旁的表示了。
于是这个孩子只好在缺乏正常营养,缺乏医药条件的情况下病着,久久不能复元。虽然他已经是学龄儿童了,却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入学!
这就是孙玉玺的近况!
最近,从报纸上看到其它地区发现了音乐儿童的消息,这本来是可欣喜的事,但从孙玉玺的遭遇来看,我总不禁为他们担忧。尽管如此,我仍旧相信,新中国的儿童是会幸福地成长起来的。对于孙玉玺的遭遇,人们是不会沉默的。有关方面一定会帮助他,向他伸出援助的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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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静宜园怀旧
侯岱麟
记得小学里有一位很能体贴小学生的老师,一学期中重复几次地写出“忆儿时”的题目。起初大家还很感兴趣,到后来也就兴味索然了,因为我们那时也不过才十岁左右,以这样的年纪经常回忆儿时,的确很难找出出色漂亮的材料。譬如挨打吧,在儿童记忆里确是很多,也很深,但谁又有兴致写这种不愉快又不体面的事情呢?不得已,只好瞎凑。有一回,我凑了一小段捉蟋蟀的故事,大意是:初秋时节,我同妹妹到草地里去玩,无意中碰了草下的半块烂砖头,猛然惊起一只小草虫,它被吓得乱跳乱窜。“这是什么呀?这样小,还会蹦?”我心里一面想,一面下意识地弯下腰去,伸出一只沾有泥土的小手掌,蹑着脚向它追去,妹妹也在后面悄悄地赶来。后来我又爬在草地上,连续地扑了几次都没扑着,完全忘记了今天才穿上一条新裤子。最后,我沉住气,唬地往前一纵身,啪的一掌,打在那只乌黑油亮的能跳的小草虫的身上,快乐地不由得叫起来:“妹妹来呀,我捉住了!”那知她正在我背后跳着拍手喊好呢!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地翻开小手掌一看,呀!它成了扁的啦。真扫兴!妹妹咕嘟着嘴跟在我的身旁,我低着头望着新裤子,没精打彩地走回家去。
这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二十多年来没有想起过,不料近日读报,看到了香山静宜园开放的消息,才又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以前的朦胧梦境里。
香山静宜园的东北脚下,有我的母校“香山慈幼院”。它教给我很多本领和有趣的知识:历史课里蕴藏着许许多多的小故事,大故事,“淝水之战”给我的印象,到现在还没有忘掉;上地理课真像周游列国一样,不出教室就到了阿拉斯加半岛,乘着狗拉的雪橇,奔驰在白茫茫的一望无垠的雪原里。过了一天,又跑到了热带的海洋里,突然窜出一条飞鱼,掠过书桌,我多么希望它能落在我这块小甲板上呀!然而,最使我喜欢的还是自然课。其实,我对自然课本并不感兴趣,我所喜欢的是到静宜园里去采集标本。
为了要到静宜园去,我常常对着校园的围墙发呆。我想: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墙壁都推翻,该有多么空阔、自由!人造了墙就像蚕造的茧,自己限制自己,多没意思。我曾为了要冲出墙去,本能地往墙上爬,爬,使劲爬,结果没爬出去,却被那表面看来还“温文尔雅”的训育主任抓回去,切实地打了一顿板子。
墙限制着我不能到静宜园去,“训育”的板子威胁着我不能再践踏墙的脊背,可是我仍然想出去。有一次我对着围墙的门发出幻想:我像古代魔术师一样地站在门前,掐着手指,口里咕噜着从童话中学来的咒语,热望那紧闭的门,期待它豁然洞开。想不到念了半天咒,那门依然冷冷地紧闭着。我禁不住怨愤起来:“愚蠢的木头,连石头都不如!”从此以后,我才在自然课上转念头,不只一次地提议去采集标本。心里想:不用每次都答应,只要答应一次我就喜欢。结果,还是如愿了。
虽然是我提议去采集标本,可是我采集的最少。出了校园,就像小豹子出了笼一样,在松林下又窜又跳。我跑到眼镜河水源上的水帘洞里去采钟乳石,水从水帘洞顶上奔泄下来,水珠迸散成一条条的线,真像是珍珠帘。我怕老师追来找我,一边敲钟乳一边向外侦视,可是那水雾迷蒙的水帘又隐蔽着使我看不清楚,心里实在不踏实,就不住地匆忙乱敲,那知钟乳都让我敲碎了,这还有什么用?于是我跑出来,绕过小家庭,跑进见心斋;出了见心斋又围着绿琉璃塔转了几转,也没看出个名堂,就又越过香山疗养院,毫无目的地游荡在丛林溪壑中。当然,也还想起要采集点什么东西的。但到集合的时候一看,女生的收获最大,她们采集了很多美丽的蝴蝶,色彩鲜艳的山花和奇异的野草,而且还有装满了衣服口袋的肥实的松子;而我呢?除了藏在纸筒里的两只蟋蟀而外,只能交出一块小小的石英石。然而,我已满足了这一次的游园。
采集标本回来的当天晚间,我弄来了一个纸盒子,里面铺了一层厚实的泥土,把蟋蟀撒在里面,塞在床底下就睡了。我什么梦也没有作,竟有意外的“噩梦”把我从酣睡中惊醒。原来是我们那位爱漂亮的、但并不温柔的女舍监老师,正举着板子打我的屁股呢!我惊醒起来,惶惑地躲在靠墙的床角间,身子拘缩得像个胎儿,又是怕又是恨地望着她,她气势汹汹地从床底下拉出那只纸盒子来,用板子指着我的鼻子说:“这是弄来的什么东西?该死的小鬼!”说着一挥手,就把我的纸盒子扔出窗外去了。和我同室的同学谁也没听见蟋蟀的歌唱,却被她那不悦耳的木板打屁股的声音给吓醒了,谁也没敢大声喘口气,可是她刚一出门,大家就望着我嗤嗤地小声地笑起来。
我有好半天没有睡着,翻来复去地想:级任老师不是对我们说,打人骂人都不是好行为吗?
现在年龄大了,可以回忆许多儿时的故事了,信笔一写,偏又不写好事,竟把当初不愿写的挨打的片断琐事写出来,想想也觉好笑。但愿现在的孩子们不再像我似的有这一类的记忆;但愿现在的老师都像静宜园一样美丽,让长大了的孩子永远怀念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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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兹别克谚语
失掉好友难过七年,失去祖国痛苦一生。

在结婚典礼时需要美观,在日常生活里需要爱情。

称为一个人容易,但做一个真正的人却很难。

滴水成湖,缺水成沙漠。
王僧道、赵志强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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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起了吊死鬼
侠人
小时候听过吊死鬼诱骗活人上吊的故事。据说吊死鬼游荡人间,为了找替身,到处挑拨亲人们的关系,制造不和,待到人们发生了吵闹,它便趁机上前去缠绕。它隐蔽在暗处,向着伤心的人拍手唱道:“死了好,死了好,死了不穿破棉袄。”同时便从屋梁间放下一条绳子来,绳头有一个打活结的套子,在人面前摆过来摆过去。人便在精神恍惚中不由自主地被吊死鬼推向绳结,钻进套子。只在绳子勒着了脖子的时候,人才清醒地知道是上了吊死鬼的当,但已经迟了。吊死鬼便狂笑狂跳着扑向前去,勒紧绳套,直到被吊的人完全气绝。在亲友们围尸痛哭的当儿,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吊死鬼就会公然心满意足地庆贺自己的胜利。
但是吊死鬼常常要失败的。据说吊死鬼最怕人的亲友,亲友一来,伤心的人便会清醒过来,吊死鬼就只能在无可奈何中发出阴气逼人的嚎叫……。
这故事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想起来,便毛骨悚然,但一过童年,胆子大了,那印象也不再留在脑子里了。最近看了报上的一则消息,我又想起吊死鬼来。这则消息说:逃亡到葡萄牙里斯本的匈牙利法西斯头子霍尔蒂还想卷土重来,发表声明说,愿为匈牙利出一把力云云。
这个联想并不是无稽的。匈牙利人民刚刚经历过一场惊险,他们在被勒紧了脖子的时候惊醒过来,他们知道必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挣脱这圈套,急切地需要亲人们的援助。守卫在匈牙利人民周围的亲人们,自然就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兄弟遇难而不救。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失败了的吊死鬼惨厉、暴怒的嚎叫……
吊死鬼对于神志清醒的人是一筹莫展的。但是,我们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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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镜头

进步的标准
王副处长在办公室里同十年不见的老战友钱科长畅叙阔别。他们谈到了旧日朋友们的“落后”和“进步”:
钱科长感叹地,“十年来的变化真大啊!有的人进步就快,有的人进步就慢。比起来,恐怕就要数我落后了!就拿你和我来说吧,你已经是处级干部了,而我呢,如今还是一个小科头!”
“那里,那里!我算得什么!”王副处长愉快而谦逊地,“比起来,我也落后了。你知道过去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个老谭吗?人家进步的才快哩!现在他已经是局长了!”
“嘿嘿!真是难说。”钱科长的感叹的声调未变,“就连以前在我领导下的那个小朱,现在也变成我的上级了。嗯,要是把我早些调开那个地方,……”
“阿——嚏!”正在一旁为王副处长整理报告材料的小陶打了个喷嚏,打断了这两位老友的知心话。这时王副处长、钱科长才想起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屋里,于是觉得刚才的一些话有点“失言”。
希 同


第8版()
专栏: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傅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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