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商人哲学
令狐弦
商人的哲学是“唯利主义”的哲学，主张利润第一，一切服从利润。这种说法在旧社会到处风行，在新社会的某些人中也不见得完全消声匿迹，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提法比较含蓄而已：即除了利润之外，有时还不免涉及到文化。不信，有文为证：
“我们承认工艺品外销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所起的双重作用，但是它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应被视为主要方面。”因而“其所出口的商品就应以‘销出去’为主……”（“新观察”1956年第十六期关俊哲“对美术家意见的意见”）
单就商品而论，自然应该“销出去”，不管“为主”与否，反正能替国家增加外汇，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品”，并不是指的肥皂和火柴，而是被宣传为“具有民族风格”的工艺品，因此我们就无妨看一看所“销出去”的究竟是一些怎样的货色。
根据前些时候某些报纸杂志的反映，在这些商品里面，彩瓷的“关圣帝君”是大宗，大肚子“弥勒佛”也是大宗，而且上面所引文字的作者还特意指明“在国际市场上有广泛的销路”。所以最近北京市特种工艺公司就索性让象牙雕刻艺人雕刻起清朝“慈禧皇太后”的“御像”来了。不知道这种“工艺品”是将到国际市场上去起“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双重作用”呢，还是去向外国朋友宣扬我们的“民族风格”？
其实，这些商品到了国外之后，无论关公和菩萨，或是慈禧之类，看起来总比当年的辫子和小脚要“文化”得多；但是当我们那些好心的国外顾客为了喜欢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而把这些货色当作我们民族文化的象征买去的时候，我们的出口机关是认为已经起到了它们的“双重作用”了呢，还是也感到有一点“惴惴乎”问心有愧呢？
我们的出口机关的某些同志是有他们自己的逻辑的，上面所引的文章就是他们那种“销出去为主论”的代表言论，意思是说，既为商品，能“销出去”就好，关公的生意不是很兴隆吗？菩萨也在走红运，连慈禧也要“复辟”，何必还要再去挑剔它们的缺点，讲“改进与提高”的空话？真是太不讲究“实际”了。因此，作者就老实不客气地向着美术家回敬一句：“……美术家并没有拿出有销路的新产品来！”
美术家拿出新的设计图样少是事实，但平心而论，仅就这些为数不多的图样，被我们的出口机关的某些同志用“商人的哲学”作挡箭牌挡掉的也不在少数。什么“要首先考虑其销路问题”啦，“并不适于销售，只能作展览品”啦，真是改进提高之难，难于上青天。何况出口机关的某些同志把关公和菩萨捧得那样高，这正说明他们对待新产品的态度。好像在他们看来，目前工艺品的国际市场还是神和佛的世界，别的东西是一概无立足之地的。
我们应该自问，我们“销出去”的究竟是货真价实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工艺美术品呢，还是廉价的冒牌货？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如果人家买回去和我们印在图片上的真正有艺术价值的古代文物比一比，说不定就会对我们出口机关的那些同志感到有点儿遗憾了。
名义上号称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作用”，实际上只要能“销出去”就行，这种做法讲起来固然比旧社会的单纯唯利是图的生意经要好听得多，可是也应该注意：当我们的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畅销”的时候，不要连带把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影响和今天的国际声誉也一起“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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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抢救轮
机班长 郑世全
2月18日。当落日的余霞消失在南田平静的海面，艇上的国旗正降落的时候，靠我们右舷的一艘炮艇甲板上，水兵们在手提琴的独奏中合唱起新的歌曲，大家正以愉快的心情度过这一天的海洋生活。
天色突然黑下来，汪洋大海被黑云笼罩着，浓厚的大块黑云就像在头上跑。这样的天色，已经告诉我们海上的风暴就要来了。
十七时五十分，突然接到××信号台发给我们的信号，要我们注意与××港海军总指挥部联系。我们的电台收报时间到了，大家正等待着指挥部的命令。电报还未翻译出来，同志们就开始作好出航的准备，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定有护渔的任务。
从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传来了总指挥部的命令，果不出我们所料，要我们很快发动机器，出航救护海上遇险的渔船。几个轮机兵动作迅速地把机器发动起来了，艇直向正南驶进。暴风带着哨音呼啸起来，艇摇摆到三十度左右。在航行途中，远远发现一艘渔船。从望远镜里望过去，只见上面坐着几个渔民，时而渔船埋进浪涛里，时而又被风推到浪头上，渔船在危险中。我们朝着渔船疾驶，狂风大浪的怒吼声，使我们连本艇上的人讲话都听不清。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渔船上的几个渔民在向我们挥动着胳膊呼救。
长期的海洋生活，风里来，浪里去，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渔民生活的艰险，水兵和渔民的关系已经像血连着肉。全艇的同志们都在驾驶室前的甲板上望着我，希望加快速度去抢救渔船。我注视着正在运转的速度表。亲自增加油门，快速前进。
艇到达渔船旁，距离不到十公尺，为了避免撞坏渔船，不敢再前进了。要他们慢慢靠近艇的右舷，以便拖着走。风浪实在太大，渔船里浸满了水，有个年纪大的渔民正在向外排水，每个渔民的衣服都湿透了，一阵阵海水打到他们头上，使得他们眼睛都睁不开。他们顶着风，迎着浪向我们靠近，渔船又不时被浪抛远。正在甲板上坚持了望的水兵们想尽办法使船靠拢，最后终于把缆绳甩准了，渔船系到艇上来。船老大们欢喜得仰头在笑。当我们安全地把他们拖回港的时候，几个老渔民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你们水兵同志，今天要不是你们来救我们，我们的命就算完了。”
× × ×
2月19日。天刚拂晓，我们就起床了。昨夜被我们救起的渔船也张起帆篷准备回家。他们特意经过我们的左舷，高声喊着：“再见吧，水兵同志。请你们放心，我们安全回到家里，会永远记住你们的情谊。”我们在甲板上，久久还看到他们在向我们挥手示意。
太阳从海上慢慢升起来，海水被照得发亮。不一会，从东面驶来一艘炮艇。原来他们是昨天夜里为了救护一只被碰在礁石上的渔船，等到深夜两点涨潮时才把渔船拖回×港的。
炮艇还没有靠好，同志们就告诉我们：××炮艇为了抢救渔船冒着八级以上的风浪，艇几乎埋进海水里，很久还未回来。指挥部发报给×山部队，首长们也亲自带着望远镜在高山上寻找许久仍未找到。大家都认为这只艇没希望了，一直到傍晚，这只艇毅然返航了。舱里浸满了海水，被服都湿透了，最使我们惊奇的是前甲板的主炮座都被海浪冲断了，由于水兵们的勇敢，在没腰深的海水中，把它牢牢地系在甲板上，才未受大损失。
（本文是本报记者根据郑世全同志的日记整理的——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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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事的友谊
马铁丁
听说某单位两个主要负责人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见面不谈话，在路上碰见不点头，一起开会时发言不交锋，住处极近的两家的孩子也不走动；而这种微妙的关系，两个人谁也不吐露。
久而久之，这种“将相不和”的征候，终究不能不惊动周围的“虞卿”们。可是，第一、第二个问询者从两个方面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什么呀，还好嘛！”第三个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解释。
一个说：“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含糊的。至于私人关系，那是次要的。”
另一个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保证在原则上团结一致。”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这两位同志似乎无话可说了。由于私人的不和而以原则作牺牲的事，的确不是没有见过。想到这一点，我们真要感谢他们顾全“原则”或“在原则上团结一致”的用心了。
但是，要问：这两位负责人的“微妙”关系，而且还要如此“微妙”下去，果真能够顾全“原则”或“在原则上团结一致”吗？
这是大大令人担心的。
这里，不能不提到“友谊”两个字。说起“友谊”，在一部分同志的心目中，还是“幼稚”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混合物。但是，依我看，要把共同的事业做好，共事的同志之间（尤其是负责人之间）的友谊是缺少不得的。缺少它，经常地、也许是必然地要缺少原则性。当然，我们说的友谊，只能是同志的、建筑在原则基础上的友谊，而不是别的友谊。
深厚的友谊，的确与彼此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不是随便可以建立起来的。但起码的、融洽无间地共事的友谊，在任何共事同志之间都能够有、应当有。
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章，都是需要的，但也不能忘了讲友谊。友谊，在我们的集体中，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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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和才
毕干
一个机关里在评级中，有些人被评为“无德”，有些人被评为“无才”，也有些人被评为“德才兼备”。被评为“无德”的根据主要是所谓“不好领导”，被评为“无才”的根据又主要是所谓“不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而德才兼备的人则是所谓“既好领导又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
这种评级的标准，不能说全无道理，但细究起来，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好不好领导”固然与“德”不无关系，但把不好领导统统视为无德，未免过于武断。这“好不好领导”往往是由领导者主观判定，并无客观标准。如果领导者把经常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提出建议，积极工作而能较好完成任务的人，称作“有才无德”，这就值得考虑了。敢于批评领导的人，其批评不见得件件都完全中肯，敢于提出建议的人，其建议也不见得件件都切实可行，但这精神总是好的，这风气总是应该提倡的。如果判定这样的干部为“不好领导”，说他“无德”，未免太那个了。在上述的机关中，就有这样的实例。
“能不能领会领导意图”，当然也并不是完全与“才”无关。但是，要把“不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统统说成是“无才”，也就不免要出问题。倘若领导者由于了解实际情况不够，其意图有时偏于保守或者冒进了，是不是也要被领导者来“善于领会”、坚持错误到底呢？当然，对领导者的意图，经常提出独特见解的人，不见得所有见解都妥当，在工作中能够想出办法的人，其办法也不见得样样都科学。但领导者如以若干不妥的见解和办法作例，一概抹煞其创造性，并称这是所谓“不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判人一个“无才”，这不是太专断了吗？
“好领导和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确有不少是德才兼备的。但是如果仅仅以此为评选干部的标准，不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具体的分析，那就可能把一些不动脑筋、唯唯诺诺的干部同真正德才兼备的干部混淆起来。
我们所需要的德是忠于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德，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的“德”；我们所需要的才，是不断开动脑筋、积极发挥创造性的才，而不是唯唯诺诺地所谓“领会领导意图”的“才”，老实说，这样的“才”未必能真正领会领导意图，贯彻执行领导意图。
不相信吗？认真检查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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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冠李戴
亦鸟
张冠李戴是不好的事情，想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本来应避而远之，可惜倒有人敬而爱之。
例子虽不甚多，也可随手拣来两个。
其一，有某长诗，原来是动员了十几位青年同志下去收集的，不用说这是一番真正辛苦的工作，要听别人唱，要请人翻译，要记录，还要整理。分头进行这样的工作后，还要集中，又得一番整理。工作到了这个阶段，已是百里之遥，行了九十里了。当然得请行政领导人过过目，提提意见；而作行政领导的也是责无旁贷，应该过过目，提一些意见的。那知意见提了之后，长诗发表时，我们的领导人就名列第一了！而真正花了苦辛的同志们，连名字也不屑一提了！
其二，有某部描写工人的剧本，创作时是由几位同志商量进行的，剧本写成之后，当然得送领导上看看，领导人也自然要提提意见，说说长短，而剧本发表时，这位热心的领导人又成为集体创作的领队了！
这两个例子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我们的生活中就有这样喜爱张冠李戴的人。
当然，说穿了是有些羞人的！
如果提了几条意见，或改动了一些词句，就要挂上一个名字，甚至把名字硬要放在第一，那么，作编辑的岂不是在每一篇文章或每一本书上都要挂上自己的名字？但是，没有这样的编辑，却在文艺机关或剧团中发现这样的领导人！
我们常常在报刊上看见痛斥抄袭别人文章的人如何不道德的文字，而这种张冠李戴，豪夺硬抢的事倒长期容忍了。
硬被压在底下的同志是不便发表什么的，第一，这些领导人确实提过意见，当然也就付出了心血；第二，这些领导人当然应处处领导；第三，会不会被领导人说我已骄傲起来了，会不会在一怒之下，连作品也不准发表；以及诸如此类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既然名字硬排在首位，稿费也势必多分。真是如意的买卖，名利双收！
当然，说穿了也是见不得人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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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作者
对“三毛日记”的反映
读者张祺、徐仁达、兆昀、徐志远、索光、李尊五等来信，对张乐平的画“三毛日记”表示欢迎。张祺的来信说：“三毛日记”受到很多读者尤其是小孩们的喜爱，我和小妹妹更是期待着看“三毛日记”。兆昀来信说：张乐平过去画的“三毛流浪记”，很受人欢迎，希望他更多更好地将新生后的三毛形象介绍给儿童。
读者在来信中，对“三毛日记”中的“妹妹走失了”一幅画（见8月23日本报第八版）提出了一个疑问：三毛由于追寻妹妹，左脚的鞋子被弟弟踩掉了，但是，在下图中，为什么是三毛的右脚的鞋子掉了呢？读者认为：虽然这并不影响故事的内容，但是，这种小小的情节，也希望作者不要疏忽大意。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作者
一个邮局投递员的意见
我是北京邮局的投递员。报纸不能按时出版，整个的打乱了我们投递员的工作计划，延误了投递的时间，有时还要增加投递的班次。在我投递报纸时，到机关里，收发员就质问我：你为什么送的这样晚？到住户呢，他说：我们订的是早报呀，现在怎么变成北京晚报呢？
希望报纸编辑部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使报纸的出版时间正常起来。 梁泽忠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作者
这也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人民日报八月二十日第四版“群众呼声”中，张自新写的“没有礼貌的人”一文，是抄袭来的。
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在下车的时候，男的对他的女伴说：“当心点，亲爱的，这里很难走………。”就在这个时候，他用手推开了站在门旁的一位老大娘，并且蛮横地叫道：“你往哪里钻啊！眼睛瞎啦，没有看见人家要下车吗！”
请看苏联波略柯夫的“谈礼貌”一文。这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个男公民从车厢里走出去，还对他的女伴说：“当心点走，亲爱的，这里很高。”就在这时，他却用肘子去推开站在车门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婆，并且大声叫喊道：“你往哪里钻啊？眼睛瞎啦？没有看见人家要下车吗？”（见“关于青年品质修养的几个问题”一书第三十二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这样抄袭别人的文章，也应该说是一种“没有礼貌”的行为。
张宝康、申赞勋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作者
描写部队生活应该符合实际情况
韩笑同志写的“摄影师来到岛上”一首诗（见8月19日人民日报第八版），有些地方写的不大对头。这首诗写着：“有一个新兵实在啰嗦，把摄影师也弄得没有主张。他正一正帽子，又摸一摸肩章，说皮带扎得太紧，又嫌皮鞋擦得不亮。”其实，一个新兵，也许是啰嗦的，但他戴的是船形帽，是不需要戴得“正”的，而且他也没有“肩章”，也不会有“皮带”；战士的皮鞋也是翻毛的，不能擦油，也不会发亮。我希望在描写部队生活时，应该使之符合现实情况。 第五○三二部队 大方
第8版()
专栏：
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等在东京八芳园的欢迎宴会上。 日本画家赤松俊子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