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在爱德华博士追悼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悼辞尼赫鲁大使阁下: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敬爱的朋友爱德华博士同我们永别了。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对他表示悼念,并且向他远在印度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早在1938年,爱德华博士就同中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爱德华博士率领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抗日根据地救死扶伤,忘我地为广大军民服务,医疗队队员柯棣华医生甚至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伟大的印度人民和他们的优秀儿子爱德华博士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崇高和珍贵的支援,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爱德华博士一直十分关怀新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这次,爱德华博士不辞劳累,应中印友好协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充分地表现了印度人民和他本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爱。但是,不幸因为他年老体衰在中国最后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爱德华博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亲爱的朋友爱德华博士,安息吧!中国人民将会继续尽一切努力来加强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这是我们对爱德华博士最好的纪念。(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朱庆龄副委员长、拉·库·尼赫鲁大使等在爱德华博士灵台前默哀。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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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赫鲁大使的讲话总理阁下,朋友们:
两天前,印度的好儿子爱德华医生在这里逝世了。我们在这里举行追悼以对他表示敬意。
今天对于印度和中国都是一个悲哀的日子。但是这也是我们两国引以为骄傲的一天,因为爱德华医生的牺牲精神以及他最后在中国逝世,为我们未来的一切时代树立了一个值得模仿的伟大榜样。这是一个进一步促进印中两国的传统友谊和合作的榜样。这个友谊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来得更为显著,而爱德华医生在这个事业中也起了一个重要作用。
爱德华医生不仅是印度的光荣的儿子,同时也是中国的一个真实朋友。他一生同情了被压迫人民,因此他来中国以前曾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自从他第一次和印度医疗队的其他人员到中国来访问,到现在已将近二十年了。
当时前来中国的这个医疗队具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国家都在和艰苦困难进行斗争。印度在当时仍在争取自由,而中国在从事于解放战争。显然,在这种处境下,我们彼此同情并尽可能互相给与帮助。整个印度都对中国表示同情。虽然印度在当时还没获得自由,力量不大,可是我们仍想用可能的方式,来表示我们的友谊和同情。
爱德华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本着这个目标来到了中国,以尽其能力来帮助中国人民。
柯棣华医生献出了他的生命,爱德华医生要幸运一些,他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并且有机会看到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革命的胜利。
爱德华医生热爱新中国,他渴望进一步促进业已存在于印度和中国间的友谊,因此抱病来到中国。他虽然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可是他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印中的友谊。如果我们要纪念爱德华医生的话,我们就应当用同样的友爱和热情来加强印中两国的友谊,这对于我们两国来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亚洲和全世界也是有好处的。
我相信,我们必须仿效爱德华医生热爱中国和不惜为中国牺牲所表示的同样决心和力量来进行互助和合作。
这一次,自从他到中国来的第一天就病倒了,直到最后都未能摆脱,这是他的不幸。但是能死在一个他极为热爱并且渴望为它服务的国家内,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
爱德华医生的中国兄弟姐妹们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我谨代表印度人民对所有的中国兄弟姐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阁下,他亲自对爱德华医生的病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怀。
我还要感谢中印友好协会举行这个追悼会,使我们有机会向爱德华医生表示敬意。
爱德华医生和所有印度人民都恳切愿望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和合作将日益加强。在这个悲痛同时骄傲的日子,让我们一齐高呼:
印度的光荣儿子、中国的真实朋友爱德华医生永垂不朽!
印中友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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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卓越的国际和平战士
——爱德华博士生平简介
爱德华博士1886年10月9日生于印度北方省哈都县。他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在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得博士学位。他是印度著名医生、诗人和民族运动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国际和平战士。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西班牙内战时期,爱德华就参加了当时的国际纵队红十字组工作,帮助了西班牙人民的独立和民主事业。
1938年秋,爱德华率领印度援华医疗队共五人来到中国。1939年2月到达延安,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他们来到中国以后,每个人的名子下面都加上了一个“华”字,表示印度人民爱中国人民的深意。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这批在我们祖国处于困难境地前来援助的印度友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主席出席了这次欢迎会。
爱德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带来了五十多大箱药品、医疗器械、一架小型的爱克司光机,还有救护车一辆。他们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边区和敌后的革命医疗工作。爱德华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但他很快地习惯了边区的艰苦生活,并且学会了一些中国话。有时,他从拐峁军医院到延安,路上碰到岗哨的民兵盘查,他就用中国话说:“拐峁!印度!”民兵就明白了。
爱德华在当时边区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总是积极设法克服困难。他给伤病员动手术时是十分耐心细致的。有一个时期,他每天从拐峁到延安来回走五十里多路,给周恩来同志医治手臂。他还常常给在路上碰到的生病的农民看病。
1939年12月,他出发前往晋东南前线。在从延安到西安的途中,汽车坏了,他下车和中国同志一起用绳子把汽车拖着走了四、五十里。在西安时,国民党特务曾要他到重庆去,他严词加以拒绝。他说:“我要到抗日最前线去,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前线部队去。”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其他队员也都分别在抗日根据地和敌后做革命医疗工作,队员之一的柯棣华就是在晋察冀边区因积劳成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爱德华所率领的医疗队对当时边区培养医疗干部的工作和战地医院的工作,也有许多帮助。
爱德华在1940年离开抗日敌后根据地回国。
爱德华从事和平运动很早。1950年11月,他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了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1年1月,他出席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日内瓦常务委员会会议,旅途中曾经过中国。1952年8月在印度北方省和平大会上,当选为北方省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12月,曾访问过苏联。他最后担任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
爱德华同中国和苏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1951年,他途经中国回印度后,曾在孟买印中友好协会成立会上作了关于新中国的报告。这次,他应中印友好协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到达北京以后,曾表示渴望做一件事,那就是写一本关于新中国的书,进一步促进印中的友谊和团结。他说,这对世界和平也是有益的工作。他认为只要苏联、中国、印度团结得好,世界和平就有保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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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道部机务局整改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处理群众的批评建议又好又快
本报讯 铁道部机务局采取群众路线方法大力进行整改,已经获得显著效果。截至11月30日为止,全局对群众在鸣放中所提出的一千一百六十四条意见,已经处理九百八十三条,占意见总数的84.4%,并基本上保证了质量。
过去一个时期,机务局整风领导小组虽然也注意边整边改,也曾动员全体群众参加处理各项意见,但是由于采取“运动”方式不足,多用主管人提出、科长审查、局领导批准的常规办法,没有充分发挥群众集体力量,因而影响了整改的速度和质量。在各科提出的处理方案中,出现了处理错误、不全面、答非所问、态度生硬等等缺点。如检修科答复群众提出的制订轮对(车轮)管理办法的建议时,由于主管人没有弄清意见的原意,而答复说管理办法在检修规程中已有规定。实际上,提意见的人是指的备用车轮的管理调配问题,而不是机车现有车轮的检修问题。因为答复意见没有经过群众讨论,科的负责人也没有发现。这样,不仅引起提意见人的不满,也妨害今后工作的改进。
机务局整风领导小组在11月22日听取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采用群众路线大力进行整改的传达指示以后,对局的整改工作进行了检查,并决定从11月23日起,改变过去的方式,采取了充分运用群众集体力量,使领导与群众结合、集体讨论与个人负责结合的方法。他们把所有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按业务、性质和工作范围重新进行分类,成立了六个专门小组,负责审核各科、室处理的问题。这六个小组负责分片处理本范围的问题;每个小组都由科以上的领导干部组成。专门小组成立以后,就把群众在鸣放中所提出的意见,分交各科、室,先由主管人提出处理意见,在本科、室群众中进行讨论,由科、室领导人签字负责,再交分片的专门小组集体审查,其中重大问题最后由局长或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公布。
处理意见经过科、室群众讨论,减少了处理错误、片面和生硬等缺点,并使群众得到教育。经过分片集体审查,加速了进度也基本上保证了质量。如运用科在答复群众提出的机车包乘制改为轮乘制的意见时,科内只简单答复:包乘制是社会主义优越制度的一种,不能改变。这种答复显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后来经科内讨论后,从三个方面补充了包乘制不宜改变的道理,答复就变得充实而合理。运用科在过去对群众意见的答复,由于处理不当而连续被局领导小组退回的有九件,自从改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以后,所处理的近百条意见,仅有一件是由于手续不合而退回重新处理。
由于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机务局的整改速度也较过去有了提高。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只是少数人审核整改意见,进度很慢。局务会议审核,半天只能处理二十来条。现在局领导和分片处理的平均每天七、八十条。在整改高潮中,自11月23日至30日,八天所处理的意见,比高潮前11月14日至22日的八天,处理速度加快了九倍。
机务局在整改中采取现行的群众路线的作法,改变了在整改工作中少数人紧张和负担过重的现象,使得人人更关心整改工作,人人都对整改工作负有责任,人人在整改中受到具体的教育。这对提高群众觉悟,增加对工作的主人翁感和改进以后的工作都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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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大会提出当前中心任务
  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求得全胜
新华社3日讯 2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要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为获得运动的全胜而奋斗。
这次会议首先总结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经验,认为反右派斗争的成绩是巨大的。
会议着重讨论了以整改为主的整风第三阶段的工作问题。会议认为,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它的业务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党的工作有重大的影响。整风以来反映了各机关的业务工作、机构编制、领导作风和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会议要求各机关领导人和领导小组在整改阶段中认真地、彻底地予以解决。会议要求各机关领导人员和整风领导小组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在整改阶段中首先集中精力研究业务工作上的问题,并要吸收机关全体干部的意见,坚决改进业务工作。会议还就紧缩机构,减少人员;改进机关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干部工作;领导作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整风运动中应起模范作用,坚决地改进工作,整顿作风,紧缩机构,减少人员,组织干部下乡上山参加劳动锻炼,克服三大主义,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精神做好工作,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这次大会是在11月29日开幕的,2日的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并通过了决议。决议中确定继续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决议要求新的党委会督促各机关党组织协同行政领导干部在目前要做好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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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全面整风胜利 推动生产高潮
  天津、辽宁分别举行党代表大会
据新华社讯 中共天津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11月30日下午闭幕。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继续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会议认为,当前整风运动的任务是要坚决地、狠狠地整改。全市第一、二批整风单位在进入着重整改阶段后,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例如目前下放到劳动生产岗位的干部已达三万二千人,其中有一万二千人下放到农村。但是整个整改工作还只是开始。会议强调指出:整改工作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环节,必须贯彻到底。而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是作好整改工作的关键。其次,要使整改工作行之有效,领导干部还必须亲自动手,集中力量解决本单位的关键问题。从全市范围来看,整改工作的重点应是: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的执行问题,领导作风和党与群众的关系的问题,紧缩机构与下放干部问题等。各部门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重点,在群众提出的大量意见中找出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组织力量研究解决。第三,领导干部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公开诚恳地向群众进行检查,是做好整改工作的主要一环。会议还指出,在整改中还必须掌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雷厉风行地进行整改时,必须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对于应改而必须坚决地改的问题,也必须认真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尽量做到不花钱或少花钱。
对于今后如何继续贯彻全民性的整风运动,会议认为,我们有大量的干部是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因而加强知识分子的改造,应成为全民整风的中心。改造知识分子的关键问题是贯彻统一安排、全面改造的方针,有计划地把干部下放到工农业中去生产劳动。但是,下放干部应从积极的意义——锻炼干部、改变社会风气出发,而不能存着卸包袱的思想。会议还指出: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教授、医师、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记者和马列主义理论家,争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建立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实现上述措施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对文教事业的领导。做文教工作的干部要刻苦学习业务,把自己培养成又专又红的干部;还要进一步加强文教部门的干部,发展一批经过考验的知识分子入党,以便把业务上的领导权确实掌握起来。
会议认为: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工商户、手工业者和街道居民中,都必须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会议号召全党动手、加倍努力,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切切实实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改进各方面的工作,以求得运动的全胜。会议号召全党在大力整改的同时,继续贯彻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迎接随着整风运动必然到来并且已经开始出现的新的规模空前的生产高潮,以便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在经济战线上也取得光辉的成就。
会议贯彻了大鸣大放的精神,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据新华社讯 中共辽宁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1月22日到28日举行。这次会议号召全省党员和全省人民用坚毅不挠的精神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在这一基础上推进工业战线上的增产节约高潮和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
会议认为,这一年来辽宁省各项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并且已经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省的工业总产值预计到年底将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27%,特别是在工矿企业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职工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在农业战线上,预计到年底全省入社农户将达到99%以上,并且已经全部高级合作化。特别是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很大提高,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已经更加巩固,更好地打下了争取明年大丰收、农业建设大跃进的基础。
会议认为,辽宁省整风运动的当前任务是全力搞好整改。其关键在于领导上对整改有深刻的认识,有整改的决心,实事求是,并且认真地走群众路线。紧缩机构、下放干部,是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全省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已初步形成热潮,到11月26日止,全省前后两批已下放了二万三千多人。
会议指出,辽宁省是我国重工业基地之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必须充分利用现在工业设备能力,努力作好新建和扩建工程,大力挖掘潜力,以充分发挥工业基地的作用。关于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搞好社会主义大辩论,全面地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出具体规划,保证全省农业社在三年内达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力争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达到粮食自给;明年蔬菜自给,后年猪肉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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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数字背后的“真像”
高教部在整风第三阶段,据说有十七位司长参加了鸣放。怎样鸣放的呢?一位司长在主持本单位鸣放座谈会时,说了几句开会词,这就算“鸣放”了;另一位司长在一张有若干人签名的拥护干部下放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这也算“鸣放”了。诸如此类。当然,也有些司长确乎对三大主义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评价某一个单位鸣放情况的时候,多少人参加鸣放的数字是一种根据,因为可以从这里看到广度。但是,仅看数字是不够的,因为其中可能有假象,因此也需要看深度,看鸣放的内容,看重大问题是否揭露了,三大主义是否已经受到群众毫无顾虑的揭发。
鸣放如此,整改也如此。改的数字多少是一种标准,改的内容也是一种标准。数字不小,但有些应改的而未改,这也不能算改得好,表面看来是改了实际并未改,就更不好。
要数量也要质量。数字重要,内容更重要。否则,一味追求数字而不顾内容,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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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订出计划进行整改
湖南望城县二十一个中共县委委员,最近每个人都订了一个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整改计划。计划订得很详细、很具体。每个委员都计划明年要做三百个劳动工分,都计划争取在一定时间内在生产的某一方面成为内行。有的人准备下去建立千斤丰产试验丘,一方面取得丰产经验,一方面学习掌握农业技术知识;有的人计划深入生猪饲养场,争取一年内成为养猪能手;有的要学会水产养殖,有的要学会茶树、桔子树等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总之,从计划看来,望城县的县委委员们,是决心转变过去脱离实际的领导作风,深入下去,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
整风期间,群众可能对每一个领导者都会提出不少意见。面对着群众提出的许许多多的意见,究竟怎样来改,从何着手呢?可能并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心中有数的。较好的办法,就是经过分析研究,抓住群众意见的核心,然后订出具体的整改的计划,按照计划踏踏实实地做去,毛病就有可能改得比较彻底。因此,望城县委的做法就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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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27日讯 国务院11月15日任免一批高等学校和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任命姚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任命马宏山、高琳、哈米提苏里堂为新疆语文学院副院长。
免去余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职务,宋之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职务;钟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参赞职务。
免去顾稀的唐山铁道学院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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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玉章下乡探望下放干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今天到北京丰台区军民友谊农业社探望这个学校下放的第一批干部和教师。
七十多岁的吴老一到农业社,就扶着手杖到田里去看望正在劳动的干部和教师。下放前在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担任助教的陈益寿,正在地里整理大白菜,他下放一个月来已经得到四百一十五个工分,和一般男社员所得的工分相等。吴老称赞他做得好。下放干部的领导人刘寿彭向吴老报告说:所有下放到这里的中国人民大学干部都表现得很好,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安心农业生产,第二情绪高劲头大,第三克服困难的决心坚强。
军民友谊农业社的老社员和社干部们也纷纷向吴老夸奖下放干部。有些社员举出许多事情说明下放干部已经把合作社当成自己的家,劳动很努力;有的生产队长感谢这些下放的干部帮助他们安排生产计划,使他们的工作有了秩序,心里更亮堂了。
吴老在临别时向大家讲了话。他特别谈到在体力劳动中锻炼的重要性,并且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巩固和发扬已经取得的成绩。
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下放的教师和干部共有六百多人。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胡锡奎、聂真、党委副书记崔耀先等人,今天也分别到有关农业社去看望下放的干部。
(新华社3日讯)(附图片)
陈益寿(右第一人)拿着白菜对吴老(左前第三人)说:这也有我们一份劳动。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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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满脑子修正主义思想 混身是剥削阶级脓疮
  陈修良五毒俱全疯狂反党
新华社专稿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最近连续举行大会,彻底揭露了党内右派分子陈修良的凶恶面貌。
陈修良是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揭发出来的众多的材料来看,过去一向自称为“老革命”的陈修良,原是一个满脑子修正主义思想、混身长着剥削阶级脓疮的反党、反人民、反苏、反人民民主专政、反社会主义的五毒俱全的党内极右派分子。
陈修良出身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虽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入党,但因长期不注意自己的思想立场的改造,所以一直保持着极为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很早就走上了与党和人民事业相背的道路。
人们揭露:陈修良一贯对党抱着刻骨的仇恨,一有机会就恶毒地向党进攻。在去年举行的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她是攻击前届省委最凶猛的“打手”,完全否认前届省委的工作成绩,并且恶意地把党内生活描写成一团糟,甚至污蔑省委负责同志是“皇帝”。那时她还曾到海宁县参加了县的党代表大会,对县委和基层领导进行了污蔑和攻击,有意破坏党的团结,并且恶毒地挑拨该县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之间的关系。她还经常污蔑党内“没有是非、忠奸不分”。她吹嘘自己说:“一生热情忠诚为党工作,但是三十年中有三分之二时间背着包袱。”意思就是说党是是非不分的和不公平的。她竭力攻击和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夸大肃反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把它说成是:“对干部的政治生命采取主观武断、粗暴手段”,是“恶劣作风的具体表现”。她还把党审查个别和她气味相投的党员的历史说成是“政治陷害”。
陈修良还竭力反对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她不止一次地造谣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党政不分”“县里是以党代政,省里也是这样。”
她还反对党所提出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政策,她公开地对好多人讲:“我的女儿不参加农业生产,考不上大学宁可请家庭教师。”同时,她还反对党委执行这一个政策。今年上半年,省委宣传部科学处提出积极组织一批城市毕业生去参加农业生产时,她公开反对这个意见。
陈修良经常利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散布她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调和修正主义的观点。她反对各县举办业余政治学校,反对大专学校开办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反对人们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她认为“经典著作是一条绳子,束缚人的思想。”她也反对建立理论教育队伍。她在讲课中散布了大量修正主义的毒草:她否定中国社会有阶级的存在;还公开散布中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她说:“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论点在苏联是受到批判的,不适宜苏联,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她又把党说成像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政治协会。她对国外的一些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动论点也常常加以赞扬。
在今年5月的大风浪时期,陈修良的反动面目暴露得更加明显了。她和党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主张“要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淆不清的墙。”意思是说一切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管什么都可以放,不应分敌我也不要分什么香花和毒草,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那就是“墙”。当浙江师范学院部分学生反对政治思想教育、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考试而派代表到省委宣传部请愿时,陈修良不仅未加批驳,反而同意说:“按题考试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因而立即答应把政治考试改为“考查”。这样,就助长了当时浙江各高等学校中反对政治思想教育的歪风。
当反右斗争展开以后,她又为不少右派分子辩护,说这个不是右派,那个也不是右派,竭力阻挠反右斗争的开展。
经过大会的揭发,人们一致认为陈修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是有历史性的。早在大革命后期,她就对中国革命抱着严重的失败主义的情绪,在政治上开始堕落为修正主义分子。她曾把大革命时期的材料写成小说,把党的英勇斗争描写成绝望的、无谓的、主观主义的牺牲,把党的领导者写成是蛮横无理的人,把工人描写成为自私自利、胆小怕事的人,把党的干部描写成为盲从分子、动摇分子,他们对于革命事业都是不明方向和毫无信心的。
她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使她日益堕落。如她常说:“工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她经常不做工作,不到办公室办公,甚至下级找到她时也拒不接见。当有人请她讲课时,她公开说:“没有钱我是不讲的”。每次讲完课,就叫秘书替她催要讲课费。最恶劣的是,陈修良在被揭露的确凿的事实面前还百般狡赖顽抗,不肯低头服罪。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已决定把她的全部材料向干部公布,作为反面教育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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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攻击党对科学的领导
  老右派分子叶笃庄被揪出
本报讯 中国农业科学院又揪出了一个老牌右派分子——叶笃庄。叶笃庄是民盟中国农业科学院支部主任委员,一个混在科学界的政治骗子。
叶笃庄长期把民盟组织作为他反对共产党、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工具。他埋怨“盟只是参加施工,而不能参加设计”。他集中攻击党对科学的领导,污蔑党的领导是“永远说那套不着边际的空话的教条主义者”。他破坏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诋毁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肃反运动中,他长期隐瞒的反动历史受到了审查,肃反后他到处叫嚷说他原来是香的,共产党把他搞臭了,到处奔走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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