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地前进着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赛福鼎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地前进着。解放后，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的建设和培养本地民族干部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胜利，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觉悟程度，空前地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我区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着。
现在我只讲讲党的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和培养本地民族干部问题。
（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队伍
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在新疆必须建立起由本地人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新疆地区的党，坚决执行了这个任务。目前在我自治区农村中，工厂矿山企业中，机关和学校中建立了二千五百多个党的基层组织。共有六万五千名共产党员，六年来自治区发展了三万四千零二十四名新党员，其中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三名（占百分之八一·八）是从本地各少数民族中发展的。
我区在短短的时间内，党的组织能有这样的发展是什么原因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地理上和苏联毗连，因此，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给了新疆人民以广泛的和深刻的影响。曾经受过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各族人民，看到了地理上相邻的，由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各民族组成的各个苏维埃共和国人民的自由、幸福的生活以后，他们不能不对社会主义社会、对共产党产生深厚的感情。
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的历史时期内，由于苏联人民的帮助，由于党中央派到新疆工作的以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等同志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使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和进步思想有所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干部，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疆人民群众中有了良好的影响。在一九四四年爆发的三区革命斗争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经过一定锻炼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员。在新疆出现的这一批革命力量同人民在一起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坚强的斗争，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但是斗争的经验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就不可能使人民获得解放。所有这些情况促成了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并为此创造了一些条件。
解放后经过各种工作为建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根据党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结合各项工作，尤其是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发展了党员。在工人人数很少的新疆地区，要很快地发展党的组织，虽然有些困难，但是，事实证明，在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斗争中，在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中大量发展党员，是可能的，我们这样作也是正确的。
我们在建党工作上虽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从自治区今后的繁重的任务来估计，我们在建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很不够的。今后必须根据党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加强建党工作，完成今年年底乡乡建立党的支部和今明两年发展五万五千名新党员的任务，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力量。
（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胜利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办法，这是经过许多历史经验包括全国解放后几年来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因此，这个经验以法律的形式，被肯定在宪法中。解放以后中国民族问题的提法上增加了新的内容，现在民族的问题，不是消灭民族压迫和争取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已得到了解决），而是巩固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团结，切实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的问题了。而巩固民族团结和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使落后的民族从经济上文化上提高到先进民族的水平，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工作。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方向。很明显，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达到这个方向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个办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生活在自治区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汉族、回族、柯尔克孜、蒙古族、俄罗斯、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锡伯、达呼尔、满族等十三个民族。其中七个民族（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多）是信仰伊斯兰教。在新疆按照各个民族聚居的情况已经成立了六个自治县、五个自治州，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不是解放以后就开始的，而是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开始进行的。这样，我们就一方面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就能够胜利地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树立劳动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优势，并培养出本地民族干部。这样，就为我们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为配备大批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参加各级自治机关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我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经验证明，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干部必须充分地进行思想工作。没有思想上的一致，这项工作是不能顺利进行的。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之前，在新疆有些人中间也产生了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不合乎我们国家具体情况的，因此，在党内和党外进行了相当时期的讨论和研究，使大家认识了只有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才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同时，对有些错误的意见也进行了适当的批判和纠正。此外，反革命分子进行造谣说什么“新疆要成立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政府”等等。但是，这些谣言已由认识到这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利的人民，给予了坚决的打击。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是我区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胜利，这个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由于各族人民努力奋斗，是由于汉族劳动人民和汉族共产党员的真诚帮助而获得的。
我们虽然胜利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但是要彻底实现自治权利，要加强和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要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还需要进行许多具体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很好注意以下几点：
（1）民族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在布置和执行全盘工作和日常工作的时候，必须充分照顾本区的特点。忽视了这一点，在工作中就会犯错误。
（2）不断地为争取和加强各该地区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对于妨害民族团结的各种倾向必须不断地进行斗争。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以及在生产战线上，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是能够得到的。这样的团结才是建立在阶级合作基础上的真正团结——国际主义的团结，假如不建立作为民族大团结的核心的这种团结，是不可能争取和巩固民族的真正团结的。在这方面，培养少数民族的大量的工人——该民族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有了民族团结的这种核心。正在涌现出的上万的各族工人，同汉族工人一起，在一个车床上，一个矿井里，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战线上，互相帮助肩并肩地劳动着。他们的意志和命运是一致的，前途也是相同的。成千成万的各族劳动农民，为了进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他们也在生产战线上奋斗着。
（3）要名副其实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要认为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组织就等于完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全部工作。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组织后，必须充分实现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必须主动地发现、了解和圆满解决各民族的要求；必须使少数民族亲身体会到自己当家作主，以推动他们自觉地和积极地参加本地区和整个国家的工作；必须使他们认识自己不仅是本地区的主人，而且也是国家的主人；必须使他们像热爱自己的故乡、自己民族那样来全心全意地热爱国家和全国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更加发扬他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4）发展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对于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有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作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因此必须积极克服困难，为此创造条件。
（5）应当适当划分自治区的财政权限；同时，并为了发展自治区财经工作，中央对于发展工业，尤其是地方工业，开垦荒地和发展农牧业生产，需要给予更大的物质和技术上的帮助。
商业要用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条件的办法来发展，并很好地执行价格政策，以适当地调整农牧业产品同工业产品的比价，是有重大意义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由国家举办各种建设，对于促进本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央各部在规划和安排这些工业建设时，和在具体执行当中，应该照顾这些地区的各种困难，从交通、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等方面同自治区取得紧密联系，以便了解情况，适当的规划是非常必要的。
（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培养了大批的本地民族干部
在民族地区要顺利地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必须大量培养本地民族干部，并通过他们进行工作。新疆地区的党组织，对这一重要工作始终是重视的。七年来培养本地民族干部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的有十余万干部，其中有五万多是本地民族干部，他们一部分是前五军来的，一部分是过去就参加工作后经教育改造的，大部分是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担任区长以上领导工作的民族干部有三千多，区委以上各级党委委员中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民族干部，担任各级党委部长和书记职务的民族干部也是不少的。在工厂矿山企业中、农业部门中、学校里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培养着大批的技术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所有这些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在一起，并依靠他们的帮助，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发生很大的作用，这些干部大部分是经过各种民主改革，在实际工作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但是，现有干部还是很不够的。培养干部方面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在今后的六、七年中，平均每年需要培养五万多干部。这是目前我们基本任务之一。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干部。加强干部之间互助合作，懂得的人应该教会不懂得的。应该大胆地培养和提拔干部；“只管提拔，不管培养”的态度是不对的。要发扬民族干部的优点，帮助他们及时地克服错误和缺点，并应给予他们以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主要的是要使民族干部在机关里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工作；没有适当的工作条件，即便是把他们提拔起来，也很难进一步提高和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就是说，应该充分贯彻民族干部有权有职的原则。但在同时，还应该强调有职就有责，如果某些民族干部忽视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忽视或不忠实于人民的事业；要是因此而使工作受到损失，甚至把本身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好的后果，嫁祸于人或者嫁祸于汉族干部，则是极大的错误。
（2）各民族干部必须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文是十分重要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们认为初中以上的学校应该增设汉文课程，要求高中毕业的民族学生，必须达到或基本上达到在汉族学院里能听懂汉语讲课的水平。目前还不能对所有地方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必须强调和逐步达到这样的要求，没有这一点，要培养少数民族高级专门人材和发展他们的文化、教育是不可能的。现在还没有大学的，甚至还没有中学的少数民族，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创办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的大学呢？是否要等待这样的学校出现才培养干部呢？如果你要等待，将会连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但是这决不是说，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可以不尊重了。我们应该很好地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并把它们作为武器来应用。小学和中学必须用各该民族的语言文字来发展。政法部门必须采用本地民族的文字。但是在科学技术上要达到先进的水平，只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此，只有向先进的民族学习，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3）必须加强干部之间的团结，尤其是本地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之间的团结，这是胜利进行民族地区工作的主要关键之一。维吾尔族有这样一句成语：“哥哥尊重弟弟，弟弟报答哥哥。”现在汉族干部不仅尊重了少数民族，而且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忠心耿耿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假如不表扬汉族干部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未免有些不公。汉族干部同本地民族干部的关系，必须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和师徒之间的关系。汉族干部必须努力教育和帮助本地民族干部，而本地民族干部则应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并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通过这些所建立和加强起来的干部之间的团结和同志式的友谊，将是牢不可破的。
（四）多数民族应不断地派出相应的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
这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进步和发展所要求的。这不仅不会影响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而且是他们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所需要的。对于帮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来说，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把“机关民族化”这一句话理解成为纯粹由本民族的干部独立地管理自己的业务，那就完全错误了。这种看法，是最突出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当然是不能允许其存在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培养了并继续培养着大批的各民族干部，也有很多汉族干部在新疆工作，今后还需要继续从内地调进汉族干部，特别是科学、技术、文教、卫生各方面的专门人材到自治区工作，在培养上述各部门的本地民族干部，特别需要不少的汉族高级知识分子。在劳动力方面，我们更需要内地不断的支援。某些部门目前已感到劳动力缺乏，在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除了充分发挥本地劳动力的效力以外，还需要成千成万的劳动力，只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个困难的，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就需要由内地支援大批的劳动力。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照顾我们上述这两个要求。
（五）不论是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必须克服这种违背各民族人民愿望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在各民族干部中间必须加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是一件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需要采取各种教育措施的艰苦工作。各民族负责的党员干部必须特别重视这个工作。在进行反对上述两种民族主义思想或是这两种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时，决不能为了照顾而迁就严重的错误。不过，同时也要注意避免不经过慎重研究，就把工作中一些一般问题，当作民族主义倾向而轻易地给干部扣上大民族主义或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的现象。对于这类现象，必须克服和防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反对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同时，还需要反对维吾尔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在干部中间，必须不断地加强关于民族政策的教育。我们必须同一切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统一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同一切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阴谋，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坚决的打击和粉碎它们。
以上就是党在新疆地区几年来工作中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实际经验。
我们决不忘记在我们面前还有更多的更复杂的任务，我们坚决相信这些任务一定能够实现，坚决相信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定能够胜利地共同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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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供应群众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作家 赵树理同志的发言
群众对作家提出的新要求——“普及”和“提高”的统一性——注意研究群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现有基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我现在就文艺的普及工作发表一点意见。
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群众对文娱活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更多、更高、更合于自己胃口的东西。我们文艺界虽然不能像经济部门那样分门别类定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数字，但是也得在这全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迈进的途中，把自己的步伐走得像个样子，因此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仍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事。
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也和经济上的增产一样，要根据现有的基础——我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在普及基础上求提高也包涵这个意思。
我以为近来还有些人对“普及”的理解有些偏向——把“普及”和“通俗”的意义混为一谈。
“通俗”是普及的一个条件，但那只是照顾到群众的语言习惯和知识范围（如学术上一些概念）而不是照顾到群众文学艺术基础的全部。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一个人长到几十岁，很少是白吃饭的。每个人对事物接触的范围有广狭，理解的程度有深浅，但各有其多方面的生活，也各有其集中精力的方面，而文学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构成部分，有的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我们恃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形态的文学艺术源泉，正在这里。可惜我们有些人在为自己吸取养料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而在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时候又把这个丢在一边，害得我们的事业未能和广大的群众更紧密地发生连系。例如有些作文化馆、站工作的同志们，为群众选作品的时候，只注意配合当前的中心工作和文字的通俗易懂；而接受了他们的订货单的写作者，也往往写一点连自己也不认为是艺术的小东西来回答他们的要求——双方都以为群众只要有了这些就足以娱乐了，要是多注意一下群众平常爱听什么书、爱看什么戏、领略惯了那些东西之后其精神状态有过些什么变化，就不至于把既不艺术，又宣传不好政治的东西强往群众眼睛里塞了。
任何一个作家，只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某一部分感到兴趣，愿意写，不论用什么体裁、什么风格写出来都是有益的——总合乎某一部分人读——但广大的群众缺乏合适的文学艺术食粮，似乎也是我们的责任。有些人把普及和提高的界限分得太清楚，但又都只愿当提高工作者，我以为是不太妙的现象。广大群众没有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食粮，作家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我们在这方面的负责任的供应太少了。我以为只要我们对广大群众有责任感，只要不轻视群众文学艺术的基础，在创作方面，普及与提高是有很大的统一性的——例如已经为群众所欢迎的话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是普及的了，难道不能算高级的吗？这个作品，其所以能普及，是因为其人、其事、其言、其趣，在群众看来都不生疏；其所以是高级的，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艺术性都达到应有的强度。群众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作品。我们有责任满足他们的需要。
我这个希望是否和“百花齐放”的方针冲突呢？我以为不冲突。群众需要的也是百花，不应把群众性大一点的作品只算作一花。“董西厢”、“水浒传”、“白毛女”、“新局长到来之前”都是普及的，都是高级的，又都各成一花，谁也没有仿模谁。不过我以为在百花齐放的时候，各人应该要求自己要放之花更为多人所爱，因而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研究广大群众在文学艺术方面现有的基础，以便把自己之花培植得更为他们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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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江苏省工业和资源的潜力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刘顺元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所作的报告。
我现在就充分利用江苏工业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目前，江苏省的工业，除蚕丝、面粉等几个产业外，一般的都已经恢复到并且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南京地区的电讯工业、重化学工业和机器、科学仪器制造业，还有了新的发展。
江苏的工业资源，尤其是棉花、蚕茧等轻工业资源比较丰富，技术基础比较好，企业间的协作也比较方便。但是，我们对这些有利条件的利用是不充分的。过去三年来，国家对江苏地方工业的投资共三千八百万元，仅为江苏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和税收的百分之四点七八，其中用于更换固定设备的投资还抵不上同一时期固定资产的折旧，以致各项工业交通运输的设备，得不到及时的更新，超龄的部分日益增加。有些产业的设备能力的利用率有的偏低，最差的如火柴、卷烟还不足百分之二十五。资源潜力的利用更差，如全省有一千多华里的海岸线，但海产的产量仅占蕴藏量的百分之二十，江河湖泊面积也只利用了百分之二十。这种对原有工业和各种资源潜力利用很不充分的情况，是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于江苏地少人多，劳动就业困难和人民要求逐步改善生活的愿望，也是照顾不够的。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必须根据国家对沿海工业的要求和江苏工业的特点，积极地发掘工业的潜力。江苏棉纺织工业中棉多于纺、织大于纺的情况，应当逐步改变过来。缫丝生产现在仅恢复到抗日战争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八，随着蚕桑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江苏的缫丝工业应当积极进行改建和扩建。渔业生产的落后情况，也应当有步骤地加以改变。机械工业应当按照各厂的技术专长和本省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适当的改建和扩建，为本省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国家的大工业服务，并积极完成各方面的修配协作任务。化学工业基础较好，有些产品如氩气、有机玻璃等，在国内还是不多的，应当继续加以改建和扩建。徐州地区附近煤田面积初步查明的就有一千四百五十平方公里，蕴藏量约在一百亿吨以上，建议国家在贾汪煤矿的原有基础上，扩建新矿井，积极加以利用。江苏目前的电力供应已很紧张，南京、徐州、新海连电厂的扩建新建工程，亟须尽速开工。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关于江苏供电的基本建设计划，也要及早确定，才能适应今后工业和农业电力灌溉事业的发展。
对中央有关部门的希望
我们完全拥护党中央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发展新的工业基地的方针。过去国家计划机关和中央有些部门，对江苏工业是关心的，是给予指示和帮助的，但是，在计划平衡和处理地区之间关系上，有些措施不尽合理，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也限制得过多过严，希望今后能够有所改进。中央有的部门，对老厂、老地区要得多，给得少，对技术人员抽得多，大中学生补充很少，这种做法，不是在适当增强和积极发展的基础上来利用它，而是实际上削弱它。今后，在技术力量的培训调配工作上，在新厂进行基本建设的同时，可以先将配给新厂的大部分干部和技术工人，放到同类型的老厂中去实习，在新厂建成时，需要的干部和工人，就可以大部分在老厂中统一调配。采取这种做法，有利于新厂尽速投入生产。
对中央上海局的希望
江苏工业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我国华东工业基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解放以后，在友邻间、城乡间的关系上，一般地是作到了相互支援、分工协作，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统筹兼顾不够的地方。我们建议：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国家计划的统一平衡下，请中央上海局加强领导，全面而妥善地协调华东工业基地内部友邻间的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各地自然资源，发挥工业潜力，改进工业布局，平衡国民经济的发展。
省委今后的工作
省委对工业领导上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江苏建省比较迟，省委对工业的规划又抓迟了一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从维持改造方面考虑得多，向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出积极建议也不够。在处理工农业关系上，我们对农产品加工工业，重视了节约原料，提高出品率的一面，忽视了把农产品在本地加工，并把副产品留作饲料养猪，用猪粪肥田的一面，因而过多地调出原料，集中到城市加工，不仅影响到当地小型加工作坊的生存，也影响到饲料、饼肥的供销和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今后，我们江苏党的各级组织一定要认真地学习和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八次大会的各项报告的精神，在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领导，有步骤地调整现有工业布局，积极进行技术改造，适当恢复与发展乡村的农产品的加工工业，充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轻重工业的各项资源，积极发挥地方工业的作用，为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江苏省的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为全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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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造地主富农分子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中共山西省长治地方委员会书记 贾俊同志的发言
山西省长治专区是个老解放区，一九四七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现在又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区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六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里我想谈一谈对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改造问题。
全区原来的地主、富农共有四万零二百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地主、富农分子共有七万八千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三。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六点九四的人已经被接收入社，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点五的人改变了原来的成份，成为农民，取得了正式社员的称号；有百分之十五点八七的人经过社员公议批准为候补社员；只有百分之三点六三的人因为有过不同程度的罪行，经过社员的公议和县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交合作社管制生产。现在，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还有百分之三点零六的人留在社外，其中有的是因为有反动行为被判了徒刑；有的出外参加了其他劳动。
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以前，地主、富农分子被允许入社的，全区只有一千多人。而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他们就几乎全部被接收到合作社里来了。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改造地主、富农分子的政策的结果。
远在一九四七年以前的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就以狂风暴雨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把丑恶的地主阶级打倒了。当时，我们党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正如邓子恢同志的发言中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因而使地主、富农内部有了明显的分化趋势。然而几年来的事实，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我们的，任何剥削阶级决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姑且不说在土地改革结束后的头一两年中，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利用我们工作薄弱的地方，向农民进行了反攻倒算，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去；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七年中，他们也曾向农民、向我们党和国家进行过数次严重的斗争。第一次是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他们利用美帝国主义策动的朝鲜战争，大肆造谣，破坏我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并且向农民诬蔑互助合作运动，特别是利用会道门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甚至有的地方的会道门，还暗藏着龙袍龙旗，并且封官许愿，煞有介事地做着恢复封建王朝的幻梦。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当我们党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后，他们中间的少数反动分子同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利用我们农村中少数家庭经济较富裕的党员对当时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抱有抵触情绪，在群众中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甚至在一九五三年初，他们利用我们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执行党的团结中农政策上的某些偏差，在一个县几乎发生阴谋暴乱的事件。第三次是一九五五年春季，他们中的反动分子，利用当时农村中一度发生的粮食紧张空气，又趁机兴风作浪，煽动一部分富裕农民，抵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且阻挠正在前进着的合作化运动。
我们在与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中，采取了那些措施呢？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如下的三条：一、结合镇压反革命工作，发动群众，监督地主、富农分子的活动。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严格地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同地主、富农分子的一般性的反动言行区别开来；把地主、富农分子守法的和不守法的区别开来，加以不同的对待。这样就使地主、富农分子越来越分化，使反革命分子可资利用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缩小。二、在合作化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中，坚持执行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纠正“左”的或右的偏向；在一定时期的某些具体经济利害关系上，说服贫农向中农作必要的让步。这样就使贫农和中农的团结越来越加巩固，从而也就使地主，富农分子最后陷于完全孤立。三、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在政策上，一方面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稳步地开展生产、供销、信贷的合作化运动，以达到水到渠成地由限制到消灭富农经济的目的。虽然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三年的七年中，全区出现过三百多户的新富农，但还占不到总农户的万分之五。所以，在合作化运动中，富农阶级就没有形成一个较大的对抗力量。经验证明，合作化的主要困难，是解决富裕农民的思想问题。因此，当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全体富裕农民行动起来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新富农就不得不自动地放弃剥削，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也不得不屈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纷纷向农民表示要求入社。有的向合作社声明说：“过去我说的话，都是狗皮膏药，现在我写下牛皮文书，保证不再乱说乱动，规规矩矩，服从领导。”农民也根据他们过去的表现好坏，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分别对待地把他们吸收到合作社里来。他们入社以后，多数人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流露出了感激和诚服的心情，如说：“现在我们也能够和大家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真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
把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和新富农分子都吸收到合作社里来，有没有危险呢？当然，危险并不是完全没有的。事实上，在个别的合作社里，他们中间的坏分子曾有过放火、投毒、伤害耕畜等破坏事件。但是，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毕竟是个别的。今年上半年，全区破坏社会治安的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而且由于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即使发生了破坏案件，也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根据半年多以来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地主富农分子都是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的。现在，他们已经入社的人同其他社员一样，一律受到按劳取酬、同工同酬的待遇；他们之中已经改变成分成为农民并且表现特别好的，有的已被群众选举为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就表明，他们在经济生活上、政治生活上都有了光明的出路。我们预计，在今后一两年内，原来的地主、农富分子和新富农分子一般都可以改造成为合作社的正式社员。已有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和新富农分子作为阶级被消灭之后，是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