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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土壤学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席承藩
当火车急驰在华北大平原上的时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平坦广阔的田野。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在短短的几年后，将出现纵横交错的灌溉和排水渠道。无数的拖拉机将代替木犁。因为这样广阔的土地，是天然的机耕地带。华北平原将成为祖国的棉粮宝库。同样，在黄河流域大小不同的河谷平原和盆地，像富饶的汾河盆地、“八百里秦川”的泾渭河谷、黄河“独富一套”的河套，都是黄河及其支流所贯串着的富饶的农业区。两三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相继地战胜了自然，开拓了这些土地，成为中华民族发祥的摇篮。在这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历代劳动的遗迹。远在沙漠边缘的银川平原上，有秦渠、汉渠、唐徕渠的修建，把黄河水应用于灌溉，改变了自然条件，得到了收成。这些都是我们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成果。现在，这些富饶的土地，都将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通过科学和劳动，我们将更进一步地改造自然，发展农业，支援工业建设所需的粮食和原料，担负起供应新兴工业城市所需的农畜产品。
但社会主义农业的特点，应该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土壤肥力，作到高额而稳定的丰收。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深入地研究土壤及自然条件，科学地总结已有的经验，进一步为改造自然，释放土壤肥力而努力。我们应找出限制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并加以抑制或消除。例如华北平原，在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上，是有很大自然条件的限制因素的，至今土壤肥力没有充分释放，产量还很低。这样好的农业地区，还有待外地供给粮食，是很不合理的。这种生产上的限制因素，有人曾分析说主导的关键问题是土壤中有机质缺乏。诚然，华北平原的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均较低，只有0.5％到1％。这是急待克服的问题。但假使我们把华北平原的土壤有机质问题解决了，是否就能够作到高额而稳定的收成呢？事实告诉我们，还不可能。因为华北春季干旱缺水，有时连播种也感困难，急待发展灌溉；到夏季，又多内涝积水，影响农业生产。内涝更可使地下水位提高，形成不同盐化的土壤。土壤中盐分累积后，影响纳苗和作物正常生长。在滨海一带，几乎全为盐土，更限制了作物种植面积。这种盐土荒地和光板地的增多，直接限制了农业生产。这种旱涝不均，春旱夏涝，土壤中含有盐分，才是华北地区限制农业生产的主导因素。在西北的干草原和漠境草原，雨量比华北更少，像河套、银川一带，没有灌溉就根本不成为农业地区。像这样一些地区，要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丰收，都有赖于发展灌溉。至于土壤含盐，则有待于冲洗排水。在当前的黄河流域规划中，充分利用水利与土地资源，发展灌溉，就成为重要项目之一。
但黄河流域发展灌溉时，如对土壤及地下水性质掌握不够充分，很可能因地下水位上升，矿化地下水经蒸发蒸腾而引起土壤盐化。原意想把农业生产提高，反而招致减产。这一方面，过去的教训是很多的。有名的银川、河套、汾河、泾河等老灌区，因灌溉而致盐化的面积很大。这是因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壤淋溶较轻微，土壤都含一定盐分，地下水也有不同程度的矿化，一俟地下水位提高，就形成盐分累积，为害作物。针对这种情况，在发展灌溉前，必须对整个地区进行一次全面的土壤和水文地质调查研究，摸清自然状况，拟定改良措施。
值得重视的是，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按这种程序进行农业和水利建设，因而给土地资源造成很大损失，直接影响了生产。旧灌区这种事例很多，急待我们改造。就是解放初期，这种情况还不断发生。像北京附近金门渠和沧县水月寺灌区的修建，结果怎么样呢？灌水第一年增产，第二年减产，第三年普遍盐化。当地群众反映，“就是打死我也不浇地了”。这不是浇地本身不好，而是事先没有取得充分科学资料，并定出适当措施，就开渠灌水，使大水漫灌，引起土壤盐化。可惜我们对这些教训并没有很好总结，今年又在金门渠以南的新城县开了一个灌区。当土壤科学工作者们给他们指出金门渠的教训时，他们反说石家庄一带也开了石津灌区，七十年来未见盐化。他们不了解，石津灌区位于太行山冲积扇上，土壤已向褐土发展，地下水质也很淡，土质和金门渠根本不同。而新城县的土壤条件，正和金门渠相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用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只从表面上看自然，必然会给土地资源造成很大的损失。
同样性质的问题，也出现在开垦荒地上。1950年为了创造机械化耕作的经验，不少地方开办了机耕农场，也因为没有很好调查研究土壤及自然条件，只靠两眼一瞄，看到一片好大荒地，就决定开垦。至于土壤特性，致荒原因，并没有了解，更没有拟出一套改良措施。结果房子盖起了，拖拉机运到了，开出来的地只使草皮翻了个身，不纳苗，不渗水，只好放弃。内蒙古萨拉齐曾开荒五万亩，播种后纳苗的只有一千多亩。原来土壤里含盐很重，又含有为害作物很大的苏打，不能利用。这种事例在目前还不断出现，给国家人力物力造成很大损失。
没有充分认识自然，就盲目地进行农业及水利建设，轻则收效不大，不能充分利用土壤肥力；重则使土地资源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苏联专家常批评我们，没有土壤资料，怎么可以开垦？没有土壤及水文地质资料，怎么可以发展灌溉？而我们以前正是没资料就干，造成了不良后果。
另外，对资料的要求还有一种“聊胜于无”的思想。有些时候，表面上看见也有了勘察资料，如土壤资料，但这些资料没有辩证地指明土壤的发生和演变情况；也没指明土壤特性与盐分情况。这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也不大。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资料，就不能充分解释自然现象。农业生产本身是一门和大自然作斗争的科学，农民在观察自然现象和自然作斗争方面有一套纯朴的经验；先进科学成果，也有一套辩证地掌握自然的方法。我们既要利用农民的有益的经验，又要应用先进的科学方法进行考察研究，掌握充分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把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放到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上，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丰收，否则就必然要走弯路。
从目前情况来看，在利用农民经验和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上，都有很多问题。比如盐土改良，苏联文献上曾有过反对排水洗盐的论争，但经过多年来的试验和生产实践的考验，早证明排水对盐土改良是有良好效果的。苏联在1954年全国性的土壤会议上，已经有了肯定性的结论。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时，不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还一味地学苏联已经批判过了的东西。现在有些地区仍在试行无排水洗盐，还说是从苏联的理论根据出发的。也有人认为不用排水洗盐，而用耕作的方法改良盐土，是我国农民的经验。诚然，我国农民是有一套用耕作改良盐土的办法。但应该分析，在旧中国小农经济，土地分割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排水措施的。而今天有了合作化的农业，利用排水措施根本改良盐土就有了可能。我们应该科学地总结和利用农民改良盐土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如果能把耕作改良盐土的措施，在有排水设施的基础上进行，收效当会更大。
另外，苏联经验告诉我们，反对大水漫灌，是防止次生盐化的有效措施。大水漫灌会把地下水位提高，引起土壤盐化。但这只是在没有土壤盐化的地区才能实行这种措施，如果土壤已经盐化了，那就必须先把土壤中的盐分洗走，矿化的地下水排走，才能种植。像河套地区，就有因大水漫灌使土壤严重盐化的现象。当地农民的办法是，先用较大的水量洗盐，然后种植。这种办法是在没有排水设施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运用的，后果当然不会太好。但我们的任务是要进一步钻研技术，在农民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效果。可是现在有些地方并不是这样做，他们只单纯强调减低灌水数量。这样一来，水量不足以压盐，土壤中大量盐分上升，作物死苗现象严重。这就是没有认真研究农民经验和具体情况，也没有研究苏联文献的精神实质，只单纯控制水量，造成“因噎废食”。
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要作到稳定的农业丰收，一方面要把农民的经验和先进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利用，但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自然条件。我国自然条件很复杂，黄河流域有它特有的土壤和自然条件，它同长江流域不同，同苏联也有差别。但自然有它总的运行规律，苏联先进经验仍可以作为借镜。问题在于要把先进的科学经验和我们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发现农业生产上的限制因素，进而不断地加以克服，更有效地发展土壤肥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就，使我们有信心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土地资源，使华北大平原和黄河流域地区，更多更好地供给我们丰盛的棉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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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广泛组织教职员寒假活动
湖北省教育工会发出通知
本报讯 湖北省教育工会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市、县教育工会在节约原则下，根据群众自愿及不同爱好，广泛组织教工寒假活动，以帮助教工群众过好寒假生活。
通知指出，市、县教育工会组织，要保证教工寒假必要的休息时间。在今年的寒假里，主要应以基层为单位组织活动，活动形式要多种多样，内容要丰富多采。除了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外，应适当组织参观工厂、农业社，访问工人农民，组织工农知识分子联欢等活动，还可以请革命老战士、老前辈讲述艰苦革命的事迹，请勤俭办学校、坚持山区教育的教师报告艰苦建校的事迹，以教育教工群众，发扬艰苦建校的优良传统。
为了解决必需的活动经费，省教育工会拨给每个县教育工会一百五十到二百五十元，市教育工会五百元（武汉市除外）。并指出要少花钱、多办事。
对于在寒假和春节中生活有特殊困难的教工，通知要求给予适当的补助。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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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新年画陆续上市
本报讯 题材广泛和形式多样的新年画，从去年12月份起在全国各地已陆续上市。新华书店各地分支店早在10、11月份内，就同当地公私合营书店、供销社和合作商店等，联系和研究了年画的转批和推销工作。
黑龙江省安达县老虎岗乡新华供销社于12月7日从新华书店批回年画后，当晚就拆包、整理，并挂出年画画样。截至12月12日止，该社共销出各种年画一百零四张。辽宁省海城县的文化用品商店，于12月5日搭了一个画棚出售年画，当天就卖出四百余张。
陕西、河南、江西和内蒙古等地，也在12月初开始供应年画。河南嵩县、南乐、郸城等地还出现了卖年画的摊贩。江西临川腾桥供销社还配合物资交流会，销出各种年画三百多张。
为了扩大年画的宣传，听取群众对年画品种、内容和发行工作的意见，不少地区的新华书店还举办了年画展览。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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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
积极研究历史资料
南京大学历史系在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以后，学术活动渐趋活跃。
在近代国际关系史方面，王绳祖教授编译的“1900—1914年的国际关系”史料选集，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现在他正在研究“十九世纪60—70年代英俄在新疆的角逐”这个专题，并开始从事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教师们从事学术活动，都是结合开设专门化的课程来进行的。蒋孟引教授为了开设“英国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一课程，正在研究英国的近代史和中英的外交关系。赵理海教授偏重于国际法的研究。最近他已完成了“苏伊士运河与国际法”的论文。胡允恭教授正在结合“日本史”的专题讲授，重点研究日本近代的历史和中日的外交关系。
世界史的科学研究工作，除了以近代国际关系为中心以外，就是对苏联历史的研究。在三年前系里就设了“苏联史”的课程。王觉非讲师除了任教这门课之外，1956年完成了“十九世纪末列宁反对俄国民粹派的斗争”的论文，并提交科学讨论会进行讨论。最近他在从事
“俄国历史上几次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的专题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方面，王栻教授的“严复传”已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毓璜副教授的“明成祖传”最近也将完成。陈恭禄教授除在进行“鸦片战争史”的专题讲授外，并在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韩儒林教授在去年11月里参加蒙古、苏联和中国三国史学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会议，讨论合作编写三卷本的蒙古通史问题。他将要分担一部分的编写工作。
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有的教研组采取集体研究。洪焕椿讲师同施复榆助教合作研究“宋代农民战争”。他们将要用一年的时间，写出一部篇幅较大的农民战争史。
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科学活动也已开始。教师们准备从搜集资料、特别是江苏省的现代史料入手，一面充实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一面进行专题研究。去年已完成的著作有洪焕椿讲师的“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老教师们对于培养学术上的新生力量是比较重视的。全系有六位教师都在培养副博士研究生。
随着学术活动的开展，资料室也逐步充实了。全系图书已有两万册。资料索引编制和资料剪贴的工作也在进行。 （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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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原子医学译丛”创刊
“原子医学译丛”将于本月4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原子医学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它主要是研究原子能在医学上多方面的应用。“原子医学译丛”将把世界各国、特别是苏联有关原子医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介绍给我国医务工作者。
这个译丛报道的主要内容有：放射性同位素和电离放射在医学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电离放射的生物学作用及其防护；实验性和临床上的射线病及其防护和治疗；电离放射作用的预防及其劳动卫生学；原子医学的物理学基础和剂量测定；原子医疗技术，包括新仪器的构造、性能、操作方法等。
“原子医学译丛”第一期将刊载十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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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川大历史系综合研究四川近代历史
四川大学历史系正在进行四川近代历史的综合研究。
研究方法以文献记载结合档案资料进行。全部档案已按性质和年代，编出初步的统计表，并整理上架。其中农民起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等部分，已编成专案，全部按年、月、日编号编目，并作出每件事由的摘要。这批档案已整理到可以结合科学研究工作随意使用的程度。将来准备把这一部分资料，先印详细目录，并全部抄录，作为历史资料付印或出选辑。
目前“四川近代历史的综合研究”的中心工作是编辑“四川近代农民起义史料汇编”，主要内容是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史料，石达开在四川的战斗，以及四川的义和团运动等等。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史料正在作较详细的日志，同时正在进行史料的编排工作。“四川近代农民起义史料汇编”编辑完成后，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已全部完成的研究题目有“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八的四川大足教案始末”（刊于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一期）和“1875年四川东乡人民的抗粮斗争”。1957年准备完成的研究专题有鸦片战争前夕四川的社会经济资料和民国时期四川的社会经济资料。
（唐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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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裱画难
从“没有烫的衬衫”谈到抢救“画郎中”的问题
傅抱石
近来国画工作者普遍地遭遇到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裱画问题。特别是各地美术组织或有关文化部门负责展览工作的同志，更是苦不胜言。不久之前在上海闭幕的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的作品，大多数是北京装裱的，当我在上海参观的时候，就不禁想起在北京和几位朋友闲谈时，有一位主持这次展览工作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唉！求爷爷，拜奶奶，结果尽是些‘没有烫的衬衫’”，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我又想起1953年冬，那时“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还在芜湖，我应邀去看看他们收藏的古画，真有些好东西令我至今不能去怀，更令我不能去怀的还是有不少的东西由于裱的太坏恐怕永远不得超生。当我打开一本绢本的元明杂画小册子时，碎片竟然随着乱飞，而每页的厚度却不下三层一百磅的木造纸。我曾急躁地大声指责过不自量力的裱画师，再四请求以后要请高明的
“画郎中”，否则宁可不动它们。听说后来注意了这个问题。可是若干遭了殃的名画是回天无术的了。
作为一件艺术品，除了画面的艺术水平决定在画家而外，装裱是最重要的一关。这关过的好，不但作品增色而且可以“延年益寿”；过的不好呢，就会使满意的作品大大为之减色，甚至从此受到不应有的摧残，惹上满身暗疾，一辈子不得健康。此中甘苦，几乎是所有的书画家，鉴藏家所深切体会到的。
正因为如此，历代的书画家、鉴藏家就格外重视装裱工作，尤其是旧画，必须物色握有妙技的“良工”，不惜一切地打交道、拉关系，卑辞厚币，如待上宾。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艺术作品的艺术效果和艺术生命。我们知道，中国书画名迹，材料不外是纸、绢之类，而纸、绢的生命是需要特殊护理的。特别是旧迹，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它们的重裱，等于面临一次生死关头，完全决定于“医生”的技术和经验，古人说，“古迹重装，如病延医”（明周嘉胄：装璜志），是一点也不错的。高明的“医生”的确可以“起死回生”，而庸“医”则往往杀“人”，所以“装璜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同上）。唐末五代以来，装裱渐盛，名手辈出，不少书画家还自己动起手来。褚河南裱过东晋顾恺之的“清夜游西园图”；米南宫一遇晋人妙迹，辄往往躬自裱背，“龟澼虽多手屡洗，卷不生毛谁似米？”（米芾：题太令帖）就证明了他对于此道的得意。大概书画装璜的形制，备于两宋，而装璜的艺术则发达于明代，淮海周嘉胄的“装璜志”，钱塘周二学的“赏延素心录”（清初），都是有关书画装裱的专著。由于自南宋特别自明初以来，书画家、收藏家多在江浙一隅，装璜高手，也多在这一带，而苏州是最大的据点之一。当时姓汤的和姓强的两家最为有名，号称“国手”，相传著名鉴藏家王世贞（弇州）为了装裱名作还向强家礼拜过。同时，南京有庄希淑（苏州人）者，特负绝技，也深为各方所宗仰。
据故老相传，一位高手的产生，是非常不容易的，既要聪明，更要沉着，非有“面壁九年”之志，决不可尝试一幅古画，一纸上案，往往累月，不但手足要有规矩，连呼吸也要加以管制。因此，行业中有的对自己的儿子，也多不叫学这一行。一般说：他们除严格地要求工料外，重要的在于能够别季节、审气候，一幅当前，反复揣摹，然后相机动手。天气太燥不行，太湿又不行，一年中，九、十两个月是最好的季节，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这季节做的裱活，较其它季节好得多。老师傅常常谈：北京和广州都不是理想的工作地方，惟有长江下游，特别靠近上海的地区，气候格外适宜。我常想，“苏裱”的得名，不是偶然，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物质条件乃至自然环境的。
不可否认，近代半殖民地社会影响无疑地反映在传统艺术的各个方面，书画装璜自不能例外。就我个人来说，过手的旧迹不多，体会不是很深，但自己的拙作和有关工作单位的一些画件，总是要过关或者要请“画郎中”的。回忆起来，“不如意事常八九”，但“过过去”也就算了，并不作任何长远的打算。因为，我了解今天的“此道不彰”，用不着强求。然而我也知道，确有不少难得的人才和有信誉的店家，如上海刘定之，周桂笙（1956年1月，曾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清閟阁”；苏州曹仲卿，谢松全；扬州黄洞山；成都“诗婢家”；北京刘金涛。特别是上海的刘定之和周桂笙，他们的确具有“偷天换日”的本事。记得1953年底，我亲眼看到，徐平羽先生花一元五角（当时一万五千）在地摊上买得一幅李复堂的横幅，可恨的是有人加上了一只“乌鸦”似的鸟，通过刘定之，“乌鸦”飞掉了，这是一绝！刘海粟先生无意中买到了清初周亮工（著名鉴赏家）收藏的一部画册（这是“赖古堂”中一部精彩的重要的东西），据说不过是几个稀烂的纸团团，通过刘定之，一部完整如新的东西出现了，这应该又是一绝！
按行业的术语说，他们这些“精裱古今名人字画”的，叫做干“白货”的，另外专门制作红白喜庆用的联、轴和各色纸板的，叫做干“红货”的。两者一切都不同，精粗太悬殊，可以说他们过去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解放初期，“红货”既不行，“白货”尤其惨。以南京为例，有的歇业，有的改行，还有不少连“生命线”的朱漆案板也当木柴卖掉了。到1953年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前后，“白货”开始获得了苏醒，生意渐渐好一些，然而还非做些（或者主要的做）“类似白货”的生意（如挂图、图片、糊房子等）不可。从那时起，挣扎过来的一些师傅，情绪是高的，对前途也很乐观。
自1956年春初全部（红货和白货）合作化（有的合营）之后，问题却显得特别严重。据个人不很全面的了解和最近江苏省文化局、文联联合召开的全省国画工作者座谈会上不少国画家的反映和呼吁，普遍存在的有下面三种情况：（一）价钱比以前（合作前）贵得多，一般贵20％—50％；（二）质量比以前差得多。有的四幅一组的，竟裱成几种深浅不同的颜色，甚至同一幅的四边，颜色也深浅不同。（三）只要挂上一二天，的确都变成了“没有烫的衬衫”，凹凸不平。
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呢？据了解，主要是：（一）合作化（合营）以后，不分技艺的高下，“一视同仁”，按件计值。少数具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和刚刚吃满“牙祭”的人“劳动竞赛”，你老了，做不动，做的少，“活该”。加上“公方代表”、“脱产干部”的开支，管理费重了（有的不加这一项），“羊毛出在羊身上”，加上材料也涨价，哪得不贵呢？如南京“渊海阁”合作初期，为某单位糊几间房子，七个人做了一天，各项加起来是四十三元，他们自己说：若在合作化之前，最多三十元就够了；（二）节约材料，任何时期任何行业都是应该的。可是一经合理地估计了工料价格，就要把东西做好，不应该再“找窍门”把一些零星材料用上去，弄的面目全非。成组的作品，若碰上“集体分工”，你一张、我一张地裱，那就更不堪设想了。（三）为了争取超额完成营业指标（月度或季度），画在壁面上是不许多停留的，只要撕下来不破，就撕下来立刻加工，有的连“小托”这道极关重要的工序也省掉，目的无非扩大壁面的“使用价值”和缩短工时；这样搞，还能不像“没有烫的衬衫”么？
上面还是指的新画而言。若有几幅旧东西想重裱一下，那危险性就更大了。除非抱着牺牲精神是谁也不敢领教的。另一面，合作化以后，有的负责同志（或公方代表）早就看透了搞这些东西是吃力、费工、费料而又不讨好的买卖，干脆就拒绝接受或者故意让人干不了。如南通的陈鹤林，六十岁了，一支“排笔”（裱画师唯一的工具）用了几十年，只剩稀疏的几根毛了，还能裱什么画呢？又如镇江的徐世鸿，除了一手好手艺之外，还善于鉴别碑帖的初拓、二拓，这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一月三十元，并且领导上只许干“红货”，不许干“白货”。
我们认为这情况是迫切需要改变的。我们要求作为国画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装璜艺术，必须相应发展至一定的水平；首先要把“衬衫”烫的平平整整，“穿”起来才好看。同时更要求为了使我们丰富的书画遗产能永远流传下去，必须迅速地抢救已经寥寥的“画郎中”，从各个角落里请出来，特别从合作化（合营）了的队伍里请出来。书画遗产，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其中不少由于年代久远了，难免有或轻或重的诸般病症，若有名工，可以“着手成春”，万一付托非人，或任其湮灭，那我们这一辈子的责任就太大了。
事急矣！理由不要多谈。谨提出几点初步的建议如下：
1、建议有关领导部门，适当地让一些地方有历史性的裱画店（包括原有的技工）独立经营，在统一领导之下，考虑它们的特长，给以便利，协助发展。
2、建议有关领导部门，就组合的成员中把经验丰富技术优良的和一般的分别对待。特别对年老体衰的多多照顾，动员年青的虚心向他们学习。
3、建议有关领导部门，进行联系，恢复绢、绫、锦等必须材料的生产，并迅速提高质量，保证供应。
4、建议故宫、各地博物馆（院）、文管会、美协、国画院等单位，根据需要，成立装璜工作组，延请有技术有经验的老师傅，进行示范性的工作，既可逐渐解决本单位的需要，又可培养一批接班人，把具有优秀传统的装璜艺术，不断提高并发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