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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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在巴克拉—南加尔水利工程工地上
新华社记者 孔迈
专车在辽阔的平原上奔驰了一个通宵。清早醒来,我们却还没有越出旁遮普的邦界,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在到南加尔车站途中的一个小车站的月台上散步。迷蒙的薄雾笼罩着远处蓝色的喜马拉雅山麓。周总理穿上了在北京这个时候穿用的藏青呢制服,不时搓搓手。
尼赫鲁总理没有戴白色的“甘地帽”,露出了丰硕的前额和雪白的两鬓。他俩一面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一面亲切地在谈论着什么。
昨晚,德里各报编辑部的电话铃一直朗朗不绝。追随中印两国总理而来采访的英美记者们一早起来就在餐车里议论纷纷,急于打听他俩昨晚谈了多久,什么时候睡的觉?……人们都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刚从美国、加拿大访问归来的尼赫鲁总理和周恩来总理的再次会见。
专车继续在旁遮普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奔驰。蜿蜒的苏特里杰河的河水在朝阳的光辉照耀下闪闪发光。这儿是著名的“印度的谷仓”。旁遮普这个词是梵文,意思是五条河流的地方。它的境内奔流着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五条雄伟的河流——比阿斯河、苏特里杰河、拉维河、契纳布河和杰隆河。自古以来旁遮普就是农业发达的鱼米之乡。1858年,旁遮普是抵抗英军侵略坚持斗争直到最后的一个英雄的省份。从此以后,殖民者的掠夺使旁遮普灾荒频仍,这个“谷仓”竟年年闹粮荒。1947年殖民者又肢解了旁遮普。它的西部被划归巴基斯坦,东部划归印度。五条河当中有两条划归巴基斯坦。流经东西旁遮普的拉维河和苏特里杰河的河水分配问题成了印巴之间纠缠不清的纠纷。
在印度,由于气候炎热而干燥,河水灌溉对于农田有很重要的意义。勤劳智慧的印度人民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经以善长于水利灌溉驰名世界。可是这种具有悠久传统的丰富的灌溉经验,只有在独立以后,才有可能被利用来为人民服务。在和旁遮普毗邻的拉贾斯坦邦大片的沙漠好像火炉一样终年烧烤着。那里,因为缺水而发生旱灾,1938年到1940年就有几十万头牲畜成群地死去。而在旁遮普,河水在雨季时却泛滥成灾,或者白白地流掉了。水,印度话叫做“班尼”,是那么神圣、珍贵而又可怕!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灌溉、动力和农业投资在印度的五年计划中占着那样重要的地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总投资的43.2%,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占总投资的30.8%)。
在德里西北二百多英里的巴克拉—南加尔水利、电力、灌溉综合工程就是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大建设之一。这个投资达十七亿卢比的气魄雄伟的工程,到1960年完工时将在贺希阿泊尔县境的大山中筑成一座六百八十英尺高(大约相当六十层楼的高度)的大水闸,把奔腾的苏特里杰河拦腰挡住,然后把汹涌的河水和倾盆的雨水纳入溪谷里,变成一个长八十公里宽五公里的人工大湖,从而使旁遮普、拉贾斯坦和北方邦的广大地区免于灾难,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把水送到渴望甘露的农田和菜园里去。此外,那里还将建成两座规模巨大的水力发电站,拥有十部水力涡轮机,可发电九万瓩,供应一百三十个大小市镇和五千个村庄的用电。
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乘着敞篷汽车在万人夹道欢呼声中通过挂满中印国旗披上了节日盛装的南加尔水闸。建筑工人、家属、儿童和邻近的农民成群地跟着汽车在路旁追赶欢呼。巨大的水坝的两旁密密层层的坐满了人,身穿鲜艳多彩的民族服装的旁遮普妇女聚集在一起组成一幅瑰丽的图画。
过了水闸,汽车沿着陡峭弯曲的山路开进一条狭窄的山谷中。高耸的山峦和垂直辟开的石壁上迎面写着怵目惊心的大标语:险道!开慢车!安全行驶!
汽车差不多是以“乙”形盘旋上山的,客人们来到了著名的巴克拉工地。
总工程师孔加尔和建设工程的其他负责工程师们把保护头部用的白色的钢盔分发给客人们戴上,然后在工地上的一个工程模型旁向客人们讲解。
巴克拉—南加尔工程包括五大部分:一、巴克拉水闸。二、南加尔水闸。三、南加尔水电水道。四、南加尔发电站。五、巴克拉运河系统。
“这个迄今是世界最高的巴克拉重力坝是从1948年动工的。”总工程师说。
这位秃顶的、已经和洪水打了二、三十年交道的印度老工程师一边指点着一边叙述着巴克拉—南加尔工程的全部远大的计划和建设的过程。他说:多少世纪以来,印度人民在苦难中的梦想,现在终于变成现实了。他记得从1908年旁遮普还在英国人统治下的时候起,人们就谈论过这个工程的必要了。尼赫鲁总理这时插进来说:“这儿就是我朝拜的菩萨庙!”
这儿是把一座岩山硬开辟出来的一块平地。前面,在一千七百英尺宽的两大巨峰之间,横跨着施工的铁架。像巨人一样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三部吊车,伸着高耸入云的长臂,在拔海三千五百英尺高的两山之间来回摆动。一排排的大铁桶(每桶装混凝土八吨,由四部自动搅拌机装送,每装一桶不及二分钟)以每小时装运四百吨混凝土的速度像蚂蚁一样忙碌着。尼赫鲁告诉周总理:1955年11月他到这里主持了水闸基础工程的开工典礼,从那天起,机器就昼夜不停地把混凝土运送到工地上。现在每天所用的水泥价值二十万卢比。整个工程共需混凝土一亿四千万立方英尺,足够修筑一条从加尔各答到纽约的公路。工程要用这样大量的水泥,就需要有自己的一整套制造水泥的设备和运送水泥的自动化机器。总工程师说,解决水泥供应是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自动化设备都是由印度工程师自己设计的。这里有六英里长的传送履带,日夜不停地把水泥、沙子和小石头送给混凝土自动搅拌机。搅拌混凝土要用大量的水,因此,这里还建造了一个每天供应六百万吨水的自来水公司。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走下工地观看了灌注混凝土基础的过程。各式各样的机器吼叫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身穿蓝色工服戴着钢盔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劳动。工地上是用报话机指挥工作的。
尼赫鲁总理接着又陪着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从横跨山谷的铁架上走过。从铁架上向下望,河床工地上的人只是一些活动的黑点。未来的水闸就这么高。它的上端长度一千七百英尺,下长三百二十英尺,顶上厚三十英尺,底下厚六百二十五英尺,状作梯形。总工程师告诉中国客人们:参加建设的工人有八千多人,其中有二百五十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外有二十五个美国顾问。
“我们在复杂的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总工程师说,“但是,也取得了高坝建筑的宝贵经验。”他指着堤坝两边的两个水道说,“我们花了三年工夫劈山,用五年的时间凿穿两条直径五十英尺各有半英里长的水道,这是为了让河水从这两条水道流出来,好露出河床来进行建设。”
客人们被引进一条隧道里,这是准备将来安装水力涡轮机发电的,对面峭壁下有同样的另一条隧道。将来就要在这里建成两座拥有十部水力涡轮机的水力发电站。
峭壁的走廊上,工人们正在开动着风钻在岩壁上凿洞。据说,这是因为水闸太大,在发现两旁的岩石不够坚固后采取的补救办法。这些洞将用空气压缩机向里面灌注水泥。
环绕着各处建设工程参观之后,尼赫鲁总理又邀周恩来总理登上工程最高处的山顶眺望未来的人工大湖——这个大湖所储的水可灌溉一千万英亩的土地。苏特里杰河像一条巨龙盘曲着横躺在群山的环抱中。远处村落点点,大约不下三四百个。过去,这大片地方都是比拉斯普尔王公的领地。独立后,王公的势力是削弱了。为了建造这座大坝和人工湖,这一带的居民将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的土地由政府按官价给以赔偿,王公也不例外。一个印度记者说:这叫做“巴克拉湖水淹没了封建势力”!
在参观了建设工程之后,当天下午,中印两位总理便在苏特里杰河畔的一座精巧雅静的小亭子里继续会谈。(1月1日寄自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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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
教育青年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
新华社5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在1956年12月28日发出关于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
通知中说,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极其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教育青年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鼓舞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忘我地劳动,是青年团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经常的、重要的任务。团中央宣传部要求各地团委宣传部门,特别是大、中城市团委宣传部门,在1957年上半年内选择一适当时机(如春节前后、“五四”前后等),向青年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各种活动。
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应着重宣传艰苦朴素、勤俭建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保持高度爱国热情和蓬勃的革命朝气。在进行这项教育的时候,应特别注意运用生动、具体和形象化的教育方法,通过革命斗争的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迹来教育青年;注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青年的思想,通过这项教育引导青年参加当前的实际斗争;注意结合本地人民过去斗争的情况,开展有本地特点的活动。在进行这项教育的同时,仍应切实关心青年生活,解决应当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决不能因为要求青年艰苦奋斗,而给不关心青年生活的官僚主义者以借口。
进行这个教育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可举办讲座和报告会,向青年讲解革命斗争和英雄、烈士的事迹,宣传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意义;推荐和组织青年阅读有关书籍,观看有关电影,推广有关歌曲和戏剧;参观各种革命史迹的遗址、博物馆和陈列室,访问革命烈士、志士的家属和参加过斗争的老战士等。农村团的组织,可组织青年阅读和讨论团报、团刊发表有关的文章和资料,参观当地的革命史迹,访问革命老战士并请他们讲革命斗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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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各族人民
庆祝自治区成立三周年
新华社昆明5日电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为庆祝自治区成立三周年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完成,在狂欢中度过了新年的头三天。
元旦清晨,在通往自治区首府水甫龙新街的各条大路上,穿着节日服装的各族人民,掌着红旗,敲着铓钹,从四面八方涌来。高寒山区的瑶族猎手们背着强弩明火枪来了;穿着系有银铃的百叶裙的苗族少女也来了。长期在原始森林中打猎,去年才定居下来的苦聪人也来了,勐喇坝的穿着黑裙的傣族姑娘和带着葫芦琴的小伙子们也来了。一万多人聚集在新街的广场上。
自治区成立三周年庆祝大会在鞭炮声中开始。自治区主席李呈祥(哈尼族)在会上报告了三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中共红河边疆工作委员会书记陆毅也讲了话,他着重指出,全区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各族人民将全力地全面发展生产,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庆祝大会结束,九个民族的民间艺人,在主席台上表演了优美的舞蹈和各族独特风格的管弦乐曲。最后,从台下人群里跳出十几头人扮的狮子来。狮子在鞭炮的硝烟里不住地翻滚,自治区主席李呈祥按各民族的风俗给他们挂了彩红。这天晚上还举行了电影和跳舞晚会。
第二天,在新街的广场上,举行了哈尼族、彝族人民传统的摔跤比赛;举行了明火枪独弹射击比赛。猎手们从明光净亮的牛角里取出火药和铅丸,装在自己制造的装饰得十分漂亮的枪筒里,然后点火发射。瑶族青年猎手王跌豆获得了第一名。
3日,已经进行了两天的篮球比赛还在继续进行。晚上,民间艺人们又为各族人民演出。
在这三天里,人们尽情地欢乐、舞蹈和歌唱,人们在经历着激动人心的日子,抒发不尽心里的喜悦。热情的哈尼族老年歌人李真率抱着四弦琴歌唱起来:
心里要说的话像树叶一样多;
嘴上要唱的歌像红河水一样长。
我要想说话,牙齿不关风;
要想唱歌声音不好听啦!
四弦琴啊!
你快来帮忙,
帮我唱出动人的歌,
帮我唱出心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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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喇嘛寺的拉么娃藏戏团(仙女剧团)是一个有二百年历史的古老剧团,专门演出民间传统的藏族戏剧和歌舞,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
右 跳弦子是藏族人民喜爱的民间舞蹈。
左下 为欢迎中央慰问团人员,拉么娃藏戏团演出了不容易见到的民间舞蹈——白狮子舞。
右下 伴奏的莽筒——一种用来配合舞蹈的民间乐器。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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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省吃俭用养亲人
程雁
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大连机床厂第二机械车间党支部书记董本福和他的爱人白玉良两人,冒着初冬的寒风,登上从大连开往夏家河子的火车,去看望他们的老人和弟弟妹妹。
天气开始冷起来了。一路上,两口子谈起小女儿的又破又小的棉衣,都说该给她做一套新的,正说着车已到站。当他们迈进家门的时候,小弟弟和两个妹妹都高兴地叫喊着哥哥、嫂子。老爹爹看儿子和媳妇回来了,也关心地问寒问暖。白玉良走到小叔和小姑们跟前,挨着个看了看他们的穿戴,看到三妹妹只穿两件单衣,二妹妹和弟弟的衣服也很破了,她禁不住一阵心酸。她想:婆婆去世了,弟弟妹妹们只靠公爹一个人照顾怎么行。她同情地对小叔和两个小姑说:
“你们穿的太单薄了,外面这么大的风,怎么能受得了?明天嫂子带你们去买棉衣”。
第二天,董本福和白玉良带着弟弟妹妹,来到村子里的供销合作社,给他们三个各买了一身新衣面和新衣里,还买了棉花和鞋。回家来他们委托了邻居帮忙缝制。弟弟妹妹们的棉衣是没问题了,可他们原来给女儿做新棉衣的打算却暂时不能实现了,因为这笔钱已经用到弟弟妹妹们的身上了。
三年前,董本福和白玉良在商量准备结婚的时候,董本福就曾对白玉良说:“我家人口多,底子穷,又没劳动力,生活可困难哪!”白玉良说:“我看你工作积极,思想进步才和你要好,也不是为了要享福啊”。不过白玉良也有自己的心事,她乘这个机会也说了出来。她说:“我家的老人年岁也都大了,又没儿子,将来要指望我养老哪!”原来两个人的心事一样,都怕对方不愿意扶养自己的亲人。最后董本福说:“咱们都有责任扶养父母,何况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怎能只顾自己不顾老人呢?”这句话可说到白玉良的心里去了,双方的顾虑都解除了。婚后三年来两个人都把双方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互相关怀着。每次发薪以后,他俩留出了党费、工会会费和日常必要的开支后,白玉良总是首先催促老董往家捎钱。可是董本福呢,因为自己以前的工资没有白玉良多,不肯经常往家中捎钱。为了这些,两个人常争执起来。董本福说:“你挣的钱,都叫我家花了,这月先不用往家捎钱啦。”白玉良却说:“是你的亲人就不是我的亲人吗?我不能看着他们挨饿受冻!”老董说:“你家也有老人哪。”白玉良又说:“我家比起你家,眼前的生活还算宽裕,可以少补贴一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还是老董被说服了。
董本福的母亲逝世的时候,为了给老人治病和埋葬,董本福夫妇欠了六百多元债。他们除了在老母亲治病时请求了四十元补助金以外,这六百多元全用每个月的工资陆续偿还了。他们既没有再请求补助,也没因此少给家里捎钱。相反的,他们觉得母亲不在了,父亲年老力衰,劳动收入很少,弟弟妹妹年纪又小,都在读书,更该多多关心,所以每月尽量节省更多的钱捎回家去。同时,董本福夫妇的生活却更俭朴了。
(原载旅大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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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员的心
薛雅
“说什么,我也不在社里了。”五星农业社的老社员吴潮河说完了这句话,往椅子上一躺,心里憋的那股气,都快出不来了。
山东冠县三里庄的秋收分配方案公布以后,党支部为了了解群众对分配和农业社的意见,组织社干部、党员分别访问了一些社员。五星农业社的社员吴潮河,就是被访问的一个。干部、党员同吴潮河住在一个庄里,平时也知道一些哪家有什么困难,哪个社员有什么意见;可是,对这个老社员却不摸底。这个老社员1953年入社,从来劳动好,人品好,对于别人很少有过什么意见。他知道社办好了,自己的好日子就不远了。虽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硬不要社来“五保”他,自己一个劲儿劳动,1955年一年就挣了二百多元的劳动工分,都记在工分账上了。可是,他怎么倒闹起退社来了!
吴潮河又说话了:
“我人离社心不离社,只要让我退社,我什么也不带走,什么股份基金啦,啥都留在社里。”这更奇了,哪有退社像这样退法的呢!农业社的社长朱子怀看他还是说话气不顺,就安慰他说:
“退社是可以的。你倒说说打哪儿来的这股子闷气?”
“没有啥闷气,共产党指引的路好,可是引路人在那里胡摆弄。”
“你越说我越胡涂了,你究竟有啥问题呀?”
“今年春季缺口粮,向社里借款,干部说,社里有困难,支不出钱。我一想也对,社大困难多,买农具,修水利,哪样不要用钱,个人的困难好熬过,就克服点吧!先把咱的盐罐、厨柜卖了,又把风箱卖了,好容易凑了几十元,买了一些粮食。又一想,光吃不中用,得劳动增产粮食才行哪!”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伸手擦眼睛,又接着说:
“遇到这样的干部,有苦处只好往肚里咽。我不是伸手向他们要吃的,我要劳动。你想干部怎样对我说呢?他们不叫我劳动,劳动了也不给记工分。我不听他们的话,共产党啥时候也没叫人不劳动!不给我派活,我就自己拾粪去。要是他们能叫我顺溜地拾粪倒也吧,谁知道他们又风言风语说我是二流子,找轻巧活儿干。你看,他们不是引咱的路,是把咱的路子都堵死了。
“没有办法,我就跑到城里去找活儿干。谁知走到城边边上,就倒在沟里了。过路的人把我扶起来,要送我进医院,说我发了病。我心里明白,是饿晕了,哪里是什么病!我只好说是老病,过一会儿就好。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告诉旁人‘我饿晕了’吗?不能,我们的社是老社,是五星社,说什么也不能让人说咱五星社的老社员饿晕啦!可你想我们的干部怎么样呢?队长、支部书记把大家辛苦得来的钱拿去,自己胡花了。社是大家的社,能看着败家子不说话吗?我不依!说了话。这可把干部惹恼了。就这样,他们不让我使社里的钱买口粮,不让我干活,还说我是二流子!为了社,再苦的日子也能过下去,这样的日子叫人怎样过呢!我只好这样办,先退社,等他们不当家了,我再入社。我是老社员,不管啥时候好坏也是个社员。”
在我访问中共聊城地方委员会副书记籍献西同志的时候,他把最近下去调查到的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我。他说,三里庄支部在访问社员的过程中,一共发现了二十七户这样的社员,都说出了心里的话。支部很快地作了处理,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籍献西同志仍然把这二十七户社员的意见,都详细地记录在他的记事本中。他到那里,就叫人在干部会上详细念这二十七户社员的意见,而后才讨论应当怎么办。籍献西同志合上了记事本,深思地说:不摸清群众思想状况,不了解社员的心,什么领导都是空话。
我所以记录了籍献西同志所说的这件事,只是想把它作为一面镜子,让人们来照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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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清理积存的废旧物品
编辑同志:
我见到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都积存有很多废物和旧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多年以来日积月累长期积存下来,而且越积越多。因为是废旧物品,就很少有人关心保管和处理。实际这些废旧物品中,有很多是能够使用的。有些贵重旧品在市场买不到,而在一些单位的烂铁堆里就可以找到。
有些物品虽然不再适合机关使用,而对一般居民来说则是求之不得的。有些虽然是破烂物品,但对某些以废品为原料的手工业者来说,也是宝贵的。
因此,我建议全国各机关单位将所有废旧物品进行清理出售,这样做可以弥补物资的不足,满足群众的部分需要,又能给国家增加收入,同时还彻底清除了杂物,对环境卫生也有好处。对于过于破烂不堪使用的废物,铁质的可送冶炼厂溶化,木质的可劈做木柴,再不要积压了。   郑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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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权力
——记新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吴明
浙江省新登县于1956年10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县人民委员会二年来各项工作的经验,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和干部的工作作风,并且讨论制定了1957年和冬季各项主要工作任务,选举了县长、副县长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贯串着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代表民主权利的精神,在选举和讨论决定重大问题上,切实发挥了权力机关的作用。
会议的主要收获之一是批判了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从代表们列举的许多事例来看,这个县有些干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是很严重的,如盲目改变耕作方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高平乡代表提出,推广连作稻不考虑各地具体条件,致使该乡三千多亩稻田很少收成;沈凤英代表提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川同志去年春天一定要我社在麦田中种双季稻,结果颗粒未收,还损失了一千多斤稻种。
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提高了代表和干部的法制观念,进一步树立了民主作风。代表们对不按期召开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乡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出了批评,对乡的党、政、社干部职责不清,乡政权未能发挥作用等,也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今后必须加以纠正。在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代表的教育很大,他们反映:“这次会上才真正学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后工作中必须和这次会议一样运用这一武器。”此外许多代表从反复讨论候选人和选举当中,体会到我们国家的民主实质。
这次会议所以能开得好,首先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早在会前十几天就发出了开会和准备提案的通知。代表们反映:这回开会不但能事先妥善安排自己的工作,并且有充分的时间广泛征求群众对大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大会的主要报告,都事先印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把政府工作报告,事先发给各部门、各乡人民委员会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征求意见,又三次在县人民委员会和两次在行政会议上进行了修改补充。因而代表们对报告的内容感到满意。
这次会议中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检查了上届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基本做到了畅所欲言。最初有的代表对进行批评有顾虑,领导同志就多方启发,解除代表的顾虑。例如陈家福代表带来了很多小学教师的意见,准备在会上提出,但犹豫不决,后来看到大会领导很民主,就毫无顾虑地提出来了。大会对于代表提出的正确的建议和批评,都立即接受,并据以改进工作。如代表们批评政府工作有盲目性,不符合下情以后,会议在讨论制订今后任务时,就强调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挥各地主动性的精神,因而确定的任务比较切合实际,代表也感到自己的权力真正受到了尊重。充分发扬民主,还表现在选举县长、副县长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上。联合名单提出以后,代表对每个候选人都作了认真的审查,对个别不适当的候选人,进行了必要的更换,经过讨论,提出了更适当的候选人。代表们对某些候选人的工作缺点也提出了批评。
会议开得好坏,同主席团的领导有很大关系。这次会议的主席团充分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主席团统一研究后作出决定,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在酝酿候选人时,有些代表提名马万虎为副县长,有些代表却同意他为委员,两方面人数相仿,相持不下。主席团经过反复研究,及时提出马万虎同志应提为委员的理由后,便顺利地为代表所通过。小组讨论时,主席团成员分别参加各个小组的会议,深入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这次会议还有领导有目的地组织了大会发言。在会上发言的有十八名代表,内容包括各个方面,有批评,有建议,也有先进生产经验的介绍。通过大会发言,各个阶层的代表相互介绍了工作和生产情况,加强了团结和工作上的配合。最初农村代表对米厂工人不能大量加工饲料有不少意见,认为米厂工人支援农业生产不够积极。米厂工人代表在大会上报告了生产情况,说明该厂设备简陋,全部满足农民对饲料的需要确有困难,同时也代表全厂职工提出保证,在1957年将比1956年多生产饲料50%,来支援农民养猪三万头的需要,这就消除了农民代表的误解,加强了工人和农民的团结,巩固了工农联盟。
为了协助代表把大会决议贯彻到群众中去,这次会议还吸收了不是县代表的乡长列席会议,并且在大会结束后又给各乡乡长做了具体布置,要求各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乡人民委员会时贯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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