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首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问题
刘仁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党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彻底完成了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正在胜利地进行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整个社会风气已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几年来，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首都正在从一个落后的消费的城市逐步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的城市。到今年一月间，我们先后完成了郊区农业的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完成了手工业的合作化，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这就基本上完成了首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五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八倍，产业工人总数比一九四九年初增加了四倍（增加最多的是建筑工人），其中工业职工比一九四九年初增加了二点六倍。城市建设也以巨大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到一九五五年底，已完成的建筑面积有一千四百多万平方公尺，相当于北京原有建筑的百分之七十。铺装的路面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点九倍，下水道增加了一倍，城区饮用自来水的人口增加了二点四倍，公共交通和医疗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教育方面，高等学校学生一九五六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四点六倍，普通中学学生增加了二点八倍，小学学生增加了一点六倍。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问题仍然很多，在许多地方仍然不能满足和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这里，我想只就首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加强国营工商业的领导作用 发挥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潜力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的胜利，使生产力解放了，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把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无论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或者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都出现了生产上的新的高潮。例如今年全市国营工业的产值计划比去年实际完成数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完成上半年国家计划百分之一百一十二。许多工业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成本有所降低。但是，工业方面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产品的质量和成本问题，有些产品的质量还十分低劣，成本也很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以后，许多具体工作没有跟上，因而堆了一大堆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并且由于工作上的粗枝大叶和主观主义作风，曾经发生了一些偏差：农业社大社太多，有些增产指标订得偏高，“耕作规程”对某些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并不完全合适，却曾经盲目地普遍地推广，有一个时期严重地忽视农村副业生产，因而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有些手工业合作社并社偏大，不适当地集中生产，使许多社员的家属不能参加辅助劳动，加以公共积累偏大，经营管理有缺点，使一部分社员的收入减少；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不适当地打乱了原有的产销关系；有些修理业、服务业，在改组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它们的特点和总结它们的丰富经验，不适当地加以集中、合并，或者改为只制造，不修理，而且今年又增加了生产任务，这样就使得市民的日用家具和许多机关、学校的汽车、科学仪器、医疗器械等等，没有地方修理，缺少零件也没有地方配，一些临时的零星的订货也找不到工厂承做。现在的关键是进一步改善国营工业和商业的领导，改善经营管理，加强它们对整个经济的领导。对于公私合营企业，要很好地保存和吸收它们中间一切有用的遗产，要通盘筹划，进一步加以改组，以充分发挥它们的潜力，同时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各方面的修理业务和各种临时的零星的订货，并且根据社会需要作合理的分布。北京的工厂企业要很好地向上海、天津、东北以及全国各地的先进工厂企业学习，同它们进行社会主义的竞赛，以鞭策自己进步，并且要努力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争取在短时期内克服许多工业品质量低、成本高的落后状况。对于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必须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并且很好地解决分配问题，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增加收入，以巩固和发展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必须在通盘部署和统一计划、统一领导下进行
关于首都的城市建设问题。从一九五三年以来，首都建设任务越来越繁重，而城市建设各部门的力量都比较薄弱，依靠了中央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才完成了每年三百万平方公尺左右的建筑任务和各项市政建设任务，并且在工作中逐步改进了城市建设的专业分工，加强了领导和管理。但是，目前在城市建设方面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首先，城市规划工作远远赶不上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总体规划尚未最后确定，这就使得建筑拨地、建筑设计缺乏完全可靠的依据，道路、供水、排水、供电等市政工程也不能合理地进行建设。同时，规划工作和设计工作之间，建筑工程同市政工程之间，以至各项市政工程之间，互相配合很差，各干各的，有的主管部门又缺乏全面计划或者计划不周，以致发生了一些很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有些马路刚刚修完，又要毁掉部分路面，修建地下管道。有的道路展宽，电业工程不能配合，以致道路修好了，电线杆还留在马路中心等等。其次，投资分散，业主众多，许多建设单位花了很大精力和用很多干部管理建筑工作，他们东奔西走，疲于奔命，而城市建设各部门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解决问题常常拖延、甚至发生错误。同时由于投资分散，各种新的建筑物缺乏合理的安排，建了办公用房而不相应地建筑住宅和商业、服务业用房。加以北京市的人口增长很快，我们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加以控制，但是也已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其中有几十万人是从河北省划进来的），而各种市政设施和商业、缝纫、理发等服务业和修理业的发展，还远远赶不上需要，因而使新建区的机关、学校和住户很不方便。第三，由于城市的改建，需要拆除一部分旧房，迁移一部分居民，我们虽然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安置和补偿他们的损失，但是由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计划不周、投资不足，给这部分居民盖的房子，有些质量太差，有些住宅附近没有及时建设必要的公共设施。我们感到，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必须是在通盘部署、统一计划和统一领导之下进行，才能解决各种矛盾和克服严重浪费。过去我们对于这样做一直感到困难很多，下不了决心。但是，经验证明，这种情况拖延越久，工作越被动，问题越多。因此，我们认为，除了加紧进行首都的总体规划、争取早日把它定下来以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建设的统一领导，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在统一的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行动。我们打算：专门成立一个局负责和各个建房单位（工业等建设在外）联系，并且统一负责解决对规划、设计、施工、材料等部门的关系，统一建设新建和改建地区所需要的文化教育、公共福利、商店等设施，成为一个“总甲方”，同时，把规划、设计部门，市政建设部门和建筑施工部门的领导，进一步统一，逐步形成总的乙方（即施工部门）和丙方（即规划设计部门），并且加强对这三个方面的统一领导，使它们中间明确分工，密切配合，互相监督，尽可能克服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现象。
我们在城市建设中也还有另外一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一九五四年，建筑方面曾经发生过严重的铺张浪费的倾向和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倾向，而去年纠正了这种错误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不实事求是地牺牲建筑物的适用和坚固，片面地降低建筑造价的毛病。例如在很多的办公、宿舍楼房中，由于墙和楼板太薄，缺乏隔音设备，以致左邻右舍、楼上楼下互相干扰，影响工作和休息。这些都是违反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的。同时某些建筑工程因为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不严格，加以常常抢工突击，质量不好的现象仍然严重。有些新建的房屋未老先衰，砖墙、楼板裂缝，地面沉陷、不平，门窗翘裂，抹灰不匀，平屋顶漏雨，地下室渗水，房间里温度不够或者温度不匀，暖气片漏水，电线跑电，门锁开关不灵。市政工程也常常发生马路翻浆、上下水道裂缝、漏水等等毛病。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正在大力改进。
需要及早确定工业建设的全面规划
关于首都的工业建设问题。首都的工业建设现在还缺乏一个通盘的规划，在实际工作中问题很多。比如，第一机床厂、农业机械厂、人民机器厂的扩建，拖了几年，直到最近才得到解决；有些新建工厂，今天说搞，忙了一阵，明天又不搞了，甚至有的工厂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建设，中途又搬了家；直到现在，有些中央主管部门认为，某些工厂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有直接关系，必须靠近有关的科学研究机关，应当建在北京，而中央另一些主管部门却不同意，以致有些工厂的建设问题定不下来，影响了工作的进展，也使得首都建设的总体规划难以确定。
过去，制定首都工业建设的通盘规划，确实是有困难的。现在，我们已经全面地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同时，中央已经把沿海和内地工业建设的关系问题明确地解决了。我们希望中央主管部门能够把北京市工业发展的全面规划早日确定下来，以利于各项工作的进行。
北京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城市，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北京不仅应该是政治中心和文化科学的中心，同时，也应该建设成为一个有相当的近代工业的城市。自然，从合理分布生产力的观点来看，首都的工业也不宜过分集中。
现在，北京有全国科学研究机关的首脑——中国科学院，有中央各工业部的许多研究机构和设计机构，一些新的科学技术的研究部门也正在建设中；高等学校的师生将近十万。在这里，已经集中了大批的专家，成为我国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的最大的基地。充分发挥首都科学技术力量对全国建设的配合作用，必定会大大地有利于提高我国工业技术的水平和加快工业建设的速度。
我们认为，北京可以着重建设一部分精密机器和仪器工业。首先，这些工厂可以经常取得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在技术和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以便迅速地掌握新技术和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革。其次，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靠近工业生产基地，也便于理论与实际取得更好的联系，从而更快地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和提高教学的质量。再次，在附近的资源方面，在工业基础、交通运输方面，在气候、地质等自然条件方面，也都有比较适宜的条件。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而我国又是一个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十分落后的国家。我们必须争取时间，不丧失一点时机，用最快的速度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从而又好又省地加快我国工业建设的速度，更好地加强内地的工业建设。从这一方面来说，充分利用首都现在比较集中的科学技术力量是有重要意义的。
也许有人认为，北京的人口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再建设一些工厂，城市就会发展得过大；而城市过大了，对各方面都是不方便的。但是，要控制首都人口的发展，就应当在各项建设事业中间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那些单位应当建在北京，那些单位不应当建在北京，应当有一个通盘的安排，不能够也不应该只限制工业人口的增加，使北京照旧是一个缺乏产业工人群众基础的城市，那样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的发展上，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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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流散的哈萨克族已安置好了
扎喜旺徐同志的发言
解放前，原住新疆的一部分哈萨克族人，不堪国民党盛世才的压迫屠杀，先后逃往甘、青、新三省边界地区。他们不得不长期流动，被迫靠抢劫来维持生活。解放后这几年，我们对他们做了许多争取和团结的工作，终于使他们定居下来，并且帮助他们成立自治机关。现在，他们和蒙古族、藏族人民一起正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开发柴达木盆地的事业。
我完全拥护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三个报告，并决心为实现这次大会即将通过的各项决议而奋斗。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解放后七年来，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增强了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发展了农、牧业生产，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现在我只讲一下关于争取、团结和安置在青海的哈萨克族流散部落问题。
哈萨克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原来居住在新疆，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盛世才的压迫屠杀，一部分人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先后陆续逃往甘肃、青海和新疆三省的边境地区。他们在移动途中扶老携幼，曾受到盛世才军队的追剿、堵击，牺牲很大。到达甘、青、新边境地区后，又遭到马步芳部队的多次围剿，迫使他们东奔西跑，没有安身之地，几乎全部被消灭。总计哈萨克族部落先后逃到三省边境地区的约四万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只剩了二、四○○余人。其余一部分人返回新疆，有些人经过西藏流落国外，绝大部分的人则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命运是十分悲惨的。这些哈萨克族部落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长期流动，被迫靠抢劫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致使他们与当地蒙古族、藏族等各族人民的关系十分恶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拨宣传之下，当地各族群众都把他们当做“土匪”。
解放初期，由于他们对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加上反革命分子的挑拨煽动，仍然继续过着流动抢劫的生活，并曾经与人民政府一度武装对抗，致使当地社会秩序极端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从一九五○年起我们即对这部分哈萨克人进行了多次的争取工作。但由于他们的怀疑顾虑很多，怕政府追究既往、怕消灭宗教、怕当地各族人民报复，一时不容易争取过来；同时在我们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对于流散的哈萨克族的问题，缺乏历史的全面的了解，错误地把他们当做“土匪”，认为不打不能解决问题，妨碍了争取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九五二年夏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严格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对哈萨克族问题的错误思想，全面展开了对哈萨克族流散部落的争取团结和安置工作。党对流散的哈萨克族问题的处理，基本上采取了两条办法。一条是从政治上争取和团结他们；一条是在生活和生产上妥善地安置他们。首先派遣和流散的哈萨克族有联系的哈萨克族上层人士和本民族干部前往宣传政策，消除疑虑，并且携带了物资，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生活困难。接着又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在兰州召开了甘、青、新三省边境地区哈萨克族头人联谊会及各族团结会议，邀请当地哈萨克族和蒙古族、藏族等各族代表人士参加，共同协商安置哈萨克族流散部落的问题。经过十二天的反复协商，达成了安置哈萨克族的协议，确定分别以甘肃敦煌的海子和青海都兰的噶尔穆两个水草丰美的地区为哈萨克族的牲畜放牧场所，并且拨出一批款项帮助他们购买牛、羊、帐房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穿衣到吃饭，政府都采取暂时包下来的政策（为期两年）。同时，并确定帮助他们建立自治机关，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帮助他们建立小学，发展文化教育。这样就使长期流散的哈萨克族部落初步安定了下来。但是他们的怀疑顾虑仍然没有最后消除，对祖国内地各项建设事业也缺乏了解。于是在联谊会后，当时的西北行政委员会又特地组织了慰问团前往慰问。接着又组织他们的代表人士出来到祖国首都和其他各地参观。同时，又在他们居住放牧的地区，成立了党的工委，具体领导和帮助他们建家立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这一部分长期流散的哈萨克人，已经最后安定下来，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现在居住在青海的哈萨克族部落，人口由原来的九百人增加到一千零十七人，牲畜由一万余头发展到二万八千多头，并且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牧业生产互助组，建立了小学校、商店和医疗卫生机构，也在工作中培养了一些本民族的干部。所有这些事实，都使哈萨克族人民非常感动，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且密切了哈萨克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安定了三省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给当地的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蒙古族、藏族等各族人民对这样解决哈萨克族问题，都很满意，并且促使他们也进一步靠拢了党和政府。几年来，这些地区的哈萨克族人民和蒙古族、藏族等各族人民一起积极支援西藏运输和柴达木盆地的开发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曾经有四十多名在柴达木盆地进行勘察的人员，因为迷失方向被困在深山大雪中，冻饿交加，经过当地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各族人民的营救才得脱险。现在这些哈萨克族人民正和其他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为进一步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和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一个哈萨克族老人说：“我活了八十五岁了，经过了清朝、国民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三个时代，只有现在的日子才好过了。过去我常想死，现在不但不想死，还要多活几年。”这些话反映了哈萨克族人民的普遍心情。
从争取、团结和安置哈萨克族流散部落的这一事实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伟大和正确。哈萨克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多年来它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哈萨克族流散部落之所以进行抢劫，也是长期的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流散的哈萨克族的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绝不是“土匪”问题。如果当作土匪去打他们，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民族隔阂，激起他们的坚决反抗。同时，流散的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极端贫苦，如果不妥善地解决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就不可能使他们完全安定下来，也就不可能巩固地团结他们。党根据这种情况，对他们坚持了争取、团结和安置的政策，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安置流散的哈萨克族的问题是圆满地解决了，但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在今后工作中继续注意吸取的。
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是整个国家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采取更加认真的、积极的和热情的态度去对待各少数民族，尽可能地给各少数民族以帮助，克服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那我们就能够使国内各兄弟民族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更容易克服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因而就能够充分调动国内一切民族的积极因素来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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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
张国华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我现在就西藏地方的工作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西藏地方是在一九五一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获得和平解放的。从那时起，西藏民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回到祖国各民族大家庭里来，祖国的大陆实现了统一，我国的国防得到了保障，这在西藏民族的历史上和祖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摆在党和西藏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加强藏汉民族间的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巩固祖国的统一，逐步实现协议和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与各兄弟民族一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西藏地方面积约有一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一百二十万，其中绝大多数是藏族。藏族人民笃信喇嘛教，全区约有喇嘛十余万，宗教在人民生活中和政治事务上都有重大的影响。西藏的社会经济形态仍是封建农奴制，生产技术落后，劳动人民生活非常贫困。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历代统治阶级采取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藏、汉民族间的隔阂很深。因此，党在西藏进行一切工作，必须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必须采取适合西藏地区实际情况的方式、方法。六年来的成就加强了西藏民族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解决了西藏内部的历史纠纷和悬案；发展了财经贸易和文教卫生工作；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六年来，在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下，我们在西藏做了一些工作。首先从各个方面开展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进行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了西藏民族与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这对于西藏政治局势和各项工作的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解放前的较长时期内，西藏内部是不团结的。党认为，如果这种不团结状态存在下去，对于西藏民族进步和发展是很不利的。解放以来，党帮助西藏各方面本着“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原则，经过协商调解，解决了彼此间的历史纠纷和悬案问题，改善了关系，增强了团结。
在财经贸易方面，中央曾经确定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生产自给和帮助西藏进行建设的方针。六年来，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兴办了农业试验场和军垦农场，这不但对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粮食蔬菜供应方面解决不少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西藏人民农业生产起了示范作用。在繁荣市场经济、促进贸易方面，在照顾人民的需要并使私商有利可图的原则下，一方面供给大量外汇，和商人订立合同，组织进口货源，鼓励出口贸易，另方面，用公平合理价格，收购土特产品，并从内地运入大量国货，用贴补运价的办法，廉价批售，以供应人民的需要。特别是西藏人民生活必需的茶叶，六年来共运进两千多万斤，比解放前常年进量增加了两倍。为了解决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先后多次发放了无利农业、牧业贷款和低利的手工业贷款。在全国人民的大力帮助下，在西藏各阶层人民的合作下，一九五四年底修成了工程艰巨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随后，西藏几个重要城市间的公路也相继修通。这就使西藏地区各主要城镇和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帮助西藏地方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奠定了有利的条件。
西藏文教、卫生工作，也有一些发展，过去西藏没有小学，现在全区有小学三十一所。在一些城市中，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医疗机构已经先后建立起来。医疗卫生工作得到广大人民热烈的欢迎和拥护。
由于达赖和班禅两位领导人物的团结和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的提高，同时也由于各兄弟民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影响，今年四月，在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上，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是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建设自己幸福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标志着我党的民族政策又一伟大的成就。
在中央的领导下，西藏地方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对于西藏人民的需要来说，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很少的。在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和入藏工作人员在当地采购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和雇用牦牛运输，未能及时地调整价格，曾经在一个短时期内使人民群众受到了一些损失。六年来，培养藏族干部工作进展得比较缓慢，同民族公众领袖共事中，在某些问题上，还协商得不够。其他工作上的缺点还是有的。今后的任务继续加强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大力培养藏族干部；稳步实行社会改革；执行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的政策；有计划地进行各项建设。
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西藏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工作是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巩固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发展党员团员，实现区域自治，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和逐步做到自治机关民主化，为社会改革准备条件。
（一）为了完满地实现西藏区域自治和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必须继续加强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党所主张的团结的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爱护祖国。凡是拥护这一原则的人，不分民族、不分阶层、不分信仰，都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一条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建设祖国建设新西藏而努力。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对于上层人士要坚持长期合作的方针，并在合作中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渐成为建设西藏的有用的人材。对于极少数仍然采取非爱国主义态度的人们，则希望他们能够及早觉悟，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中来。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进展，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必将逐渐统一起来，三方面关系必将日益改善，但是各方面仍要在各项工作中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努力争取早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二）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进程中，培养干部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藏族干部，一切工作都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六年来，西藏的僧俗官员干部，都有了一定的甚至很大的进步，同时又培养了二千一百多名新的藏族干部；但是干部的数量和成长的速度还是远远落后于当前工作的需要的，建党工作方面也是做得不够的。为了使藏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西藏今年将成立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计划在今后四年内招收藏族学员五千至八千人，轮训干部一万人，并从其中培养出各种中级技术、业务人员三千人。此外，还要组织大批学员，到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南、西北民族学院学习。随着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开展，在全区各级机关中要大量地吸收和培养藏族干部，把一些德才兼备的藏族干部放手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在交通、工矿、水利、医疗、贸易等事业或企业中必须吸收藏族职工，从中培养管理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
（三）社会改革问题在目前已经成为西藏各阶层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表示拥护改革，会议对于改革采取了肯定态度，这是正确的。但是这还不等于说西藏的社会改革马上就要进行了，因为在西藏进行改革必须具备若干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1）劳动人民有了改革的要求，上层人士真心拥护改革；（2）有一个基于对西藏社会经济状况的科学的调查并和各阶层代表人士共同商定的改革办法；（3）有一定数量的民族干部。目前，这些条件显然还不是完全具备了的。因此，改革的开始还需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后。
在考虑西藏的社会改革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西藏的特殊情况。改革的方针、步骤和办法，应该和汉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所不同。改革问题必须经过和上层人士认真地反复地协商，作到上层绝大多数真正拥护和赞助改革，并且商定一个各阶层各方面都满意的具体办法，然后去实行。当改革还没有取得大多数上层人士真正同意的时候，不可勉强去做。因为勉强进行改革，势必影响民族内部和民族间的团结关系，反而不利于和平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改革前，政府应在保证上层人士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不降低的原则下，设法把所有上层人士的工作职务都作出适当的安排。在协商中，必要时，我们还应该说服人民群众在改革的时机、步骤和方法上作适当的让步，以便争取上层人士赞同社会改革，放弃剥削。几年来在许多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我们都是和西藏各方面上层人士协商、争取上层人士合作来办理的。经验证明，这种协商办事的方针，对于民族团结和西藏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是有利的。
党所以主张在改革之中和改革之后照顾上层的利益，是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西藏的上层人士和广大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几年来他们对于祖国统一和西藏团结进步的事业作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中间他们自身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全国各族人民绝不抹杀他们的功绩，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就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团结合作或者不照顾他们的利益。适当地照顾上层的利益，并不是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地正是由于照顾了上层的利益，才能够使上层赞助改革，才能够教育他们为劳动人民服务，因而就有利于社会改革的实施。这样照顾上层是完全符合劳动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在另一方面上层人士也必须认识到只有经过改革，西藏民族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个人放弃剥削后，才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够和劳动人民一起享受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们希望上层人士今后应该积极学习，力求进步，主动负起改革的责任，争取和劳动人民一起完成改革的任务。
（四）喇嘛教在历史上对于西藏民族的维系和团结，对于西藏文化的保持和传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各阶层人民中有深厚的影响。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对待宗教问题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今后，我们仍然继续执行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的政策，加强对宗教界的团结工作。为了促进西藏宗教界内部的团结和安排宗教界学习的条件，今年将成立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并计划在今明两年内，在拉萨成立一所经学院，吸收喇嘛入学。对于愿意担任工作的宗教界人士，我们将给予工作的机会。在将来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和改革以后，对于喇嘛寺庙要给予照顾，喇嘛的生活如有困难，给予适当的解决。我们认为，保护宗教是不妨碍西藏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采取保护宗教的政策，正是为了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至于宗教界内部的改革事宜，则应由宗教界人士自己协商进行，我们绝不干涉。
（五）为了使西藏人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建设，我们计划在今后几年内继续修筑公路，扩大西藏富源的调查研究，发展农、牧、手工业生产，兴办一些工业、水利，解决人民的需要。在这一方面，除了必须依靠西藏人民自己的努力以外，还需要各兄弟民族的工人阶级和知识界的帮助，这是使西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