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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实例教育干部走群众路线
孙汉章同志的发言
贵州省贵定县木马乡支部通过一个合作社的干部关心群众疾苦，另一个合作社的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具体事例，对干部作了对比教育，使他们懂得合作社不但要领导社员生产，而且要安排社员的生活。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想说一个乡支部对党员进行关心群众疾苦的教育问题。
贵州省贵定县的木马乡有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是金星社，这个社的干部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们看到社员生活上有困难，就开社管会商量，想办法解决。由于解决了社员的困难，所以大家对他们很满意，生产很有劲。另一个是红光社，这个社的干部同金星社恰恰相反，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例如有的社员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社里也不管。社员没法，只好烧石灰去卖；而社的管委会却规定石灰要由社统一经营，不准社员自由出卖。有一次，该社杨仁斌、孙志奇等社员运三挑石灰去卖，被社里查到没收了。因此，社员对社管委会的意见很多。为了教育党员关心群众疾苦，这个乡的党支部在今年七月下旬开了一次整党会议，会上表扬了金星农业社关心社员疾苦的作风，同时也批判了红光农业社对社员的困难漠不关心的作风。并且，用这两个社的干部的不同作风向党员作了对比教育，使党员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种是群众路线，那种是强迫命令。
在整党会以后，乡支部又组织乡、社干部，花了三天功夫，对这两个农业社的三百二十五户社员逐户地进行了一次家庭访问。在访问中了解到：有两户缺少衣服，一百二十二户缺少油盐，五十三户缺口粮，三十六户的妇女出工有困难。访问时，社员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要求，并且批评社干部说：“过去光叫我们出工，不出工就批评，还要扣分。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油盐吃，也不管我们”。这些批评都深刻地教育了乡干部和社干部。乡长唐朝章（党支委）说：“过去光批评社员不出工，还不知道社员有这样多的困难，这些困难不解决，他们怎么能积极生产呢？”
访问以后，乡支部认真地进行了研究，找出了发生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社干部只顾集体、不管个人，以致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停顿，零星收入显著减少，没有钱买油盐、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农业社的收入又要到年度终了时才分配给社员。支部认为这种现象是严重的，也是极不合理的。他们采取了下面几项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按社员做的劳动日的多少，预支给他们一部分现金和粮食，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对一百二十二户缺油盐的，社里预支给他们一千三百元；对五十三户缺口粮的，社里预支给他们麦子二千四百八十斤，人民币一百八十元；对两户缺衣服穿的，社里预支给他们十元，解决了困难。
第二，给社员留出适当的时间搞家庭副业生产，从多方面增加社员的收入。并且照顾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对因为怀孕或有病不能出工的妇女也作了照顾。由于具体地解决了社员的困难，就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现在这两个社的生产都比过去搞得好了，社内也团结了。
这件事提醒我们：在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社干部的责任是加重了，他们不但要管理好社里的生产，而且要安排好社员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没有学会管理合作社的本领，还不善于走群众路线，随时关心群众的疾苦。因此，他们辛苦到头，得来的却是群众的抱怨。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还在于领导上有官僚主义。我们的某些领导机关，在布置工作时，常常不从实际出发，要求过高、过急，或者只交代任务，不交代政策和办法，并且总是向下面要东西，很少给他们以具体帮助。这种情况，怎么不产生强迫命令的作风呢？其实这种情形不单是木马乡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带有相当普遍性质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木马乡支部通过实例教育，使党员和社干部关心群众的疾苦，学会走群众路线的经验是非常好的。目前，我们很有必要在乡、社干部中，普遍地、深入地、集中地进行一次群众路线的教育，以提高乡、社干部的水平，并且把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认真地反一下，这对于推动当前的农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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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办民族联合农业社的几点经验
李铣同志的发言
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状态，只是在解放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照亮了祖国西南边疆，我们少数民族才从长期贫困中解放了出来。现在我仅就一个农业合作社，谈一下在民族杂居地区怎样实现合作化并走向共同富裕的。
文山县石洞乡红旗高级农业合作社，是由土、苗、倮、仆、汉五种民族的四百零三户农民联合组成的。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结束，各族农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互助组，一九五四年由几个较好的互助组合办了一个二十八户的土苗两族的联合社，一九五五年扩大为包括一百六十户的大社，今春又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下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三年多的实践证明，各民族联合办社，比单一民族办社要作更多的准备，要更好地执行自愿互利原则。
究竟是单一民族办社好，还是各民族联合办社好？从工作便利来说，当然是单一民族办社好，但是在石洞乡，各少数民族家屋相连，历史上就有经济联系，机械地分开不好；有的刚从山上搬下来（如苗族），底子很薄，也必须互相帮助，才能发挥各民族在农业生产上的潜在力。这种情况，就使各民族联合办社成为势所必然。
克服互不信任的传统偏见
各民族联合办社，必须解决若干特殊问题。首先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互不信任和传统偏见。大家怕办起社来合不拢，比较先进的土族怕落后民族占便宜，而处于更为少数地位的民族则又怕入社受气等等。各民族风俗习惯不同，也是办社当中很突出的问题，处理不好，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会弄成僵局。苗族要留种麻地，治丧要杀牲畜，在主要生产资料入社时，必须根据自愿原则，处理得合情合理。土族每年要有三次祭龙山、龙树，不准别人毁坏龙山、龙树；插秧前要择日子，开秧门；而其他民族，对这些又不大讲究。在田间耕作时，土、倮、汉等民族，夫妇可以分开做活，而苗族则一定要夫妇在一起，否则就不干，甚至要退社。像这样的事例很多。这都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反复进行关于联合办社的好处和多数照顾少数的思想教育；强调互相尊重风俗习惯，以利团结生产；即使有些妨害生产的风俗习惯，也要在本民族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别的民族不能强迫和干涉。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侬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不同的生产条件，形成了各民族生产技术上的各有长短。土族善于种水田，仆族善于栽“三七”（药材），苗族善于搞畜牧业和种山坡地，汉族善于搞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土、倮、仆等族所使用的农具和汉族差不多，而苗族只能使用很简陋的工具。因此，必须尽量照顾各民族的特点和特长来组织生产，同时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以便在统一计划下各尽所能，发展多种经营，对大家有利。
正确解决分配问题
由于生产条件差异，技术水平悬殊，同一工种、同一劳动强度，所得工分往往相差很大，土族埋怨：“苗族依赖我们”，苗族又埋怨：“同样两只手，土族分得多，我们白苦。”因之，必须正确地解决分配问题，使所有民族人民都能增加收入。我们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从国家的贷款、救济金及农业税减免中，给予困难较多的民族以更多的帮助；其次在执行包工包产定额管理的时候，适当规定平均先进定额的标准，对于水平较低的苗族给以百分之五的机动；预分试算中，发现有的民族分得太少时，就主动安排一些副业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分配结算时，还可以从公益金或分配尾数中适当照顾收入少的民族。这些办法，在商得社员同意后，也可以采用。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解决以上矛盾的主要关键，在于各民族干部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努力。没有这一条，合作社就办不起来，办起来也不容易巩固。石洞乡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各民族都有或多或少的党员，而且都有一批骨干参加了社的领导工作。支部随时掌握情况，不断进行思想教育。除支部会议和合作社一般会议外，还特别建立了民族座谈会的制度，通过各民族的干部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和隔阂，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加强团结，安心生产。
由于这样，这个社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巩固的，年年增加了生产和增加了收入，逐步改善了生活。过去苗族由于生活困难和其他原因，常常要搬家，但参加合作社的苗族，没有一户搬家或退社的。以苗族社员侯成叶为例，一家八口，一九五二年只有一格房子，全家没有被子；现在已有八格房子，制了棉被，添了衣服；去年每人平均收入达九十三点七元，今年收入将比去年增加一倍左右。他曾这样说：“现在谁要我搬家，也搬不动了。”
以上事例，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也指出了我们少数民族的前进方向。这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先进民族对我们无私援助的结果。许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他们的工作是艰苦的，是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我们之间的团结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少数汉族干部，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我们少数民族干部也还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今后，必须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报告的精神，共同学习，共同提高，使我们边疆各民族更加团结，祖国的边防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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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制服自然灾害建设祖国而奋斗
曾希圣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这些报告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了情况，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奋斗任务。我们相信，党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将通过这一次大会，由胜利走上更为伟大的胜利。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它的正确性，不仅从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得到了证明，就是在领导人民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胜利中也得到了证明。以安徽为例，安徽是一个多灾的地区，解放后八年间就有五年水灾一年霜灾。受灾的六年当中平均每年受灾田地二千八百九十一万亩，占全省耕地百分之三十一；平均每年受灾人口八百五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二十九。在这样集中的、连续的、深重的灾害情况下，我们不仅克服了严重困难，而且取得了农业增产的重大胜利。在解放后的七年当中，粮食作物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六点七，比一九四九年增产一倍以上。如以一九五五年的产量计算，比战前最高产量增产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增产百分之二十点六。今年在先旱后涝、麦子遭受病害和受台风袭击的严重灾害情况下，仍可比去年的丰收年成增产约百分之九左右。其他经济作物和牲畜、渔业等的产量，也年年有所增长，估计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量指标，是可以做到的。
战胜灾害增加生产的原因
为什么在反动统治破坏不堪的废墟上，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农具还很简陋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增产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缘故。我认为在这个方面的正确性就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一贯重视农业生产
我们还记得，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当时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并号召“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号召“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提出了“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方针下，仍然采取了相应地发展农业的步骤。在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又及时地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二十多年来党中央一贯重视农业生产的风气，如果没有一边打仗一边增产的艰苦斗争的优良传统，要想在灾情如此严重情况下，坚定信心，战胜各种困难，取得农业增产成绩，显然是不容易的。
第二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领导
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确达到了又快又好的要求。现在安徽省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生产效率正在不断提高，去冬今春除战胜了严重干旱，完成了播种任务外，还做了接近前六年总和的农田水利工程四点三亿公方。社员个人收入除受灾地区以外，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增加收入的要求。其中最能说明合作化发展的健康程度的事实是在现有三万多个合作社中，一般的尚未发现退社的现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是说，如果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有由临时到常年的互助组织和由低级到高级的办社步骤，没有团结中农的自愿互利政策，没有依靠贫农和新老下中农的办社路线，没有办社前的充分准备工作和办社后的细致整社工作，没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没有彻底克服办社中的右倾保守倾向，要把农业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好是不可能的。问题更明显，如果没有这样规模宏大而发展健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想在今年多灾年成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超过去年丰收年成的产量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不少基层干部都在说：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又亲自参加了农业合作化的工作，才进一步懂得了毛泽东同志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以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又从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真实内容和重要意义。
第三是对灾区给了充分的物质支持
解放八年来中央对安徽的物质支持是特别雄厚的。先后六年共拨救灾经费近三亿元，保护了五千一百一十二万灾民的生产力；水利投资及防汛经费近六亿元，增建了不少的水利工程；各项农业贷款二亿三千六百二十万元，免还贷款一千八百六十一万元；其他物资如种子、肥料等也给了极大的支持。此外，对农产品的收购、预购，对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统销，不仅活跃了农村经济，割断了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剥削，而且对支持灾区农业生产的作用也是很大的。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这些支持，不仅增产不可能，就是渡过困难也是难以想像的。
第四是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思想教育
对灾区农业生产工作起了决定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自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一九四二年号召全党进行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教育全党加强群众观点、向群众学习，树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以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工作作风上的进步对于领导人民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工作也必然起着决定的作用。譬如几年来我们所采取的关于农业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和农作物品种的三项改革办法是起了良好效果的。据前两年的统计，由于生产改革所增产的粮食，共三十四亿四千万斤，其中在去年增产二十七亿斤。我们为什么能够提出此种行之有效的三项改革办法呢？就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宝贵教导，经过对我省的各地气候、水文、各种农作物的性能和群众的生产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果。
对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中央方针、政策、路线的十分正确，是毫无疑问的，在各方面都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但我们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具体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事情是很明白的，我们虽然克服了多次灾荒的困难，但曾发生过对灾情估计不足，对灾民生活关心不够的官僚主义现象；我们在全省范围内虽然年年增产，但对减轻重灾区的灾害还显得非常缓慢；在农业生产改革中也还存在一些照搬照套和强迫命令的作风。这些都是应由我们来负责的，而且需要切实改正的。今后怎样才能更好的制服灾害更好地发展生产呢？根据几年来工作中的体会，特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
一、要加强治涝工作。几年来的水利工程，特别是治淮工程是做了不少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尤其防洪方面作用更大，但治涝的成绩则非常不够，所以仍然经常发生涝灾。我们建议，第一要重视治涝。要拨出一定的治涝经费和工程人员，保证治涝任务不致落空。第二要总结中国几千年来关于治涝方面的丰富经验。譬如对内外水顶托，不容易治理的内涝，实际上早就有了治理办法，这在湖南洞庭湖沿岸就叫做垸田，在长江下游就叫做圩田，不过我们还没有能够认真地去研究它。为什么圩田能够抵抗不易排泄的内涝呢？就是因为它把外水限制在圩堤以外排泄，把内水分割在圩内的畦田之中，所以不是在非常洪水冲破圩堤的情况下，就不至于产生严重内涝。譬如今年淮河的最高旬雨量为四百四十五公厘，如果有圩堤，圩堤之内有畦田，将内水在广大地面上分割起来，不使之集中，又使外水不能侵入，则在这样的雨量情况下内涝就可以不至于发生。因此，我认为此种圩田办法是可以在许多内涝地区推广的。第三要把治涝与改种结合起来。圩田办法是可以防止恶性内涝的，但如果内水过大，则仍有受涝危险，同时，在淮北地区因常年雨量不足，种水稻又有受旱可能，所以一面为了缩小治涝面积以减少治涝工程费用，一面为了增加收成，则仍须改种既能耐旱又能耐涝的高产作物。在我们几年的调查试验中发现了?子、水高粱（云南产）特别是苡米三种作物是适合这个条件的。
二、要大力支持农业生产改革。改种是一件改变农民长期生产习惯的艰苦工作。为要改变那种不良的耕作方法和耕作制度，就必须改良生产工具和加做一定的水利工程，所以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支持。在改种过程中，必然要同保守思想、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所以需要有思想支持。几年来我们拨给生产改革的经费仅二百万元，显然是太少了。对思想支持亦很不够，对反对农业生产改革的各种论调，如所谓生产是千百万农民的习惯，不能轻举妄动；扩大复种指数会拔掉地力；双季稻的生育期需要三百天，年雨量需要一千三百公厘，气温不够，不能越过长江等说法，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批判。对双季稻的生育期只需二百天，而且已在淮河北岸三百里、年雨量五百一十三公厘的宿县地区试种良好的事实，也未进行应有的宣传。我们深深体会到凡是用教条主义面貌出现的论调，的确有吓唬人的作用，所以必须展开思想批判，才能使生产改革工作顺利前进。
三、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关照灾区的特点。灾区的特点是贫苦、不富裕，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战胜灾害、增加生产。我们过去从各个方面去考虑这个特点是很不够的，所以存在的问题很多。现在再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对灾区农产品价格应予关照。总的说来物价政策是正确的，但业务部门对安徽某些物价的规定不是完全合理的。第一对安徽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锅底”的情况未予改变。如蚌埠小麦价格，加上运费和手续费还低于上海和天津；烤烟低于河南；线麻低于山东；桐油低于浙江。第二是差价太悬殊。油价与菜籽价比，高于历史习惯的百分之十一；生猪价与肉价比，百斤重的生猪三十二元，自宰自卖可得四十三元，所以群众都怕派购，都不愿卖猪；菜牛与耕牛价比，一头一百六十斤重二等七龄黄牛作耕牛价卖四十二元，作菜牛价卖六十二元，群众反映说“养不如卖，活卖不如死卖”。今年三月已经中央同意对牛价作了调整，但又被食品公司改变了。我们认为灾区生产劳力，种子化得多，成本高，保牛也极为重要，所以必须予以照顾，最低限度亦不能使灾区农产品价格吃亏，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第二对灾区的要求不能过高。如农场问题，我们六个省营农场，均以条件不够未得批准，特别宣郎广农场（洪杨时代的荒地），在我们认为是一个发展多种经济的优良场址，又便于安插重灾民，但终以“场址不良”、“土质不肥”、“雨量不均”、“交通不便”、“机耕不利”、“程序不合”等六大缺点，作为坏典型通报全国，并扣去当时准备拨给该场的拖拉机四台，这对于灾区生产也是有影响的。第三要求规定不要太死。如农业生产社的大小标准问题，在安徽的受灾地区和圩区以办大一些为好，因为可以发挥群众同舟共济的抗灾积极性，同时也可以解决用水纠纷，对生产是有利的，不能因为办大了一些就当成“冒进”。当然“贪大”“比大”是错误的，但需要大而怕大也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农业社的大小应以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为原则，不宜单以户数多少来框着它。又如发下的拖拉机只限于棉地使用，不准附带为灾民代耕，也是不利于生产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这是艰巨的任务，也是非常必要的任务，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完成和稳定农业生产计划，所以我们要求从多方面来保证这个任务的实现。
经验已经证明，革命事业能否成功，主要在于全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是否能够反对掉自己的主观主义。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又强调地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由于我们还缺乏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还存在着不少的主观主义的作风，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加强整风学习，加强调查研究，贯彻群众路线，反对掉自己的主观主义，为制服自然灾害，为实现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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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飞跃
伍精华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我们四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族在不久以前基本上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全区九十七万人，在广大奴隶群众的迫切要求下，今年初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到八月底止已经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地区完成了这一工作。现在我仅就凉山地区的彝族在废除奴隶制度后就能够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向大会作一发言。
四个条件
在彝族地区废除奴隶制度，完成了民主改革后，为了尽快地改变彝族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状态，紧接着采取大力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这是根据下列的特点和条件所决定的：第一、奴隶群众在完成民主改革获得解放后，虽然取得一些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但仍然不能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方面的严重困难，比如较为普遍的情况是种子缺五分之三，耕牛、农具缺一半，口粮缺三分之一以上，住房、用具也很缺乏，特别是因为奴隶没有婚配，“单干”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更快地来克服这些困难。第二、广大奴隶群众过去都有集体劳动的习惯，生产资料的私有观念也比较薄弱，因而也容易接受集体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主张。第三、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凉山周围汉族地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下，促使解放了的奴隶群众要求尽快的参加到农业合作社中来。第四、在几年来的工作过程中和民主改革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团组织。最后，国家又在可能条件下给了并且还将继续给以各方面的支援。这些，都是我们采取上述方针的主要根据。从一个合作社的建立和生长情况就可以说明上述方针是正确的、是能够实现的。
一面旗帜
昭觉县城南乡南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今年三月二十日在民主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越过互助组和初级社直接建立的一个高级形式的合作社。全社共三十六户，九十五人，计锅庄（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十八户，三十人，安家（仅有稍许自由的奴隶）六户，二十三人，贫苦曲诺（尚未完全摆脱奴隶主压迫剥削的农奴）十二户，四十二人，其中有党员一人，团员五人，积极分子十七人，他们在改革中分得了田一百一十余亩，地一百三十余亩（连自有田地现共有三百七十二亩）耕牛三头（连自有耕牛共八头），粮食八千余斤，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在向他们宣传了办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后，他们普遍兴高采烈地说：“民主改革之后又办合作社，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两步合做一步，一步就可以走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多好啦！”“各家土地差不多，不要土地报酬也可以。”“按劳取酬，鼓励了劳动人民，又省了许多算账的麻烦。”
建社后，首先解决了社员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由国家给予各种贷款一千余元，共购买种子三千余斤，耕牛五头，口粮四千五百余斤，并无偿发放农具八十余件，帮助他们修了五间住房，买了必要的用具。经过社员讨论，拟定了大春作物增产百分之二十六的指标，找出了大力积肥和改进耕作技术这两个增产关键；并参照居住情况，便于领导和耕作的原则，划分了三个生产队，三个耕作区，采取了简单易行的办法，来安排活路和评工计分，改变了初期的混乱现象。这样，社员情绪日益饱满，劳动效率很高，比过去为奴隶主劳动约提高了一倍左右。建社后的二十三天内，积肥四百八十四挑，社内各项活路均较社外提前五至七天完成。今年合作社的庄稼不仅耕作及时，而且改进了某些耕作技术，生产收入大大超过了往年。全社约共可收入原粮八万五千余斤，副业收入四百余元，社员平均每人可收入粮食九百余斤，同去年相较，单位面积增产为百分之三十左右，社员较社外农民多收粮食约百分之三十七。同时，社员间密切的集体耕作，不仅增加了生产，而且还更进一步地加强了民族团结。因此，南坪社在附近农民中威信很高。该社所在的一百二十户人的自然村内，已全部参加了互助组，越来越多的贫苦劳动人民要求入社，而附近的初级社有的亦要求早日转高级社。南坪社已形成了团结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
从南坪社的实例看，在解放了的奴隶群众中直接办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困难也是不少的。主要的困难是彝族文化很落后，文字也还在创造中，较完备的经营管理制度不容易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因此，在彝区办社，必须从当地群众的要求和条件出发，一方面要根据解放后的奴隶无法单干、适宜于集体生产的特点，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到农业合作社内来；另一方面，应当采取简便易行的建社、办社的制度和办法，在相当时期内合作社宜小不宜大，社规宜简不宜繁，并且特别要帮助他们解决文化落后的困难，这样来逐步地加以改进和提高。我们相信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又有了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我们国家完全有条件根据凉山彝族的社会情况和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帮助，使贫困落后的彝族社会通过合作化道路，越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尽快地赶上先进民族的水平。