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我看“上甘岭”
丁里
“上甘岭”是部很好的、很动人的影片。
它没有采取什么惊险样式，也没有虚构什么离奇的情节，更没有加进什么恋爱的“水分”——看起来要加上去也并不困难。总之，它没有采取这些“流行的装扮”来取悦观众，而以“上甘岭”战争生活的真实展示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影片通过张忠发的连队反映了“上甘岭”战役的整个过程——从阵地的反复争夺，到转入艰巨的坑道斗争，到最后的战役的反攻胜利。由于它是着重从连队、从战士们方面来反映这个战役的，因此也给了我们以更生动、更具体的感受，也就是更深刻的感受。
影片使我们亲眼看到了那些创造了胜利奇迹的普通的战士和初级指挥人员的形像。他们在异常残酷、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战斗着，生活着；他们自觉地、切切实实地在执行着应负的任务，丝毫没有那些“戏剧性”的浮夸和骄傲；他们是那样的淳朴、善良、勇敢、乐观；他们看起来是那样的平凡，而实质上又是多么的不平凡啊！
“上甘岭”是块不大的地方。战斗就发生在那块东西五百公尺，南北三百公尺的阵地上。敌人调集了全线优势的兵力达六万五千人。最紧张时，敌人在大炮、坦克的配合下，曾出动十八个营向我两个连的山头阵地进行了集团的、轮番的冲击。在那狭小的阵地上，平均每天落下炮弹十五万发（最多的一天落过三十万发）！在战役结束后，双方的炮火把山岭削去了好几公尺。从以上几个数字就可以想像到战斗的紧张、残酷和激烈了！
从影片“上甘岭”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战役的严重的情况：敌人想用大量的钢铁和人海战术来淹没我们的阵地。阵地被轰平了，战士们在壕沟里打；壕沟被打平了，战士们就爬在地上打；当敌人漫山遍野地攻上来的时候——敌人正在广播中叫嚣着占领了阵地的时候，我们的无畏的战士们，却握紧了手雷，带上了爆破筒，猛不可当地冲进敌群！在我们的英雄部队的狙击之下，敌人除了更大的伤亡和士气的沮丧而外，便一无所得了。
在敌人陆续增援，而八连连长张忠发奉命转入坑道坚持战斗的时候，战士们经历了极端严重的困难。敌人就在他们坑道的顶上，地堡修到了坑道口的上边，敌人的火力严密地封锁着一切坑道，切断了坑道与外边的联系，战士们就在这样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在这里，作者、导演及演员的合作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英雄人物的无产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他们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我们的英雄们的感人的形象巍然地树立起来了！
你有过什么最大的困难么？你有过什么样的困难能与“上甘岭”坚持坑道斗争的战士们比一比的么？你恐怕很难想像到：得不到阳光的照射，得不到足够的清新的空气和得不到水的滋味吧？这些自然存在的东西不是从来没有缺少过么？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么？可是在坑道里，这些生存所必需的自然存在的东西却缺少到使人难以生存的地步了。要想得到它，就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战士们所处的环境，战士们就是在那样万分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生活、坚持战斗的啊！
在那样生死一发的时刻里，每个人都感到了生命的重要。去抢水（要从敌人封锁下把水抢回来）的同志们一个个地牺牲在路上和水洼旁了，水只有水壶里的那一点点了。水就是生命，水比生命还重要！就在这样的时候，每个战士拿着轮到自己手中的水壶，仍然忍着难忍的干渴，一滴也不肯沾唇地把水壶传给了另一个战士……。
师长托炊事员给张忠发带来了两个苹果。张忠发当然不会自己要了，那么这两个苹果该怎么处理呢？张忠发征求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要给重伤员。双目失明的七连指导员和别的重伤员们拿到了苹果，他们那样喜悦地传递着，闻着那两个苹果的香味；但结果还是提出意见说苹果应当送给连长。张忠发再拿到苹果的时候连话也说不上来了，他最后的决定是：“把它切开，每人一片！”你想想看，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你能不为他们的行动而深深地感动么？这不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么？在一滴水、一个苹果可以决定一个生命的存在和死亡的时候，就更显出了这爱的伟大！这里边不是蕴藏着一个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同志们活下来的崇高的思想么？这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英雄，真正伟大的生命！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在我们志愿军休养所里的美国俘虏兵们。在我们的看护人员注意不到的时候，轻伤员就乘机骗取和打劫重伤员的财物，甚至互相殴打。当然那些无耻之徒是不能与我们的战士们相提并论的。虽然他们还叫做人，但实质上他们不过是为美帝国主义所训练出来的强盗和恶棍而已。
战争，不仅是钢铁和技术的比赛，也是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比赛！这一点是永远也不会为帝国主义者所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我们早应该理所当然地举起手来的时候，结果遭受失败的不是我们，而恰恰是他们自己的那个道理了！
我们战士们的伟大，就在于任何时候都把整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一切放到第二位。他们有必胜的信念，也从不悲观失望。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毫不吝惜地付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所不可战胜的最根本的原因。这是敌人永远也做不到的！
影片中张忠发是写得好也演得好的一个初级指挥员的成功的形象。导演和演员没有对这个人物作简单化的处理，或者仅从形体动作上给他一个什么手势、步伐一类的外部特征，而是创造了一个活的人——真实的、丰富的、活的人。他是指挥员，但他并没有处处表露出他如何不同于战士。他是那样真实地生活着！在紧要关头，在激烈的战斗中，在战士们思想混乱，或在情况剧烈变化而遭受到困难时，他才以指挥员的身份下达命令，或作出果敢的决定。此外，他就像一个普通的战士一样地生活在战士们的中间，同战士们亲如兄弟地打成一片。
作者、导演和演员很鲜明地创造了这个优秀的初级指挥员的典型形象，从他身上也鲜明地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在危急的情况下，他不仅英勇地指挥部队作战，同时他自己也就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用重机枪割草似地把敌人一片片地打倒在阵地前，这英勇的行动就是对战士们最有力的鼓动。一些从战士出身的指挥员大多是身经百战而又不畏艰险的好汉。在他们的面前你感不到有什么困难；有，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它。他自己由于不明白为什么撤进坑道而激动非常，但在他同战士炸毁了地堡回到坑道来的时候，又爆发了孩子似的欢乐，这一切使得这个人物活了起来。像张忠发这样的连长在部队中是很多的，他们受到战士们的衷心的爱戴，而他们本身也就是战士们学习的榜样！
在影片中我们还看到了七连指导员这个顽强的政治干部，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守住了阵地。当八连增援上来的时候，他被炮弹炸得双目失明了。他完全有理由离开阵地，到第二线，或者到后方去休养。但他没有那么做，他仍然把坚守阵地看成自己的职责，他坚持留了下来；他虽然看不见了，但他依靠自己的记忆向八连连长介绍了我军阵地和敌人的情况；他要守住阵地，他要为牺牲的战友复仇；当连队执行上级命令转入坑道的时候，他狠狠地批评了张忠发；在坚持坑道斗争中他积极的恢复了党的支部；当他自己卧病不起，并且已几度昏迷的时候，他还对卫生员王兰进行思想教育，直到他停止呼吸的时候为止；他争取一切时机为坚守阵地而付出他能够付出的力量。
其他像一排长的幽默；女卫生员王兰在毒气迷漫中把自己防毒用的手巾解下来，捂在正在射击的张忠发的口上；在几个爆破组相继牺牲之后，通讯员小杨舍身炸掉了敌人最后的地堡；机枪手毛四海负伤多处而坚持完成掩护的任务……等等，都是发扬了舍己为人、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才建立了坚强的、突不破的防线！
影片中还洋溢着强烈的乐观主义的精神，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战士们也丝毫没有失去必胜的信念。
他们用火热的感情，歌唱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怀念着伟大祖国的锦绣山河和宏伟的建设事业。他们一想到祖国就遏止不住那奔放的热情，就感到无比的骄傲，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影片中插入王兰和战士们的歌唱，确实是抒发了志愿军热爱祖国的崇高的感情。
通讯员小杨和卫生员王兰在坑道里谈到张忠发的一段对话，生动地刻划了这两个青年团员的纯朴而真挚的思想感情。他们热烈地谈着自己连长的光荣历史，连长就是他们所效法的英雄的榜样，他们更向往的是连长曾到北京见了毛主席；但他们作为教训接受下来的是不能像连长那样在见了毛主席的时候，竟然心慌得忘了敬礼。他们觉得要能这么做人才真有意思！这难道是青年人的天真的幻想么？绝不是的，他们是决心走他们连长的道路：英勇战斗，立功，见毛主席——这也就反映了广大战士们的共同的理想和他们所追求的无上的光荣！
就这样，“上甘岭”战役经过了四十三天的异常残酷的激战，终于以美李侵略集团的惨重失败而告结束了。
如果说还要以最简要的语言来总结一下如何取得了这个战役的胜利的话，正如战士们所说的：“我们是用三大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战胜了美帝国主义！”这是再确切也没有了。这部影片也是很确切地以生动的艺术的形象反映了这伟大战役的胜利！
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影片。“上甘岭”的英雄们的事迹，对广大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将会发生重大的影响。英雄们在激烈战斗、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所能做到的，难道我们在和平建设的岗位上做不到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如果我们都能效法英雄们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就能切切实实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如果我们都能有英雄们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就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如果我们都能有英雄们集体主义的精神和舍己为人的豪侠气概，就能团结同志带领群众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奋斗不懈。那么，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飞速的前进，而我们也就不会在面对那些用热血和生命来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英雄们的时候感到惭愧了。
“上甘岭”是部好影片，如果不是单纯以技术的观点来对待的话，就会感到从影片中发出的那种灼热的力量。这力量在鼓励着你，使你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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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师生迎春节
中国人民大学留校的四千多同学，进行各种有意义的活动，迎接春节。
春节前夕，北京市的自由市场显得特别活跃。中国人民大学有关经济专业的学生三十多人组成了一个自由市场调查组，从1月27日开始到西单、宣武两区的自由市场进行调查。这个调查的目的主要是配合学生科学研究，加强对实际知识的了解，扩大知识领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兴趣。在这次调查中，有教师参加作指导工作。
昨天晚上，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盛大的联欢舞会，并布置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观园”晚会。在这里，学生们可以尽情地进行丰富多采的游艺活动。他们还举行了冰上晚会，安排了许多有趣的节目。
春节这天，一部分同学将和东四区烈、军属联欢。2月1日，将有二百多同学去京郊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访问。这个蔬菜生产合作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4年，贸易、财经两系的学生就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今年，学生除了进行访问外，还要帮助他们重新整理这个图书馆。
（惠 萱）
同苏联学生联欢
北京俄语学院的春节前夕，北京篮球代表队和“八一”篮球队分别来到这里，和同学们举行了精采的表演。
1月27日，苏联自费旅行学生到来了。同学们同苏联同学举行了联欢会。各班同学分别和苏联自费旅行学生举行座谈，互相介绍了学校的学习生活，交换了礼物。同学们还热烈祝贺苏联学生在中国度过愉快的春节。
在春节期间，将有中国评剧院名演员新凤霞、京剧名演员谭富英、中央歌舞团、陕西歌舞团和中央广播剧团分别给同学们演出戏剧、舞蹈、音乐、诗歌朗诵等等优秀的节目。
30日晚上，全校师生员工举行联欢晚会，内容有舞会、电影、茶座。同时，北京俄语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冰球爱好者还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节日的早晨，同学们将分别向老师拜年。
2月5日，北京俄语学院将组织九十多个同学到北京郊区农村进行访问，了解祖国的农村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变化，学习农民艰苦朴素的作风。 （利 钊）
音乐晚会
古老的北京大学里，充满了一片节日气氛。四千多留校同学，满怀着愉快的心情，迎接1957年的春节。
1月30日晚，北京大学邀请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乐队来校举行音乐晚会，有丝竹合奏、男女高音独唱、女声二重唱、笛子独奏、管弦乐合奏等精采节目。春节上午，他们将同解放军某部作球类联欢比赛，包括冰球、男子排球、女子篮球，另外，还举行滑冰比赛。在比赛后，将组织同学与解放军座谈。2月1日晚，他们将邀请中央民族歌舞团来校演出，节目有苗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舞蹈，并有富有民族色彩的民歌演唱。
学校为了使外国留学生们在我国度过欢乐的春节，并使他们能对中国的民族风俗习惯有所了解，将组织他们去厂甸参观春节的市容。
（张 蕙）
帮助炊事员劳动
北京师范大学留校的学生们，将在春节期间举行联欢、访问和参加义务劳动等活动。
为了加强师生间的团结，感谢老师们的辛勤教学，有些学生将在春节的上午去教授家里贺节，除了欢叙家常外，还将交流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经验。
为了减轻厨房炊事员的劳动，培养劳动观念，春节期间，学校学生轮流帮助炊事员们做饭。从1月30日开始，每天有六十人参加劳动，受到炊事员们的欢迎。
（福 惠）
向农民贺节
清华大学留校师生共同欢庆春节。学校工会和学生会组织了许多活动，举办了“俱乐部”，并放映了电影。
春节期间，同学们将到学校附近的农村去向农民们贺节，并进行访问和座谈，了解农业合作化的成就，学习农民艰苦朴素的精神。
春节这天，学校将欢宴苏联专家并举行舞会。许多学系的系主任和教授还分别邀请苏联专家和留学生参加家宴或茶话会。有的教授并将请苏联专家吃中国风味的菜肴。 （诣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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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发现“巨猿”的下颚骨
这种巨大的灵长类可能是人类的一种
本报讯 据广西日报记者张谷报道：广西省柳城县长朝乡新社中村农民覃秀怀，在这个村附近的楞寨山硝岩洞中，发现了“巨猿”的下颚骨。这个发现将有可能解决“巨猿”究竟是“猿”还是“人”的问题，在科学上有重大价值。
去年5月至9月间，覃秀怀由于积肥，在楞寨山硝岩洞中，发现了岩泥中有许多兽骨化石。他知道这是中药药材中的“龙骨”，便选出了一百多斤送到柳江县洛满供销社去售卖。当时供销社已经根据去年4月上旬国务院所发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停止了收购。在覃秀怀售卖“龙骨”时，洛满人民银行营业所主任韦耀社正在那里。韦耀社见“龙骨”里有一个有牙的下颚骨，以为可能有研究价值，便动员覃秀怀捐献给政府。覃秀怀同意了，便由韦耀社将这个标本送到柳州市文化局转送到南宁广西省博物馆。这块被发现的下颚骨化石，最近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派来广西调查研究山洞里动物化石的广西工作队负责人裴文中教授鉴定，就是“巨猿”或者叫“巨人”的下颚。这个下颚骨化石，左边保存了由侧门齿到第二臼齿的六个牙，右边保存了由犬齿到第二臼齿的五个牙。
“巨猿”是在1935年时荷兰古生物学家孔尼华发现的。他从中国药店的“龙骨”中买到三枚巨大牙齿，认为它们是属于一种古代很接近于人的一种猿的牙齿，因而把这种巨大动物定名为“巨猿”。后来美国的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根据孔尼华的材料，重加研究，则认为这种巨大动物的牙齿，应当属于一种猿人的牙齿，于是他将“巨猿”改名为“巨人”。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药店的“龙骨”里的这种巨大的牙齿，究竟是人的还是猿的，就成了世界科学上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去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考察队在广西和广州的药材收购站的“龙骨”中，曾发现了四十七枚这种牙齿，又在大新县榄墟区那隆乡的黑洞中，发现了三枚牙齿。这样就解决了这种动物化石的原生地质及其年代的问题。据此，它是地质年代上的更新纪中期（距今约有四十至六十万年）的一种动物，这已不成问题了。但是，当时由于据以研究的牙齿都是单独零星的，牙齿如何排列还无法知道。因此，尚不能确定这种动物究竟是人还是猿。现在覃秀怀在柳城发现的下颚骨，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从下颚骨上完好的牙齿是排列成向外的弧形而不是排列成一条直线，以及它的犬齿不是高出其他牙面的锥形的样子看来，这种巨大的动物，很可能是属于“人”的范畴，而不是属于“猿”的范畴。这样，“巨猿”究竟是人还是猿的问题，也将可望获得解决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考察队因为这个标本重要，已改变了预定的工作计划，由队长裴文中教授率领全队二十个工作人员，于1月16日赶赴柳州市，转赴柳城，准备在长朝乡楞寨山的硝岩洞中，再事发掘，以期得到更多有关“巨猿”的材料。
广西省文化局鉴于农民覃秀怀发现并捐献了重要的科学标本，拟对覃秀怀予以实物的奖励。洛满人民银行的韦耀社同志，爱护文物，并为保存这件珍贵标本奔走多次，省文化局也拟奖以“爱护文物”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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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奖励优秀医务工作者
据新华社29日讯 北京市公共卫生局28日举行了1956年年终发奖大会，会上有医疗、卫生防疫和保健机构等六十五个单位和一千二百二十二名优秀医务人员受到了奖励。
去年一年中，北京市的医务卫生工作者们在贯彻预防为主、为生产服务的精神，贯彻中医政策，实行分级分工医疗制度，提高医疗质量等方面，创造了许多优秀事迹和先进经验。
受到单位奖的阜成门联合诊所对地段内的急性传染病人普遍进行家庭访视，并积极出诊治疗。去年一年里，这个地段发现的麻疹、痢疾病人都没有死亡。北京市东四产院的无痛分娩法的推行率在90％左右，成功率达93％强。这个产院还在东郊区工厂工人休息日专设门诊日，便利工人就诊。郊区四王府妇幼保健站帮助农村接生员提高了接生技术，在她们负责的两个乡内，三年来没有发生过因初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而死亡的事例。受奖的八个医院在实行分级分工医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北京市第六、第七医院等都组织了工厂和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各种学习，并帮助他们解决疑难问题。
获得特等奖的北京市口腔医院医务主任黄永仁，研究用国产褐藻酸钠作镶牙采型用的弹性变色印模材料，经过临床应用，获得成功。这种印模材料印模精确，操作简便。中医赵炳南对治疗皮肤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刻苦钻研祖国医学，提高了医疗效率。北京市平安医院药剂师吴贵志积极研究中药，改进了中药六神丸的剂型，节约贵重药材，降低了成本。在护理工作上作出成绩的护士也有不少受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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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抢救龙泉流散文物
陈秋
浙江龙泉三座古塔被毁，塔内所藏大量古经被焚，这个事件经报纸披露后，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愤慨和注意。目前，中共龙泉县委已经作了检查和检讨，并且对劫余文物作了初步的收集工作。
最近，中国佛教协会收到了龙泉县佛教徒德寿等六人寄来崇因寺焚余残经两件：一为写经长卷残段，长二百二十四公分，高三十三点八五公分；另为刻经残卷一段，长三十六公分，高二十九点五公分，惜均已被毁，以致残阙。据专家研究，写经残卷至迟是北宋时代的写本，刻经为五代至北宋期间刻印，这种长卷刻经是现在传世古经中极少见的。塔中原来保存古经卷有数百件之多，因此，这是继敦煌藏经发现后的第二次大发现，但可惜大部分已被焚毁掉。
德寿等人看到了报载拆毁古塔的报道，认识到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便把拾得的这两件残卷寄到北京，并表示还愿继续搜寻，这是值得表扬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效法他们这种抢救文物公诸国家的精神，积极搜寻焚余经卷和其他流散文物，并将它们献出来，以使它们发挥历史文化资料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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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
钱伟长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是教学工作的中心问题。教学改革以前，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是漫无目标的通才教学。在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以后，我们学到了环绕一个明确目标进行有计划的教学工作的一整套的制度和方法。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按照苏联教学计划的规定翻译过来的某某工程师。我们的教学要求也就大体上根据各个教师对于工程师三个字的各自了解来决定。教学质量在某些方面看是提高了，但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独立工作能力较差，专业分得过细过专，以致在分配就业时发生了困难。这都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值得我们研究改进。有经验的工程师雷天觉副院长对于目前高等学校毕业生有过这样的估价：他们“初到工厂，因为学过一些专业知识，马上可以担任某些工作，这是他们的好处。但是由于他们的基础理论打得不够深广，在工作中很快就暴露出缺点，无论在解决技术问题上或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上，都有难于克服的困难”。今天的教学工作中有一个明确目标是好的，但是目标定得过高过死是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等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过分地强调了学生出门就要做某某工程师的要求，专业课就显得庞大复杂，把一切纯经验性的专业生产知识不加选择地搬进了课堂。另一方面，忽视了基础理论课和基础技术课必需有足够的课外时间让学生进行独立自学的原则，把这些课都挤在低年级里，每周上课达三十五六小时，那么在每周五十四小时的学习时限下，还剩多少时间给学生独立工作呢？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而是学生在学校内根本缺乏独立工作的机会和时间。同时，由于过分地强调了专业课，以致基础技术课这样重要的环节，不论在师资上在教学工作上都是过分地削弱了。就是在专业课里，不少有经验的教授在开设次要的专门化课程上多花了力量，而常常把主要的专业课让给经验较少的青年教师开。
国家是不是要求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出门就当工程师呢？显然并不是这样的。虽然在过去高等工业学校一再强调要培养工程师。但是，毕业生在实际上进入生产岗位时的级称是见习技术员。这就是说，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还需要一定的实际工作的经验才能执行工程师的职务和给予几等几级工程师的级称。要求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出门就当工程师，就好像要求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出门就当科学院的研究员或大学里的讲师一样，是不现实的、过高的。当然，在国家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有大学初毕业的个别助教在课堂上讲课，有初毕业的个别技术员做了工程师的工作。这也是可以的。
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虽然具备了工程师的基础知识，在校期间并受到了关于工程师的基本训练，但是，毕业后，还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生产锻炼，才能胜任工程师的工作。这是明显的了。可是，还有人觉得，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既然具备了工程师的基础知识，给予工程师的称号又有何妨呢？也有人武断地说，我们就叫这样的人为工程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假如你一定要这样叫，也是未尝不可以的，只是同我们的社会习惯和常识了解，总是有着距离的。
那末，为什么苏联的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是“工程师”呢？这是在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这同德国的习惯也是一致的。日本模仿了德国的教学制度，把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这个称号就翻译成“工学士”，其实它只是代表受有一定的工程基本训练的“工程人员”，它只是代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的意义。这个“工程师”的称号，和我国习惯上沿用的“工程师级称”的要求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的。假如我们把苏联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工程师”的要求，和我国习用的“工程师级称”的要求混为一谈，就必然会造成对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的过高要求。
把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具体地规定为“某某工程师”的另一后果，必然是过细过专的专业设置。因为工程师的具体工作，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总是愈分愈细的。假如我们追求着一出门就当工程师的目标，则必然在学校内也要求设置又细又专的专业。我们姑且不谈为了追求过细过专的训练而忽视了必要的基础训练所招来的恶劣的后果，就是勉强保证了起码的基础训练，过细过专的专门训练是不是能够和国家的需要对上口径呢？从这几年来分配工作的经验看来，显然是很难对上口径的。口径愈细，愈不易对上，毕业生愈易感觉他“改行”。表面上好像由于分了过细的专业而使培养目标“明确”了，好像保证了毕业生一出门就能做这样那样的工程师，实际上毕业生因为专业分得过细对不上口径，大量“改行”，还得从头学起，再加上基础不够，事倍功半。我们并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分得较细，订定目标，来按计划培养的。但是，这只有在工业发展比较定型的情况下，按不变的比例发展着，技术上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时才是可能的。像1930年间一些较成熟的专业就有过这样的稳定情况。但是，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是这样的，国家工业发展的比例起着急剧的变化。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技术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仅每月都有新的技术部门在形成，就是一些比较成熟的部门，也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撞击而起着根本性的变革，工程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取得科学基础的支持。分工过细，对学生进行过分刻板的培养，就很难适应这样的要求。苏联高等工业教育中专业设置的历史经验，也正证明了这一点。在1932年左右，苏联曾设置了多至九百个专业，现在只有一百多个，并且还在考虑扩大专业范围，合并一些专业。苏联的工业比我们大十几倍，对上口径的机会就多十几倍，他们尚且如此，我们的专业更需要合并。比如我国目前在机械方面的专业，就分了四十多个，很多专业还分着专门化，实在值得想一想这样究竟是不是必要。
总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培养目标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放弃使学生一毕业就当工程师的要求，而把高等工业学校的训练看作是工程师的基础训练，这就给我们为祖国培养更高质量的工业建设人才提供了可能性。
具体说来，我们应该加强基础训练，放弃一些过多的同时可以不必在学校内学习的零碎的纯经验性的专业知识。首先我们应该给予基础理论课足够充分的课外自学时间，使学生通过足够的独立工作，能够巩固基础理论知识并且做到运用熟练。这里不一定还需要增加这类课程的课堂教学时间，但有必要拉长它们的学习期限，求得分散开来，腾出足够的课外时间。其次，要加强基础技术课的训练，尤其要注意这些训练的熟练性。有些课程（像机械专业的电工学）的课堂教学时间，应该恢复到必要的数量。所有基础课程的实验训练也应该大大地加强。在专业课里，应该提高主要专业课的讲课质量，保证必要的典型性的和有广泛经济意义的生产实际知识。其他非主要的，枝节性的专业课程和一般专门化课程，应该大量精简，或是取消，或是改为选修，或把非讲不可的主要内容并入主要专业课中讲授。有些必要的资料性质的教材，可以印发给学生，作为设计训练中的参考。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在原则上应该保持，但是，应该还有不少可以合并和减少的，有一些过于形式化的设计工作，也可以大大改进，甚或取消。
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的质量，并不仅仅是用教给学生的知识数量的总和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在已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去获得更多的知识，组织这些知识为某一个特定的生产服务。因此，过多地、过分繁琐地进行教学，灌输给学生以百科全书那样多的知识，并不能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
今天高等工业学校的教学问题是质与量的矛盾。我们只有精简课程数量、加强基础训练、加强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我们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成果，更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反对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就，停止不前。我们要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
肯定地说，工程师是我们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的方向，但是不能作为五年培养的目标。
附记：光明日报发表我的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的谈话，引起了各方面的讨论。但是这个谈话稿付印前并未经过本人过目，有些地方如基础即数理化等词句，过分简单化了些，因此也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现在愿就这个问题再作一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