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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群众路线又好又快 零敲碎打又少又慢
三机部十天处理群众意见七千多条
本报讯 在整改工作中，第三机械工业部贯彻了群众路线，很快形成群众性的整改高潮。在短短的十天之中，将鸣放中群众提出的一万二千多条意见，处理了60％以上。
在大鸣大放中，三机部共贴出了四千多张大字报，同时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大字报像钻探机一样，把部里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揭发出来了。这时，部的领导上就号召各级领导上要贯彻群众路线，进行大整大改。但是，究竟怎样在整改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呢？开始时大家还比较生疏。有些单位（如行政处）的领导干部面对着群众提出的千百条意见，一下想不出解决办法。当部领导上批评他们整改工作进展迟缓时，他们就手忙脚乱地进行整改，虽然枝枝节节的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大；有些单位
（如设计院）的领导干部天天辛辛苦苦地研究改进工作方案，对于容易改进的问题也着手解决了一些，但是，领导上的整改方案没有告诉群众，使得广大群众无法参加到整改工作中来。还有一些单位听说要转入整改了，领导小组不经过充分研究，就接二连三地公布对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在这些方案中却充满了笼统和概念化的词句，如“诚恳接受意见”、“今后努力改进”、
“对某项问题准备采取措施”等等。
部领导小组在检查中发现这些情况以后，很快进行了研究，认为整改工作迟缓的主要原因是整改的方法不对。整改要走群众路线，多数领导干部是承认了，但是如何在整改中具体贯彻群众路线却有很多问题急需要加以解决。因此，领导小组一方面指示各司、局要求他们必须结合群众进行整改，克服“关门整改”的偏向；改变零敲碎打和就事论事的做法；同时号召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整改、监督整改，批判部分群众中存在着的“只管鸣放，不管整改”和“我们鸣放，领导整改”的错误想法。另一方面，部整风领导小组即刻派副部长、部长助理等领导同志分别深入到各个单位，具体帮助下面同志分析情况，摸索依靠群众进行整改的具体方法。
在采取了这些具体措施之后，该部群众性的整改高潮很快形成了，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处理了群众意见60％以上。在如何具体地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上，也摸索到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如他们在解决有关全体工作人员的生活福利时所采用的方法是：首先把群众提出的问题按性质分类排队，归纳成住房、班车、伙食、医疗卫生等十一个问题，成立十一个专门整改小组。小组成员以业务主管部门为主，吸收原提意见的人，或由他们选出代表参加，拟定初步改进方案，提交部领导小组审查，然后分发给全体工作人员讨论。经过群众讨论，当一个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之后即行定案，并向群众公布。同时将需要向群众解释和表示态度的问题也尽量具体切实，使提意见的人心服口服。由于采用了这种充分依靠群众的方法，可以成批地集中地解决问题。如对行政处提出的五百多条意见，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正确地处理了90％以上。有些牵涉到部内两个单位或几个单位的问题，就采用了“双边”或“多边”会谈的方式，邀请提意见的人和有关单位的同志参加研究或辩论。此外，问题仅是牵涉到两个人之间的，则采取个别解决的方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部在集中解决一般比较小的（而是大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也注意解决一些比较重大但可以解决的问题。如三局仪器设计所的国外定货问题，经所领导上初步研究之后，提交群众进行讨论。群众认为原来的订货可以减去四项。这时领导上根据群众的意见作进一步研究，并拟出一个新的方案，交群众讨论。群众在新方案的基础上又拟定了一个方案。最后领导和群众经过反复的讨论，共同确定在不影响工作的条件下国外订货可以减去二十五个项目，这就为国家节约了外汇十七万元。
现在，第三机械工业部群众性的整改高潮已经深入开展起来。据该部负责人谈，先进单位如一局、七局等集中进行一般整改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其他单位在大家齐动手，共同出主意的情况下，在12月10日以前也可以完成一般整改工作，预计可以处理群众意见近万条。为了使这个群众性的大整大改工作做的又快又好，该部整风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七个整改检查组，深入各单位进行检查，以推动整改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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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司法部工作人员提出近四百条意见
批评党组的右倾思想和旧法观点
新华社6日讯 司法部工作人员在大鸣大放中，尖锐地批评了司法部党组工作中表现出的某些右倾思想和旧法观点。
从11月26日到12月5日止，司法部已贴出大字报八百一十六张。司法部党组同时召开扩大会，征求干部对党组工作的意见。各单位也开座谈会，普遍鸣放。现在司法部工作人员在大字报和座谈会上已提出三千二百九十四条意见，其中有三百九十三条是关于反对右倾思想和旧法观点的意见。
在反对右倾思想方面，有几张大字报提出，司法部1957年工作计划中，把镇压反革命放在次要地位，这是右倾思想的严重表现。大字报还批评一位副部长在他写的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纠纷和案件”一文中，说法院今后主要工作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忽视了法院是专政工具这一根本问题，以至对专政强调不够。有些人还提出，在司法部发出的一些文件中，没有说明抢劫犯、盗窃犯是专政对象，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有些干部还批评了司法部在复查错案工作上
“只注意查错，不注意查漏，只查左，不查右”的右倾思想。
有人提出司法部党组工作上的右倾思想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在工作上有了错误不公开批判和不及时检查。如司法部在贯彻法院组织法时，对法院组织法规定的专政任务强调不够，并且错误地把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各项制度都说成“民主制度”，以至影响一些司法干部对人民法院的性质有了模糊的认识。中共中央及时批评了这种右倾思想，而司法部党组只是在一个内部刊物上作了修正，没有进行公开批判，使全体干部共同接受教训。有一干部提出，这件事不进行公开检讨，是以右倾思想反对右倾思想，所以右倾思想长期存在。有一张大字报还提出，司法部工作上的右倾思想存在已久，原因是不了解下情，不了解敌情。
许多人提出，右倾思想和旧法观点有密切的关系，在反对右倾思想时也要注意反对旧法观点。大字报批评张国祥写的一篇稿件中，把法律说成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取消了法律的阶级性，这是旧法观点。这张大字报强调指出，这篇稿件是经过负责人审查的，建议这位负责人检查一下旧法观点。还有一张大字报说，在中央提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以后，有些政法院校在社会上大肆收容没有改造的旧法学人员，其结果是旧法思想在学校到处泛滥，这对我们培养干部有很大的危害。这张大字报还说，有些政法院校这样做，司法部是知道的，但并没有好好管起来，希望领导上检查一下。
司法部党组对群众提出的关于反对右倾思想和旧法观点的意见，正在作深入检查。有些被批评的领导干部已公开向群众表示接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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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开展全民性整风运动
大力掀起农业生产高潮
中共陕西省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据新华社讯 中共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11月15日到28日举行。
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掀起一个农业生产高潮，使明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零五亿斤，皮棉总产量达到二百零五万担，以便争取在1962年前后，使农业社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按人口平均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
会议是根据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精神召开的。在大会上有一百七十个代表发了言和用书面发了言。到会代表对赵伯平和白治民分别代表省委作的“关于为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而斗争”的报告和“关于为掀起新的农业生产高潮、全力争取1958年农业大丰收而奋斗”的报告都很满意。大家认为，近几年来在农业生产上已经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全省的粮食总产量，扩大灌溉面积和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等都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使80％以上的农民比入农业社前增加了收入。代表们也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例如，在某些工作中行动迟缓，劲头不够，抓思想工作不够；在有些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对山区生产，虽已经作了很多工作，但因为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照顾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较少，因此，影响有些山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这都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家认为在组织新的生产高潮中，必须有坚强的毅力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必须下决心：变旱地为水田，变穷山为富山，大搞十年水利，争取原定的十年水利规划五年完成，到1962年达到二千五百万亩水田。
会议认为，陕西省的丘陵地带占全省面积85％以上，山区的资源很丰富，必须积极地加强山区建设，要体现“抓千斤田，也抓万宝山”的精神，使山区做到“四化”，即“坡地梯田化，沟地川台化，荒山森林化，平地灌溉化”。
会议还认为应该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继续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在机关、厂矿中，要坚决进行整改，当前应当着重紧缩机构，下放人员，以加强基层，加强生产。在农村中要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整党、整团、整社，主要是整顿党员和干部的作风，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在农业社中，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宣传和讨论，使全体干部和群众认清方向，以便迅速掀起一个规模壮阔的农业生产高潮。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三百八十七人，陕北和陕南的四百多个中共区委书记等也列席了这次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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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纺织部发挥群众智慧加强党团活动
争取将能改的问题全部改掉
新华社讯 纺织工业部掀起整改热潮。自11月下旬整风运动进入着重一般整改以来，几天内已经处理了四千三百多条群众提出的意见。
工作人员提出的有关业务技术工作方面的问题，凡是目前能够解决的，都已迅速得到解决。比如过去工程技术人员在大字报上批评部对代用纤维的研究重视不够。现在部里已经接受这个意见，决定把这项工作列入1958年新产品试制计划，并派了专人到天津去收集有关资料。印染科一个工程师在大字报上建议，按照苏联办法，在印染厂用次氯酸钠代替漂白粉漂白纺织品，不但漂出来的东西白，而且价钱也比较便宜；还建议降低助染剂硫化碱的比例，节省原料。这两项建议经过技术司讨论后认为切实可行，现在已经通知全国印染厂采纳。毛麻丝局的工作人员曾提出华达呢由于缺乏技术标准影响质量，现在也已组织人将技术标准制定出来，送到有关方面征求意见。
在研究彻底紧缩机构，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的同时，纺织部还着手建立制度改进机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原来大字报批评部里有些单位出差回来不汇报，汇报后不研究。部整风领导小组已决定由部派出的工作组回来后要向部长汇报，并且由部长召集有关人员对汇报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办公厅接受大字报关于公文运转迟缓的批评，作出了六项改进公文发送的规定，其中包括增加送公文的次数，限定公文拆封时间等；在公文的分发、签署、催办检查和档案管理等方面也拟出改进方案交大家讨论。在机关生活和劳动纪律等方面，现在也有了改善。干部司已规定了请假考勤制度。另外，对食堂、宿舍、福利费开支等方面的管理也都加强了。
领导干部和党员的作风，在受到批评之后，也有所改进。受到批评的一些各级领导人员都公开向群众作了检讨，表示改正缺点的决心。党委规定了党委常委委员接见群众的制度，有的单位还规定了党员分工联系群众的制度。工作人员对这些改进表示满意。在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之间、党群之间的关系比过去密切了。
纺织部在改进工作中注意了发挥群众智慧，使许多问题解决得又快又好。比如基本建设设计院晒图室阿莫尼亚气味很重，影响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过去虽然设有通风设备和想了许多别的办法，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这次群众提意见后，院里将它交给大家讨论。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晒图室工作人员的研究，采取把房间隔小，地板垫高等办法，结果效果很好。
为争取在最近将目前能改的全部改掉，部和各单位均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包括各级负责干部专职分工，领导各单位的整改工作，并且安排了具体进度；加强党团活动，发挥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带头保证作用。办公厅等单位还组织了专门的复查小组，边改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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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谢对爱德华博士逝世后的关怀
尼赫鲁电复周恩来宋庆龄
新华社7日讯 印度尼赫鲁总理日前分别电复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感谢他们关于爱德华博士逝世的来电。
尼赫鲁总理在致周恩来总理的电报中说，爱德华博士“至死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热情的朋友，愿望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增进。我对阁下的政府所给予他的一切帮助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激你亲自给予的关怀。”
尼赫鲁总理在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的电报中说，爱德华博士“是一位好朋友和可贵的同事，我们对他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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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德华博士骨灰由北京启运回印度
新华社7日讯 前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博士的骨灰，7日晚由北京用火车启运回印度。
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陈翰笙，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组织部部长许宝驹，以及爱德华博士的生前友好马海德、魏一斋、李得奇等人，曾经到车站护送骨灰上火车。
到车站护送爱德华博士骨灰的，还有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巴哈杜尔·辛格和新闻专员古哈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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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防部举行歌舞晚会欢迎捷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7日讯 国防部今晚举行盛大歌舞晚会，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军事代表团。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和北京部队“战友”文工团，联合为贵宾演出了音乐、舞蹈、杂技等节目。
军事代表团团长洛姆斯基上将，团员伏萨赫洛中将、科洛夫腊特尼克中将、普尔赫利克少将、贝德日赫少将、拉克上校等都出席了晚会。
出席晚会作陪的有陈赓大将、萧华上将、甘泗淇上将、洪学智上将、杨成武上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参加今天晚会的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陆海空部队的两千二百多名军官。
歌舞晚会进行中间，洛姆斯基上将及代表团的全体人员热烈地为演员们的精采表演鼓掌。晚会结束时，洛姆斯基上将、伏萨赫洛中将、科洛夫腊特尼克中将、普尔赫利克少将、贝德日赫少将等到台上与演员们一一亲切地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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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友好经济考察团访问鞍山后到沈阳
新华社鞍山7日电 以吴觉迎副总理为首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7日由长春乘专机来鞍山参观。
吴觉迎副总理和夫人等贵宾们下飞机后，受到鞍山市市长李维民、鞍钢副经理陶惕成等人的热烈欢迎，并接受了少女的献花。
贵宾们由李维民市长等陪同，到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细致地参观了无缝钢管和大型方钢的轧制过程。参观后，陶惕成向贵宾们介绍了鞍钢生产发展的情况。陶惕成说，鞍钢今年的生产总值将比1952年增加三倍多，钢的产量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两倍多。吴觉迎副总理和代表团团员、炼钢厂主席吴昂钦还详细地询问了鞍钢的原料来源、组织机构、工会工作、工人和技术人员工资待遇以及生活福利等情况。吴觉迎副总理对陶惕成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祝你们的钢铁事业很快发展。
今天陪同贵宾前来的，有我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王雨田。
今天下午二时四十分，贵宾们乘专机离鞍山前往沈阳。
新华社沈阳7日电 以吴觉迎副总理为首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7日下午乘专机由鞍山到达沈阳。
贵宾们在沈阳东塔机场受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宁武、沈阳市副市长徐志、辽宁驻军首长贺庆积少将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到达沈阳后参观了东北工业陈列馆，晚上出席了宁武副省长的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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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团回国
新华社7日讯 苏联国立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全体人员一百六十一人，7日晚乘火车离北京回国。午间，芭蕾舞团曾经举行告别宴会，向主人们辞行。
7日晚，北京车站锣鼓喧天，两百多名中国文艺工作者和舞蹈学校的学生们前来向客人们送行。他们向芭蕾舞团副团长泽利曼诺夫和每一个团员献了一束鲜花，预祝他们旅途平安。当火车快要开动以前，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等人，同泽利曼诺夫握手、拥抱告别。这时候，中苏两国的文艺工作者用汉语和俄语一再互道“再见”。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顾悌克夫、苏达利柯夫和使馆人员也到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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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要作好下放干部的家属工作编辑同志：
最近发现有许多家属拉下放干部的后腿，不同意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我部有一个姓金的同志已报名参加体力劳动当工人，并且自己写了大字报表示决心。但回家后与爱人一商量，因为爱人不同意，金同志的决心就动摇了。也还有一些家属听说自己的丈夫、子女要下乡生产，就大吵大闹。
家属思想不通，对干部下放工作的开展有很大影响，因此，我认为在目前应该赶紧对家属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具体办法是：第一，由机关抽出些人分头召开家属座谈会，了解家属们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说服；第二，居民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应发挥作用，把教育家属的工作当作目前的工作重点；第三，要对下放干部的家属进行妥善安排；第四，由干部本人向家属进行动员。
化工部 丁力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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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利用旧报纸写大字报编辑同志：
最近一个时期，全国各地的机关、工厂、学校、农村，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已成了“鸣”、“放”的最有力的一种形式。据统计，现在各单位（不论大小）贴出的大字报动辄数千、百张，而且，过不几天，又撕去，重贴上新的。如以全国来统计，这种消耗是很惊人的。为了精简节约，我建议各单位写大字报，应该尽量利用旧纸张（如报纸）和低级纸张（如油光纸），少用或不用高级纸张（如牛皮纸、刊花纸）。另外各单位可以多制备一些黑板，作为鸣放园地。
上海 王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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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翰是个右派分子并不奇怪
郑绍文
监察部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王翰是一个暗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不知道王翰底细的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像王翰这样的高级干部和老党员，为什么也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呢？这只要看一看王翰的过去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了。
我认识王翰有十九年了。十九年前，他是鄂北党委的负责人，当时我也在鄂北工作。后来，我们又共同在新四军第五师工作。解放后，我和他又同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及中南行政委员会工作过。在这十九年间，就我所知，党对王翰一直是器重的，在发现他有错误以后，就耐心地帮助他改正错误。可是王翰却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不但拒绝改造自己，而且对党一直表示不满，总认为党对他器重不够，信任不够。他对工作职位，工作环境和领导人，从来没有满意过，在五师如此，在中南如此，在中央监察部也是如此。不满意的原因在哪里呢？王翰曾对我说他从来是说了就算的人，只有他批评人家，从没有人家批评过他。从此不难看到，王翰狂妄到何等的程度！他以为自己是只能作领导者，而不能作被领导者的。在他看来，以他的才能和已往的工作成就，党应该给予他更高职位。他常说他的老同学某某人已作了中央委员，他的老部下某些人已作了什么什么，言下之意，他现在还当这个副职是有些“屈才”的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1939年王翰担任鄂北党委书记，他在鄂北工作期间，曾经犯过重大错误，他违反了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原则，在鄂北党内进行党员登记，后来又由于他的错误，把这些党员登记表连同中央的绝密文件一起失落到国民党的特务手里。照理说，在事情发生之后，就应该迅速地组织干部撤退，把那些已经被敌人发现了的干部撤退到安全的地方，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破坏与损失，但是王翰并没有这样做，终至造成鄂北党的大破坏，不少同志因此被囚被杀，他则一走了事。这次鄂北党的大破坏，不管其原因如何，作为党委书记的王翰是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的。可是王翰对这件事，不但不感到沉痛，并且还从不认为他有什么过错，也没有在任何会议和私人谈话中有过片言只语的检讨。当党和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反而表示极度的不满。这说明王翰是早已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和对党的事业的起码责任感的。
1940年初王翰到了新四军第五师，担任五师政治部的副主任。王翰在五师做了大约三年半的工作，他就背上了创立五师政治工作的包袱。他常讲：五师政治工作是做得不坏的，他个人如何如何的有功绩。实际究竟如何呢？毫无问题，五师政治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是来自党的领导，来自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全党全军同志的共同努力，并不是来自王翰个人的才能。王翰在五师政治部是作了一些工作，但也犯了一些严重的原则错误。
王翰在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时期，一直主张和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系统的独立性，不但组织上要独立，而且政治上也要独立。在他看来，五师政治部只能受总政治部或军政治部的领导，而不应该受鄂豫区党委的领导，这实质上是向党要独立和反对党的领导。王翰还竭力企图扩大他个人的权势。按照人民军队的传统习惯和军队政治工作条例的规定，军队政治工作首长只能在政治命令上附署，可是王翰却正式提出他要在军事命令上附署，企图取得指挥部队的权力。这种狂妄的要求，自然是不能达到的。
正因为王翰具有严重的个人野心，所以王翰在五师政治工作中不重视部队党的工作这一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问题。他既没有把连队支部工作看作是政治工作的中心，也不重视在部队中有系统的进行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和巩固党对部队的领导。他只满足于政治机关的一般活动，从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实际上是空空洞洞。这种形式主义的错误，还表现在部队的政治教育上。王翰对部队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不是根据战争环境的需要和战士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在他指导之下，由师政治部编发的“政治一百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个课本被指明是连队战士政治教育的课本，它的内容则是上自太平天国革命，下至抗日战争的一个中国近代史的简明提纲，根本不切合部队的实际，不但战士听不懂，也没有那一个连指导员讲得下去。
王翰对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一政治工作原则，也是不重视的，他不懂得军队还应该帮助地方作群众工作，也没有把继续不断改善军民关系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常任务。虽然师政治部也曾发过拥政爱民的指示，但在王翰说来这不过是逢年过节的应景文章而已。王翰对军队政治工作应当对战时后勤工作起保证作用也是很不注意的，在他看来，动员民夫担架，筹集粮秣，以及救护转运伤员等工作，仅仅是地方和司令部的责任。凡是这些方面出了毛病，他不是责备地方，就是责备师司令部和师卫生部，很少检查政治工作上的缺点和责任。
最突出的是王翰在五师工作期间对以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为建军骨干的组织路线抱抵抗态度。当时五师，是一支新组成的军队，如果不依靠经过战争考验而又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红军干部为骨干，很显然，就不可能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就不可能胜利地坚持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因此依靠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作为五师部队的骨干，是有关部队的党性问题，有关五师的胜利和失败的问题。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该是五师政治工作的依据，可是王翰却不是这样，他对这些老同志没有政治上的情感，在工作中看不起他们，甚至对他们抱有成见，总是格格不入，搞不到一块，这是五师同志人所共知的事。王翰看不到我们的老干部是来自劳动人民，对人民具有丰富的情感和血肉联系；他们具备着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这一根本的优良的品质。这就证明了王翰缺乏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情感。
为了达到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排斥工农干部的目的，他公开主张连指导员应该用知识分子干部。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军队政治工作中应该有而且也必须有一批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干部在五师工作中一直是被信任和被重视的，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与老干部是团结的，并且对党的事业作了不小的贡献。但就当时的知识分子干部情况来说，一般的都还缺乏必要的思想改造，他们还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同时也还缺乏战争经验和必要的工作锻炼。因此应该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教育与改造。可是，王翰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工农干部只是东跑西颠，工作不如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干部只能罗列问题的现象，不能概括问题，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所以不能算是深入的。不仅如此，王翰还别有用心的企图歪曲1942年中央的整风方针。大家知道，1942年整风运动的主要锋芒是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而王翰却表示，五师的问题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他说：就五师工作的实际情况来说，不是教条主义多了而是教条主义少了。他这样说的用意是不难理解的，他是企图把五师部队整风运动的锋芒，引向反对经验主义，借以反对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正是由于党的领导，王翰这些反党的错误思想、错误主张受到了应有的批判和抵制，因而没能传播开去。否则，对五师工作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王翰对地方工作也是以极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的。他认为地方工作的唯一任务，就是支援军队和为军队服务。他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应该是地方工作的中心任务；有了政权不会搞兵搞钱，就等于结了婚不会和老婆睡觉一样。他这种思想，正是剥削阶级军阀主义的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并不反对强调军队的重要，但是王翰的目的却在于取得指挥地方党的权力，以便达到他个人为所欲为的目的。“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错误口号曾经起了恶化军民关系和助长地方工作强迫命令作风的恶果。王翰这种极端脱离群众，反对群众的剥削阶级的思想，还表现在他的生活作风上，不是和群众同甘共苦，而是十分讲究舒适和安逸，甚至为了要使他住的房子有足够的光线和空气，不惜凿坏老百姓的墙壁。他在五师养病的时候，组织上已经给予多方照顾，而且用钱也不少，这些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因为他有病，可是他竟讲究到不顾我们的主力部队当时常常没有菜金和草鞋费，甚至每天还吃不上三餐饭的这种困难和艰苦的情况，任意挥霍。为了消闲散闷，他不管工作受不受损失，专门调了两个干部来陪他话南道北，谈今论古。为了要有幽静的休养环境，他驱逐了房主人、打杀了村里的鸡犬，甚至不准驻在他附近的部队早晚吹号，这引起了群众和同志们的义愤。
由此可见，王翰在五师政治部工作时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功绩，相反的由于他的这些剥削阶级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措施，给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危害。王翰对于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照理说应当是采取虚心检查，深自内省的态度，以求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可是他却是拒绝批评，坚持错误。在他看来，所有来自各方面对他的正确批评都是恶意攻击，一切来自下面的合理的抵制，都是党委直接干涉政治工作过多，不放手、不信任他，不给他撑腰的结果。因此他不但没有改正错误，相反地消极埋怨，说什么师政治部的工作困难呀！不好作呀！要求换一换工作岗位呀！实际上是怀着对区党委和师的领导的深刻不满。他曾公开的向下面散布他的这种不满情绪。
强调国家监察工作的独立性，企图使国家监察工作脱离党的领导甚至企图把国家监察工作置于党和政府之上，这是王翰的一贯主张。他在中南监察委员会工作时，拒绝出席中南政法委员会的会议，他认为中南监察委员会是属于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的，而不应该接受中南党、政机关的领导。他曾说过：党管得太多了，应该让监察机关自成系统，垂直领导。不难看到，王翰强调监察工作的独立，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在向党争领导权，是在反对党的领导。以求满足他个人的野心。
王翰对干部特别是对工农出身的干部缺乏应有的阶级友爱和同志式的关怀，工作中出了问题，总是责怪别人，从不检查自己，甚至冷嘲热讽，奚落人家。在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不是开诚讨论而是当面同意背后反对。对同志们的缺点和错误，也不是当面批评而是暗地告状，幸灾乐祸，他不高兴看见别的同志的工作比他做得好。1944年王翰因病调离了五师政治部，他对后来接替他的工作的同志不是采取帮助的态度，而是在师政治部的某些干部面前说这个同志的长短，弄得这个同志不能顺利地进行工作。这时，他却装着若无其事的在一旁看人家的笑话。
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王翰之所以堕落成为右派，绝不是偶然的，他虽然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参加了党，至今已有二十五年，但是他从大地主家庭出身和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里带来的剥削阶级的立场、思想、观点，始终不愿进行认真的改造。入党后一直在领导机关作负责工作，既没有经过群众运动和基层工作的锻炼，也没有经过严格的组织生活的锻炼，他与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感情，从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处处谋求个人的权位。他有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个人野心，一贯的向党要权要势，他不管到哪个部门工作，他就想把这个部门的权力置于其他部门之上，一切都要听命于他。否则，不是消极，就是叫喊工作困难。他一贯地拒绝自我改造，拒绝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批评，坚持错误，轻视群众。他总想把个人置于党的组织之上，而不愿服从党组织的领导。根据监察部揭露出来的材料，王翰在近几年来，对于上述的错误，不仅丝毫没有克服，而且大有发展，因而当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头他日益堕落，走上了彻头彻尾的反党道路，这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并不因为王翰是个右派分子而感到奇怪，相反的到认为现在把他揭露了出来正是党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