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李维汉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开幕词和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一年间,由于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我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团结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广泛性和它的发展的长期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包括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在内的广泛的联盟。离开了工农联盟,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党总是要以全力扩大和巩固工农联盟。同时,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又能够辅助工农联盟壮大革命势力、孤立反革命势力、并教育同盟者,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党总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后一个联盟,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包括一切可以长期合作和只能暂时合作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但是,在这些非劳动人民同盟者里面有一个长期占着重要地位的阶级,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
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在内,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不论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具有两面性。他们基本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由于这一点,他们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军,而且从国际革命阵线说来,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就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们仍然保持了反帝爱国的立场,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工业建设、发展现代文化和技术上有积极作用。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他们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了参加、附和反革命、中立、最后才又参加过来的曲折道路。而且他们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要争取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同工人阶级之间就逐步地进入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影响和两面性,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如何,就不仅关系于工人阶级能否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反动势力的问题,而且影响到工人阶级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斗争,而且影响到国家的两个前途的斗争。所以,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从来就是我们党的总路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采取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在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以前,党的某几个时期的领导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犯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犯过“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纠正了这些错误,而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采取了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因此,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使他们在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之间大体保持中立,一部分人对我们同情。这就有利于我们党在当时环境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其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克服顽固派进行分裂、投降的危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也即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根据新的政治形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内战、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又在这个斗争中对于他们中的无原则让步的倾向作了耐心的说服和批判。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了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联盟;但是,我们曾经不能不对他们中间发生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这是一条不赞同彻底的土地改革,不赞同推翻整个国民党统治,并对美帝国主义的“鼓励民主个人主义”等等抱有很大幻想的带反动性质的路线。我们党帮助他们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独裁、饥饿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大运动中受到教育,终于抛弃了“中间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分子三大运动的教育,又帮助他们进一步批判了“中间路线”的思想残余。这个克服“中间路线”的斗争,是争取人民革命的彻底性和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争取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也是一个转折点,他们从此开始在实际上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样,并且由于“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使得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和社会主义经济日益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和平改造的方法,逐步地使他们放弃资本主义道路,放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等等幻想,而接受了社会主义道路。
争取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五点经验
两个革命的历史都证明:统一战线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特殊形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毛泽东选集七六三页)一切机会主义者弄不清这一点,而把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要保持统一战线,只好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左倾机会主义者则把一切斗争和否认统一战线称为阶级政策。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执行了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正确地处理了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关系,成功地争取了并且已经在基本上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执行这个政策的经验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点:(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有很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扩大和巩固工农联盟,壮大革命势力,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坚决而又机智的斗争,才能逐步地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二)照顾同盟者的合理利益,是争取同盟者必要的条件。我们党远在抗日时期,就吸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并且执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我们的政府继续照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理利益,并保证他们在阶级消灭以后有工作上、生活上的出路和光明前途。(三)向他们长期反复地进行说服教育。最主要的是实际的教育,即引导他们从实际政治经验中接受教育;同时把实际教育同耐心说理结合起来,把鼓励同批评结合起来。(四)在他们中间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向左转,更多地教育和等待落后分子,孤立和分化少数顽固分子。注意培养进步核心力量,使他们能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五)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民族资本家区别开来。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是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骨干,又比较富于爱国心和政治感觉,对民族资本家有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在革命胜利前就已经向他们长期地进行了争取和教育的工作。革命胜利后,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地转到为人民共和国诚实供职,他们的政治立场又随着思想改造的进展,逐步地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行动,对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我们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曾经给了很大的帮助。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我们同这些阶级、阶层建立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主要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这些阶级、阶层直接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但是,在团结、教育和改造这些阶级、阶层的工作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将来这些阶级、阶层改变成为劳动人民以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继续在这一部分劳动人民中进行工作,将继续联系和代表他们可以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并且同我们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
下面,我讲一点关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国外华侨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
各少数民族内部多少都有一些上层人士,他们是前资本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以及这些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劳动人民间的矛盾,只有经过社会改革(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解决。另一方面,这些上层人士的大多数具有爱国立场,在民族关系上,部分的还在宗教关系上,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联系,成为本民族的公众领袖。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这种公众领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党很早以来,就对于少数民族公众领袖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作了正确的估计,并对他们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政策。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前,我们已经同许多少数民族的公众领袖建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借助于这方面的统一战线,我们经过和平方式解放了西藏,我们同许多过去没有联系或者很少联系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发生了联系,开展了工作,这就是对劳动人民的联盟起了辅助作用。在民族的团结方面,在社会改革中,许多少数民族的公众领袖做了有益的工作;同时他们自己也受到了政治教育,获得不同程度的进步。在我国的条件下,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用和平方法进行的。一部分需要实行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那里的社会发展情况特殊,也必须采取和平方法去进行。正是由于劳动人民同公众领袖间的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使和平改革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和平改革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用逐步的迂回曲折的方法来达到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目的。不是通过强力斗争的方式强迫剥削者放弃剥削,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说服他们愿意放弃剥削;同时,国家采取适当办法保证不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关于社会改革的具体政策、办法、步骤、部署和时间等等问题,由劳动人民的代表和公众领袖们进行认真的协商,双方真正赞成了,才动手进行改革,否则宁肯慢一点,等待酝酿成熟了的时候再进行。这里,说服劳动人民采取某些必要的、合理的让步,是有积极意义的。有的地方存在着对少数民族公众领袖的影响估计不足、同他们协商不够的缺点,应当加以改正。同时还必须耐心地帮助公众领袖们和其他上层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帮助他们主动地向劳动人民靠拢,以便取得劳动人民的谅解,实现长期合作。和平改革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可以减少以至避免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破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财富很贫乏,更应当尽可能避免破坏);可以争取一批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很少,更应当尽可能把他们争取和教育过来)。所以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当认真地执行和平改革的方针。
对宗教界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
我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包括新旧两派)等宗教。宗教问题在我国社会问题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中有普遍深入的影响;道教以外的几种宗教都有国际联系。在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曾经多方控制宗教界,力图把宗教变为他们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经过各种方式,向宗教界进行了反帝爱国教育,帮助他们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揭露和清除反革命分子,从而保障了宗教界的爱国自由,并使他们团结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同时,我们党和政府实行了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就是:信教或者不信教是自由的;信仰那一种宗教、那一个教派,是自由的;现在信教、将来不信,或者现在不信、将来又信教,也是自由的。这样就改进了宗教界同非宗教界之间以及宗教界内部的团结。在我们国家内,只要人民中有人信仰宗教,我们就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保护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不信仰宗教;同时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懂得宗教必然会在长时期内存在的原因,所以采取了长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处理宗教问题上还有采用行政手段的情况,是必须纠正的。
对国外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国外华侨中,也已经广泛地形成了并且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华侨素来具有爱国传统,祖国的独立和几年来的成就又更加鼓舞他们发扬了这种传统。我们国家在华侨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更加促进了华侨的团结互助,促进了他们同侨居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的改善。这些政策和措施是:(一)坚决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允许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国籍;劝导他们同侨居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遵守侨居国法律,不干涉侨居国内政。(二)号召华侨在爱护祖国、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基础上,不分籍贯、职业、阶级和信仰广泛地团结起来,帮助各种华侨的团体、学校、报纸和各方面的华侨领袖在上述基础上消除隔阂,实行合作。(三)保护华侨汇款,优待华侨投资;欢迎华侨回国参加建设或者参加学习,并给予便利。(四)照顾国内侨眷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并逐步地引导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政策和措施受到广大华侨的赞同和拥护,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并要克服侨眷区和其他方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
今后的任务
今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是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充分地调动在过去条件下不可能调动的或者由于我们工作的缺点而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把一部分消极因素化成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发扬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传统,主要的是政治协商、共同工作、互相监督和自我教育的传统。发扬政治协商的传统
政治协商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是经过协商来调整的,国家事务中的重要问题是协商成熟而后决定的,国家的选举也是经过协商提名的。正是由于在协商过程中反复地交换了意见,展开了争论,从而辨明了是非,达成了协议,在进行选举和通过议案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常常出现最大多数一致以至全体一致的赞同和决议。政治协商并不抹杀阶级矛盾,不对阶级矛盾作无原则的调和;政治协商的好处在于既能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能尊重占少数地位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过充分协商之后,使各方面的政见在基本上达到适当的集中和统一。这里所谓占少数地位的人民,就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所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人民。尊重这部分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巩固和扩大的必要条件。我们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一向注意发挥政治协商的作用,特别是在采取重大措施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有关的党外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宁肯慢一点作决定。凡是应当经过广泛协商的问题,都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去协商,有些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去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是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统一战线组织,在统一战线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政协的工作,我们应当努力使它的活动更加充实和活跃起来。
正确处理同党外人员共同工作的关系
几年来,我们党在国家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同党外人员共同工作的关系愈来愈广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这种共同工作的关系达到了包括绝大多数资方人员在内的规模。正确地处理这种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这里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怎样保证党外人员有职有权。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同党外人员认真地实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的共产党党组或者党委对于工作上和业务上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议,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还必须经过适当的方式同有关的党外人员进行充分的协商,然后提到行政会议认真讨论,作出决定。这样,才既能实现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又能在行政上同党外人员实行集体领导。有些人把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和行政权力对立起来,那是不对的。对于党外人员分担的职责,应当切实尊重,使他们能够处理应当由他们处理的问题,参加或者主持应当由他们参加或者主持的会议,阅读他们应当阅读的文件。在工作中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共同事业中发挥长处,作出成绩,获得进步。此外,某些党外人员的安排使用有不适当的情形,应当加以改正。
创造必要条件,便利党外人士对我们进行监督
充分发扬政治协商和共同工作的民主传统,就同时有利于互相监督。就我们党来说,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毛泽东选集八三二页)现在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居于核心领导的地位,更需要这样的内外夹攻。我们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这是基本的依靠。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向我们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即使有些批评和意见不中肯或者不正确,也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我们进行监督。组织定期的和不定期的视察;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国家机关的会议上充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各机关内部的我党组织同民主党派组织和民主人士之间、各有关机关同有关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之间,进行座谈和协商;这些都是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应当更广泛更认真地来做,并形成制度。
运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方法
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今后仍然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民族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改造;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努力使自己的政治立场完全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而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的自我改造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需要继续执行又团结又斗争、又鼓励又批评的政策,推动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达到消灭剥削阶级。是否剥削阶级一消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就不需要了?还是需要的。我们知道,人们的思想变化是常常落后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变化的。资产阶级成员改变成为劳动者以后,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国家公职人员内部还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存在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要靠自我教育来逐步加以克服。所以,我们要长期地运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以发展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一致性。
克服宗派主义情绪
十一年来,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获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不是没有问题了,而是问题还不少。有一些问题是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以后出现的新的情况的反映,有一些问题则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就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工作说,庸俗的迁就主义倾向是有的,但是主要的毛病却是宗派主义情绪。在民族关系上,有些同志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不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不愿意听取和尊重兄弟民族干部的意见。在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上,有些同志对党外人士的联系往往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有些同志对于比较落后的人们,采取冷淡和疏远的态度,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毛泽东选集四八五页)有些同志对于党外人士的不同意见,不是采取彻底敞开、适当分析的态度,而是简单地加以排斥。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应当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彻底揭发和改正工作中的这些毛病和其它的毛病。在检查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最近大半年来,我们在中央和全国许多地方邀请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检查统一战线工作,得益甚多。今后要更有计划地运用这个方法。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求各地方党委定期地加以部署和检查,督促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好好工作,同时督促党的有关的部门和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中有关的党的组织把这项工作抓起来。
我们相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将在一切方面获得进一步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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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 许立群同志的发言
应该在这些方面求得改进:加强教学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轮训中级以上党员干部的指示;学习内容不要强求统一,方式应该多种多样;党外干部的理论学习,必须根据本人的完全自愿。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里,对于加强党的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我想对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
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起了显著的作用。党从前年起加强了党校工作,实行了轮训高级和中级干部的制度,对于不能调进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则让他们离职自修。各地为在职干部配备了四千五百名左右的专职理论课的教员。这些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里,我不去说成绩的方面,单说目前应该改进的地方。
目前干部理论教育工作,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首先,现在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热情是很高的,他们要求帮助和指导,但是,我们的指导力量很薄弱,教学质量很低,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而且,有一些教员有照本宣科、背诵条文的教条主义习气。
其次,干部理论教育的组织工作上,有管得过多过死的缺点。有些同志看到了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全面考虑他们在其它方面的需要,就想把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在职干部、甚至还不到初中毕业程度的干部,全部都组织起来参加理论学习,并且想用业余政治学校作为主要形式,把大家都吸收进去。实际上,这种“包下来”的办法对于目前的情况已经不适合了。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许多干部迫切需要学习业务的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有的还需要提高文化、科学水平,而且,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几年来已经有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或者先学习业务、技术知识,是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和本人自愿来安排的。此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个干部虽然都是必须的,但是,学习的方法却不必一成不变,更不应该勉强求得一致。现在许多地方的理论教育工作中在这些方面有一种强求一律的毛病。有些地方把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的干部编到初级组学习,有的地方还勉强许多年老体弱的干部一律参加学习,对于子女很多、家务很重的妇女干部也不加以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这些都是不合适的。
最后,目前干部学习的种类太多,除了理论、文化、技术、业务等学习以外,许多领导机关常常向下布置各种各样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学习任务,而且往往不区别不同情况,把全体干部都组织进来学习。这样就造成了各种学习彼此冲突的混乱现象,使得许多干部在业余时间不能休息,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健康。自然,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教育方面的问题,而是需要各方面共同来解决的。
根据以上情况,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要继续加强理论教育工作的队伍,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现在广大干部政治水平和理论知识的水平比几年以前已经有了提高,可是,理论教育的指导力量却生长得很慢,这是当前理论教育工作中的一项基本矛盾。目前全国已有了一批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还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文化科学水平,才能很好地负担起自己的工作。目前有必要继续抽调有培养前途的干部担任论理课程的教员,并且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培养和提高。对于现有的理论课程的教员,除了有计划地抽调入党校进修以外,还要多办教学座谈会,各种理论问题座谈会和假期讲习会、研究会,组织他们制定自修计划,以便帮助他们一面教学,一面提高。目前理论课程的教员需要多加以鼓励、督促和帮助。此外,党内还有人有轻视理论课程的教员的错误思想,这也应该纠正。有的省份的专职教员,至今还是没有被列入正式编制,这个问题需要迅速加以解决,建议把理论课程的教员列入正式编制,经费由党费内开支。
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这是理论教育中应该经常注意贯彻的方针。为了有效的反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实际生活中的其它各种问题,除了必须批判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更重要的就是要从积极方面采取许多具体的步骤。现在急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经验编写中初级组的教材,还要多供给教学人员以各种实际资料,帮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和执行的实际情况,加强对于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以便逐步加强理论课程的教学和实际的联系。在教学当中还要继续提倡整风的经验,即用学得的理论知识作武器,具体地分析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中的主要的问题。当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实际问题,必须同时防止乱套公式、乱贴标签的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我们要多提倡独立思考,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个号召,对于我们的理论教育工作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广大在职干部的理论教育组织工作,有三点意见:第一,是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轮训中级以上党员干部的指示。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说:“根据粗略的统计,全党有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万人,这三十多万人的工作的好坏,对于党的事业有决定的影响。”我们首先要把对这部分同志,特别是对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做好。抽调高级干部离职学习固然要影响一些工作,但是,学好理论可以提高领导工作中的远见,帮助他们总结工作经验,这种由于离职学习而引起的损失是可以得到补偿的。目前要求高级干部首先学好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因为学习哲学可以帮助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学习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对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可以大大减少执行政策当中的盲目性。为了实现轮训的任务,现在还没有设立中级党校的各省,应该尽可能争取开办中级党校,对于初级党校也应该提高加强。第二,广大的在职干部理论学习,内容不要强求统一,方式应该多种多样,以便适合不同的情况,灵活地进行。党的宣传工作部门要开办正规化程度比较高的业余政治学校(或夜校),由干部自愿报名参加。现在各地已经举办的业余政治学校需要逐步提高。业余政治学校固然是组织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一种有效的形式,但是,不能把它当做唯一的形式。事实上除了进党校、干部学校和业余政治学校以外,还会有许多干部愿意用其他方式学习理论,有的人愿意自修,有的人愿意组织读书会和研究会,有的人愿意学得快些,多读些参考书,有的人愿意学得慢些,少读些参考书,这都可以听其自愿,不要过多地干涉和限制。党的宣传部门应该采用各种办法,组织有关理论问题的报告、讲演,或者解答理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启发大家的独立思考,积极地帮助大家学得更好。这些报告和讲演,要有相当的水平,使它能吸引干部自愿听讲。总之,组织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项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绝不应该简单地依靠生硬的行政命令来进行。如果以为马克思主义既然已经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因而我们就可以用行政力量把它当作教条灌输给干部和群众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对的。第三,对于党外干部的理论学习,必须根据本人的完全的自愿。我们党有责任鼓励和帮助他们学习理论,但是,绝不应该有任何勉强他们学习的错误行为。有人顾虑强调自愿原则就会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实,今天广大党外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热情也是很高的,因而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而真理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的,如果说,它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残酷的压迫下面还能取得愈来愈多的群众的拥护,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在马克思主义获得空前巨大威信的现在,怎么会有什么缩小阵地的危险呢?我们有些同志一心想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有些方法不对头,反而使得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减少了兴趣。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注意改变的。
最后,建议全面安排干部的各种学习,克服学习种类过多,负担过重的现象。原则上规定每个干部的主要学习项目,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种。建议中央和地方的各管理干部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全面的规划,以便彻底解决学习上的混乱现象。
以上意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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